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二（中）: 一

Y：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師及一方面軍北上，有太多的官制史學。其中一個有名的傳說，就是一、四方面軍會師時，張國燾問周恩來，中央紅軍有多少人，周講有三萬人，而張國燾也誇大其人數為十萬人。這個情景還寫入一些影視劇，流傳甚廣。這個故事，表達了一種想象，就是一、四方面會師之日起，路線鬥爭就開始了。雙方各懷鬼胎，周恩來誇大了中央紅軍數，張國燾打一開始就輕慢了中央。這個故事根本就經不起追問。中央紅軍是1935年6月12日與李先念所部會師。中央紅軍人數大致二萬左右，兩軍從即日起即有不斷的交流，聯歡。李部亦向中央紅軍供給食物、衣物等等。張國燾是6月25日晚才來與毛、周等會面。其間10多天，張國燾與中央及李先念聯絡頻繁。李先念是久經戰陣的主力軍政委，在四方面軍以機智著稱，難道這麼長時間還搞不清中央紅軍的數量？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會去硬着頭皮扯謊，不可能嘛。

　　C：是啊。只要把時間排列一下，就有問題了。中間有個十天，李先念就是個文職人員，怕也搞得清楚中央紅軍的數量吧。哪還輪到周恩來來扯謊，這是典型的想象。還有那封有名的“密電”，也有類似的問題。照葉等人的說法，9月9日下午，右路軍電報員接譯了張國燾標明由陳昌浩親譯的密電，交給葉劍英。讓葉給陳，陳正在會議上講話，要講完才看。葉怕誤事，就打開電報，見到密電內容大驚，離開右路軍指揮部，到毛住處。毛讓葉謄寫一封，原件讓葉還陳昌浩，葉又到指揮部會場，見陳還在講話，將電報交陳的參謀，此時大約為下午3~4點鐘。毛當天傍晚還去見陳、徐，談了話。然後，葉在凌晨二點前逃走，與毛一同趕到彭德懷三軍團駐地。此後陳昌浩發覺葉逃走，大怒，要派兵去追，被徐向前制止。此時離葉將電報交給陳昌浩的參謀已10個多小時。那麼在這10個多小時裡，陳昌浩一直在講話？張國燾給他的須本人親譯之密電，陳的參謀會扣在手上10個小時？陳昌浩如果看了密電會沒有行動？或是某種表示？這根本就講不通嘛。你把這個密電故事的時間排出來，就發現了漏洞。所以講，加害於中央領導的密電根本就子虛烏有。但是是否有內容不大友好的，例如監視中央縱隊活動的意思的電報，那倒也有可能，但用不着這樣編個大故事來聳人聽聞呀。

　　Y：這兩個故事，是一、四方面軍會師的流傳甚廣的故事。要揭穿這樣的故事，原本並不難。只要把時間排排就行了。但此兩件事居然就成了所謂黨史上的公案，長久得不到解答。徐向前、李先念在80年代、90年代亦通過多種方式暗示，並沒有這份密電，而黨史作者們似乎也更願從這些人的事後回憶中去仔細地對比，想找出真相。其實很簡單，把這個故事完整地講一遍，按照所謂當事人的講法，完整的講一遍，就發覺漏洞了。就用故事本身的漏洞就可以證偽這個故事。用不着去分析四方面軍那幫老同志幾十年後的欲言又止的曲筆回憶。

　　C：可見，即便是簡單明了之事，如果有個從事後的結果和結論出發的定見，會怎樣的遺失觀察者的客觀和公正。可很奇怪，這樣明顯講不通的事情，卻堂而皇之的在那些將帥回憶錄中就這麼編寫。

　　Y：記不清是哪個好心的黨史作者寫過，張國燾與毛主席比，政治智慧高下立見，體現在毛於遵義會議時，只談軍事，不談政治，爭取了中央大多數，結果拿到了領導權。而張國燾從會師之日起，就糾纏不休要進行政治路線清算，所以中央大多數反對，張國燾就不行。真是“替古人操心”。與其替張這麼想，倒不如去想想張國燾為什麼一定要和中央談政治路線問題。難道就是要奪權？毛在遵義時，手邊無一兵一卒，只好靠謀略。張手上大兵在握，要奪權，不必如此吧。其實，應當追問的倒是彼時彼地的政治路線問題是否該談呢？

　　C：這就事關中共在會師之後的基本路向。不是能照搬遵義會議時期，只談軍事，不談政治的路數就能解決的，不那樣簡單。在會師之後，如果講不解決這個路線問題，就還是個跑，那麼以當時的情景而言，究竟是四方軍的同志熟悉西北地區，還是一方面軍的人熟悉西北地區呢？這不明擺着嘛。既然四方面軍的同志熟悉實際情況，那麼他們的意見就應當得到重視。可是中央紅軍一到川西北，就是急吼吼地要趕緊離開此地，北上。如果北上有條件。張國燾在川北建根據地的時候，為什麼不分兵北上，先打開一個局面呢？他難道那個時候就存心要與中央分庭抗禮了嗎？這說不通嘛。事實上，在會師前兩個月，張就曾試圖拿下松潘，是徐向前指揮的，結果失利。

　　Y：張國燾是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指令主力轉入川西北，他在此地帶活動了有半年，他五月派李先念南下接應中央紅軍。應當講，他確實有機會先行派出部隊北上探路的。他手上有8萬人，他對北上確實淺嘗輒止。 除徐向前打松潘那次戰鬥以外，沒有再多做北上的努力。這中間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北面胡宗南部隊防守作戰很有辦法。在通南巴的時候，徐向前就很想誘胡宗南從北方防線南下，與其野戰，結果試了幾次都沒有得逞。這胡宗南就是守着北方防線讓你來攻。徐向前就此罷手。前方將領既然有此看法，張國燾如何去想北上呢？他當時必須十分小心細緻地考慮北上方案嘛。

　　C：說到胡宗南善防守，不能不提松潘作戰失利。兩軍會師之後，一方面張國燾確實想與中央好好談談政治路線的問題;另一方面，他也同意了中央迅速北上的想法。6月25日下午張到達中央駐地,6月29日就發布了會師以後的第一個戰役計劃《松潘戰役計劃》，兵分三路，打頭陣的是林彪。四方面軍主力也調上去參戰，半個多月，還未攻到松潘城下。只好罷休。松潘不下你如何北上呢？胡宗南守在那，打不下來，則進入甘南的南北通道就卡住了。

　　Y：你林彪打頭陣，打不下來，算不算是一方面軍存心不想北上呢？當然不能算，既然如此，到9月3日，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過草原受阻於墨窪噶曲河不能北上，退回阿壩，難道就是存心嗎？況且一方面軍的董振堂在8月19日就奉張之命北上進入草地探路了。比你中央紅軍中央縱隊8月23日才進草地還早4天呢。現在黨史引用劉伯承解放以後的回憶講，董振堂說“小河嘛，可以過去的”，可信嗎？董是探路的，能過，他才發報給張，張想過，才從阿壩走3天到墨窪的，等到了以後，下雨過不去，董有工兵營，知道如何找渡口，如有渡口，張不過，如何服人？你劉伯承身為總參謀長，也到了噶曲河邊，過不過得去，都是內行人一眼看得出。張國燾既然已經從阿壩走到這裡了。他為什麼過得去而不過呢？所以你不能從事後看，張國燾確實反對北上，因此，他從一開始就存心作難中央。說實在，他要是一開始就存心，不要說是反中央了，即使來個消極不配合，你中央當時有無飯吃還難講呢？

　　C：劉伯承這些人的事後回憶是靠不住的。彭德懷在自述中講張派秘書黃超到彭的住處，送來牛肉乾、大米和銀元。認為是拉攏彭，是舊軍閥的卑鄙手法。這簡直是不厚道。這種說法能採信嗎？如果能採信，那麼毛毛寫鄧小平說當時傅鍾送鄧一匹馬，一件狐皮大衣和幾斤牛肉乾，解決了大問題，又當如何說呢？

　　Y：彭的回憶已是在文革中的事了。他為了自保，這麼講，情有可原，不能講不厚道。劉伯承在張國燾的司令部里呆了近一年時間，有點不清不白。加之一直不受毛的待見，到 1961回憶時，那是為自己解脫，也事出有因吧。問題是，研究者千萬要仔細地想想，他們的回憶的細節，是否經得起常理的追問，經得起追問，即便無從證實，也是提供了想象的啟發。怕只怕，研究者自己心中的那個“歷史”本來就是由後來這些“當代史”構成的，他們如此引用的回憶，不過就是同義反覆。

　　C： 所以，如果你，開始就抱定張國燾有野心，要反中央，所以來來回回鬧彆扭，以這樣的思路下去組織所謂的“史料”，由此形成的“歷史敘述”能經得起追問嗎？當然不能。除非你腦子進水了。有時，看這些書，看到這些段落時，哭笑不得。如此的史學訓練是怎麼養成的呢？即便是有政治風險，那也不致於弄成一張破漁網嘛。

　　Y：差不多講，劉統這本書算好的呢。有一本《偉大的長征》，是楊尚昆題書名，馮文彬寫序，算是很正式的書，寫這一段時講，當右路軍過了草地到達巴西、班佑時，張國燾控制的左路軍正在草地平行的方向朝阿壩一帶運動。這就不是是否經得起追問了，這簡直就是在編造了。左路軍總部進占阿壩是8月21日。右路軍進草地是8月24日，到班佑，巴西是8月28、29日。前後差了7、8天。人家就敢這麼寫。可憐徐帥年邁體衰，老眼昏花，居然也為此書題了詞。索爾斯伯里寫《長征》，引用胡華的看法，講松潘失利是張國燾故意破壞，改動計劃，讓三十軍佯攻松潘，結果破壞了戰役計劃。這謬誤就更大了。除了語言翻譯的因素外，這個老外大概也是類似的結論聽得多了，也有了定見。

　　C：是啊。倒不是為張國燾辯白。分裂是事實，我們正是想撥開這個大事件的迷霧，來探究，何以這個分裂就發生了。我們當然不能認同迄今為止的關於這次分裂事件的解說。這些解說幾乎是建立在延安期間激烈的黨內鬥爭的基礎上的，是在張國燾叛黨之後進行的黨內鬥爭基礎上的。我們知道這樣的解說，是經不起追問的。

　　Y：張國燾同中央的分歧，從近的方面講，在6月14日兩軍會師之後就開始了。從遠的方面講，則在川陝根據地的時候就開始了。前者，集中在軍事層面，後者集中在政治層面，這是兩條線索，這兩條線索發展到兩軍會師見面之後，就糾纏在一起。我打算先分開來談談。先從事實發生的經過，就軍事計劃和執行談起。張國燾是在1935年元月中旬接中央從遵義給他的電令，從通南巴西移，西渡嘉陵江在3月中旬抵達泯江流域，策應中央紅軍入川。紅四方面軍在此地先是設立川陝省委，設立“西北聯邦政府”，後是在軍事上，對四周情況進行試探。最重要的行動是在四月份，以一部北上打松潘，未能得手，另一部五月南下打懋功。為中央紅軍會師作準備。張國燾住在茂縣，大約離懋功有三天路程。

　　C：從3月中旬，張國燾到北川，茂縣一帶。到6月中旬兩軍會師，有3個月時間，建立川陝省委和西北聯邦政府，應當講沒有花張國燾多少時間，不少回憶錄都講，這二件事情主要是周純全負責，大約只有十幾個中級幹部在周的手下做這兩件事。張國燾可能同陳昌浩、徐向前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對川西北的軍事偵察和研判工作上。所以，當李先念同毛他們見面之後，張就同毛等人，就軍事部署展開討論。這個時候，有必要提醒一點，就是雙方對軍事情報的掌握上是有差異的，甚至是有很大差異的。因為中央紅軍5月才入川，6月初翻雪山，幾乎是一路急行軍。所以，中央紅軍對川西北的情況了解的應當比較少，沒有張國燾他們了解的多。毛他們與李先念見面之後，交談的話題，也是集中在川西北的軍情交流上。

　　Y：對，這個差異因素要在討論事態進展時加以考慮，我們先看6月上旬，紅軍翻過雪山之後，張國燾等人有兩份電報給中央，除了致歡迎之意外，都提到會師之後是北上打胡宗南，還是南下打劉湘的考慮，張並沒有明確的建議，只是將情況通報給中央。約定見面之後定奪。從電報語氣上看，張等人還是以中央意見為主的。6月13日，張等人電報中講“究以先打胡先打劉何者為好，請兄方按實況商決示知為盼”。即使不能講這算是請示上級，要講以客為先的意思，那是沒有錯的。有意思的是，中央這班人，倒是一點都沒有忘記自己的中央地位，中央毫不客氣地回電張國燾。提出第一個“北上”方案：即以現四方面軍防區，北川、茂縣、理藩為依託，向北發展，攻擊從平武到松潘之胡宗南防線，突破後向川陝三省交界的文縣、武都、徽縣一帶發展，並建立川陝甘根據地。注意，我稱這個方案是第一個“北上”方案。因為所謂“北上”之說，應情形而變化，有過若干次的“北上”方案。這個6月16日電報中央所講的“北上”是第一次提出的。其北上路徑是從松潘、平武一帶北上，進天水以南的文縣，武都一帶。這個北上的路徑和進占區域同以後的“北上”方案是大不相同的。

　　C：這個“北上”方案，相當武斷。且不講在6月16日之前，你中央各類決議、電報都講是赤化川西北，要在川西北發展根據地，你現在改為赤化川陝甘三省，這樣大的變動，一點都未曾詳加商量，說不過去吧。即使是應當離開川西北，北上，那麼這個北上方案也是紙上談兵。因為胡宗南及其上級指揮官朱紹良，一直就把天水及天水以南地區作為防區重點，防區南線兩個防衛重點就是松潘、平武，你現在一上來，就要同強敵正面衝突，而且是進攻作戰，顯然困難就比較大。

　　Y：這方案，不是建立在對敵情的了解基礎上的。胡宗南善防守，打他很不容易。在四月份，徐向前已經嘗試過，吃了虧。而朱紹良主政甘肅，天水及天水以南是甘省較富裕地區，天水本來就是軍事重鎮。你以疲憊之師，去掏在甘中央軍的心窩子。怎麼行得通呢？中央電報頗有當仁不讓的氣勢呀。

　　C：所以，6月17日，張國燾回電中央，不同意這樣的“北上”方案。

　　Y：注意，是不同意這個第一個“北上”方案。並不是講，張國燾不同意北上。

　　C：對，張國燾回電中，實際上提出了第二個“北上”方案。即從松潘向西到阿壩，從這一區域向北過草地進甘南夏河，洮河流域。這個方案同中央方案正好形成180度的對比關係。阿壩在松潘以西大約5-7天的路程，平武在松潘以東大約3-5天路程。

　　Y：這個北上方案的具體部署，值得推敲。第一點一方面軍進占阿壩。四方面軍繞開松潘，從松潘西側過草地，兩軍過草地進甘肅、青海交界地帶的夏河一帶。第二點，到達此地後，組織遠征軍進新疆，全軍主力則向東，向陝西發展。第三點，為掩蓋全軍戰略意圖，北上之前，先出一部南下打天全、蘆山、名山、雅安。你看這三點，是不是以後的一大堆是非都同這三點有關呀。南下佯動，本來是掩護主力北出，結果在以後被當成一開始張國燾就要南下的證據，進青海甘肅組織遠征軍去新疆則在以後被指責為張國燾逃跑主義和機會主義，而主力紅軍向東發展進陝西，則常常故意被忽略。因為，這恰恰就是以後毛及政治局所堅持的方向，你從這份電報提出的軍事部署上，如何能看出張國燾反對黨中央的意思呢？正相反，他倒是很為中央着想，試圖將各種軍情都考慮在內，想有個萬全的方案。比如講，讓李先念守寶興，讓中央紅軍去比較安全的阿壩休整，然後北上作戰不是善意嗎？

　　C：從中可以看出，張國燾並不反對北上，而是在北上具體部署上不同意中央的第一次“北上”方案。其次，張國燾並不反對北上之後去陝西。正相反，恰恰是他第一次提出去陝西而不是去川陝甘邊界地區，可稱第一“東進”方案。再次，他並沒有提出南下方案，打天、蘆、名、雅，說的很清楚是佯動掩護主力北上。最後，也是他第一次具體提出遠征新疆的。基本上，可以判斷，張國燾此時，對軍事安排並無定見，他只是手上情報更多一點，對實際情況了解更深入一點。所以，他的方案就因了信息量的差異而同中央中央第一次“北上”方案有差異。但中央一點兒也不領張國燾的善意之情，中央武斷的駁回了張的這份電報。6月18日，中央回電，等於是批評了張國燾，全面否定第二“北上”方案，並且更加強硬地堅持第一“北上”方案。

　　Y：沒有資料表明，6月18日電報到張國燾那兒是如何反應的，反正是敵情突變，19日、20日兩天，北邊的北川，南邊的寶興相繼失手。這對中央是當頭一棒。中央傻了眼。失北川，則打平武就成空談。失寶興，則一方面軍後方門洞大開。可見張國燾提出南下佯動先取天、蘆、名、雅自有其道理。反對打平武也不算故意為難中央吧。

　　C：這層道理已經來不及講了。6月20日，中央又致電張國燾作了保全面子的妥協。強調第一“北上”方案好過第二“北上”方案，即電文中所講“突破胡宗南防線比西移作戰有利”。有意思的是，可能是二天前剛剛全面否定第二“北上”方案，所以面子上還下不來，這個中央就乾脆講打平武松潘如絕無辦法，則全軍向川西南發展。兩軍集中打天、蘆、名、雅。這就茲事體大了。在軍事部署上，是中央而不是張國燾先提出南下進軍川西南的。

　　Y：這真是有意思的緊。相對中央第一“北上”方案，張國燾第二“北上”方案中包含了一個南下佯動的部署，可稱為第一“南下”部署。現在中央又提出了全軍掉頭南下的新部署，可以叫做第二“南下”部署。明明有個第二“北上”方案，中央架子端在那兒，就是不認帳，居然針鋒相對地搞了個第二“南下”部署。第二“南下”部署，那可真是要南下，不是佯動，是主力方向。

　　C：第二“南下”部署恐怕是中央面子問題吧，不會太認真吧。

　　Y：未必。中央這幫人，此時時刻，機會主義的很。他們逃亡的心態很重。一方面軍屁股後面，寶興一丟，就全暴露給已趕到雅安的薛岳縱隊了。他們提出南下打雅安，名山一線，並非什麼南下川西南之類，他們只是希望借一、四軍合力解除後防之患。到20日時，他們不知道進占寶興之敵是否繼續北壓，他們怕出現這個情況，所以就乾脆第一、第二“北上”方案全部扔掉。急匆匆地掉頭南下。這是實際情況。面子問題有，沒有那麼嚴重。到20日時中央紅軍的周邊軍情異常嚴峻，中央才有下川西南的應對，倒未必是戰略考慮。

　　C：有道理。中央的心態有些急。同張國燾有區別。中央紅軍此時應當並沒有在川西南紮根的長遠想法。這個同張國燾後來的南下設想有區別。但至少說明一個問題，不論是張國燾，還是中央紅軍，在此時此刻，一點兒教條主義都沒有。他們都是從生存，逃亡的角度，根據周圍的軍情變化不斷地提出一個又一個的應急方案而已。所以，寶興一丟，毛澤東可以率先提出南下進占川西南；同樣的，為躲開胡宗南川陝甘防線，張國燾第一個提出“東進”方案。他們都是機會主義者。此時，生存是第一位的。全然不是我們事後看過去，那樣的從容與深遠。

　　Y：但在20日以後，軍情又變了，不論是北邊進占北川之敵，還是南邊，進占寶興之敵，都沒有繼續進擊茂縣和懋功。從當時的情形判斷，中央軍和川軍也面臨着山區作戰的各種困難，所以連續作戰困難很大。同時他們也在判斷會師之後紅軍動向，各種調整部署的安排在籌劃中。因此，20號以後，反倒沒有新的軍事壓力。張國燾21日離茂縣去兩河口與政治局會面，走了四天，25日下午到。此時，中央這幫人立即又變臉了。因為南方的壓力不大，他們又想北上了。兩河口會議上又提出了第三“北上”方案，即松潘戰役計劃。

　　C：這個方案啊，我看着看着，就想笑。真是寸的很呀。第一“北上”方案，第二“北上”方案的交集點就在松潘。第一“北上”方案已經搞不成了。反正我也不能認你那個第二“北上”方案。所以就從兩個方案的交集處“北上”吧。你說說這個面子問題，到底起沒起作用呢？

　　Y：至少這個讓張國燾感覺上不爽吧。生活中有時遇到這類固執之人的強詞奪理，你也只好哭笑不得。松潘守川甘大道咽喉位置，順川甘大道可去武都，文縣一帶。這是胡宗南防區，所以，我相信，張國燾對這個第三“北上”方案，即松潘戰役計劃，不會贊同但也不必反對。因為松潘一下，可以東去武都、文縣，也可在東去受阻之後，從松潘直接北上班佑、巴西，實際上就有可能變成第二“北上”方案。所以，張國燾沒有反對松潘戰役計劃。松潘戰役從6月底開始執行，到7月中旬，就打不動了。此時，就召開了蘆花會議。7月18日開了一天，7月20日，21日又開了兩天。蘆花會議重組了紅軍統帥機關，以張國燾為首，重組了軍委和紅軍司令部系統。隨後就終止了松潘戰役。我相信，在蘆花會議上，政治局確實有點抬不起頭來。所以，重組統帥部及終止松潘戰役計劃，在會議上沒有什麼反對的聲音。連毛慣常的那種振振有詞的架勢也沒有了。

　　C：松藩戰役失利時，實際上紅軍很被動，近十萬人壓在卓克基和毛兒蓋很小的區域內。所幸胡宗南固守不出擊，否則紅軍處境會很危險。我有個感覺，紅軍機動作戰能力強，但同時他也怕對手機動作戰。當敵人連續作戰或是跟進突擊時，紅軍就比較容易吃虧。在川黔邊界作戰時，劉湘主動突擊，就造成毛復出之後的接連兩個敗仗。但中央軍向來不以突擊作戰見長，所以紅軍多少有點欺負他們這一弱點。不知何故蔣介石一直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四方面軍在百丈關失敗就是被劉湘反突擊打垮了。退到甘孜，兵敗如山倒，也是在名山，雅安防線讓川軍連續突擊，徐向前給打暈掉了。松藩之戰，紅軍失利之後，胡宗南所部老鼠不出洞，讓紅軍有了喘息時間。

　　Y：但紅軍自己是心知肚明被動局面的。此種局面下，中央的那種面子和高高在上的架子都散了。沙窩會議上就通過了《夏洮戰役計劃》。這個計劃實際上就是張國燾前面提到的第二“北上”計劃。原本是中央很不樂意採用的，認為經草地出青、甘牧區不可能，但現在局勢十分危急。張國燾應當也是焦急萬分。紅軍全部擱在岷江以西的狹小區域內。毛兒蓋已有絕糧現象。所以，必須冒險犯難，趕快北出草地進青海，甘肅邊界地帶。

　　C：夏洮戰役計劃的目標是什麼呢？為什麼夏河,又叫拉不楞寺的地方就成了戰役目標呢?

　　Y：首先看看松藩失利後，紅軍布防情況，大致上集中在毛兒蓋和卓克基兩個地點。毛兒蓋在北，卓克基在南，兩地相距有4天路程。在毛兒蓋集中的部隊主要是打松藩的一、三軍團和徐向前、陳昌浩帶領的前敵司令部，包括了四軍、三十軍。在卓克基則主要是紅軍總司令部，包括了五軍團、九軍團，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戰役計劃要求的組織左、右兩路軍分別行動。左路軍就是以卓克基集中的紅軍由張國燾帶領，占阿壩，右路軍則直接過草地到班佑。問題在於，左路軍到阿壩以後的具體行動路線，在《夏洮戰役計劃》中是如何規定的呢？不是十分清楚明了，前面都清楚。就是這一段有些含混。

　　C：夏洮戰役計劃有個特點，就是非常地不確實，包含了多種可能性的安排。為什麼呢？是因為道路信息太少，太不確定。川西北這一帶，人口稀少，交通主要就是牧道，馬幫道。即便是有路走得通，也不一定大部隊通的過去。紅軍找的嚮導多是和尚，採藥老人之類的。提供的情報不確實，靠不住是很常見的。夏洮戰役中的幾條行軍路線比較之下，是有差異的。從毛兒蓋到班佑，就是右路軍走的那條路，道路狀況較為確定，不確定的是在松藩的胡宗南所部離這條道路很近，居高臨下，是個大威脅。從卓克基到阿壩，有路，但通過大部隊行不行，則不確定的很，所以戰役計劃中對左路軍何時應占阿壩，沒有明確規定。這個就留下了以後不少人去指責張故意拖延不去阿壩或是正相反去指責張執意要去阿壩的話由。

　　Y：當時張讓劉伯承去作探路。劉伯承甚至手繪了若干張地圖，好像是用了5—6天時間，可見道路狀況比較複雜。

　　C：從阿壩北上，情況就更加不確定。所以在這個點上，夏洮戰役計劃的不確定性或是多選擇性就更強了。從8月13日左路軍開拔之後，總司令部和前敵司令部之間的很多電文，都是交流關於這個點上的情報，以便商定出一個比較確定的行軍路線。所以這些電文措詞多岐義，地名也混亂，經常變化，反映了信息情報收集工作的狀況。

　　Y：這樣一來，夏洮戰役計劃就有可能存在多種行軍路線的組合。但是，有一條，就是戰役終點目標是以夏河為中心的夏河流域。

　　C：為什麼夏河成為戰役目標呢？

　　Y：相關資料也不多。但拉卜欏寺是夏、洮兩河中游地區最大城鎮。其次，拉卜欏寺位置上，避開了天水方向上的中央軍，同時又避開了較窮的藏人區，是混居地區，較富裕。還有一點，就是靠近青海。應當講，這個目標還是比較體現張國燾在6月17日電報中講的那個第二“北上“方案的。況且從這個地區去陝西，寧夏也方便。同時從祁連山兩側均有大道去新疆。感覺上，這個目標地還是很多優勢的。

　　C：目標是確定的，通向目標的道路是不確定的。左路軍在阿壩，右路軍在班佑。從班佑去夏洮，近路是經郎木寺去夏河。從阿壩去夏河，則有兩條路，一是經瑪曲去夏河，一是經郎木寺去夏河。這兩條路距離差不多。但從阿壩去郎木寺要從草地深處走，估計道路情況不太清楚。從阿壩去瑪曲，則有兩種走法，一是沿黃河兩岸走，但也有同樣的問題，黃河在這裡彎進草地，河岸邊更不好走，另一種走法，則是儘可能避開草地，沿阿尼瑪契山腳，兩渡黃河到瑪曲。這個走法，走不走的通，事先也不知道。所以，張國燾一進阿壩，就派人去摸這條路。他和陳昌浩交換過一次情報，似乎他排除了沿黃河兩岸走法。而陳也給他講了從阿壩去郎木寺比較難以確定。

　　Y：這樣的不確定性，我們集中起來一分析，差不多可以看到夏洮戰役計劃成形的幾個要點。就是，右路軍從毛兒蓋到班佑，再經郎木寺去夏河。如在去班佑的路上被松藩胡宗南阻擊不能走過去的話，那麼右路軍就掉頭，經墨窪西去阿壩與左路軍會合。左路軍在占領阿壩同時，應分兵一部去墨窪以策應右路軍來阿壩。左路軍從阿壩北上去瑪曲或郎木寺。

　　C：停一下，這裡頭有名堂。左路軍去瑪曲或郎木寺都走不通呢？該怎麼辦呢？計劃中還應有安排。這就是阿壩的定位。你看，資料顯示，主力去夏洮之後，紅軍依然保持阿壩作為後方基地，並有夏洮到阿壩之廣闊區域為根據地的想法。那麼，如從阿壩北出瑪曲或郎木寺都走不通的話，那麼，會不會就乾脆以阿壩為中心。發展周邊區域為根據地呢？左，右軍都到阿壩會合，就地發展呢？

　　Y：很有道理。這個可以確定。因為這就可以解釋清楚一件事，就是中央呆在毛兒蓋直到8月20日以後，才有大部隊開拔北上，而在8月13日前，卻一個勁地催張國燾快快動身去阿壩。原因我一直鬧不明白。你這樣一說，就解釋清楚了。右路軍不但是在胡宗南阻擊情況下，會西去墨窪到阿壩的，而且在左路軍一旦無法北上瑪曲或郎木寺的情況下，也會西去墨窪到阿壩的。因此，左路軍必須先到阿壩，而且是必須先行確定北上道路無問題以後，右路軍才能行動。這就是左、右兩軍協調行動的實質。否則，則會出現混亂。

　　C：話說到這兒了，要講一講這個左路軍，右路軍的由來。原來夏洮戰役計劃制訂時，陳昌浩、徐向前都是主張合兵行動的。計劃是全軍主力到阿壩，以卓克基為後方基地，傷病員都在那兒。毛兒蓋放一支部隊警戒松潘之敵。但張國燾不同意，他很擔心松潘之敵，他堅持在毛兒蓋的部隊就近監視敵人，掩護紅軍主力在阿壩的行動。李德回憶錄中也講到了右路軍的掩護作用。

　　Y：這有疑問要討論一下。合兵行動，有沒有可能合在右路呢？

　　C：那個不可能。從右路去班佑雖然道路情況比較確定。但是松潘近在眼前，居高臨下給你一衝，就可能腰斬紅軍大隊，這是兵家大忌。況且，毛兒蓋已有絕糧現象發生，無法成為合兵的集結地和北上行軍時的後方基地。所以，在計劃制訂的一開始，就未曾考慮過以右路為主北上。阿壩是首選，是制訂計劃時未變過的目標地。先占住阿壩，然後再北上。北上不成，就地發展。好歹胡宗南最近據點松潘離阿壩有七天山路的，比較安全。

　　Y：是啊，綜合這些因素，應當講夏洮戰役比較多地放映了張及四方面軍的想法。

　　C：但是，這個分兵確實有點兒自找麻煩。對每一方都是如此。如果從一開始，就放棄毛兒蓋，主力去阿壩，全軍分布在卓克基到阿壩一帶，就沒有什麼必要“北上”“南下”之爭了。有路就北上，沒路就先穩住，再找找看其他北上的路。反正嚮導也罷，探路兵也罷，說的道路情況也不十分靠得住。有個例子，一年後，二、四方面軍從甘孜經阿壩、郎木寺到班佑就很順利。說明，這個地區恆古未開，大隊人馬走的道路要慢慢查找的。急不得。

　　Y：所以，我們看清了，夏洮戰役計劃中左路軍的行軍路向是很明確的。就是先去占阿壩。

　　C：為什麼現在黨史軍史著作中要刻意迴避夏洮計劃中右路軍去阿壩，以及左路軍經瑪曲北上這個路向呢？

　　Y：這也只能推測了。你看沙窩會議是正式的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的《夏洮戰役計劃》是正式的中央決策。那麼張國燾率隊進占阿壩再經瑪曲進占拉卜欏寺，就當然是遵照中央決議行事。後來黨史上講張國燾去阿壩是居心不良，要同中央鬧獨立，搞分裂。但張國燾執行的是中央決議，恰恰是在8月15日電報，讓左路軍專注北上，放棄阿壩才是擅自改動中央決議。8月20日毛兒蓋會議才在程序上補上了手續。至少講在8月20日以前，是毛在違反中央決議。所以，要把張國燾分裂中央罪名做實，其中方法之一，就是隱匿《夏洮戰役計劃》中左路軍的行軍路向規定。其實這個方法並不聰明。

　　C：是啊，這並不難識破嘛。為什麼要這麼幹呢？

　　Y：哎呀呀，你這個人，到底什麼意思嘛？後來那個西路軍事件明明是中央電報要求在河西走廊作戰的，還不是照樣被講成是張國燾指使的嗎？李先念到90年代初期，想糾正這個寫法都還很困難。這有什麼奇怪啊？中央那份電報在80年代就已登了出來，西路軍的歷史還不是照樣給黑着。

　　C：沒有別的意思，你別急嘛。我只是在想，到今天了，居然還搞這個事，有必要嗎？不大可能嘛。

　　Y：也可能是研究者的問題，而非當局者的意思。我注意到長征史的研究水平特別特別的差勁。幾個主要研究專著簡直是亂來。大概現在學者們還沒有留意到《夏洮戰役計劃》中的這個問題吧。

　　C：好，不講這個事了。那麼還有個問題，在《夏洮戰役計劃》主力進占夏河以後的行軍方向呢？

　　Y：這就是比較含混的地方。6月17日張國燾電報是講以主力從夏洮地區向陝西發展。到8月3日這個夏洮戰役是否這麼規定了，也不知道。但朱德回憶錄中也講過到夏河以後向東壓這個說法。沒有講明去陝西。同時，8月20日毛兒蓋會議上毛澤東講話，非常鮮明地反對西渡黃河去青海、新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不好判斷。我只能把可能性較大的情況假設一下，左、右兩軍去拉卜欏寺是個相對保險的方案，就是三種結果，一是就在拉卜欏寺周圍就地發展，建立根據地，一是西渡黃河去新疆，一是向東壓去陝西。我認為，在8月3日的時候，不論誰都無從判斷遙遠的北方的情況，這樣保持最多的選擇空間，應當是這群驚弓之鳥的保險方案了。拉卜欏寺恰好具備這樣的選擇空間。但到了拉卜欏寺到底是選擇什麼方向走，恐怕至少在8月3日的時候，誰也說不定。

　　C：但他們一定各有偏好。

　　Y：那當然。毛偏向東方去陝甘，張國燾不好講，可能就地先呆一陣是他的選擇。以往講他偏向去新疆，也依據不足。他們各自有偏向，但強度不一樣。毛澤東對東進的偏向很強烈，張國燾則似乎沒有強烈的偏向，就地與西進，他都有偏向，但不強烈，對東進他沒有強烈的偏向，但也不反對，況且6月17日是他首先提到主力去陝西的。

　　C：《夏洮戰役計劃》可以講是雙方的合集。松藩戰役計劃是雙方的交集。這是兩個方案的區別，也體現了兩個方案提案人的身份。頌藩戰役是中央提出的，有些高高在上；夏洮戰役計劃是張國燾提的，就有點不招惹你的意思。

　　Y：很準確。雖然《夏洮戰役計劃》本身確有含混的地方。但無論如何也是個北上的計劃。該計劃的執行，到8月20日毛爾蓋會議時，被中央修改。這就是第四“北上”方案。在會上毛講話的意思是不去拉卜欏寺，不去洮河以西，而是從班佑向北，先占岷縣及周圍地區，形成依託，然後向陝甘邊界進發。這個第四“北上”方案獲得了右路軍各軍團指揮官的同意，特別是陳昌浩非常贊同。注意，這個第四“北上”方案一出，原夏洮戰役計劃中的左路軍的路向就變了。由於毛爾蓋會議時，張國燾在阿壩，所以張國燾看到中央電報時，很猶豫，他自8月21日進阿壩呆了大約十天之久，既沒有繼續照原計劃經瑪曲去拉卜欏寺，也沒有照中央電報去班佑，他大約在思考中央毛兒蓋會議的真實意思。現在我們講的“北上”“南下”之爭中的那個“北上”，指的是第四“北上”方案。

　　C：就是講，從8月20日開始，性質發生變化了。在此之前，雙方都在找雙方的合集或者是交集。在此之後，事情開始起變化。

　　Y：張在阿壩陷入沉思了。他有點弄不明白右路軍那兒怎麼了。他仍然按原計劃在準備。例如派人到瑪曲，也有籌糧。從卓克基到阿壩走了7天，大軍需要補糧。問題是在8月30日，張國燾還是選擇先服從政治局決定，選擇了去墨窪這條路，去班佑。

　　C：他應當是可以確定經墨窪去班佑是走得通的。張國燾是有把握走的通才在8月30日出發去墨窪的。張國燾顯然並不是擺個陣勢給中央看，沒有這個必要。絕糧隨時發生，那敢玩這一手呢！到墨窪大雨過不了河，首先是出乎張的意料，也給張帶來了最大的選擇難題。9月3日，他的選擇是回阿壩，不再作北上的努力了。

　　Y：到9月3日之前，在軍事層面上講，就是這麼個過程。整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張國燾並沒有在軍事部署上有什麼事先想好的陷井讓中央鑽進去。同樣，中央儘管盛氣凌人，但也沒有要拿掉張國燾以便自如控制四方面軍的意思。他們總的來講，在敵情和險惡環境重壓之下，在軍事上都是戰戰兢兢的，謀策劃略，不過雙方對信息判斷及戰場感受有所不同，其方案也就有了區別。但也看不出來，有什麼可以上綱上線的大區別，他們只不過是把各自的自認為是妙着的辦法拿出來，你先試試，不行了，我再來試試，如此而已。

　　C：在軍事部署上，你任何方案，第二天就會檢驗，來不得半點虛的，因為敵情就在眼前，你躲都躲不開。即便是你有自己的盤算，也必須在整個軍事安排上讓各方人員按業務標準認可才行。只利己，不利人的想法，在這種場合下就行不通。除非，你翻臉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Y：事實上，到9月3日，張國燾就翻臉了。他是在8月21日接中央電報告知毛爾蓋會議決議，8月30日決定執行中央決定，去班佑，三天后，到墨窪，大雨，無法過河。他決定回師阿壩，並且要求右路軍南下到毛爾蓋、卓克基。張國燾向中央翻臉了。到9月9日晚，中央來了個更絕的，乾脆單獨跑了，於是中央向張國燾翻臉了。至此雙方翻臉。

　　C：我看，這裡還有個第五“北上”方案。就是毛帶一方面軍一、三軍團跑到俄界以後，也沒有照毛兒蓋會議向岷縣進軍，而是把旗號改成小股部隊“陝甘支隊”，徑直朝陝甘方向去了。這個“北上”方案同毛兒蓋會議的“北上”方案又有不同，是不要後方，朝外蒙方向靠近就行的那種打算。

　　Y：這也正常啊。如果張國燾與毛合兵一處，那是無法用這第五“北上”方案的。十萬人，同一萬人是不同的。但仔細分每一次的“北上”之不同是有必要的。它表明了一種可能存在的狀態，一種心理的狀態。到9月8日，張國燾去電中央，提出南下戰略時，實際上就有了第三“南下”方案。五個“北上”方案，三個“南下”方案。實際上，東進也有三個方案，張國燾提出的以夏河為依託，主力向陝西發展是第一“東進”方案，毛兒蓋會議提出的以岷縣為依託去陝甘是第二“東進”方案。俄界會議陝甘支隊直接去陝北是第三“東進”方案。看看吧，才多短點時間裡有如此多的變化。可見逃亡欲望之強烈。他們全都很焦急，危機重重，但也確為人傑，隨機應變，花招迭出。

　　C：是呵。在這種情況下，按說，無論是誰，考慮問題，都應從紅軍生存逃亡的可能方向去思考籌劃呀。何以接連就有了9月3日、9月9日的翻臉呢，對雙方都不利呀。這種破裂，翻臉不是一下子就出來的吧。一定有過程。

　　Y：當然有個過程。就軍事層面上講，破裂，翻臉的道理不通。但如果從政治層面上講就大大的不同了。就在前面開頭，我已講過有個源頭更加久遠的張與中央的分歧爭論過程，一種政治爭論，一種關乎中共革命戰略的爭論，在兩軍會師之後，與軍事部署過程交織在一起，進行了激烈的對撞。直到9月3日, 9月9日，雙方分道揚鑣。

　　C：一種政治上的合理性終於壓倒了軍事合理性？我個人比較信這個軍事合理性，因為那關乎生存。如何逃得出去？這才是大問題。如何政治理性就壓倒軍事理性呢？

　　Y：講點學究氣的話吧。政治是軍事的前提，軍事是政治的延續。軍事的盡頭就只能是政治了。如果，有人就是認為無論如何也逃不出去了。無論如何軍事上也搞不下去了，那麼，一種新的政治就會出現，新政治一定是對舊政治的反動。而這個舊政治，正是那個“蘇維埃革命”，正是這場“蘇維埃革命”催生了紅軍，產生了迄今為止的紅軍的軍事逃亡過程。現在，有人對這場“蘇維埃革命”質疑，而且不是從現在開始的，是從1933年就開始了，這個人就是張國燾，正是他的質疑，持續的質疑，才讓長征，才讓兩軍會師後的長征，不僅僅是軍事的逃亡之旅，還變成了中共政治上自我解放之旅。正是從這裡，中共才從久已邊緣化的社會異己力量重新走上了溶入中國社會主流的進程中。正是這種自我解放的歷程，才為西安事變及事變以後的中共革命提供了新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