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和道行：1934年夏天的故事
——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十一

Y：關於革命史的研究，有一個重要的觀察角度，就是通過對革命過程中那些財經活動的分析和觀察來看這個革命史。這與我們以往提倡的用生活常理來理解革命的具體過程和環節是一脈相承的。我們這個之十一，先提個頭兒。馬克思的學說，美妙固然美妙，但是，它要轉化成為一個現實的革命行動，還缺少一樣東西，這個東西，說白了，就是金錢。至少，你要知道怎麼搞到錢，否則什麼革命行動都不能開展，暴力革命更是不可能。金錢的作用，在今天這個時代，的確不用特別強調，大家都感同身受了，但在二十多年前，任你死說活說，許多人還是不明白的。

C：鮑羅廷皮包里的“草”，那可是威力無窮的，孫文、馮玉祥、蔣介石等人，都大大用了一把。別的不說，沒有蘇俄的金錢和武器加顧問，北伐不可能那麼快勝利，可能打都不敢打。二十年代的工人運動、革命運動、軍事行動，沒有這個“草”是萬萬不行的。列寧沒有德皇的錢大概也不能成功。法國大革命我們所知甚少。至少在中國二十年代的革命運動，沒有共產國際通過蘇俄提供的大量金錢，大概也就沒有多少了吧，小規模的運動不敢說，大規模的則一定不會有。再瘋狂的想法，再瘋狂的領袖，在這裡絕不會糊塗的，因為你根本組織不起來嘛。革命行動，是一個有目標的組織行為，不是起鬨架秧子，不是一個或然性的社會擾動，而是革命組織有意為之的故意行為。

Y：是啊，一場罷工，幾天下來沒有結果，工人會屈服的，老婆孩子要吃飯。但你要是能幫工人解決這個具體的生存問題，資本家就吃不消了，要麼屈服，要麼刺刀的幹活，總之是要攤牌說話的。這本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常識，可那些學問家們大都看不見似的，自顧自得講什麼“規律”“趨勢”“人心向背”等等不大着調的東西，怎麼有說服力呢？

C：中共成立後的幾年，搞了許多事，罷工、農運、宣傳，影響力之大，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事後的總結，都是講一些抽象的大道理，殊不知金錢差不多起了決定性作用，餓着肚皮革命家走不動也講不動的。老實說，當時的這些共產黨人或者說革命知識青年，即便在中國社會，也不過是二三流人物罷了，馬列理論，到底知道多少皮毛，也是大可以一問的，只要稍稍看看那些留蘇人士的記述就不難了解。他們固然有旺盛的精力，疾惡如仇，要把他們聚集起來，讓他們行動起來，大錢不要，每人每月三、四十塊大洋的零花錢總是要有的。搞一項自己又喜歡、又有錢掙的事業，當然是人生的愉快了，對於他們來說，也沒有太多別的指望了。不論對革命組織還是革命黨人來說，金錢真是很重要的。黃興為錢的事幾乎與孫中山鬧翻。阿拉法特一死，他掌管的幾億美金讓巴解組織那些英雄們在阿翁妻女前彎下了腰。

Y：但凡有過創設某種組織或某個集體活動的經驗的人，都知道，經費從哪裡來，是個大問題。小到某單位的青年人的某次體育競賽活動，大到某些人搞的NGO，經費問題終歸是伴隨始終的。所以，如果你不在“經費問題”上去觀察理解中共的革命，你就不算在“生活常理”上靠近這段歷史。

C：這個政治組織或革命組織的經費來源和花銷，透明度相當低，可能也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吧，相關資料不容易看到，我懷疑許多資料當時就銷毀了吧。比如，從延安時期開始，毛的身邊班子裡就有個“特別會計室”，主任叫賴祖烈，最早是干蘇區閩西工農銀行的。許多中央的老人回憶中常常有此人在場，但關於賴的工作則毫無線索，賴本人的回憶也沒有有關的說法。我看了一本中辦的老人回憶，從延安到中南海，那樣厚的一本集子，幹什麼的人都有，都有回憶，但賴沒有。這個人和他的“特別會計室”是神龍見頭不見尾。我看倒不是說有個事先的紀律，使這些參與機要的老人們在回憶時不要失密，而是在當時，不論毛還是中央，對於掌握“經費問題”的機構和人員一向就是有個要求。所以，毛的辦事班子的那些人可能當初也不知道賴本人的工作具體情形，賴本人則始終不發一言。

Y： 嘴嚴是優秀財務工作人員的起碼職業素養，所以在當時，中辦機要人員不了解賴的活動是在常理之中。

C：這就帶來了一個困難，就是當我們今天去看比如1930年代的中央紅軍及蘇區的財經史的時候，我們手頭的資料就非常有限。即便那些公開出來資料，有一些也是大有問題的。這點我們在觀察華北根據地土改那段歷史時已經是深有體會了。那些被引用的資料，與其說是當時的原始資料，可能還不如講是事後用的包裝材料。

Y：所以，我們需要直接發展一種分析的方法，去靠近這個財經史。大體上講，我們的方法不是一種經濟統計學的方法，而是一種迂迴的方法。即我們從這個革命經費來源的可能性分析入手，從這個可能性去推測當時作為一個社會組織體的中共是如何考慮其行為以便契合於這個經費的可能性，從而去發現中共組織行為的某種依據，及其依據和其可能性的行為結構關係的合理性解釋。以孫中山為例，他最終為槍和錢向蘇俄低頭，改組了國民黨，在廣州建大本營，其前身的中華黨之類的右翼戰友們勸都勸不住，經費改變了國民黨。

C：這其實也是我們堅持使用的所謂“政治行動分析方法”在財經史中的應用。

Y：不僅是應用一次，而更深入的地方是，我們可以從其依據於經費可能性而產生的行為合理性的轉化中去推測這個“政治行為”主體的形態變化。所以，從這樣的角度，我們有三個階段遞次深入：從經費來源的可能性到政治行為（或曰政治策略）的合理性再到中共組織形態的演變。

C：你說的這個很重要，路徑依賴或者說歷史的烙印，這個沒辦法，它畢竟是減少了行為主體的可能性空間，使我們做推測的時候更容易一些。但確實，中共歷史上都有一系列的現象，不容易給出一個合理性的解說，這個財經史大概也是這樣。問題在於，如果沒有一個講的過去的解釋，則要麼成一種宣傳的包裝，要麼成一種解構的貶斥。二者都無從增加我們的知識。

Y：其實說到底，還是那句話，如何在生活常理上靠近歷史。我們無意再現“真實的歷史”，也無意指何種解釋為真，我們只是要在常理上給出生活的解釋。而今天，我們要說的恰恰就是生活本身，即中共及其所有的關聯組織吃什麼用什麼，怎麼來的。這就是中共的早期生活史。

C：中共的初創時期，主要是一批知識分子的活動。陳獨秀，李大釗這些人，當時都過着優裕的教授生活。衣食之外，余錢還是很多的。於是職業之外的一些活動，靠自費就組織得起來。這也是個很吸引人的課題。就是在民國初年到1920年代，大概有個十五年左右吧，中國出現了於知識分子而言是最最愉快，陽光燦爛，有創造力的時期。基本上可以講是空前絕後的。一個是完全自由的思想創造環境。一個是近乎於奢侈的收入水平。這兩者，在這個時期，即便與同時代的日本，歐美比，也差不多吧。

Y：那比日本要強吧。那時期日本知識分子相對清貧得多。

C：你看，那個時期到中國來講學的學者大都是在西方第一線正活躍着的大師級人物，來中國一呆半年一載的。哪象現在由那幫海歸們運動來的“過氣大師”誤導師生和官員。那時這幫人能來，恐怕同這個中國教授群體的高生活質量有關。在這樣的收入條件下，陳獨秀等人就有可能從自費這個來源中解決其業餘革命經費。中共的早期醞釀和氛圍的形成，靠的主要是一種典型的知識分子活動。辦報，而且以同仁報刊為主，學術譯著和宣傳，授業以推廣共產知識，小型聚會（還談不上集會），以及與此相關的迎來送往和旅行。由於這個活動主要集中於少數知識分子當中，所費並不大。所以這個時期自費組織，就很自然。他們的許多活動，同現在的高級白領們組織的“扒屜”也差不太多，都是找樂子嘛，當然要顯得卓爾不群更好。比較起來，這些教授的收入，比現在的高級白領們大概只多不少，當然是更有品位了。

Y：這是一種主要形式，以陳獨秀、李大釗、張菘年為主要代表。還有一種是張國燾，富家子弟，才幹非凡，大部分由家庭供給，少部分經費由陳、李這樣的人提供，也沒有什麼經費困難。再有就是毛澤東的新民學會，這是比較草根化的革命組織形態。同前兩種區別比較大。當時毛和肖子升、蔡和森這些新民學會的核心成員，花了不少力氣去募捐。從李石曾那裡弄了不少錢，從湖南一些士紳那裡也弄了不少錢。毛的新民學會一起始，就有點不同凡響，完全不同於陳、李的那種知識分子的活動，而直接呈現出一種革命組織化的形態。從肖子升的回憶中可以看到，毛當時已經很自覺地着手擴張新民學會，他試圖通過擴張新民學會的規模，來解決革命經費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只要有一次失誤或募捐未能得逞，則立馬就陷入經濟窘困之中。比較有名的就是毛兩次去北京，第一次去北京想發展新民學會會員，結果自己弄到幾乎餓飯，八個人躺在一個四合院一張坑上，翻身都不容易，只好返回長沙，由楊家接濟。第二次去北京，沒錢，只好到北大當校工，結果還是一無所獲，悻悻然離京返湘，要錢沒有，想在北大發展會員，也沒有作到。他非常之懊惱。

C：這個懊惱，可是讓北大的那幫人在以後吃夠苦頭了。

Y：毛的新民學會的組織形態倒是最像以後的中共組織形態，它存在着最為嚴重的“革命經費”問題。他們要養活這個組織，就必須刻苦於這個“經費”。而陳、李及張國燾們就不必如此侷促了。後者的活動，真是高雅不群，還有那麼點兒揮霍無度。所以這個時期的思想傳播活動，以自費為主，毛的新民學會則是比較邊緣的，其意味深長之處還根本沒有人認識，也沒有什麼重量級的人待見。在這個時期之後，就是共產國際選擇了陳獨秀來做在中國發展共產國際分支這個任務。這個時候，陳獨秀就開始向建黨方向走了。

C：我插一句，過去我們把中共建黨是建立在以中國早期幾個共產主義者小組為主體，接受共產國際幫助而達到建黨的這樣一個解說，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有了中共的事實在後，則去講陳、李之知識分子的思想及學術活動是建黨前的理論及思想準備期在前。其實，陳、李當時只不過是思想比較左傾的學者而已。當時即便西方知識界這個左傾也比較明顯，如日本的河上肇就大大地傳播了這個左傾的思潮。我沒有看到過硬的材料說明陳、李有組織大規模革命組織的想法，但他們有頻繁的知識分子聚會和宣傳活動。這一點，被共產國際發現了。共產國際之成立是獨立於俄共的，其使命就是傳播，鼓動全世界搞共產革命。它是超國界的組織。它要不斷的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機構以造成經典的世界革命，從一國數國的共產主義勝利直到全球勝利。所以，共產國際一直留心在中國找到組黨的人。共產國際花了很多心思，才找到陳獨秀，給了陳獨秀一個大推力。要知道陳那時，在北京已經不甚得意，倒不是因為他左傾，而是因為此人個性使然，所以陳是負氣南下的。恰於此時，共產國際找他，你可以將心比心地體會陳的感覺，陳這個人很激越，愛衝動，特別是在負氣之時，那肯定是立即上船嘛。更重要的是，馬林告訴他，所有組建黨組織的費用由共產國際出，這點很重要。陳收入很高，但這個人也很在意錢的，他並非是個大方的人。拿錢搞同仁活動，收幾個弟子，擴大社會影響，他沒有問題。讓他去組織一個黨，他當然第一時間就會盤算這個錢他不能出，而且即便他肯出，也遠遠不夠。所以，馬林講費用由共產國際出，那陳還會猶豫嗎？不可能啊。反正共產國際從一開始要在中國建支部，那相關的經費，就如同“項目資金”一樣，在布哈林那些決策機構那裡“立項”了，有着落了，一定要花掉的。所以共產國際的代表在中國活動時很急切。所以，我認為，1921年中共建黨，是以共產國際為主推動的，而不是所謂中國已有了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在從事建黨活動，然後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建黨了。不是這樣的，從一開始，這就是共產國際自個兒的事兒。陳、李只不過是共產國際找到的幫手罷了。從共產國際當時的“市場推進”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國找不到陳、李，那他們就自己派人幹了。如同現在的“外商代表處”。那個印度人羅易不是就給派到墨西哥去組黨，還成了墨西哥共產黨的總書記嘛。

Y：唉，你這個澄清很有必要，因為這就可以把在這個建黨和隨後到1927年夏天為止的這七年時間的事解釋清楚，因為在這個時期，中共全靠共產國際給錢。我們在之三裡頭已經講過類似的意思，就是講不是共產國際資助中共的活動，而是共產國際劃撥的經費，因為干的是你共產國際立項的事情。就如同你不能講IBM的代表處在IBM的資助下拓展了市場，這個講不通。那個時期，中共領導人有生活艱苦的，但也有過得很不錯的。這倒是很合常理的。至少管錢的傢伙日子錯不了。早先，就是陳獨秀自個兒管，他日子就不錯。後來米夫 、王明、博古、向忠發之流，全是好日子。張國燾到廣州去公幹，也好吃、好住、好喝。出入豪門，往來華車。現在有些資料講陳獨秀一開始不想要共產國際的錢，想自個兒在廣州辦學校賺來的錢養黨以保持黨的獨立性，這完全是在瞎講，用不着這樣去美化陳獨秀。陳辦學賺錢是自己的錢，可以用來接濟親朋和同道，根本不可能用於建黨組黨。兩件事不能混淆一氣的。

C：這樣，我們看到建黨之後中共基本上是一種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政黨。他們領用國際的錢就是了，所以這個時期中共組織內部理論、辯論、寫作、上層投機活動，就比較多，而腳踏實地的草根化的活動就比較少。因為用不着這樣去吃苦，最多就是領用外匯時有些困難和風險吧。

Y：上層投機，這個詞很準確，最大的投機就是第一次國共合作，雖說那是蘇俄和孫中山的合作，但中共的形狀就是投機，黨內以後也就有個詞叫“機會主義”，原本就是冠名這類投機行為的。

C：最近幾年有些資料出來了，共產國際的撥款的一些細節已經被注意到。很零碎，但大體上判斷不會有錯。即中共那個時期全靠共產國際給的錢活動，自身的籌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大家都是職業革命家嘛，所以都等着領“工資”。後來臨時中央在上海鬧出內亂時，對所謂“托派”分子鬥爭，最靈的辦法就是中斷其“工資”和費用，那些人立即陷入困境。

這個時期到1927年“八.七”會議之後，就開始變化了。這時候黨分成兩塊：中央機關轉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暫棲身，這是一塊；另一塊就是去各地組織暴動，搞武裝鬥爭。這兩塊，經費也都是由共產國際提供。事實上，1927年幾乎全年的重要會議都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的組織下召開的。干你讓幹的事，當然你就得拿錢，否則又如何幹得了啊。但在暴動這一塊，有兩條線索：一是當時中共傾全黨之力主抓的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從頭到尾都是同共產國際的經費有關。南昌起義的戰略很清楚，運用兵變，南下廣州，然後如同國民黨北伐一樣，在廣州港口同蘇俄的槍和錢接上頭，再來一次中共的北伐，所以南昌起義就是一錘子買賣，拿上當時幾乎全部的錢壓下去，結果賭輸了。從一開始就沒有作長期打算，一下輸了，結果就潰散。雖然說賀龍有吃有喝有轎子躺，但那是他自個兒的錢，他不會拿來供給革命的，最多讓他看的順眼的人來陪吃幾頓而已。但部隊就一鬨而散了。恩來就一走了之，去上海，過黨的“白領”生活，賀龍自個兒有錢也做不了職員生活，就自己走了。朱德高不成，低不就，誤打誤撞，碰上了老朋友范石生，靠他的接濟才存活的。所以南昌起義是靠撥的經費來搞的，是賭注。而不那麼重要的秋收起義，只拿到了少許的幾塊錢，毛也有點兒三心二意，錢太少，能幹成什麼事呢？毛也沒有把握，等秋收起義草草起事，草草收場之後。毛帶人進入湘贛邊界時，他的經費沒有了。他也不像朱德、有范石生這樣的富朋友接濟。毛帶人就走上了沒有上面“撥款”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