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對。為了大義，那麼，就有前面我們說過的那些矛盾的地方。一句話，為了大義，張學良就該配合老蔣剿共才是。張正是從一己之私出發才與中共合作的。但他這個一己之私，倒也不像其他那些小軍閥那樣齷齪，他還是心存希望，將東北軍改造成一支正面的部隊。所以他甚至提出他本人可以加入共產黨的要求。

C：他如何利用中共來改造東北軍呢？他怎麼樣才能打成這個算盤呢？

Y：很不容易作到。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也就是東北人的辦法。施小惠唱高調，慢慢周旋。他先是很爽氣地給紅軍大洋、物資。然後聲言不能不執行蔣的指令，要進剿，形成對紅軍的擠壓式包圍。然後，開始與中共一起唱抗日的高調。這個基礎上，他開始摸中共的底。中共自然投懷送抱。中共基本上是想利用張，所以，就不斷地給張提出各種建議，同時也在軍事上做出配合，儘管有風險，當時也沒有更好的辦法，讓出瓦窖堡就是一例。

C：中共當時提出西北抗日聯軍和西北國防政府的設想，張沒有反對。

Y：張表面應和了中共的這個想法，也就是後來人們講的西北大聯合的計劃。但他並沒有當真，只是口頭上講講，字面上寫得不多，真正去做的一件也沒有。因為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張學良沒有理由在西北形成割據，他犯不上這麼做。他的真實意圖是讓中共和紅軍加入東北軍裡頭來，或者是兩支部隊合在一起由中共來徹底改造東北軍，張不想搞獨立，但他想要這麼一支新型部隊，為了讓中共放心，他乾脆壓上自己做擔保，他本人入共產黨。他想由他自己加上中共高層人物組成領袖集團，帶領這支部隊，防守西北，必要時就上抗日前線。所以，這期間，他的抗日高調唱的比中共還要高，他想在抗日這個旗號下，一石二鳥由中共改造東北軍，用東北軍收編紅軍。他據此可以在西北站住腳，同時兩邊落好，一邊在老蔣這裡收不戰而勝之功，一邊在蘇聯那裡收抵抗日本之名。

C：他本人提出入共產黨，不怕老蔣猜疑？

Y：那不是問題。張學良自信在這種問題上，老蔣可以允許。只要他能夠收編紅軍。蔣不是個意識形態很強的人，他自己可以大用特用中共人員，蔣是看效果作判斷的人。這個同中共不一樣。後來他自己不是也提出過加入第三國際嗎？

C：那張學良的這個想法如何在政治形式上實現呢？

Y：這正是問題所在。張學良有天真的一面，他清楚中共和老蔣這兩邊的情況，他有自己的判斷，他對中共當時東征作戰狀況是了解的。所以，他認為中共會理解並接受他的想法。確實，他沒有在政治上找到合作的形式，所以他也暫時接受西北抗日聯軍的說法。說到底，當時中共也不知道還有什麼樣的其他政治形式。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政治形式，重新再搞不可能。他們也沒有別的經驗，所以一上來，還是個鬧革命，想拉軍閥們搞西北割據、反蔣、反國民政府。後來八路軍的那種政治形式不是事先想出來的，是國共談判及外部日本入侵的局勢逐漸形成的。在1936年4月張與周在談判時，他們倆都沒有這個經驗。所以，只能用西北大聯合的計劃。要辦這個事，他需要相對和平的環境，他不能去打紅軍，當然他也希望紅軍不要打東北軍，缺錢、物資都沒有問題，我張學良有的是夠你們用的。這套東西也真把周給唬住了。我相信中共是真動心了。

C：動心？給一個地方力量作合作？

Y：那又怎麼樣。36年11日時，毛給閻錫山寫信，那不是白紙黑字的寫着願聽從閻長官的統一指揮嗎？這個沒有問題。成問題的是共產國際一聽說此事，大大的憤怒了，俄國人搞不懂中國那種複雜的政治話語，他們要的是蔣介石帶全國抗日，而不是幾個地方勢力借抗日為名，形成分裂局面，這種局面只能有利於日本人。況且中共還是同張學良這個蘇聯人最不喜歡的地方勢力合作。所以共產國際就堅決反對與東北軍的合作，堅持要中共與蔣合作。所以中共認真的同老蔣談，把張學良放在一邊。而張學良就更有意思了，他先穩住部隊，同紅軍保持距離，免出摩擦，然後他呆在一旁看中共和老蔣的勾兌。他大概認為老蔣的辦法不會有結果的，紅軍也很難從老蔣這裡拿到想要的東西，所以他準備等到兩邊搞不下去了，再來收拾局面。所以從1936年4月他同周談判後，沒有再多的舉措，因為他知道紅軍在和老蔣談判，那就先談吧，而他到真的去辦軍官訓練班。當然他作的夠小兒科，有點像過家家，倒是很認真。但中共清楚蔣的作法，能幹掉就幹掉，干不掉就攆走。而蔣拿準了蘇聯的利益同中共目標不一致，它可以分開處理。隨着他對蘇聯人的想法和紅軍狀況的了解越來越多，蔣的態度越來越堅定，條件越來越苛刻。

C：張學良的心思，老蔣是否知道呢？

Y：老蔣知道他同中共在談判，老蔣也不反對，蔣對此類中國特色的政治太熟悉了。我判斷老蔣是知道張學良的打算的，否則他不會經常到西安城內活動。因為張並沒有非份之想，大概老蔣認為張學良太天真吧。其實，老蔣就一直這麼認為的。張學良不天真，也不會被老蔣這樣調動自如的。從時間上看，自1936年4月、5月分別有周與張，潘與曾養甫的談判。之後，兩廣事變，蔣重點在南方，紅軍着手西征會師，各方都有大的動作，但張沒什麼事。到8月，兩廣事平，蔣又回到北方，此時綏遠察哈爾浮動，蔣為此開始調動軍隊；到10月，蔣下決心一面壓紅軍出綏遠外蒙，一面策應傅作義，準備綏遠抗戰。中共並不明白此中奧妙，他們處在生存危機之中，認為蔣大概翻臉不談了，所以中共回過頭來，又同張學良談，這張學良正等着呢？所以張勸中共不必着急，先穩住兩個月，必有情況發生。

C：什麼情況呢？張學良又沒有說透。

Y：但中共似乎是相信了他，至少毛在幾份電報中都提到張的建議。原本到十一月以後，紅軍壓力太大，幾無出路，只有向北出綏遠這條路了。我判斷中共高層一定已有去外蒙的打算了。這個情況下，同張學良一接觸，張自然就是勸阻了，講再過一、二個月必有情形發生。毛不想去外蒙，也沒有別的辦法，現在張這麼一講，毛只好當稻草抓住。本來毛想向張學良借道，向東南方向跑，但張勸他不必如此，先等等再看，毛不大相信，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拿張的講法給大家壯膽。但毛終究對此沒有底，又生一計，想再次東征入晉，所以才給閻錫山寫了那份謙恭的信，但閻又不上鈎，只是虛應着。而在張學良那裡，他有幾個判斷，一個是綏遠抗戰會拖下去，這個是從他自己與日本人交手的經驗來判斷的；一個是蔣必然要全面介入綏遠抗戰；一個是陝甘只能讓他來收拾；再一個紅軍千萬別出綏遠。因此，他讓毛別動。其實，他是知道蔣希望紅軍去綏遠外蒙的，他也知道紅軍沒辦法的時候會去綏遠的，紅軍講去東南或是重新入晉，都只是試探。所以，他就要打消紅軍去綏遠的念想，於是他才講一二月內有變化，可期待。

C：實際上，十一月的時候，共產國際已經改了口氣，要讓他們去新疆了。但由於三個通道都已經被堵死，想去外蒙，一不可能借到共產國際之力（諸如得到武器等等）；二不易打得過去，或者說根本就打不過去了。胡宗南在西，湯恩伯在正北，閻錫山、張學良在東南，已經沒有辦法了。這時，張的地位很有利。紅軍給打慘了，口氣也變了，可以比較容易接受張的辦法了。估計他的心情不錯。

Y：蔣在組織綏遠抗戰的同時，一直想把紅軍攆到綏遠外蒙。蔣所以也施加壓力讓東北軍從東南戰線向西北壓紅軍。所以啊，張學良就拿出東北人那種表演天份，大叫大嚷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要去綏遠抗日等等，反正就是不想擠壓紅軍。後來老蔣也懶得管他了。張也就消停了一陣。

C：那張是胸有成竹了，他的計劃是什麼呢？搞政變？

Y：怎麼會呢？他才不用這麼辦呢！他根本就沒有這麼想，這超出了他的想象力，他還就是那個辦法，用東北軍收編紅軍，讓紅軍改造東北軍，由此他可以在中國創造一個政治奇蹟，讓老蔣和南京那幫自命不凡的傢伙看看，東北除了鬍子以外，還可以有這樣的政治才俊。他認為胡宗南10月、11月的進攻，已使中共放棄對蔣的幻想了，會來求他張學良的，只要時機一到張宣布就是了，他是11月中旬給中共講再過一、二月就行了。但就在他心定神閒地準備收拾陝北殘局的時候，一件誰也沒有想到的事情發生了，綏遠抗日才剛剛開打十幾天，到十一月底的時候，就大獲全勝了。這首先是出乎了蔣的意料，蔣拉開架勢準備大戰一場，結果日本人退縮了。這當然對蔣最好不過，蔣據此判斷日本人放棄北上和拿下中國的戰略，而改為“南下”戰略。這種情況下，拉蘇聯下水的緊迫性就下降了，對紅軍就應當徹底幹掉。而不是以前讓紅軍出綏遠的計劃了。所以，蔣從11月底開始，就重新部署了。他的重新部署最重要的一着，就是讓東北軍讓道，由中央軍直接幹掉紅軍。這樣一下就打亂了張學良的步驟，張很年輕，面對如此變故，一下就亂了方寸。

C: 依我看，不論怎麼說，張的這個盤算也是完全的一廂情願，這怎麼可能呢？

Y: 是啊，但你不能否定他可能有這個一廂情願，實際生活中，這種一廂情願的事多了去了。當然，一方面蔣無論如何不會同意由他來收編紅軍和共產黨的；另一方面，共產黨也不會讓他收編的，即便讓他收編了，最後的結果也是把他給收編了。閻老西兒才讓薄一波搞了一個新軍，結果一個小小的薄一波就把他收拾得乾乾淨淨。但以張學良的水準，不可能預測到的。
C：那你說蔣因為百靈廟的勝利，改了主意，弄得張措手不及的時候，他和中共是否商量處理辦法呢？

Y：沒有，他怎麼有臉去和中共講呢，紅軍連去綏遠的可能性都沒有了，都是你這個傢伙給鬧的。況且講了又有什麼用呢。因為更嚴重的事情是，蔣還打算徹底解決東北軍問題呢！蔣的辦法也夠狠，要麼你打起精神與紅軍硬幹，要麼你的部隊拆散調到各區，因為沒有什麼其他地區可以一次接納那麼多部隊，只能打散了，到各地駐防。這簡直就太嚴重了，等於東北軍就沒有了。

C：張可不可能作詳細的計算呢？這樣對他本人也沒有什麼不利的吧，好像老蔣要張留在中央擔任大員，不是也一樣很風光很合他公子哥的意嗎？其他任何辦法都是不行的。

Y：是這樣的，但事發突然，他張學良一下子就暈了菜。他身邊也沒有老成謀國之士，卻都是害人害己居多的青年秘書。他一下子上火了，西安事變就是這樣來的。正是因為他盤算了一下，任何辦法都沒有，只有接受老蔣的安排，但他一時面子下不來，熱血一衝，他就幹上了。

C：而老蔣可能也恰恰認為張學良除了接受他的安排也沒有別的辦法，所以蔣才放心地在西安活動，蔣實在沒有想到張學良來了個“西安事變”。

Y：對。所以張學良才幹成了。從事後參與者的回憶看，張根本就未曾想過幹不成怎麼辦的事，所以這是件典型的心理學案例，他也沒有什麼大計劃。後來有人講，張學良對蘇聯指責他感到意外等等，那都是瞎說，張學良原本就沒有任何宏大計劃。他只是想借紅軍改造東北軍，他也想創造奇蹟，但那遠不是什麼大計劃，也無須什麼共產國際的支持。西安事變純粹就是心理學事件。因為在此之前，張學良感覺上太有把握了，結果綏遠戰事嘎然而止，他才一下子被衝擊、暈菜了。他在所有方面都下不了台。就是這麼回事。

C：也有人納悶兒事先他怎麼不同中共商量？

Y：這也是亂講，他原本沒計劃，有什麼好商量的，正如同他後來送蔣走也不同周商量一樣，他認為這純粹是他自個面子問題，是自己的事，同別人沒有什麼好說的。

C：蔣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地方出錯了？

Y：蔣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什麼錯，在事變之前也沒有什麼錯。因為張學良搞事變不是“政治學”問題，是個“心理學”問題。蔣對紅軍和東北軍的辦法從正統的政權角度講，是沒有什麼錯的。如果沒有西安事變，紅軍結局也一樣，要麼被整編，要麼被幹掉。11月的時候，陳立夫這個渠道也講過紅軍以三萬人為限進行整編，這個條件在西安事變之後也沒有變化。周恩來在1937年幾次談判都還是在三萬人這個基數上談的。其實，西安事變倒讓蔣的威信一下子建立起來了。

C：那倒是，全國各方力量一下子發覺沒有蔣介石還真是不行呢。這個也真是很奇特，很壯觀的政治風景啊。蔣介石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事後他該心存感恩之念吧！

Y：那他要是沒有，算他對全國人民不厚道。但我看老蔣的問題，還是出在他對中共的認識上面，他完全沒有弄懂中共革命的秘密。他同中共在談判人數問題的時候，就大大的上當了。所以我有一句話，蔣介石在事變前、事變中都沒有出差錯，但在事變後他出了大錯，上了大當，就是指這個事。中共宣布投降，這個條件其實就兩條，一個是紅軍人數，也就是整編的基數，一個是中共人員在紅軍整編後的部隊裡頭的位置。中共在人數上與老蔣鬥爭得很厲害，而蔣也確實在人數問題上很重視。

C：這個有些複雜，大概他還是這麼個思維方式，用多少條槍來測度力量的吧。

Y：中共就抓住這一點，狠狠的和蔣爭執，然後暗渡陳倉，拿到了另外更關鍵的條件，就是中共組織完整，並且可以在軍中任職。有了這個條件，中共就可以起死回生，因為這恰恰是中共的法寶。那就是我們以前講過的對鄉村力量的動員和組織能力，這個能力被保住了。蔣不懂這個事情，所以信息不對稱，談判起來，看上去占上風，其實吃了大虧。當然，中共這套鄉村革命的法寶說到底當時別人都沒有，人類社會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這是中共獨門的功夫。蔣無法認識到這個秘密，也在情理之中。這是後話了。

C：那西安事變對中共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Y：這個也不好講是個轉折的意義。黨史上都是這麼講，可是有漏洞。因為要這麼講，就必須承認一是達成了協議，二是蔣遵守了協議。這同以前蔣背信棄義的敘述就有矛盾。為了彌補這個漏洞，又講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決定抗日了，這又留下了新的漏洞，於是再編新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其實西安事變沒有這樣的轉折的意思。西安事變主要是提供了一個契機，把舞台的幕布拉上了，而不是拉開了，幕布遮蓋之下則各個角色的本來面目就出來了。事情就比較好進行下去。在此之前，國共談判中互不信任，互不摸底，如三岔口，摸着來，西安事變發生，中共一下子把身段放下來了，跟蔣扮出了一副低頭聽喝的那樣的神態，在此之前，這個很困難。在蔣這裡，西安事變之後，讓他有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政治上的自信，他開始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格力量，他相信人格力量可以在那樣的危局中感召張學良，當然也就可以感召周恩來這些人，所以他變得大度和容忍了。這從他指導中共整編談判中幾次做出讓步的表態中可以看出他有大變化。這個變化就是西安事變給他帶來的非常正面的變化。

C：這個要多講講，我認為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講西安事變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的意義，那就是突然之間，有了一個戲劇性的實驗室環境，讓老蔣沒有了。原先反蔣的力量，也就突然之間傻了眼，才發現這個蔣介石是少不了的，非他不可。這是一個只有在實驗室環境下才可能有的情形，結果讓張學良這麼一鬧，還真是出現了。在這之前，蔣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強人統治，靠槍、靠錢、靠詭計。在這之後，蔣突然有了一個飛躍，他有了一種“領袖人格力量”，這是一種之於中國的非常現代的東西，一種從未曾出現過的東西。他徹底發生了變化。

Y：這個變化，可以用現在的一個詞叫做“馴化君主”，這個“野蠻君主”，一下子就“馴化”了。

C：對，就是這個意思。我認為在當時那種國家和民族狀態中，這個戲劇性的轉變，一個是有人格力量的而不是傳統的野蠻力量的政治領袖就出現了，這也使中國政治結構一下子有了大進化。滿清覆滅以後中國政治的不穩定結束了，新的政治權威終於確定下來了。這個進化在隨後的八年抗戰中，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依靠所在。

Y：就是講，民眾的所有的力量、想法，要有一個政治結構來容納體現，抗日沒有問題，但沒有這個政治結構，再強烈的呼聲也無濟於事。而這個政治結構的進化，一般都是極緩慢的，但是非常罕見的，有時卻可以由一個政治人物自身的原因，而突然地迅速地完成進化。西安事變和蔣介石就是這個現代政治史上的僅有的案例。

C：現在人們對西安事變的研究，太過局限於與紅軍的關係了。我看這個關係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蔣這個“領袖人格力量”的構造上。

Y：當蔣回到南京時，所有的政界、知識界人士都認識到了這一點。當然蔣介石也非常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他關於西安事變的文章、講話、包括對張學良的處置，都是在無例外的強調他“領袖人格力量”的“感召”。他自己“馴化”了，他還要“馴化”張學良給大家看。蔣在這之後，才獲得了領袖人物的感覺的，他有了作為統帥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這是他帶領中國渡過艱苦非凡的八年抗戰的真正力量所在。

C：中共也感到了這個力量的作用吧。

Y：對，沒錯。中共也強烈的感受到這個力量。在隨後與國民黨的談判中，我認為中共這邊，應當也是有份真誠在其中，雖然他們不會因此“喪失原則性”，但他們也終於心服口服了。至少到這個時候，中共諸人是不會再認為他們還可以造反成功了。他們有自己的“知識結構”，有自己的“革命法寶”，但到這個時候，他們的認識也就只能到這個地步，他們願意在蔣介石領導之下了。

C：從招安的角度講，在理論上、面子上、待遇上、最後在情感上、都是講的通了。

Y：啊，對，這個“招安”的主題差點忘了，但這難道不是題中之義嗎？都用不着再去說它罷。

C：是用不着再說了。

Y：時機上，我是把西安事變之後，2月10日，中共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宣布取消蘇維埃、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整編這件事，當作長徵結束的標誌。就是講長征是從1934年10月16日到1937年2月10日這天，共兩年四個月的時間。不是黨史上講的一年時間，那個時間的計算完全不是歷史學的計算。不能再採用。兩年四個月呀，嘴上說一遍，都累得要死，當初他們可是走過來的。

C：我們真是談了很長時間，還分了上中下。

Y：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非常看重長征這個事件，它是中共革命史或者講中共生命史的“腰眼”。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饑寒、疲憊、恐懼等等時時刻刻的圍繞着這支隊伍，幾乎每一天它都似乎要倒下去，要完蛋了，結果它都挺過去了，它終於取得了一個哪怕是暫時的安全的處境，居然沒有散了架。這樣的旅程，再回頭去看，無論是當事人，還是觀察家、評論家、甚至敵人，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有神奇之處。蔣介石後來在同周談話時承認，中共同志有革命精神。

C：我們以前講過，中共在長征以前，有兩層結構，即上層知識分子和下層紅軍中級以下的指戰員，後者大都是幾不識字的農民子弟。這兩層結構，在長征以前，是有疏離感的。在瑞金時代，我們幾乎看不到被留下姓名的活生生的戰士形象。有的都是知識分子們的意識形態爭論場景中的中共領導人物。對紅軍戰士而言，參加紅軍，大概是因為可以吃飽，或者是因為鄉村社區的排擠，或者有案在身，或是有些眼前的好處，或者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只因被某種力量加以脅迫、勸說、動員、依附等等，幾乎可以肯定，不是因為懂了什麼革命道理才去的，沒有什麼由具體到抽象的精神提升發生。這個同下層百姓參加其它類型的武裝組織也差不多。就傳統而論，農家之子都不想當兵，當兵終究是無奈之舉。參加紅軍以後，部隊政治工作中那些宣教對他們來講，“可能挺有道理吧”，不過如此，大多情況下就是如此。實際上，可能性最大的是大多數戰士仍然是處於非懂似懂、非信似信的狀態中。他們能記得住的一定是些沒有系統的、聯繫不大的隻言片語。長征中，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也就跟着那幫知識分子走。

Y：我看到後來一些採訪老紅軍戰士的文章，長征前半段，在渡過大渡河以前，逃亡的人很多，真正戰鬥中損失的人數比逃亡的人少得多。大概，逃走的人，特別是帶頭逃走的人，是自認為回到家鄉還能有辦法過日子的人。

C：留下來繼續走的人，在進入四川之後，面臨了不同的情況。環境改變了，即便你有機會逃亡，也不會選擇逃亡，因為離開大隊你死掉的可能性更高。在進四川之前，這個情況不嚴重。進四川以後，情況很嚴重。這種環境下，情況開始有變化了。除了少數高層領袖以外，其他知識分子幹部和紅軍戰士一樣，都開始面臨着一種共同的命運考驗，恐懼、傷病、饑寒、疲憊，等等，開始共同的去體驗，相互看得更清楚了。

Y：也許一個戰士對軍長是否與自己同甘共苦可以不在乎，但他對團政委和自己一個樣，他會有很多感覺。

C：這些感覺，同他們下面記住的那些隻言片語，就掛上鈎，成了啟示錄似的覺醒。這不是那種知識分子的那種基於理性推斷的接受，而是經過苦難和“得救”的奇蹟後頓悟式的接受。這就使中共與紅軍在內部結構上起了變化，有了內在的堅信不疑的“信仰”，這種信仰在知識分子們那種自我擴大的奇蹟解釋之下、在長征後半期不斷的轉危為安的過程中、經過不斷的奇蹟見證而被強化，使得一種排他性的命運共同體終於得以形成。

Y：在延安，是否長征幹部，不僅是一種資歷，更多是一種“我們自己人”的認同。

C：這樣的中共和紅軍同長征前的紅軍、中共是大大不同的，讓其具有了一種內在的統一性。一般而言，當人對某個共同體的認同強烈到一定程度時，他自動的會升華自己在這個共同體的共同歷史形成中的作用的記憶，進一步，他就會升華關於這個共同體的經歷為奇蹟，用這些奇蹟來佐證他關於自己的奇蹟的想象，更況且，中共主要由那些原本就有激越思想傾向的青年知識分子所組成，他們更是會由於原生就有的那種歷史感和使命感，而去刻意的不僅升華並且神化這個共同體的歷史，從而給這個共同體賦予神示的命定和目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自我神化。類似的過程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形成過程中大概也可以看到。在日常生活中，一個人，有了與眾不同的、而且往往也是人們不與聞知的經歷後，往往會有誇大其詞、小題大做的描述，有時，可以達到傳奇式的程度。

Y：當紅軍和中共有了這種共同體認知以後，中共就變得更有力量。而隨着關於這些奇蹟以及不斷的製造新的奇蹟的傳播，這種力量就不斷的增長，變得越發的堅強有力。這就是1937年2月10日即便是詔安了，也根本不會出現散架的原因。不會有哪個紅軍指揮官會講，聽蔣委員長、南京軍委會的命令，不會的。

C：長征故事的奇蹟化、神化，並非某個人，比如毛澤東的有意為之，它實際上就是由每一個參加者的下意識的行為的總和而成。當他們中間那些最會講故事、最會編制戲劇性情節、最能由小見大的人站出來，宣示這些奇蹟的時候，自然會引起最普遍的共鳴。這樣的人，當然大部分都是那些知識分子。他們在宣示這些奇蹟的時候，也就完成了他們與這些戰士融合的關鍵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確實實地認識到，長征是神奇之旅。

Y：然而，這樣神聖、純潔而又罕見的精神現象，卻從延安時代開始，經由權力的功利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黨史的描述中，長征中那些只可能與恐懼、逃避、盲目、錯中出錯等等或然性因素相關聯的奇蹟，都脫去了神奇的光環，變成某個人的事先的百發百中的安排，變成了完美計劃的執行過程，或者變成計劃被壞人破壞的過程。而這些壞人無例外的也如這個人一樣的先知先覺，他們事先就憋足了勁要使壞。可笑的是，這些壞人，比如其中那個最著名的張國燾，無例外的以同樣的方法做着同樣的事，他在回憶錄中那樣痴迷於自己的事先的計劃，以至於就如同先知一樣的預言了毛澤東的災難，嘿嘿，他還真是全說着了。這些人全都走過了頭。奇蹟只有同意外相關聯時才是奇蹟。事先的計劃，不論多麼先知先覺，那都與奇蹟、與神奇無關的。他們試圖借用已經成為奇蹟的那種共同體歷史意識去證明某個人和某個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方案的唯一性、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從而在為一切新的苦難、錯誤、乃至罪惡訂立“神奇”的光環的同時，解脫了自己的一切責任。

C：當我們把長征重新放到常人可以觸摸到和理解到的生活場景和心理過程的時候，當我們把長征同恐懼、絕望、求生和意外的倖存這樣的生命現象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清除了加諸其上的心懷叵測的解說，我們就復原了這一現代史上最為壯觀的奇蹟。當然，在這樣的奇蹟面前，我們充滿了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