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這就是我們要重點研究的時代，這個時代的“革命經費”問題。這裡首先要弄清的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錢，又進不了城，那麼毛的隊伍在鄉下靠什麼為生呢？這裡我們就要先來看看在鄉下有什麼財富是可以弄到手的，可以動員起來的。這個不難弄清。有三大塊鄉村財富，就看你怎麼拿到手了。一塊是鄉村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吃的，穿的，用的。這一塊很容易發現，也不難拿到手。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富戶，貧戶都有。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以防匪為主，保值倒在其次。這是第二塊。第三大塊，是鄉村當期收成及當期消耗的生產資料，如種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塊是鄉村的再生產，它有農時和農技的要求。例如青苗雖然是財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來當糧，它要有個時間，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國傳統鄉村就是那麼三塊財富。其他類型的鄉村財富，是零星的，可以不計。中共進入鄉村後他們只要是沒有外界資助，那麼，革命就只能建立在這三塊財富基礎之上。問題只是在於你如何拿到，這裡頭就有一大堆的知識了。凡是比較之下，更加有效的鄉村財富動員手段，一定是對應了更加合理的革命行動和革命策略。例如，針對第一塊財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簡單的方法，那就是拿槍頂住富戶的腰眼，直接搶走了事。那麼這樣有效的方法在土匪那裡和在毛的紅軍那裡有什麼區別嗎？我們來看看。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後二、三天就失敗了。毛帶着殘部一路敗退，向湘東南方向走，進入江西境內。這個時候，起義隊伍有近2000多人，由於沒有打下預定的目標，所以當初準備的錢，一下子就不夠用了。於是一路上，這支部隊就自行解決經費問題。辦法就是從第一塊資源中取用。

C：那時，這支部隊還沒有經過毛的改造。有不少回憶文章都提到他們一路逃亡時，軍紀很差，形同土匪。毛上井岡山，也是先拿槍換袁、王的銀元和糧食。毛手上只有武器，給袁、王100多支步槍作為交換。這幾千人上井岡，很快就只剩下了經費問題，即便袁文才、王佐把自己劫得的財寶都給你，也沒有多少。山上只有兩千多戶人家。山民原本就窮困，所以就只有南瓜湯喝。於是毛就不斷帶人下山搞錢糧。整個1928年，他主要就是幹這個事。在井岡山，他天天面對的問題很具體，究竟有多大的革命成份也難講。

Y：是啊，雖說他也同湖南省委派來的人討論革命，但那一定只占他很少的精力。他主要面對的問題，就解決明天這幾千人的吃飯問題。當時省委除了派特派員來指手畫腳一番，沒有給什麼具體幫助，所以毛就不斷地派人下山。但他同袁、王有個大區別，那就是他指揮部隊頻繁地下山在附近地區攻打縣鎮，然後立即打出革命旗幟，組建地方革命組織，然後在這一切的掩護下，着力於解決“籌款”。當時，講紅軍下山任務時，直白的很，就叫“籌款”。但這個籌款同王佐的“搶錢”完全不同，它被表述為一種革命行為，一種大義，而且它還誕生出一大堆的本土化的組織來保證這個“籌款”。當時最早成立的縣工農兵政府主要任務就是籌款。各種會議不斷開，袁、王之流看的眼都花了。那氣派、場面我估計他倆也只有服氣了。因為這種搞法，明明也是搶錢，但怎麼看上去又不像是搶錢呢？這種挺直了腰板、揚眉吐氣的感覺，對傳統鄉村裡頭一些不安分的傢伙極有吸引力吧。

C：那是。不管怎麼樣，土匪終究是上不了台面，而革命就不同了。但說到底，“搶錢”也好，“籌款”也罷，歸實了就是去把有錢人的錢糧搶來。土匪往好了說，是殺富濟貧，了成小義；紅軍往差了說也是吃飽肚子，做革命的本錢呀。但手段不就是“打土豪”嘛。

Y：“打土豪”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意像。從早期的國民革命、中共蘇區，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從南方一些縣誌資料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並不是中共發明的，民間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農村動員時，借用、光大了。

C：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來講的一個視角，既當中共從城市敗退下來，走入鄉村時，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其實並不知道要怎樣才能動員鄉村的力量。他們只是無處可去，只有進入鄉村去拼命，然後想到或看到了民間的那些獨特的方式，抓過來用，“打土豪”的那些辦法，就是這樣來的，保留在革命的記憶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來。抗日後期在晉綏之類的地方，也用南方鄉村的辦法，同樣很靈。

Y：你講的是其中一種類型。從1927年開始，中共鄉村革命有兩種類型。一是外來的人搞的，一是本地人搞的。外來人搞的指的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種先起義（注意，這個運動開端大體上是兵變，或講是兵運，是當時中共一個主要的形式），然後順其自然地流落到某處，努力地安營紮寨，這個時候，中共展開的一種鄉村革命的形式，就是一種突然而至的外來的力量衝進鄉村的傳統結構裡頭。一方面，紅軍隊伍相較之這個傳統結構內部的力量是大的多，所以就一下子就給它沖跨了。接着，就打出了“分田地”的口號。這個時候“分田地”這個旗幟是重要的，他把你同其他的過路的力量例如每個路過的北方軍閥順帶搶一把，以及本地傳統力量區別開來。但是在起義的早期，每天打仗，缺錢缺糧，急得很，只有先搶了再講，就只有“打土豪”了。所以，從這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類型來講，其早期，“打土豪”就重於“分田地”。而本來中央指示中是認為“打土豪”是動員手段，實現“分田地”才是目標。但那個井岡山時期，是無論如何也顧不上的，儘管中央及湖南省委也派幹部到毛所部，也是無濟於事。因為你天天有戰事，那些說教就不易發揮作用。而另外一種類型，以方志敏在贛東北地區的為代表的類型，是一種本地革命知識青年發動的鄉村革命，這個同井岡山區別在於，它是從內部發動的。因此必然地它就比較“正統”。因為你從內部發動，你就要先來說服傳統結構中的某些力量，逐漸地聚集能量。然後設法誘發或等待一個革命契機，突然釋放能量，炸毀舊結構。這個說服和慢慢積累能量的過程，你可能就要從“分田地”之類的地方講起了。你大概不能只從“打土豪”開始講起。你還得從一開始就講的有模有樣，一切從說服對象的實際出發，故事要編織的連貫、有力，這類故事並不難編，自古鄉間就不少，但方志敏他們講的故事非同尋常的地方是直接講清楚了你的故事同別人的故事的聯繫，就是我們在之五裡頭比較強調的中共革命的“知識結構”，這樣的故事對閉塞鄉村裡頭的某些聰慧之徒來講是很管用的。

C：有些土匪的傳奇故事中，往往有個情節，某個白面書生進山一席話，就把土匪頭子給拍暈了。其中的訣竅就是講一個新故事，而且，把這個新故事同這個土匪頭子自己的故事聯繫起來，變成一個大故事。

Y：方志敏他們就是這樣耐心地用“分田地”之類的思想去影響本地結構中的那些潛在的異己力量。然後，突然地釋放這個力量，就叫暴動。這之後，就是如何實現“分田地”，那就是“打土豪””。這同井岡山是有不同的。方志敏式的革命更符合“革命的邏輯”，而井岡山那個叫“生存的邏輯”。

C：到頭來，“革命的邏輯”還是得變成“生存的邏輯”。

Y：那當然，它還能有別的命運嗎？當方志敏的暴動大到一定程度，已經突破了鄉間的界限時，那些外來的反革命力量就要不期而至了。這個時候，方志敏的革命，也就要發生變化了。“分田地”就逐漸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當務之急。

C：所以，不管哪種類型的革命，都打着“分田地”的旗號。但都只有“打土豪”能解決問題，儘管開始的時候從黨的革命戰略的完整性講，“打土豪”是“分田地”的手段。所以我們講，“打土豪”有個從革命到經濟的過程。

Y：在“生存邏輯”支配下的革命“經費模式”其主要內容和形式就是“打土豪”。儘管紅軍在山下幾個縣裡頭搞了一些組織化的東西，但畢竟能養活的人有限。井岡山上只有南瓜湯好喝，養不了人。但紅軍下山要在縣城裡待得住，則又顯得過於弱小，所以，這個“打土豪”的“經費模式”效力就很有限。它可以維持比袁文才、王佐大的多的部隊規模，但卻又沒有大到可以真正展開革命陣勢的程度，所以要解開這個扣。其實，毛當時就看的很清楚，井岡山地區固然易守難攻，也是政府軍比較薄弱的地方，但經濟程度太差，迴旋餘地小，籌款困難，則紅軍難以發展。所以必須想辦法創造新的“經費模式”，以支持大規模革命。

C：他倒不一定是清楚應當去創造新的“經費模式”。毛只是感到在井岡山呆不下去了。幾條山路一封，4000多人只能在山上餓死了。1928年5月，朱毛會師後新組建的30團，33團就因經費不夠，只好打發他們回湘南了。那時紅軍一共才有6個團，去其三分之一，可見餓到什麼程度。必須下山，另找地方。

Y：這個另找的地方，毫無疑問，還必須是政府軍比較弱的地方，同時最好經濟條件好過井岡山，迴旋餘地大。實際上1929年初毛帶隊下山之前，心裡已經明確這個標準了。從1928年夏天，在“經營永新”和“八月失敗”兩件事上，已經看出毛心中已經開始在思考這個問題了。他反對去湘南搞暴動，因為湘敵戰鬥力強大，又在湘粵大道上，是敵必爭之地，儘管很富庶 ，但紅軍去站不住腳。但湖南省委意見很強硬，於是朱毛帶紅軍進兵湘南，釀成“八月失敗”，兵力折損過半，毛對此痛心疾首。所以直到四年之後，他還念念不忘，湘敵強於贛敵。

C：湘敵是本地人，贛敵是外鄉人吧。

Y：情況可能更複雜一些，我們今天就不討論了。而在江西永新縣，則又不同。他在1928年6月擊破贛軍第四次“進剿”再占永新縣城之後，作法有變。他提出“大力經營永新”。首先力爭占領永新全縣，其次調集幹部集中到永新。他告訴省委特派員楊開明“我們看永新一縣，要比一國還重要，所以現在集中人力在這一縣內經營。想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以應付敵人下次圍剿”。在這之前，周邊幾個縣遂川、安福、茶陵、寧岡、蓮花、攸縣來迴轉，籌到款子就走。但到永新縣時，毛的想法就有新東西了。他想在永新紮下根來。打“堅實基礎”以區別於上山半年來的土匪式生存。

C：但他們在永新沒有弄成。

Y：但這個想法及嘗試開始了。這期間毛的思想很活躍。在朱毛會師後，他不斷地在各種會議及文件上長篇大論。中心就是講如何“存在下去”。他反對去湘南羅列的理由之一是從經濟上說，“湘南各縣焚殺之餘，經濟破產、土豪打盡，此刻到湘南去解決經濟困難，可是絕對的不能”。所以1929年初下井岡去贛南，在毛是有個過程的，並非是完全被迫和突然的。

C：當時講，圍巍救趙，南下牽制圍剿井岡山的敵軍，那是胡扯。毛朱出井岡時，根本就沒打算再回井岡，彭德懷那800多號人守山，純粹是準備犧牲掉，還好彭很機靈，幾天后也跟着下山了。

Y：1928年在毛的思想史上是個很重要的年份。後來的關於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的策略問題，在1928年，他基本上都有考慮了。到長徵結束這段時間裡頭，他的思想可能基本上是在1928年就形成了。這其中，解決紅軍給養問題給了他最現實的壓力。維持一支造反的隊伍並不難，如袁文才、王佐，三流人物即可辦到。但維持一支不斷擴大的造反隊伍，難矣哉。他看到流寇式的“打土豪”維持不了朱毛會師後的那支萬人紅軍大隊。

C：紅軍每到一處，無非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口號，並無法真正執行。毛給省委報告講到1928年6月井岡山根據地已有65萬人口，大部分土地都已重新分配，我很懷疑這一點。紅軍肯定還是搞了不少革命行動，如你說的，讓袁文才、王佐之類的小土匪看花了眼，那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你糊弄不了湖南省委和中央。所以才有特派員和指示信，對毛有所敲打，讓他不要忘了革命。其實，毛又何能忘掉革命呢？他是在廣州武漢搞過高級政治活動的人，他只為革命才可能上山受這份罪的。只不過彼時彼地，他邊干邊摸索罷了。在遠處看的人，替他着急，怕他忘事，倒也可以理解。問題在於，這種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像一陣風吹過，即不深入鄉村結構中實現革命轉換，又無法拿到被農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毛是先別人看透了這一點。

Y：在他提出“經營永新”這個思想時，他應當就看透了這一點，即光從鄉村第一塊財富資源上搞，只能維持土匪式生存。要從第二塊資源上打主意。他事實上也進行了各種嘗試，當他率朱毛紅軍向贛南轉戰過程中，他一舉解決了這個難題。一句話，他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紅區這三件事給合成一件事了。他搞了個“三位一體”。他持續地推進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徹底動搖鄉村結構，形成在新的鄉村治理基礎上的穩定的紅色區域，以此不斷地獲得人、財、物的輸送，支持紅軍部隊大規模擴大。

C：原先那種“打土豪”，一陣風，只把浮在表面上的財產拿去了。從生活實際上看，一旦紅軍用“打土豪”的辦法籌款，已成一種社會傳聞時，各家對財產的保護措施就會層出不窮。紅軍經過某縣，如果時間比較短，那麼就有可能紅軍只能拿走他看的見的東西，那些被藏覓的財寶，就有很大可能躲過被搶。紅軍拿走的東西大都是農家當期出產以及正在用的東西。我們應當注意到，在傳統農作區，像江西某個村子或某個聚落區，它的財富主要是二塊，一塊是當期的，即以農時為周期，在每個生產生活周期里發生的支出和收入，這是當期財產。這是服從農時的，稻穀還是青苗時，也是財產，但你早拿沒有用，你得等到收穫時節才能拿到可以用的稻穀。農家人自己為維持這個生活生產周期而備下的種子、肥料、食物、工具等等。這個你可以拿走一些，但不能太多，過頭了，要麼誤農時，要麼就餓死人。這一塊財產，藏不起來，誰來都看得見，有可拿之物，但不多。還有一塊，就是積蓄了。當時就叫浮財。所謂“浮財”就是積累起的歷年的結餘嘛，是歷年的結餘以某種保值的方式貯存起來的財產。這主要是相對富裕家庭的家底。這個在江西，民間財富可能主要就是這一塊。因為江西沒有大的自然災害，所以這種民間財富的數量還是很可觀的。往後你可以比較一下，紅軍長徵結束時，到陝北過不下去，毛讓彭德懷帶兵東渡過黃河，在山西晉西南幾個地方轉了兩個月，跑回來，就弄了50萬大洋。山西和江西有些類似，就是民間財富相比較中原要多點，比沿海的地方要藏的深一點。贛南、閩西這些地方，過去基本上是接近地方自治那樣一種治理形態，民間的財富比較完整。

Y：但這點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匪盜。所謂埋藏很深。所以有個詞很形象，叫作“挖浮財”。一個“挖”字，活靈活現了一幅發現鄉村財富的圖景。

C：這一塊財產規模要比前一塊大的多。如果紅軍把目光轉到這一塊上，那麼紅軍的財政基礎就大大的擴展了。

Y：光把目光轉過來盯住還拿不到手。你還得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你拿別人的東西，別人一定會反抗的。如果這個反抗，每時每地地發生。會分散紅軍很大精力的。用現在的詞語表述，就是要有個低成本的有效的“挖”的辦法。

C：這辦法，結果很簡單，就是“分田地”。從台面下講，就是從鄉村裡頭找出消息靈通的內部人來，給他獎勵，由他收集“浮財”的信息，再由他設法挖出這部分浮財，給他一筆回扣，大部分就交給紅軍。然後這個人就再盯住下一家，繼續挖。我看了一些資料，這個挖浮財的手段可真是讓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們如何挖，這可不象書生們能想出來的。

Y：這大概是那些面目不清的人同這些書生們的共同創造吧，一個出經驗，一個給概括。不論是誰的創造，反正這套搞法，到後來在山西搞土改時，就很發達了， 康生給它系統化了。

C：“分田地”在檯面上，則以重新分配土地為訴求，以那些拿回扣挖浮財的人為主，組成新的鄉村治理機構，當時就叫縣蘇和鄉蘇。由這些機構持續地以革命的名義形成並強化一種恐怖氣氛。

Y：當時就叫紅色恐怖，也叫赤色恐怖。

C：在這種赤色恐怖下，一是不斷地刺激出前面那種“內部人”來，以壯大蘇維埃的力量。

Y：凡是建立了縣、鄉蘇維埃政權機構的地方，就叫赤化區域，正規叫“紅區”。

C：在蘇區，那種直接的反抗就會遭到極嚴厲的鎮壓。這種鎮壓殘酷程度常常讓後來人理解不了。殊不知，正是這種殘酷才大大地降低了反抗的程度，從而降低了收集“浮財”的“交易費用”啊。

Y：以前一塊財產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革命“經費模式”，與以後一塊財產為主的“打土豪” 形成的革命“經費模式”，二者在實際運行上是完全不同的。

C：我們可以把前一種“經費模式”叫做井岡山方式，把後一種叫作瑞金方式。同樣看上去都是“打土豪”，但內里另有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