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蘇聯是由[滅史]而[滅國]的嗎？

馬龍閃

　在有關蘇聯劇變的問題上，目前學術界出現了一種說法，說蘇聯是因“滅史”而遭“滅國”的。筆者孤陋寡聞，不知道這一說法在多大範圍的人們中間流行，但就筆者所了解的蘇聯東歐學術界，起碼還很少聽到此說。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頗能眩人耳目，不可不加以辨正。
　　出現這種說法，確乎應了一位頗有名氣的研究蘇聯史的中國學者的一句苦澀之言。他說，蘇聯史在中國，幾乎可以說是少有的幾個最難研究的學科之一，因為在我們這裡，無論是這個學科的業內人士或是業外人士，是學者還是非學者，似乎人人都是蘇聯問題專家；因為誰都了解一些蘇聯，誰都能對蘇聯問題說短論長，發表意見。這樣，我們的研究就是很難很難的了。其實，這裡只道出了苦衷的一半，還應補充另一半：不僅僅如此，一些有關蘇聯史上的問題，往往連蘇聯史學界還在討論之中、尚未得出結論的，甚或連提也沒提出過的，在該學科以外的一些人中，就已形成某種看法並幾乎成了定論。我們現在遇到的“滅史滅國”問題，難道不正是如此嗎?發生這種情況，可以說是蘇聯史研究在中國這一獨特環境中遭受的厄運。從這裡，一方面可以看出這一研究領域在中國被人們倍加關注的情況，它作為一個“熱門”、“顯學”所具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某些“權力”因素，某種先入觀念在這裡所起的干預作用。
　　如果我們要從蘇聯史上引出的教訓是科學的，就必須排除上述非科學的干預。為此，就必須嚴格遵循毛澤東的至理名言：結論不是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先，而應該發生在調查研究之後。照此辦理，要弄清蘇聯是不是因“滅史”而“滅國”，就得首先看看蘇聯歷史上的事實——究竟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聯史學是個什麼情形，而蘇聯七十四年的史學又是個什麼狀況。不先弄清楚這些問題就遽下結論，似乎有違我們的“祖訓”。
　　對整個蘇聯歷史的評價，其爭論的重要焦點之一是30年代。直到1987年，戈爾巴喬夫在其《改革與新思維》中對30年代還是這樣評述的：這個時代“既有偉大的成就，又有悲劇性的錯誤，還有慘痛的篇章”(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在30年代歷史真相大白的今天，怕很難對這個論斷提出太多疑義。至於對列寧時期和其他歷史階段，戈氏肯定性的評論還多得很。這恐怕說不上叫“滅史”。直到蘇聯解體，從戈氏的言論中，從蘇共中央的文獻裡，也很難找到“滅史”的根據。不過，從1988年6月十九次黨代表會議以後，特別是1990年以後，由於媒體失控，主要是在政論家、作家和極少數史學家之中，的確存在着“否定一切”和“抹黑”歷史的傾向——1992年以後有了嚴重的發展，但這已是蘇聯解體以後的事，不在我們的論列之中。
　　這裡要着重指出的是，在蘇聯，嚴肅的、居主導地位的史學家，大多是反對這種傾向的。對蘇聯歷史和現實否定最多的，並不是蘇聯史學界和學術界，而是角逐人民代表的那場競選運動。一些極端主義政客為撈選票，藉助新聞炒作，竭力詆毀蘇維埃國家的歷史和現實，蠱惑人心，這起了很壞的作用。但這不能算在史學界的帳上。正像蘇聯著名史學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沃洛布耶夫在1989年所說：“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的，不是我們職業歷史學家，而是我們的政論家、作家和經濟學家，正是他們把歷史變成它現在成為的那種工具。至於職業歷史家(眾所周知，他們在我國成千上萬)，積極捲入這一工作的真是屈指可數。”(蘇聯《歷史問題》1989年第4期，第100頁)這段話，對蘇聯史學界是否應對“抹黑”歷史這樁公案承擔責任的問題，基本上做了真實而客觀的回答。
　　如果說僅僅是幾個歷史學家，僅僅是部分文人墨客，憑着他們的一支禿筆，塗黑了些蘇聯歷史，就能造成“滅國”之災，這似乎也太抬舉了他們的作用。況且，由“滅史”而“滅國”云云，恐怕也有“意識形態萬能”論之嫌。如果一個立國七十多年，屹立世界的泱泱大國，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就被幾個秀才掀翻了一個個兒， 這個國家也太弱不禁風了。如果它果真這麼脆弱，那麼，就須考慮一下，在這脆弱的背後是否還另有其他什麼原因?是否還隱藏着什麼更重大、更本質、更深層的“奧秘”?
　　要知道，在半個多世紀的蘇聯歷史上，在其社會思想和史學發展的進程中，數十年如一日，長時期起着重大作用的，並不是上述史學中的“抹黑”傾向，而是一種源遠流長、影響深巨、後患無窮的粉飾史學及偽造傾向。這是稍有蘇聯史學史知識而無偏見的人們都了解的。一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掩蓋了多少歷史事件，又歪曲甚至偽造了多少歷史事實，恐怕這是要有洋洋數萬言的專論才能說清楚的問題。僅舉一例：斯大林把布爾什維克作為政黨的產生和形成，由列寧認為的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會推遲到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會議，就是為他製造同列寧並列的“兩個領袖”的說法尋找根據的——須知，他只是在1912年這次代表會議上才成為中央委員的。至於其他對十月革命史、國內戰爭史、反對派歷史的重要篡改和歪曲，則比比皆是，在這裡無法一一枚舉。為了籌備《簡明教程》的編撰，為了粉飾、歪曲、甚至偽造歷史，從1931年對《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批判，到30年代中期對歷史教科書和波克羅夫斯基學派的批判，打擊、清洗、鎮壓了多少正直的史學家，查禁、封存了多少史學著作和史學刊物，這恐怕也能寫成洋洋大觀的一部專門著作。在30年代經過對史學家的一連串鎮壓而形成粉飾史學及其傳統之後，後來的蘇聯史又掩蓋和歪曲了多少歷史事件——蘇芬戰爭的真相，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失敗，戰後的鎮壓，農業的危機，等等。在半個多世紀的蘇聯歷史上留下了多少空白點!除了赫魯曉夫時期披露了一些歷史真相外，直到勃列日涅夫後期和80年代中期，在提到1937－1938年被鎮壓的蘇軍高級將領和著名文化人士時，連他們死的年份“1937”和“1938”的字樣都隱而不見；有關這些人物的傳記，也只寫他們生前的功業事跡，而對他們被無辜鎮壓的事實，大都只一筆代過，含糊其詞，竭力加以掩飾。為了文過飾非，特別是為斯大林諱，甚至製造政治壓力，逼迫朱可夫元帥刪改他的回憶錄。凡此種種，都是粉飾史學造成的不可磨滅的鐵的事實。公平地說，80年代中期以後，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為克服改革阻力而進行的重評歷史和史學改革，又進一步平反了歷史上的某些冤假錯案，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這還是不能否定的。但以後媒體失控，產生了“抹黑”歷史的傾向，這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蘇聯史學中長期存在的粉飾傾向和偽造傾向的一種嚴厲懲罰，前者實質上是對後者的一種反動。
　　只要是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客觀地而不是先入為主地研究蘇聯歷史，總結教訓，就會看到，正是粉飾史學及其根深蒂固的傳統，使蘇聯官方史學家和蘇聯領導不能面對客觀真實的歷史，因而不能深入、正確地總結歷史教訓，造成蘇聯一再“克隆”錯誤，一再“克隆”僵化的發展模式，重犯了許多不該重犯的歷史錯誤。
　　在蘇聯歷史上，“克隆”錯誤模式、重犯歷史錯誤的情況曾發生在三個歷史時期：一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二是1945—1952年的戰後時期，三是70—8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時期。
　　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斯大林發動反“右傾”運動，搞掉以布哈林為首的所謂“右傾集團”之後，拋棄了由列寧提出而為布哈林堅持的新經濟政策，實行了政治經濟領域的“大轉變”，這實質上是回到新經濟政策以前的軌道，恢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重犯了過去禁絕商品貨幣關係的錯誤。
　　在恢復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基礎上，蘇聯在30年代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和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這一體制和模式，雖在30年代經濟落後的條件下促進了蘇聯經濟的快速增長，但其消極後果是不可低估的。積累與消費比例的失調，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片面發展，民用輕工業和農業的落後，嚴重製約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和平時期濫用戰時共產主義時代“階級戰爭”的公式，進而發展成“階級鬥爭尖銳化”理論，加之個人權力的濫用，導致了30年代下半期的“大清洗”和“大鎮壓”。
　　蘇德戰爭勝利後，斯大林不能正視戰爭初期的嚴重失敗，更沒有從這一失敗中檢討並反思30年代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和弊端，而是沉迷於勝利的喜悅，被歌功頌德沖昏頭腦，沒有抓住戰時體制轉軌的機會，放棄了必要的政策調整，又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全面回到了30年代的軌道。以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為中心的國民經濟儘管很快恢復，但經濟嚴重失衡，輕工業發展緩慢，農業危機不斷，人民生活異常困難。由於個人專制進一步發展，政治鎮壓重演，意識形態批判連綿不斷，按照俄羅斯史學家的說法，戰後又回到了30年代，“1948年幾乎重複了1937年”的鎮壓。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雖然平反了戰後時期和30年代發生的一些冤假錯案，為大批無辜受害者恢復了名譽，但這一工作進行得很不徹底。由於阻力重重，一些歷史事件的真相仍然被塵封在檔案之中。對於個人崇拜的清算，也只是着眼於斯大林個人及其品質，實際上忽略了它藉以產生的深刻社會歷史根源。凡此種種，就使總結教訓的任務停留在表面文章中。這樣造成的必然結果，就使勃列日涅夫執政後又再次回復到了30年代。當然，歷史不可能完全重演，這裡所說的“回復”，主要是指對30年代思維模式和社會主義觀念的恢復：商品貨幣原則再度遭到批判，堅持這一原則的“新商品”學派受到嚴厲打擊；對持不同觀點的人們實行“准”30年代式的高壓政策，廣泛採用了開除黨籍、機關除名、關精神病院、褫奪國籍、驅逐出境、逮捕關押等等鎮壓方式。
　　蘇聯歷史上對過去僵化模式和歷史錯誤的這三次重複，後果都十分嚴重。它扼殺了蘇聯半個多世紀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六次良性轉折或轉變的機遇。
　　第一次良性轉折實際上是一次重大改革，這就是列寧提出並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這次轉折和改革，被20年代末到30年代對戰時共產主義原則的恢復所扼殺，遭致了失敗。
　　第二次良性轉折的機遇發生在1932—1934年。這是聯共(布)黨內以基洛夫為代表的溫和穩健派，企圖糾正1929—1932年斯大林“大轉變”後果的一次轉折機遇，但斯大林借基洛夫被殺案，以30年代中後期的“大清洗”扼殺了這次轉折的良機。
　　第三次良性轉折，出現在蘇德戰爭勝利之後。戰爭初期的嚴重失敗暴露了蘇聯體制上的問題，戰爭後期幾百萬蘇聯軍隊打出國門，看到了蘇聯同國外生活的顯著差距，這使蘇聯社會深處湧出了一股要求改革的思想潮流，期盼蘇聯在戰後實現政策調整，進行某種改革。但斯大林用戰後新一輪的鎮壓扼殺了這一良性轉折的契機。
　　第四次轉折是赫魯曉夫的改革。這次改革是因赫魯曉夫的錯誤和傳統勢力的阻礙，最後由蘇斯洛夫、謝列平等人發動“宮廷政變”，由勃列日涅夫上台執政而宣告失敗。
　　柯西金60年代中後期初顯成效的改革，可稱為第五次轉折。這一轉折為勃列日涅夫千方百計的阻撓而告終。
　　安德羅波夫1983年的“整肅”運動，堪稱第六次轉折。這一運動又因安氏的早逝和繼任總書記契爾年科執行後勃列日涅夫路線而難以為繼。
　　蘇聯歷史上這三次對歷史錯誤的重複，造成六次良性轉折的流產，使蘇聯歷史上堆積的問題陳陳相因，積重難返，導致80年代上半期走向危機的邊緣。這樣才引發了戈爾巴喬夫80年代後半期的改革。這是要解決積累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難題的一次改革，其難度之大，曠世罕見。以戈爾巴喬夫之能力，之威望，實難承擔。但蘇共黨內又無法推舉出更恰當的人選。因此，改革翻車，蘇聯才發生了崩潰和瓦解。
　　以上是蘇聯崩潰、瓦解的簡單歷史過程和主要脈絡，從中可以看出蘊含的蘇聯劇變的深層原因。
　　正如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現任俄共議會代表尼·雷日科夫所說，過去的一切，“都沒有使我們吸取任何教訓”；“重讀”過去的決議，“禁不住發笑”從前那種“萬能的意識形態”。(尼·雷日科夫：《大動盪的十年》，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4頁)
　　聽着現在這位俄羅斯共產黨人的話語，對照我們一些同志所謂“滅史滅國”的言論，心裡禁不住一陣苦澀：難道還不應該從蘇聯吸取歷史教訓嗎?!蘇聯之所以失敗，同它未能從過去吸取教訓，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犯歷史錯誤有關；而這又同它長期存在的粉飾史學及其傳統緊密相連。實際上，這種史學又同蘇聯那種理論脫離實際、只講造勢、只講形式、不講解決現實問題的意識形態及其宣傳共生在一塊。所以，如果一定要說“滅史”，正是這種意識形態“滅”了蘇聯真實的歷史，正是這種意識形態和蘇聯長期僵化的政治經濟模式共同作用，才使蘇聯“滅”了“國”。有些同志不顧蘇聯歷史上這些深層次的經驗教訓，不看這一切對蘇聯亡國所起的根本作用，僅僅抓住戈爾巴喬夫時期只存在一段短時間的“抹黑”傾向，就誇大史實，煞有介事地大談“滅史滅國”，這能令人信服嗎?
　　胡繩同志去年在全國黨史系統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暨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如果不能認真總結歷史教訓，過去的錯誤很可能會重犯，這樣就會誤黨禍國。從蘇聯崩潰得到的教訓，我看也應該是這樣。”(《百年潮》1999年第1期，第4頁)胡繩同志的這一論斷，是從蘇聯崩潰的歷史教訓中引出的正確結論，這同蘇聯崩潰的歷史實際是完全相符的。這才是對待歷史的實事求是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