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1945~1949年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立場和態度(ZT)

作者：張盛發

一 冷戰前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消極態度

戰後初期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斯大林採取了消極冷漠的態度和立場。除了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見外，[1] 其根本原因是為了維護蘇聯在雅爾塔體制範圍內與西方國家的合作，為了保障建立在雅爾塔協定基礎上的蘇聯在遠東和中國的權益。

戰後初期斯大林的大國合作政策是：在雅爾塔體制基礎上維持與西方國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暫時抑制甚至停止對外國革命運動的支持和幫助。因為基本上滿足了蘇聯在領土、安全和勢力範圍方面要求(包括在遠東的要求)的雅爾塔體制，就是與西方國家合作與妥協的產物。要維護雅爾塔體制給蘇聯帶來的既得利益，就必須與西方國家繼續保持合作。戰爭時期，斯大林遠東戰略的目標是，支持國民黨中國的抗戰，維持中國戰場以確保日本不敢輕舉妄動地對正在西線與希特勒德國交戰的蘇聯發起進攻。戰後初期，斯大林遠東戰略目標的變化為：通過兌現和落實雅爾塔秘密協定，使遠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環境發生有利於蘇聯的變化，以此確保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具體而言就是：讓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正式獨立出來，成為蘇聯可靠的軍事基地；[2] 恢復沙俄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使蘇聯獲得太平洋地區的出海口和不凍港； 奪回沙俄在1905年戰爭中失去的南薩哈林島和千島群島，確保蘇聯太平洋地區港口的聯繫。以此在蘇聯遠東地區建立起廣闊的安全帶。

正是戰後初期斯大林的大國合作政策和遠東戰略決定了蘇聯戰後初期的對華政策和對中共的態度。

雅爾塔會議後不久，1945年6月底到8月中旬，斯大林同來訪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一行就中蘇關係問題先後進行了九次會談。斯大林力圖切實兌現雅爾塔會議在遠東和中國問題上向蘇聯許下的秘密諾言，而國民黨政府最為關注的則是如何有效地阻止蘇聯在戰後對中共的可能援助。雖然雙方在會談中就外蒙古、旅順和大連港、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最終還是達成了妥協，彼此滿足了對方的要求。

8月14日，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之改稱)、關於大連、關於旅順口和關於蘇軍進入東北後蘇軍指揮部同東北行政當局的關係的四項協定及兩項附屬議定書。條約和協定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權並且落實了蘇聯關於立即讓外蒙古獨立的要求。[3] 作為回報，斯大林對國民黨政府最為憂慮的蘇聯援助中共的問題作出了明確的保證：至於中共，我們不支持他們，不幫助他們，我們不打算這麼做。……眾所周知，以前我們向蔣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後還將是這樣。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國的話，那麼這種援助將提供給蔣介石政府。這種情況對於所有的人來說都是清楚的。斯大林還答應不向中共提供武器，並認為國民黨政府力求合併軍隊和建立國家統一的政權，是“完全合法的願望，因為國家應有一支軍隊和一個政府”。[4]

中蘇條約一經簽訂，實際上就塑造了戰後初期以蘇聯為主導的蘇聯、國民黨政府和中共這樣的兩國三方關係的框架。在這樣的框架中，蘇聯使自己居於中蘇關係的支配地位，將國民黨政府確定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對象和夥伴，而把中共置於一種次要的從屬地位。中蘇條約及其協定的締結，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併且滿足了斯大林遠東戰略的基本目標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滿意並努力將其付諸實現。按照對國民黨政府的許諾和條約的規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維持與國民黨政府的同盟關係，以保證蘇聯在遠東和中國的戰略利益的實現。由此也決定了他必然要對中共和中國革命採取消極冷漠的態度和立場。這種消極和冷漠表現為：不支持中共軍隊獲得對日軍的受降權；限制中共及其軍隊在東北的活動；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權，要求中共通過與國民黨談判達成政治妥協；迴避中共徵求意見的要求，與中共保持一定的距離，同時支持蔣介石統一中國的努力。

1945年5月，當蘇軍在歐洲戰場勝利在望時，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曾經熱切期待“國際無產階級和偉大的蘇聯幫助我們”，並堅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不然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5] 但是接下來的事態發展卻令毛澤東大失所望。
8月10日，中共中央給下屬各局發出了準備奪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6] 10～1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連續發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區軍隊收繳敵偽武裝和接受日軍投降。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蘇三國政府發出的說帖中指出，中國解放區和淪陷區的抗日武裝力量有權根據波茨坦宣言等接受日偽軍的投降，並有權派遣自己的代表參與投降後的工作。[7] 美國方面的拒絕自然是可以預料的，但是蘇聯以默不作聲的態度同樣不支持中共爭取對日軍的受降權，則多少是令中共感到困惑和失望的。[8] 結果，中共只得放棄奪取大城市的計劃。

對於毗連蘇聯遠東地區的東北的重要性，中共在抗戰後期考慮和規劃中國革命的發展前途時，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並且作出了相應的部署。8月11日，朱德在他的第二號令中，命令呂正操、張學詩、萬毅和李運昌所屬各部立即向察哈爾、熱河和東北進發。[9] 雖然中共也後來也認識到，“蘇聯……受中蘇條約之限制，必須將東三省交還國民政府……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是，它仍然相信，對中共在東北的活動“蘇聯將會採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10] 然而不管怎樣，事實證明，中共在東北面對的是一種受蘇聯與美國和國民黨政府三角關係制約的更為複雜多變的現實。中共武裝力量在東北的活動受到了蘇聯方面的諸多限制，有時甚至是敵視。

9月5日，中共冀熱遼軍區曾克林部隊在攻克山海關後，乘火車經錦州滿懷喜悅地到達東北重鎮瀋陽。但在車站上，曾克林部隊遭到了瀋陽蘇軍的機關槍相迎。曾部在火車上呆了一天后，第二天經反覆交涉才得以下車。[11] 9月14日，東北蘇軍代表前往延安轉達蘇軍統帥部的口頭通知：在蘇軍撤出之前，中共軍隊不要進入東北，已經進入大城市者請自行退出。蘇軍撤出後，“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滿洲（即東北）由中國自行解決”。[12] 11月19日，蘇方強令中共軍隊退出各大城市。[13] 當天，中共吉林省工委和軍區就撤出了長春。接着，蘇軍又要求中共長春市委和吉長部隊等一律撤離長春市30公里之外。[14] 11月20日，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機關(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3天之內撤出哈爾濱以外。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要他們來哈爾濱接收。[15] 12月，蘇聯又要求中共東北局領導機關及軍隊限期從瀋陽撤出。當雙方發生爭辯時，蘇聯駐瀋陽衛戍司令竟然以武力脅迫中共部隊從瀋陽撤走。12月底，中共東北局及直屬部隊只得從瀋陽撤出。[16]

1945年8月中下旬，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主要地也是斯大林施加壓力的結果。蔣介石先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前兩次毛澤東均予以拒絕。但是在斯大林同期追來的兩封電文的壓力下，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表示同意赴渝談判。斯大林在兩封電文中對毛澤東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如果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儘管蔣介石挑釁想打內戰消滅你們，但是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是，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方面就不能理解了。[17] 後來，斯大林在與蔣經國的會談中提到，“(俄共)中央認為，中共代表應當去重慶談判。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料到會有這樣一個建議，於是這一建議在他們中間引起了很大的混亂。”[18]

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和王若飛曾多次前往蘇聯使館與蘇聯大使彼得羅夫進行談話。對於毛澤東等人提出的一些涉及蘇聯的尖銳和敏感的問題，蘇聯大使等人在回答時要麼是閃爍其詞或不置可否，要麼是婉轉拒絕或冷言相對。例如，在9月6日的談話中毛澤東等人問：如果美國幫助國民黨軍隊消滅共產黨軍隊，蘇聯將採取哪些實際步驟？蘇聯大使回答(實際是避而不答)：在談話中，我曾多次強調，蘇聯希望看到一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國，談判應當繼續下去，兩黨應該通過相互讓步達成協議。[19] 在10月5日的談話中周恩來等人問：如果美軍試圖在張家口、長春和東北的內陸地區登陸，蘇聯將採取什麼措施？答：現在很難預見這種形勢發展的所有具體細節。周恩來問：在保證毛澤東同志在重慶期間的安全方面，中共可以從蘇聯使館得到哪些實際幫助？答：應當考慮到外國駐華使館所處地位的複雜性。[20]

在11月25日的談話中，蘇聯參贊對王若飛抱怨說：中共代表不顧中國目前的局勢，近來過於頻繁地試圖與蘇聯使館和蘇聯其它組織的領導人建立直接的聯繫。他說，這引起了嚴密監視共產黨行動的有關機構的注意。因此他建議王若飛從中得出應有的結論。[21] 所謂“應有的結論”很快就由蘇聯方面作出了非常清楚的詮釋：它要與中共保持一定的距離。

1945年12月，中共代表團由延安抵達重慶，準備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團成員葉劍英和王若飛[22] ，通過中共駐重慶代表處與蘇聯使館取得聯繫，要求會見蘇聯大使彼得羅夫。但大使卻稱病不見，他委託使館一秘列多夫斯基代為會見。與中共代表的這次枯燥冷漠的會見是在1946年1月1日在蘇聯使館進行的。當葉劍英和王若飛詢問是否應當同意參加中共、國民黨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之間的談判時，蘇聯方面又是那種不置可否的公式化回答：蘇聯政府對中國的原則立場仍然沒有改變。它反映在不久前召開的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作出的決定里。……我們對所提的問題無法向中共代表團提出什麼建議。這應當由中共領導人自己決定。[23]

與對中共的冷漠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蘇聯與國民黨政府幾乎在這同時所進行的密切的高層往來。1945年12月～1946年1月，在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訪問蘇聯期間，斯大林再次明確向他表示支持蔣介石政府統一中國的立場。斯大林說，“（蘇美英）三國外長一致同意，中國必須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實現統一和民主化，廣泛吸收民主人士進入國民政府的所有機關，停止內戰。”“蘇聯政府的觀點已經在(1945年9月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公報和同中國的條約中闡明了。蘇聯政府在這兩份文件里聲明，它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蘇聯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和兩支軍隊，但是，看來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24]

直到美蘇冷戰開始，斯大林基本上恪守他支持和促進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統一的承諾，不與中共建立實質性的關係。但是，由於蔣介石政府長期以來所表現出來的親美反共本性，斯大林對蘇聯與蔣政府能否建立真正的同盟關係和能否確保蘇聯在東北的特權，也是充滿疑慮的。他在同蔣經國的會談中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對中國的影響和美國駐軍華北等問題表示了擔憂。他非常清楚地告訴蔣經國：蘇聯政府不希望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讓他們進入滿洲。[25] 因此，儘管斯大林一再向國民黨政府表示不支持中共，但他絕對不會拋棄中共。因為有一點斯大林是非常清楚的，即：要防止蔣美聯合對付蘇聯，中共肯定是一支可以倚重的力量。所以，雖然蘇聯對中共和中國革命持冷漠消極的態度，但這並不妨礙蘇聯在它認為必要的時候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只是提供援助的時機和規模，要根據蘇聯遠東戰略的需要，視蘇聯同美國、蘇聯同蔣政府以及美蔣之間的關係狀況而定。質言之，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是它與國民黨政府打交道時的一個籌碼和一張王牌，以使國民黨政府對蘇聯溫順一點並阻止國民黨政府對美國的一邊倒。

事實上，主要是作為制約美蔣關係的一種手段和方法，部分原因也確實是大家都為共產黨人(儘管斯大林認為中共不是真牌的共產黨人，但蘇軍中的不少官兵卻認為他們應當對中共履行國際主義的義務)，蘇軍進入東北後，主要是通過隱蔽的非正式方式向中共提供了不少的援助。這些援助和支持，有的是應中共的要求提供的，有的則表現為以默許和放任的形式讓中共自行其是。這樣，中共就在東北成功地建立了各級黨組織並且發展了自己的武裝力量。

到1945年底，南滿、北滿、西滿、東滿各省都已經建立了省委或工委。同時還選舉了各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權。南滿幾乎所有的縣，西滿、東滿、北滿絕大多數的縣，也都建立了黨的組織、政權組織和地方武裝(縣大隊)。此時，中共軍隊由關里調往東北的十萬人已擴大到近三十萬人。[26] 中共在建立和擴大武裝的過程中，從蘇軍那裡得到了不少從日偽軍手中繳獲的武器。[27]

雖然蘇軍對東北的中共軍隊給予了不少援助，但是，這種援助基本上不是主動提供的。就中共方面而言，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否得到援助和得到多少援助，完全不取決於自己的要求和意願。事實上，這種援助往往出現於蘇聯與國民黨政府和美國關繫緊張的時候。譬如，當1945年夏秋美國軍隊在華北登陸並幫助國民黨向東北運送軍隊時，為了抵制美國的滲入和牽制國民黨政府，蘇聯阻止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各港口的登陸並且支持中共奪取東北。10月初，蘇軍建議中共抽調20~30萬部隊進入東北，守住東北大門，並答應將向中共提供大批軍事裝備。10月中旬，蘇軍代表鼓勵中共東北局放手干，還表示可協同中共軍隊同國民黨軍隊作戰。蘇軍甚至還建議中共將黨的中心移到東北。[28] 後來，當國民黨政府在與蘇聯的經濟合作談判中作出讓步後，蘇聯又轉而壓制中共。11月，蘇聯通知國民黨政府，“中國政府軍隊可以不受阻礙地進入長春和瀋陽，蘇聯軍隊將為此提供幫助”，蘇聯“以前沒有現在也不會幫助滿州的共產黨”。[29] 11月中旬，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上級已決定將長春路沿線城市全部交給國民黨政府，中共軍隊必須撤退到鐵路沿線50公以外，並不准進入蘇軍駐紮地區，蘇軍撤出之前不得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此後，蘇軍還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採取有礙中蘇條約的行動。[30]

總之，戰後初期，在大國合作政策和保障蘇聯權益的遠東戰略的基礎上，為了與美國和國民黨政府建立合作關係，斯大林在政治上對中共予以壓制和制約。與此同時，為了防止美國侵蝕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和阻止國民黨政府向美國的一邊倒，斯大林又策略性地向中共提供一些援助。但是，這種援助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狹窄性：時有時無，忽多忽少。所以，即便有這種援助，但從總體上講，戰後初期蘇聯對中共和中國革命基本上持消極冷漠的態度和立場。

二 冷戰開始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態度的改變和對中共的積極支持

1947年下半年，隨着美蘇在歐洲冷戰的開始和蘇聯改變其大國合作政策，斯大林對華政策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因為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歐洲進行冷戰的情況下，在遠東已經沒有必要勉強維持雅爾塔框架內的大國合作關係。

但是，斯大林對華政策的轉變除了美蘇在歐洲的冷戰這一根本原因外，還存在着一些適足促成這一轉變的具體因素。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恰好在那個時候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中國革命露出了耀眼的勝利曙光。

中國革命的戰略性轉折在時間上與美蘇關係惡化和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歐洲爆發冷戰同步發生。在中國，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上捷報頻傳，並由此轉入了戰略性反攻階段。而在歐洲，在差不多同樣的時間裡，相繼出現了標誌着美蘇冷戰的馬歇爾計劃(1947年6月)和共產黨情報局(1947年9月)。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新變化和新發展，毛澤東於同年10月中旬和12下旬曾經兩次通過函電向斯大林作了介紹和通報。[31] 正當斯大林在歐洲陷入與美國進行冷戰的苦鬥局面時，毛澤東在函電中向他通報的有關中國革命進入戰略反攻階段的情況，無疑是鼓舞斯大林鬥志和提高斯大林信心的好消息。因為，如果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那就意味着蘇聯在遠東將獲得一個極其重要的盟友。

中國革命的戰略性轉折使蘇聯和斯大林改變了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偏見和冷漠態度。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蘇聯的新聞媒介增加了對中國革命的報道和評論。1948年1月，蘇聯多家報紙全文轉載了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月19日《真理報》在一篇文章中向蘇聯人民介紹說，“國民黨現在在一切戰場上都已轉入防禦，而人民解放軍則屢戰屢勝。這標誌着中國人民解放鬥爭進程的決定性的轉折點。”[32]

1948年2月，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檢討了蘇聯在對中國革命認識上的錯誤。斯大林說，他們曾經認為在中國不具備起義成功的條件，必須同國民黨尋求某種妥協。中國同志口頭上同意了蘇聯同志的觀點，但在實際上卻保留了自己的武裝力量。結果，是中國人而不是蘇聯同志是正確的。[33]

正是由於斯大林對呈現出高潮的中國革命的重新認識和美蘇在歐洲進行的激烈的冷戰，使斯大林決定要對中共給予積極的支持和援助。1948年5月中旬，斯大林對即將派往中國解放區的蘇聯專家小組負責人科瓦廖夫說，“我們當然要向新中國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兩國沿着相同的道路前進，那麼，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是有保障的。我們就不怕任何突發性事件的威脅。因此，對於援助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能吝惜自己的力量。”[34] 6月，以科瓦廖夫為首的蘇聯專家小組啟程前往中國。東北解放區的鐵路修復工作在蘇聯的幫助下取得很大進展，截止1948年12月15日，已修復滿洲最重要的鐵路線15000公里，總長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橋梁。[35] 這對遼瀋戰役(1948年9～11月)的勝利起了較大的後勤保障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蘇聯仍然沒有放棄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合作的打算。在冷戰開始的條件下能在遠東得到象中共那樣的盟友從而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力量，固然是求之不得的收穫。但是如果一個軟弱的國民黨政府能與蘇聯維持和平友好關係，從而確保蘇聯在華的特殊權益和遠東的安全，那也是一件相當不錯的事情。此外，即使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但是革命後的中國是否一定按照蘇聯所設想的軌道發展？斯大林並不太信任的毛澤東會否成為亞洲的鐵托？所以，儘管因為1947年夏秋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場上轉入了戰略進攻，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態度發生了積極的變化，並且逐漸增加了對中共的援助，但是蘇聯並沒有放棄與國民黨政府維持和平和建立合作的願望，並且令人驚訝地還要調停國共內戰。

還在1947年秋天，蘇聯駐華使館武官羅申在與國民黨官員會談時，就主動要求為結束國共內戰進行調停，並表示要對中共施加一些影響。同年10月，蘇聯駐伊朗大使薩奇科夫向中國駐伊大使鄭亦同提出了結束中國內戰的建議。[36]

1948年2月，羅申被任命為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從1948年到1949年解放軍渡過長江，羅申一直為調停而與國民黨官員保持接觸。他甚至這麼說，蘇聯之所以對調停中國內戰感興趣，是因為害怕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37] 1948年8月25日，羅申在與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會談中，重申蘇聯希望調解國共衝突和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38]

但是，國民黨政府不僅沒有接受蘇聯調停國共關係的建議，而且還進一步加強與美國的關係。[39] 如果說，1947年底到1948年初，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使得蘇聯改變了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但同時又仍把國民黨政府視為合作夥伴的話，那麼，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由於國民黨政府在美蘇冷戰中不可救藥地倒向美國一邊，拒絕與蘇聯進行合作，加上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遼瀋、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中的輝煌勝利，蘇聯已經完全丟掉了對國民黨政府的幻想，支持中共在政治和軍事上將它徹底打倒。

促使斯大林積極支持中共和中國革命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說的美蘇在歐洲的冷戰、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和國民黨政府愈益追隨美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必須指出的，那就是1948年3月開始的蘇南衝突。

其時愈演愈烈的蘇南衝突使正在形成中蘇聯東歐陣營(集團)被撕破了一個令斯大林疼痛的口子，它極大地削弱了蘇聯同美國進行冷戰的整體力量。費了很大心力建立起來的共產黨情報局，還沒有來得及去對付美國等西方國家，卻找錯方向和目標地被用於討伐南斯拉夫。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通過的譴責南共的決議雖然疾言厲色地要南斯拉夫回頭是岸，但是斯大林還是無可奈何地看着南斯拉夫離情報局從而也是離蘇聯東歐集團愈益遠去。與此同時，美國卻不失時機地利用蘇南衝突對蘇聯東歐集團推行它的“楔子戰略”，試圖削弱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正當蘇聯在歐洲失去了它的第一號盟友南斯拉夫的時候，不期然在遠東中國革命的形勢竟然發展得如此迅速和順利，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人民解放軍則勢如破竹。這一切預示着，蘇聯在遠東的一個新盟友已呼之欲出。它將足以彌補失去南斯拉夫的損失而且有餘；它將可以參加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被用於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新的對抗和較量。所以，對斯大林來說，除了伸展雙手去迎接這個未來的盟友外，還有什麼可以猶豫和遲疑的呢？相反，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加快中國革命的勝利，如何使中國革命在勝利在望的時候少付出代價。

從1949年起，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最重要的支持乃是從政治上加強與中共的聯繫和在中國革命發展的戰略方向上給中共提出建議和勸告，同時就涉及雙方關係的其它問題進行磋商並尋找解決的方法。這清楚地表明蘇聯的對華政策和對中共的態度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即，由於國民黨政府拒絕與蘇聯合作和全然倒向美國一邊，由於中國革命顯露出勝利的曙光，蘇聯不再枉然地與國民黨政府發展友好關係，而是努力去與即將掌握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建立同盟關係，支持以推翻蔣介石政權為目標的中國革命，以爭取在冷戰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在遠東獲得一個能保障和促進其權益的重要盟國。這在1949年1月斯大林與毛澤東的電文往來、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中共中央總部、4月斯大林致毛澤東的電函和6月劉少奇訪問蘇聯等方面都得到了鮮明的反映。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在電函中告知毛澤東，國民黨政府已於1月9日照會蘇聯政府(同時還照會美英法三國)，建議蘇聯充當國共停戰和談的調停人。斯大林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建議是在美國授意下提出的。他告訴毛澤東：“我們準備這樣答覆：蘇聯政府過去贊成、現在仍將贊成在中國停止戰爭和實現和平。但在同意擔當調停人之前，蘇聯政府想要知道，另一方——中國共產黨是否同意接受蘇聯的調停。有鑑於此，蘇聯希望能把中國政府的和平舉動告訴作為另一方的中國共產黨，並詢問它是否同意蘇聯的調停。我們就是這樣考慮給予答覆的，你們對此是否同意？請告知。如果你們不同意，請把更合理的答覆秘密地告訴我們。”同時，斯大林也對中共如何答覆國民黨的和談建議表現出極大的熱心，他已經事先替中共擬就了回答的方案：“我們還認為，如果他們徵求你們的意見，你們的答覆大致應當是這樣的：中國共產黨是一貫贊成在中國實現和平的。由於中國的內戰不是中共而是南京政府發動的，所以，它必須對戰爭的後果承擔責任。中共同意與國民党進行談判，但是那些發動了中國內戰的戰爭罪犯不能參加這種談判。中共主張同國民党進行直接的談判，不需要任何外國調停者。中共尤其認為，那個派遣自己的武裝力量和軍艦直接參與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內戰的外部大國(當指美國——引注)不能充當調停者，因為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在結束中國的內戰方面保持中立和客觀立場的。我們認為，你們的答覆大體上就應當是這樣的。如果你們不同意，就請把你們的意見告訴我們。”[40]

1月11日，斯大林又發出了一封補充電函[41]：“從前一封電文中可以看出，我們為你們制定的答覆國民黨建議的草案就是旨在阻止和談。顯然，如果沒有外部大國特別是美國充當調停者，國民黨是不會進行和談的。同樣清楚的是，如果蔣介石和其他戰犯被排除在外，國民黨是不會願意進行談判的。所以，我們預料，國民黨將會拒絕在中共提出的條件基礎上進行和談。結果人們就會看到，中共是贊成和談的。這樣就無法指責中共想要繼續把內戰打下去。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就是破壞和談的罪人，由此國民黨和美國所玩弄的和談花招就會被揭穿，而你們也就可以繼續進行正在勝利發展的解放戰爭。”[42] 斯大林的續電錶明，他想對毛澤東補充說明的是，他提出的贊成和談的目的並不是真正要中共去同國民黨和談，而是一種欲擒故縱的策略。只要附上不讓蔣介石等戰犯參加和談和不讓美國參與調停的條件，那麼，國民黨政府是不會有膽量與中共進行和談的。這樣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步伐就將勢不可擋。

1月13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復電[43] 中表示不能接受國民黨和談的騸局，希望蘇聯政府不要出面調停國共內戰。他認為，“……今年夏季人民解放軍當可渡過長江，進攻南京。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再次採用政治上迂迴的辦法了。在目前的局勢下再用這種迂迴的辦法只會是弊多利少。”[44]

1月14日，斯大林在致毛澤東的電文中詳細地闡述了蘇聯對南京政府和談建議的看法和如何對付國民黨和美國方面和談花招的辦法。茲摘要援引如下：

“毫無疑問，南京方面和美國人的和平建議，是一種欺騙政策。”
對於如何答覆國民黨的和談建議，斯大林認為有兩個答案。“第一個答案是，公開地、毫不掩飾地拒絕南京方面的和平建議，這就等於宣布一定要將國內戰爭繼續進行下去。”

“然而還有另一種答案。這便是：1）表示願意在中國實現和平；2）雙方應在沒有外國調停人參與的情況下進行談判，因為中國是個獨立的國家，不需要外國調停人；3）談判應當在共產黨與作為一個黨的國民黨之間進行，而不是與挑起內戰並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進行談判；4）一旦雙方就和平與中國的領導權問題達成協議，軍事行動就當立即停止。國民黨是否會接受這些條件呢?我們認為不會。不過，如果國民黨不接受這這些條件，那麼人民就會明白，繼續打內戰的罪人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這樣，和平的旗幟就落在了共產黨手裡。這一局面目前尤為重要，因為中國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厭惡內戰的人，他們願意支持那些主張建立和平的人。”

如果國民黨接受上述條件（這種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就：
“第一，應當不停頓地採取軍事行動，建立中央聯合政府機構，並將五分之三的(政治)協商會議議席、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長職位留給共產黨，而將餘下的議員席位和部長職位分配給其他民主黨派和國民黨。
第二，應當把總理、總司令，並儘可能地把總統的職位都留給共產黨。
第三，應當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宣布，這樣建立起來的聯合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奪中國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盜名的叛亂集團，應予取締。

最後，應當通過聯合政府不但向你們的軍隊，也向國民黨軍隊發布命令，要求軍隊宣誓效忠聯合政府，並保證立即停止對那些已宣誓效忠的軍隊採取軍事行動，而對拒不宣誓的軍隊繼續實施軍事行動。

國民黨方面未必願意接受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們不接受，事情就會於他們更為不利，因為那樣他們將會被徹底孤立，而這些措施也將在沒有國民黨人的情況下執行。”

最後，斯大林提出讓毛澤東暫緩他的莫斯科之行，“因為目前您留在中國是非常必要的。如您願意，我們可馬上派一位政治局負責成員到你們那裡去，在哈爾濱或其他什麼地方就你們感興趣的問題進行商談。”[45]

也是在1月14日(在還沒有收到斯大林的這份電文的時候)，毛澤東對斯大林1月11日的補充電文作出了答覆，表示同意與國民党進行談判。[46]

蘇聯與中共在有關和談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為米高揚訪問中共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揚一行在中共總部西柏坡同毛澤東等領導人就當前的中國革命形勢、革命勝利後中共面臨的任務、蘇聯對中共的援助和未來的中蘇關係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米高揚代表斯大林和聯共(布)，就中國革命的當前形勢、革命勝利後中共所面臨的任務提出了如下的建議：關於中國革命當前的形勢，米高揚認為：1，中共應當儘快奪取大城市，這會為共產黨人提供無產階級的基地。 2，不要拖延成立中國革命政府，應當儘快在聯合的基礎上建立革命政府，這樣做有好處。譬如，在占領南京或上海後應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這樣做在國際關係方面也有好處。成立政府後，共產黨人將不再是游擊隊員，而是以政府名義進行活動，這就更便於進一步同蔣介石作鬥爭。[47] 關於革命勝利後中共所面臨的任務，米高揚建議：1，對待外國資本問題。斯大林的意見是，“在外國財產問題上，我們主張將日本人和法國人的財產，可能的話，還有英國人的財產收歸國有。對美國人的財產則應採取慎重的政策，目的是讓美國人知道，新(共產黨)政權將考慮他們的利益。”[48] 2，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斯大林在1948年4月給中共的電函中說，“暫時不能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不能廢除土地私有權，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不能沒收靠僱傭勞動生活的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財產。這些改革只能過一段時間再搞。”[49] 3，民族政策問題。蘇聯並不建議中國共產黨人掌權後在民族問題上走得太遠，如讓少數民族獨立從而縮小中國的版圖。應當讓少數民族自治，而不是獨立。[50]

在西柏坡會談中，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還同米高揚討論了蘇聯向中共提供各種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問題。[51]

米高揚訪問西柏坡之後，中國革命形勢繼續朝着勝利的方向發展。1949年4月，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之前，斯大林為答覆毛澤東的徵詢提出了他對中國革命形勢發展的估計和看法。斯大林認為，英國人、法國人和美國人害怕人民解放軍進到與中國毗連的國家的邊界，將在這些國家以及在由蔣介石分子占領的島嶼上創造出革命的形勢。在這種條件下，他們可能採取各種措施——從封鎖到同中國武裝衝突，以便保住這些島嶼和亞洲。斯大林指出，英美軍隊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進攻南方時，從解放軍後方登陸的危險增大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了三條建議：1，不要急於進行人民解放軍南進的準備工作以推進到與鄰國毗連的邊界。2，從南進的人民解放軍主力中抽調兩支精良部隊，將其部署到港口地區，並予以充實，使其保持戒備狀態，以阻止敵軍的行動。3，暫時不要縮減中國人民解放軍。[52] 這份電文表明，第一，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斯大林擔心美國等西方國家有可能進行的武裝干涉，因此他要求不要急於把軍隊推進到邊界地區以防止西方的干預。第二，電文再次證明，斯大林並沒有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暫緩過江的建議。

4月21日，當國民黨和談代表拒絕在和平協定上簽字時，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跨過長江。在中國革命全面勝利指日可待的情況下，1949年6月~7月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對蘇聯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

在劉少奇訪蘇期間，斯大林承諾將給中共以各種支持和援助。

關於新疆問題。斯大林認為，“不應當拖延占領新疆的時間。”對於解放新疆，斯大林表示“我們可以提供40架殲擊機”以擊潰馬步芳的騎兵部隊。[53]

關於蘇聯向中國提供貸款和派遣專家的問題。斯大林在劉少奇甫抵蘇聯的第二天(6月27日)舉行的會談中，便慷慨地表示將向中共提供一筆3億美元的貸款。[54] 雙方議定，蘇聯將分期分批地向中國派遣各類專家200餘名。劉少奇訪問結束時，約有80多名蘇聯高級專家與他同機抵達中國。[55]

關於軍事援助問題。雙方初步擬定的援助項目有：幫助中國建立海軍艦隊、派一支分艦隊去協助中國青島的海防、為中國的海域進行掃雷、為中國創辦一所海軍學校和航空學校、幫助中國建立飛機裝配修理廠等。[56]

劉少奇訪蘇後不久，1949年9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決定向中國提供334架飛機和大批火炮(包括360門高射炮)，總價值為2650萬美元。[57] 之後，蘇聯政府又決定向中國提供價值1億6690萬盧布(3150萬美元)的軍事和其它裝備。[58]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第二天，蘇聯便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交。

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蘇聯駐華外交官員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談判中所起的鮮為人知的作用。1948年10月，蘇聯駐天津總領事季托夫結識了傅作義將軍的女兒、中共地下黨員傅冬（曾用名傅冬菊，時任天津《大公報》記者）。之後，他曾多次勸說和鼓勵傅冬前往北平做她父親工作，推動傅將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談判。[59]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從戰後初期到1949年斯大林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45年8~9月至1947年下半年，為了維持與美國在雅爾塔體系內確立的遠東合作關係和保障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蘇聯對中共和中國革命採取的是消極冷漠的態度和立場。第二階段從1947年下半年~1949年10月，隨着美蘇在歐洲冷戰的開始和大國合作政策的結束，隨着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和國民黨政府不可救藥地倒向美國，斯大林改變了對中共和中國革命的消極冷漠的態度，開始積極地全面地支持和援助中共和中國革命。從消極冷漠到積極支持，整個過程基本上是與斯大林戰後初期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的演變相吻合併且是同步發展的。這清楚地證明，無論是消極冷漠還是積極支持，都是由斯大林對外政策中維護蘇聯安全的戰略目標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