§141

既提及臨安之偏安，自然聯想到南宋之亡。中國之亡於異族不止一回，然徹底之淪陷亦僅兩次，首為南宋之亡於蒙古，次為明之亡於滿清。中國之與異族，本來並無明確的地域界限。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大抵為華夷雜處之狀態，中原以華夏為主，然北有狄、西有戎(或統稱之為胡、為夷)、南有蠻。不僅止此，南方之楚、吳、越等本也皆為蠻，只因文明進化程度與諸華夏相埒，方予中原諸侯之列，然仍遭中原華夏所鄙視，比如，孟子就稱楚人為“南蠻鴂舌之人”。至戰國末期，戎與狄基本被排擠出中國之外，南蠻則大都納入業已華夏化的楚國的版圖。中國一統為秦之前後，戎狄亦合而為匈奴。秦既立，進一步驅逐匈奴於大漠(今蒙古)之北，並築萬里長城(秦長城遠在今所存長城以北，今蒙古境內有其遺蹟。今所存長城為明代所築，不可與秦之長城混為一談)以阻其南下，中國北部之與異族遂有明確之疆界。

秦亡之時、楚漢相爭之際，匈奴乘機逾長城南下，故漢興之初，漢與匈奴大約以今內蒙為界。漢興之初，國力薄弱，匈奴時時南侵抄掠。漢既力未足與匈奴一決勝負，遂與匈奴達成“和親”協議。所謂“和親”，簡言之，即漢朝廷遣“公主”下嫁匈奴單于(單于，匈奴首領，“單”讀如姓單之單)，漢天子與匈奴單于結為兄弟，漢每年予匈奴絲帛錢穀及他物各若干。所謂“公主”，並非貨真價實天子之女，只不過是宗室(宗室，皇家同族)之女，假以“公主”之名號而已。至於絲帛錢穀等，則皆為貨真價實者無疑焉。據《史記》，匈奴既可不戰而有所獲，遂“少止”抄掠。所謂“少止”，也就是說並未曾完全停止。名為“和親”，卻是漢朝既陪夫人又折物，即使匈奴因此而完全停止抄掠，已非平等交易，更何況只換取“少止”。由此可見，中國與外國簽定不平等條約，漢已有之，並非自近代始。所不同的是，漢與匈奴締結“和親”之時，雖未必有日後“剪除之”之計，日後卻有“剪除之”之實。故漢之“和親”，就結果而言，不妨以老子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視之。

然自漢以降，但凡效仿漢之“和親”者，皆僅得“不平等”之實，而無“剪除之”之實，故不可與漢之“和親”同日而語。以宋為例，先後納幣納貨予遼、金、蒙古，甚至割據西北一隅之西夏，以求苟安而無自強之術，終於徹底滅亡。宋之所以不能自強而終至於亡，其原因究竟何在？較明之亡於滿清更值得研究與反省，因明之亡，實亡於李自成之造反，滿清不過是乘虛而入而已；宋之亡於蒙古，則斷然亡於異族無可爭議焉。國之將亡，其原因大都不止於一，究其因而限於一則往往會失諸偏頗。不過，竊以為宋之亡，可以以“不務正業”四字概括之。深談之前，不妨先讀一段《雞肋編》：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為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和議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為之語曰：‘不救肅王廢舒王，不御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胡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戈擾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為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

“靖康”，北宋最後一個年號，為時不足一年，北宋即為金所滅，皇帝欽宗，太上皇徽宗皆為金所虜。岳飛詞《滿江紅》所謂“靖康恥”，即指此。王安石死後追封舒王，立塑像於孔子廟奉陪孔子。孔子在宋封文宣王，故亦稱“宣聖”。“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指把王安石塑像從孔廟挪走，罷免其奉陪孔子的資格。“禁銷金”，指禁止以金為裝飾物。“銷”諧音“小”，故“銷金”正與上文“大金”相對。“大金”即金，加“大”者，無非尊大之意，如同“大唐”、“大宋”、“大元”、“大清”，或配這“大”字，或不配，亦不必深究。“使虜”，指出使金。“种師道”，北宋末名將，《水滸傳》第一回“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中，王進投奔的對象，所謂“老種經略相公”者，即其人。宋朝廷不用种師道之計，遂至汴京失守。

《雞肋編》作者莊綽，北宋南渡之際人，上文所記皆其親身耳聞目睹者，名副其實為“實錄”。“不救肅王廢舒王，不御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三語，正“不務正業”四字之絕佳註腳。

§142

“不救肅王廢舒王，不御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三語中的最後一語，其“不務正業”的性質雖與前兩語相同，其貽害卻遠較前二者為深。因前二者為具體措施，事過境遷，其害亦止；而後者卻為一種思想潮流的反映，其流毒不止于靖康之一時，亦不止於宋之亡，而是延及近代，可謂後患無窮。這最後一句既然講的是“治《春秋》”，其與推崇儒學不無關係自然是不言而喻。然宋人的推崇儒學與漢人的推崇儒學並不相同，漢人的推崇儒學，不過是獨尊之以排斥先秦其他諸子之學，而宋人的推崇儒學卻是假借孔子抬高自我，此不同之一；漢人的推崇儒學，除董仲舒創“三綱五常”之說外，大抵不過從文字上注釋儒家經典；而宋人的推崇儒學，卻是從理論上胡亂發揮，此不同之二。簡而言之，漢儒之目的在於以儒學壟斷學術，而宋儒的目的卻在於以自我之見壟斷儒學，因目的在於自我標榜，故另創“理學”之名，以別於傳統的儒學。元修《宋史》，作“道學列傳”以歸納宋之理學風雲人物，故“理學”與“道學”遂成通用名稱。

所謂“自我”，先有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後有朱熹。周敦頤(1017-1073)，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先後為分寧主簿(“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主簿”，宋於大縣並置縣令與主簿，主簿為縣令之副職；於小縣則僅置主簿而不設令，以主簿代理縣令。分寧屬小縣，故所謂分寧主簿者，套用現代的術語也就是分寧縣副縣級代縣長。)、知桂陽(“知”，就是“負責”的意思，如“知縣”、“知府”等。嚴格地說，“知某”，本是“知某事”的省稱，如“知某縣”本作“知某縣事”。稱“知縣”而不稱“縣令”，稱“知府”而不設“府尹”等等，始於唐，本來皆含有“非正式”，“暫時代理”的意思，至宋而逐漸成為正式的官稱。“桂陽”，今湖南汝城。)、知南昌、通判虔州(“通判”，州、府長官的副職。“虔州”，今江西贛縣)、知郴州、廣東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轉運判官”，宋代各地區均設置“轉運使”，“轉運使”的副職稱“轉運副使”，下“轉運副使”一級者稱“轉運判官”。“轉運使”等等，其本來的職能在負責稅收運輸，後漸捲入地方行政，因有此捲入，故大都兼任地方行政職位。周敦頤以“轉運判官”兼負責公安的“提點刑獄”，即沿此慣例。)、知南康軍(“南康軍”，今江西星子縣，稱“軍”而不稱“府”或“州”，說見前，此不復贅。)。在知南康軍任上，周敦頤築室於廬山蓮花峰下溪流之旁，取營道故居濂溪之名以名之，故人亦稱之為周濂溪或尊之曰濂溪先生。宋代州縣官地位卑下，自視為“清流”者，皆不願為之。周敦頤既沉浮於州縣官多年不得遷升，其不足以言“立功”、“立事”，自不在話下。相傳周敦頤著《太極圖》及《通書》，企圖以陰陽五行之說雜以老莊思想以釋天地之始，其說淺俗鄙陋之極，卻被其徒子徒孫譽之為“得孔、孟之本源”，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程顥(1032-1085)與弟程頤(1033-1107)，洛陽人，周敦頤的弟子。程顥進士及第，官至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受知於宋神宗。程頤十八歲即上書皇帝，建議霸黜俗學、倡導王道。隨後隱居多年，廣收弟子。於哲宗朝出士，官至崇政殿說書。“說書”二字之前既冠之以“崇政殿”三字，自然就不是一般的說書人。所謂“崇政殿說書”，其職掌為給皇帝講解儒家經典。監察御史里行和崇政殿說書雖然既非高官亦非權位，然得以親近皇帝，絕非如周敦頤的卑下、邊遠之州縣官堪相提並論者。周敦頤倘若不曾收得二程為弟子，今時今日恐怕早已化為烏有一先生。二程不僅受知於皇帝，而且也都交接權貴。先後官至丞相者如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甚至政見不合之王安石皆與之私交甚厚。呂公著之子、與程頤同為崇政殿說書的呂希文更以師禮待程頤。史稱程顥死後，文彥博“采眾論，題其墓碑曰‘明道先生’”，當時士大夫推崇、尊重之心於此可見一斑。程頤為其兄作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慾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辟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大言不慚，公然以乃兄為聖人，比於孔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云云，有弦外之音二。其一，所謂“遺經”者，無非是儒家經典《尚書》、《易》、《詩》、《春秋》，以及二程特別標榜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書並非自孟子死後就失傳，至宋代方才重新發現。故“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云云的第一層弦外之音，是上自戰國、秦漢，下迄唐宋，程顥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讀懂過儒家經典的人。其得道既然是直接得之於“遺經”，自然非經他人傳授。故“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云云的第二層弦外之音，是抹煞曾經師從周敦頤的意義。“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一語，畫龍點睛，使寓於“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之中的這兩層弦外之音呼之欲出。

§143

程顥究竟有何高明之見，以至於令文彥博、司馬光之流絕非等閒之輩者推崇如此？令乃弟敢於肆無忌憚吹捧如此？其言論著作皆收錄於《二程全書》，有興趣者不妨自我鑑定之。據柞里之見，無非拾其師之餘唾，外加諸如：天就是理，心就是天，義、禮、智、信都是仁之類的廢話。“廢話”與否，固然見仁見智，其與孔子之學非同一軌跡則無可爭議。稱之為聖人，未嘗不可，因聖與非聖，亦見仁見智；稱之為孔子之接班人，則斷然不可，因學說是否相同，有案可稽，不得信口開河。

程頤之說與乃兄大同小異。大同者，多屬廢話，如“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其實只是一個道”云云。小異者，庸俗可鄙之至，如視寡婦再嫁為大逆不道，說什麼“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等等。倘如此，試問孔子之母與其父“野合”又該當何罪？設想程頤為孔母之父，孔母難道不會被逼得走投無生路？又豈能誕下孔子？逼死聖人於未生之前，試問程頤又該當何罪？據《宋史》，程頤高足楊時、游酢某冬日往見程頤，值程頤“瞑坐”，二人站立門外不敢驚動，俟程頤覺，門外雪已深一尺。後儒以“程門立雪”四字歸結此事，傳為師道尊嚴的美談。師道究竟為何物？究竟繼承於孔子還是不學無術者的花招？前文業已論及，此不復贅。“瞑坐”云云，其實就是“打瞌睡”。楊、游二人於何時何刻造訪乃師？史無明文，然料想不會選在應當就寢之時去有意吃閉門羹。故進一步分析之，程頤之“瞑坐”，其實是“在白天打瞌睡”，換成文言，也就是“晝寢”。據《論語》，孔子的高足宰予晝寢，孔子聞後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譯成今日的白話，就是：“朽木不可雕，土牆不可粉飾。……以前我對於人，聽其言論就相信其行為。如今我對人，聽其言之後還要觀察其行為。宰予使我作了這樣的改變。”可見孔子極不以“晝寢”為然，以至於改變其對人的信任態度。“晝寢”是否是值如此鄙視的惡習固可爭議，孔子以為如此則無可爭議。孔子既以為如此，以孔子道統接班人自視的理學家當然也應當以為如此。應當視之為惡習卻仍然犯之，程頤之尊奉孔子，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可想而知。楊時與游酢，《宋史》皆入“道學傳”，可見皆非理學中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楊時名聲尤著，入南宋受後學尊為程學之正宗傳人。如此人物當然也不會不知“晝寢”之不為孔子所容，不大聲呵斥程頤，逐出於孔門之外，卻攝於師道尊嚴，驚若寒蟬、呆若木雞，其為腐、為迂亦可想而知。

張載(1020-1077)，陝西眉縣人，世稱“橫渠先生”，號稱“關中學派”之祖。與二程有交往，與權貴如呂公著、王安石、呂大防等亦有交情。因呂公著推薦，為崇文院校書，後隱居南山，以講學為務。晚年復因呂大防之薦為知太常禮院。著作有《正蒙》、《西銘》等。張載之學，同二程一樣，也是以《易》為本，說來說去，無非是乾坤陰陽；其政論，則中孟子之流毒，侈談恢復兩千年前業已廢止的井田制。舉此一端，其為不解事之人，可想而知。史稱張載早年喜談兵，有收復洮西失地之志(“洮西”，黃河甘肅南部支流洮河以西之地，失於西夏)，上書范仲淹，為范仲淹所阻。范仲淹勸張載往儒林尋樂土，不必談兵，張載因而折節讀書為儒者。范之所以勸張如此如此，大都以為范之意在於尊儒。竊以為范或因看破張載乃趙括一流人物，只善於紙上談兵也未可知。

范仲淹(989-1052)，北宋重要政治人物、文學家。知與不知其人者，想必都聽說過范仲淹《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這句名言。洮西失守之後，范曾負責陝甘前線軍務，然守御有方、攻取乏策，未能成收復之功。范仲淹鎮守邊塞之時，作《漁家傲》數首，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一時膾炙，其猶為流傳者曰：“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歐陽修因笑稱范仲淹為“窮塞主”。柞里子為之注曰：此窮非貧窮之窮，技窮之窮也。無計以破敵，能守而不能攻，故曰窮。王夫之《宋論》稱范仲淹之守邊，善用其短。雖從褒的角度出發，然既曰“短”，則王夫之不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許范仲淹，昭然若揭。由此可見，笑柞里子之注踵襲前人則可，指柞里子之注信口無稽則不可。范仲淹幼孤，其母改嫁朱氏，范仲淹亦隨母下堂，進士及第時姓朱名說，後來方才該回原姓。若依程頤之說，范仲淹之母亦早該餓死，范仲淹既有大逆不道之母，又何復有面目為人？以至於為大臣？為名臣？為大文學家？甚至不僅自以為儒而且勸別人為儒？

§144

朱熹(1130- 1200)，江西婺源人，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庵等。進士及第後曾任福建同安主簿，後數次被推薦為博士、編修、秘書郎一類職務，不是以政見不合，上任即辭職，就是以俸祿過低、不足以養親為由辭不受命。不過，雖屢辭卻屢次上書朝廷，鼓吹當以崇尚儒學、推行王道為治國之本。後丞相史浩薦為知南康軍，復辭，不許，乃勉強上任。再後復因前丞相陳俊卿大力推薦，命為提舉浙江常平茶鹽公事，熹遂“即日單車就道”。以此行跡推之。朱熹亦屬前文所稱“雖不善鑽營而不放棄鑽營者”，否則何屢次上書之有？又何因官職稍高便急於就任、唯恐失之之有？再後，又屢次受薦為等等閒差或地方行政官員，除一二例外，朱熹一概辭而不受。例外之一，是出於史浩之推薦，受命為秘合修撰、主管鴻慶宮。朱熹辭而不就，朝廷下召稱特設此職“以寵名儒”，朱熹方才就任。例外之二，為秘合修撰不久，差知潭州(今長沙)，朱熹亦辭而不就，待朝廷有旨曰：“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方肯上任。可見朱熹對名聲也看得極重。

朱熹的著作有《周易本義》、《啟蒙》、《詩集傳》、《西銘解》、《通鑑綱目》、《四書章句集注》等，死後其門人匯集其言論為《朱子語類》。其中尤以《四書章句集注》影響最大，因朱熹死後，朝廷將之立為官學，成為“四書”的標準注本。何謂“四書”？前文已言及之，此不復贅。所謂“集注”，就是集合各種注釋而成的注釋匯編。編輯“集注”者往往加入己說，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中就采入大量的朱熹的解釋。宋末、元、明、清各代六百年餘下來“四書”既為讀書人必讀之書，也是循科舉出身士宦者必須熟讀的書；而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既為“四書”的標準注釋，但凡應試科舉者必須遵，違者不得錄取，以至竟有“寧可說孔子錯，不得說朱子錯”之說。於是，所謂孔孟之道，實際上就幾乎成了朱熹的一言堂。

褒朱熹的，稱朱熹集周、程、張開創的理學之大成；貶朱熹的，稱朱熹不學無術、徒拾周、程、張之緒餘而已。既然無論褒貶，其說皆如此，朱熹之學無非也是陰陽乾坤理氣等等不切實務等空話，不必深論。然朱熹其人卻有與周、程、張不同之處，不可忽略。首先，周、程、張，尤其是程顥，雖為其門人弟子極力吹捧，畢竟是凡人，而朱熹則居然有如開國之君般的造神運動。《宋史．朱熹傳》稱：朱熹“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劃沙，視之，八卦也。”如前所述，所謂八卦，不過是三橫劃，或斷或不斷，如此而已。但凡玩泥沙而手指又不夠靈活的兒童，劃不出拐彎或豎道，劃出來到道道都可以說成是八卦。況且朱熹兒時之事，有何見證足以信其真？堂堂一部官修正史，居然記載如此無稽之談以為特異功能，企圖神話朱熹為“生而知之者”，名副其實天大的笑話。知與不知，並不取決於如何知，即使世上確有“生而知之者”，其知的權威性也絕不超過“非生而知之者”。孔子自認“吾非生而知之者”，古往今來卻不曾有誰因此而認為孔子無知，即其明證。理學家雖欲標榜自我，仍打着孔子的旗號，既打着“非生而知之者”的旗號，又想樹立“生而知之者”的招牌，如此不明理，何堪以理學名家？

降至明、清，這類造神運動有增無減。比如，《宋人軼書匯編》載清人之《堅瓠集》轉載明人之《堯山堂外紀》曰：“朱韋齋，晦庵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山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庵，果為大儒。文公幹( 朱熹死後，諡文，故亦稱朱文公 ) 為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強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人家不昌。”以上引文中的“地理”，非如今學科名目，乃風水學的術語。風水學認為墓地選得好風水，往後家庭就會昌盛。如何叫好，如何叫不好，自有一番理論，此之謂風水之“地理”。《堯山堂外紀》編造的這段故事所欲想表達者有三：其一，朱熹不是凡人，尚未出世就有地理高手某某山人預測其為孔子復生。其二，地理靈驗不爽。其三，朱熹的理學“天理”又高過風水學的“地理”。這三層意思只有第一層屬於直截了當的造神，第三層堪稱間接的造神。第二層與造神無關，不過可見朱熹也是風水先生一流，否則，何以會說“此地不靈，是無地理”。如此，則朱熹又下董仲舒一流，因董仲舒的求雨祈陽畢竟是為一方之民；看風水、尋墓地，則不過為一家求福而已。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