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高級將領被謀殺案始末(ZT)

（轉帖）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７日清晨５時許，薄霧瀰漫，晨曦未露，人們都還在靜謐中酣睡。突然，在昆明軍區大院的第３２號院中，接連響起了令人震驚的槍聲，不一會兒，軍區黨委辦公室秘書鄒賢玉在睡夢中被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她抓起話筒，裡面傳來了一個年輕女人的發顫的聲音：“３２號院響了幾槍，你們快來人！”鄒賢玉一愣，睡意頓消，隨口反問一句：“怎麼回事，為什麼打槍？”“反正出事了，你要陳秘書、汪秘書快來吧！”對方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她急忙穿上衣服，正要給負責譚甫仁日常生活的事務秘書陳永柱打電話，床頭的電話又晌起來，她一接，是譚政委的警衛員李洪亮打過來的。李洪亮驚恐得幾乎說不成話，但意思是說清了——譚政委被人槍殺了！

　　鄒賢玉一聽，腦袋“嗡”地一聲蒙了，但很快就鎮靜下來，立即給軍區黨辦主任王克學，軍區分管保衛工作的副政委蔡順禮，軍區保衛部長景儒林，副司令員劉春山、副政委周興、雷起雲等有關領導一一通電話；報告了：“譚政委家出事了”的噩耗。

　　不多時，平時十分安靜的３２號院人聲嘈雜，亂作一團。陸續趕來的軍區幹部手忙腳亂地把倒在血泊中的譚甫仁及愛人王里岩送到軍區總醫院搶救。

譚甫仁身中三槍：一槍擊中腹部；一槍擊中頭部，子彈從右耳根進，從左耳根出；另一槍擊中右臂，彈頭嵌在骨中。當時，譚甫仁昏迷不醒，剛送進醫院時尚有一點兒血壓，但隨即就沒有了。其腹腔內積滿了血，肚子脹得鼓鼓的，醫生們打開腹腔，抽出積血。又剖開胸腔，由幾個醫生輪流在心臟上進行按摩，但毫無結果。忙碌了整整一個上午，奇蹟並沒有發生，譚甫仁的心臟再也沒有跳動起來。譚夫人王里岩身中兩槍，一處在胸部，一處在腦門，都是要害處，實際上當場已經休命，醫生只搶救了１０分鐘就放棄了努力。

當日下午３時許。解放軍總醫院外科主任魯維善教授奉中央軍委領導之命乘專機由北京趕到昆明，一出機場就直奔醫院，他察看了譚甫仁夫婦的傷勢情況，詢問了搶救經過，同意醫生們作出的“王里岩已當場休命，譚甫仁傷勢太重，接近休命，無法搶救”的結論，１２月２０日，譚甫仁夫婦的遺體被送到跑馬山火葬場火化，２３日下午，雲南省革委會與昆明軍區在國防劇院召開了由１２００多名各界人士參加的追悼大會。

血案驚動中央　總理關注偵破

執掌雲南黨、政、軍帥印的譚甫仁中將被刺身亡，無疑是舉國震驚、歷史罕見的大案，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傳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於１２月１７日６時就接到了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昆明軍區副政委周興的報告，他當即作出三點指示；一、全力組織搶救；二、作案時間可能來自內部，要抓緊時間破案；三、立即成立專案小組，由周興負責，公安部派人協助。

　　與此同時，軍委總參謀長黃永勝也接到了昆明軍區的報告，隨即作出相應的批示，並指令在京的昆明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王必成立即返回昆明，主持昆明軍區的領導工作。

周興副政委跟周總理通過電話之後，於當日早７時便主持召開了軍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吸收司、政、後各大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參加，通報了譚甫仁夫婦遭暗殺事件，傳達了周總理的三點重要指示，然後研究確定了應急方案。會議決定立即成立譚甫仁，王里岩被害案偵破小組（簡稱“０１７專案組”），由周興任組長，王必成、蔡順禮為副組長，成員有副參謀長趙潤博、政治部副主任劉潤泉、保衛部長景儒林。組織部長孟肖野、黨辦主任王克學等。專案組的日常工作由蔡順禮副政委負責。

專案組將案發當晚住在３２號院內的六個人全部進行了隔離審查，他們是：王里岩的妹妹王文瑩（住在樓下）、譚甫仁夫婦的未婚兒媳吳小紅（住在樓上譚的隔壁）。警衛員李洪亮（住在平房警衛室），及住在伙房的一名女炊事員和住在門崗的兩名戰士。

　　經反覆盤問上述六人，吳小紅和女炊事員及兩個門崗都說當時睡得正香，沒聽見任何動靜，更沒見到兇手的身影。兩個門崗是被前來搶救譚甫仁夫婦的幹部敲門喊醒的，其中一人稱當時正在夢中摸魚呢。李洪亮是被譚甫仁”小李、小李”的喊聲驚醒的，他正在穿衣服時就聽見了院裡響起一陣槍聲，嚇得趕緊趴到床底下沒敢出來！待院內靜下來估計槍手逃離後，他才急忙給秘書鄒賢玉打了電話報警，然後又躲進衛生間藏起來。直到聽見王克學的喊聲才敢露頭。

　　經審查，李洪亮是譚甫仁從北京帶來的勤務兵，主要負責譚甫仁家的生活起居。打掃衛生等勤務，不久前剛兼做警衛員，沒受過正規的警衛訓練，關鍵時刻貪生怕死，成為膽小鬼。

　　案發時惟一同兇手照過一面的是住在樓下客廳西側的王文瑩（軍區女籃隊員）。王文瑩向專案組反映說，她當運動員有早睡早起的習慣，當時清晨５時許醒來聽見樓上有人大聲說話，她只聽清姐姐王里岩問了一句：“你怎麼這時候來了？”接着就是廝打的聲音和幾聲槍響。

　　她覺得事情不妙，正要上樓看個究竟，就看見譚甫仁披着衣服急匆匆下了樓，她問道：“姐夫，樓上出了什麼事？”譚甫仁說：“我也不知道。”譚沒停步，直接拐進通往樓後小平房的長廊。這時候，又見一個身穿軍裝，個頭有１．８米左右，身材有些發胖，手中好像提着一把手槍，年齡大約有４０歲的人追下樓來，直向長廊上追去。不一會兒，她只聽譚甫仁在院中連喊兩聲：“小李！小李！”，緊接着就聽見幾聲令人心驚肉跳的槍響。

　　她頓感出了人命大案，慌忙向秘書鄒賢玉家撥了電話。

專案組在對有關人員進行隔離審查的同時，派人嚴密封閉了３２號院，隨即請當地公安人員協同軍區保衛幹部進行了現場勘查，並且對參加搶救的人員進行了調查訪問。

譚甫仁夫婦居住的３２號院位於軍區大院的中心，是一座獨立的別墅式宅院，大門口在南側偏東一點兒，平時有一個班的哨兵晝夜輪流站崗，案發當晚有兩名戰士在門口西側的宿舍睡覺。

現場勘查發現，院西北角的牆外有一把凳子，這把凳子是從３２號院南鄰的軍區幹部食堂偷來的，凳子上留有兩個清晰的解放牌膠鞋印。令人困惑的是，這個食堂內養着一隻大狼狗，晚上一有動靜就“汪汪”直叫，所以平時也不用鎖門。可是，案發這晚卻偏偏沒人聽見狗的叫聲。翌日早晨，狗的主人發現，原來這隻狼狗幾天前竟神秘地失蹤了！後來查明是被饞狗肉的食客偷偷地宰殺了。

院牆內有一個白色的皮鞋包裝盒，上面也有一個清晰的解放牌膠鞋印。院牆內外部有新鮮的蹬蹭痕跡。廚房的前後窗戶都開着的，窗台上和臨窗的案板上都留有相同的膠鞋印。據此判斷，刺客的進出路線是這樣的：他從軍區大院的北門大搖大擺地進入大院（軍人隨便出入，不受檢查），繞過司令部大樓走到幹部大食堂，從食堂中偷出一把凳子放在３２號院西北角的外面，踩着凳子越牆進了３２號院，繞過養魚池，從後窗跳進廚房，又從廚房的前窗跳入前院。通過小長廊溜進小洋樓，作案後又順原路逃離現場。

由此可以斷定，兇手非常熟悉３２號院和整個軍區大院的環境，極有可能是軍區大院內部的人。

現場勘查人員從樓外和樓上兩個中心現場共搜獲８個手槍彈殼和５顆手槍彈頭（其中從樓上發現３個彈殼。兩顆彈頭，從樓外院內發現５個彈殼、３顆彈頭），加上醫生從譚甫仁臂骨中取出的一顆彈頭，共獲得８個彈殼。６顆彈頭。經鑑定均系同一支五九式手槍發射。

當從雲南省公安廳借調的公安技術人員進行現場勘查大約兩個鐘頭時，受命封閉現場的一名軍官不耐煩地催問道：“勘查完了沒有？你們這可是搞技術的呀！”在這種情況下，公安民警沒顧上過細地進行現場勘查和提取痕跡物證，只得匆忙收場。

　　綜合現場勘查和調查訪問所獲得的情況，大體可以推斷兇手的作案過程是這樣的：他上樓後直奔王里岩的房間，因房門未拴住，故推門而入，王里岩被驚醒後，拉開了床頭燈，只見兇手正向她逼近。她顯然是認識兇手，一邊起床一邊問，“你怎麼這時候來啦？”兇手大概說了一句：“我找譚政委！”說着舉槍便向王里岩射擊，也許是他由於緊張手腕發抖，這一槍打空了，子彈射入牆內——在危急關頭，王里岩為了保護譚甫仁的安全，便堵住了通向丈夫臥室的門，與兇手展開搏鬥，兇手這時貼身向王里岩的胸部開了一槍！王里岩應聲倒地。兇手惟恐王不死，將槍口頂着王的眉心又補了一槍，子彈從腦後飛出後，鑽入了木質地板。

住在另一間臥室的譚南仁被驚醒後意識到了危險，便急忙穿上褲子，披上“三位一體”的上衣（為了穿、脫方便，將襯衣、毛衣，罩衣三件套在了一起），從自己的屋門出去急匆匆下了樓梯，想叫警衛員李洪亮前來支援。

譚甫仁趕到李洪亮門外時連聲喊道：“小李！小李？”屋裡卻沒有動靜。這時尾追而來的兇手衝着譚的背後接連打了兩槍，但這兩槍都沒有擊中譚的身體，而是穿越過敞開的上衣擊在李洪亮的屋門的門框上。譚甫仁這時轉過身來，迎着兇手冒煙的槍口衝過去，兇手又一槍打在譚的腹部，譚踉蹌了一下繼續往前衝。兇手緊接着向譚打出了第四槍，這一槍打在了譚的右上臂，譚側身倒在地上。兇手來到譚跟前，將槍口抵在譚右側太陽穴處第五次扣動了扳機，子彈從右側太陽穴穿入，從左側太陽穴飛出。就這樣，一個從１９２８年就參加革命，歷經五次反“圍剿”和兩萬五千里長征，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國防建設披肝瀝膽奮鬥了四十多年的中將，永遠地倒下了。

驗槍無果而終　調查柳暗花明

偵破工作儘管是在保密、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的，但動用的人力之多、聲勢之大，歷時之長卻是空前的。破案主要圍繞着兩條線索進行：一條是查驗槍支，即清查檢驗全軍區所有的五九式手槍，逐人逐槍核查，軍區保衛部的大部分幹部分派到各單位進行督促檢查；二是核實人員，即在全市範圍內普遍調查青；查槍毫無結果，所有佩發的五九式手槍一槍一彈不少。這使專案組大惑不解：五九式手槍目前只在軍隊幹部中裝備，而地方上一支沒發，即使公安機關也尚未佩發，難道刺客是從外地部隊中偷盜的槍支？

其實不然，查槍工作儘管看起來力度很大，但卻留有一個死角——那就是軍區保衛部自身，結果出現了嚴重的“燈下黑”。原來，保衛部的保密室中就保存着一批備用的五九式手槍，而且槍彈混存。３２號院血案發生後多日，保衛部人員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檢查別人，卻偏偏忘記了檢查自己的槍。也許他?然而，意料不到的事還真的發生了：在全軍區檢驗槍支後的第九天，當保衛部要用槍時，發現鎖在保險柜中的五九式手槍竟少了兩支，並且還丟了２０發子彈！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門窗沒有撬動痕跡，保險柜的暗鎖也完好無損，而裡面的槍彈卻不翼而飛，顯然具有內盜的嫌疑。

於是，保衛部負責保管槍支的秘書袁孔祥被列為重點嫌疑對象，當即被隔離審查，可他死活不承認自己偷去了槍支子彈，但又說不清兩支手槍的下落。被追逼得急了，他就謊稱這兩支手槍和２０發子彈借給老鄉帶回湖南了，第二天又翻供，一口咬定沒有從保險柜中往外拿槍，專案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立即派人到湖南找到袁所說的那位老鄉，經查問，根本就沒有借槍之事，人家甚至就沒到過昆明。

審查袁孔祥毫無結果，只好將他隔離反省。

這裡，專案組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明知道問題出在保衛部內部，為什麼不認真地查查在槍支保管方面的漏洞呢，為什麼只死盯住袁孔祥一個人？況且，袁孔祥的身材與犯罪嫌疑人的特徵明顯不符。試想，如果確係袁孔祥監守自盜，在全軍區普遍查驗槍支情況下，他為什麼不悄悄地把所盜槍支放回保險柜？由此可見，偷槍肯定不是袁所為。

那麼，內部人員中又有誰有機會有條件接觸保密室和保險柜的鑰匙呢？這個範圍不會太大，而是很小，只要認真地深追細查，就不難找到嫌疑人。遺憾的是，專案組沒有在這方面下工夫。

　　也許是前途命運所系，致使破案工作沒有頃其自然地緊緊圍繞着手槍與血案、胖高個兒與保衛部這兩條線索的交叉點去認真追查，從而使偵破工作走了不該走的彎路，出現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惡果。

查槍驗槍工作擱了淺，但外圍調查摸底工作則獲得了新的重要線索：專案組成員在軍區政治部家屬院走訪時，住在該院的８歲男孩馬蘇紅反映，１２月１７日清晨５點多鐘，他用木盆頂着的小屋門突然被推開，進來了一個穿軍裝的胖胖的大個子，臉龐圓圓的，好像還滿頭大汗，他衝着睡眼惺松的馬蘇紅問道：“陳漢中科長住在哪兒？”馬蘇紅指了指上邊，回答說：“就住在樓上，”那人轉身就往樓上去了。

經走訪住在樓上的陳漢中的妻子，她證實，那天早晨５點多種，她還沒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門突然被推開，來人開口就問：“陳科長在家嗎？”她說：“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聽未進屋，就轉身走了。她提供的該人身材特徵與馬蘇紅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計這個人與在３２號院王文瑩所見到的兇手極可能是同一人。３２號院和政治部家屬院相距不遠，也就是七八分鐘的路程，而與目擊者所提供的時間又大體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兇手在３２號院作案後馬上趕到了政治部家屬院。

專案組認為，馬蘇紅與陳漢中的妻子所提供的這條線索極其重要，對破案很有幫助。便在這兩個人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儘量讓他們提供出更多的情況，希望挖出那個高高的胖軍人。過了約七八天，馬蘇紅放了學往家走，正好與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學走在一起，這使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見到的那個胖軍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專案組拿來一張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內的集體照片讓馬蘇紅辨認，馬仔細逐人看了看，然後果斷地指着其中一人說：“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專案組人員愕然了。原來，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軍區保衛部剛提拔不久的副科長（副團級），因被原籍老鄉檢舉有歷史反革命問題，正在被隔離審查。按說，王自正的身材與王文瑩、馬蘇紅等所見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正被隔離在西壩原戰俘管理所內受審查，他的住室中有保警隊員譚崇訪日夜陪伴監視，門外有一個班的戰士２４小時輪流看守，他怎麼可能在監管人員的眼皮子底下溜出來盜槍、殺人，然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術”，要麼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領。

所以，不少人對此持懷疑態度，而態度最堅決、最不相信系王自正作案的就是軍區保衛部長，王自正的主管領導景儒林。景曾不止一次地說：“關押王自正的房間夜晚電燈長明。門口哨兵時刻不離，他若能出來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談了！”

也正因為如此，當初進行大範圍摸底的人員來到西壩一問情況，就輕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轉

領導決策失誤　兇手飲彈自殺

雖然有些人不相信王自正會在戒備森嚴的隔離室中溜出來作案？但他畢竟符合作案嫌疑人的外貌特徵，又被目擊者從照片中辨認出來，所以，專案組決定讓馬蘇紅到西壩俘管所對王自正本人直接辨認一下。

遺憾的是，由於辦案人員缺乏組織辨認的經驗，又沒有進行周密的準備，致使秘密辨認變成了當面辨認。１２月３１日中午，當專案組人員領着馬蘇紅走進西壩俘管所大院時，王自正正一手拿着掃帚。一手插在褲兜中掃院子，馬蘇紅一眼便認出了王自正，脫口說道：“是他，就是他！”

　　這話被王自正聽到了，他抬眼一看這個小傢伙似曾相識，轉而不禁大驚失色，急忙轉過身去，強裝鎮靜地繼續打掃着院子。王自正的反常表現自然逃不過專案組人員的眼睛，從而進一步加深了對他的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