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井岡山方式，紅軍就是一陣風，其生存邏輯大於“革命邏輯”。而瑞金方式，則不同，它的生存邏輯就是革命邏輯本身。紅軍到1929年4月到達興國以後，就開始一種全新的革命過程，我是這樣來概括的，紅軍先找到一個點，這個點一般都是縣區，周圍相對比較富裕，人口稠密。在這個點上，先進行“分田地”，建立鄉村政權，從而獲得一個較大的“浮財”以供給紅軍。然後，又借紅軍之威，向周邊地區擴散，形成一個“蘇區”。由於江西地貌特徵，這種連續擴散有個地理邊界，往往是縣城周邊地區。所以紅軍又去尋找一個新的點，然後再來一遍，形成一個新的蘇區，通過控制兩個蘇區之間的交通線，使兩個蘇區連在一起。這叫作“赤化”，就有了一個更大的“蘇區”，從而供給一支更大的紅軍大隊。這個過程是良性互動的，相互激勵的。於是就持續下去，從1930年開始，這個過程就開始了。用當時的話講，叫“猛烈地擴紅”。即是指擴大紅軍，也是指擴大“蘇區”。

C：當時，紅軍往往是先打縣城，打不下來，接着就 “分兵”，分兵就是去打鄉村裡的“土豪劣紳”，習慣叫“土劣”。這種運行過程中，“打土豪”籌款子本身就變成了革命行為，而在井岡山方式下，毛澤東就要受到上級黨委的批評，認為他只交土匪朋友，不搞革命了。毛是何等人物啊，立即創造了新的方式給這幫人看看，到底誰革命。

Y：毛當時沒有這麼意氣用事，須知1931年底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他當主席之前，毛沒有對上級黨組織意氣用事的本錢。他相當地謙虛和服從。但中央及省委離他這兒很遠，所以他有自行其事，發揮其偉大創造性，主動性的餘地。但你說的對，瑞金方式的一個大的特徵，就是把革命和籌款子這樣等而下之的事情給合成一件事了。這以後，毛一會兒被批“左”了，一會兒被批“右”了。但沒有人再講他不革命了。因為他創造了真正的革命。臨時中央那班人來了以後，最多不過是給毛的這樣的革命添油加醋罷了。

C：我猜測，寧都會議之後，毛被冷落那樣長時間，但長征時，王稼祥幾個堅持要毛隨紅軍主力行軍，恐怕同毛的這個創造有關吧。

Y：在瑞金方式之下，紅軍雖然說不上財源滾滾，但確實經費夠用。從1929年4月毛在興國搞《興國土地法》起算，前面算井岡山方式，後面算瑞金方式。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有一年半多時間，毛手上的紅軍數量幾乎沒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時，不過才二年多一點時間，毛手下紅軍正規部隊人數已達4到5萬人，中央蘇區有縣城21座，紅區人口達250萬人。兩下相比，高下立見。袁文才、王佐這些小土匪死得早，要不然，那一定是五體着地，服了。

C：既然提到了“興國土地法”，我們是不是岔開一段，講講“分田地”。畢竟分田地才標識了這場革命的獨特性。

Y：這有幾個特徵值，可以勾勒出這條線索的輪廓。1929年4月，毛起草《興國土地法》；1930年2月，發布《二七土地法》；1930年5月毛做《尋烏調查》；1930年6月《富農問題》決議案；1931年2月毛給曾山的信《民權革命中的土地所有制度》；1931年8月蘇區中央局通過《關於土地問題的決議案》；1931年11月，全蘇一大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1932年夏季開始查田運動，1933年查田運動進入高潮；1934年3月，發布中字第一號令《關於繼續查田運動的問題》；1933中央蘇區已出現大片田地荒蕪，糧、棉奇缺。9月開始長征。

C：年年都有新花樣。在鄉村窮折騰，是歷史悠久啊。

這裡，我們可能要岔開說一說這個“分田地”，它是不是一個真正受大多數農民歡迎的措施，特別是在中國。我的看法，應該不是這樣，至少是一個並不清楚的東西。中國曆朝歷代的造反，有提出均貧富的，但沒有提出均田的，提出並實施均田的都是當政者，西方我們不知道，但在中國，就是這樣。就中國來講，土地的轉讓及租賃，早已經“資本主義”化了，中國的土地產權，是遠較西方複雜和精緻的，地面權、永佃權、佃權權重、租佃的各種合約方式、典當方式、期權交易等等。所以，中國農民造反，如果說是因為什麼土地問題基本不着調。造反者們大致都是衝着動產而去的，誰有動產，就造誰的反。有兩個最明顯的目標：官府和財主。所以“打土豪”就容易搞得起來，“分田地”則是一個泊來品，在中共，是蘇俄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產物被生搬入中國的一種“理論”模式，或叫一種教條主義。那麼，孫文怎麼講呢？

Y：孫文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大概來自美國一個叫喬治的人的說法，它主要是要制止有錢人對土地的投機，主張土地國有化，孫文的這個提法並非中國民間的古老要求，當然他自己從未實行過。中國有井田制這類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安排，但後來似乎有些不合時宜，大概是出於效率的原因吧。也就是說，均分田地，本來應該是一個在一定法律框架下的政府行政，它必須具備社會穩定這一條件。它是政府的施政，不一定是百姓的要求。

我們來看看這個蘇區分田地的內容，在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之前，分田地主要是地主、富農的土地拿出來重新分配，中農土地不動，重新分配時，“抽多補少”，以此達到大致的平均。其次，重新分配已不是按戶，而是按人頭計算。1929年到1930年這一段時間裡，紅軍剛剛到贛南地區，打仗，建政，忙亂的很，分田運動沒有真正搞起來。1930年2月之後，在贛西南地區開始大規模地分田，這持續了一年。要注意，這同農業生產周期是同步進行的，所以，分田地本身對農業生產是破壞作用的。

C：相關記載不多，但可以做如此的推測，錯不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不亂不可能。比如分青苗就鬧得一鍋粥。

Y：這期間的分田主要問題是不穩定，分了又分，今天這塊地給李家，明天收回來又給王家。來來回回折騰，有的地塊居然被分了五次。我是從毛澤東1931年2月底給曾山的信中發覺了這個事情，毛的信題名為《民權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其他有關資料中對這件事都沒有注意到，或是當時多種原因，也未將有關資料留下來。我只能從毛的這封信中看到這個事情，猜測可能的情形。信里說：“過去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並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這種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蘇應該通令各地各級政府，要各地政府命令布告，催促農民耕種。在命令上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既算分定，得田的人既由他管理所分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後，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由；田中生產，除交土地稅於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這些規定，是民權革命時代應該有的過程，共產主義不是一天做的起來的。蘇聯革命也是經過許多階段，然後才達到現在社會主義的勝利。”

C：這有意思。前些年講聯產承包製不是也有這個類似問題， 80多年了，還是個老問題。另外，我們還可以注意一下，生的不補死的不退、不杜絕租借買賣，這個意思是可以有“剝削”，也可以產生新富農，不限制的。可見所謂的“分田地”，重在分配，而不在什麼持久的公平。由紅軍來分，實際上的作用也僅僅是個動員方式，關鍵還是為了籌集費用。

Y：也有不同。毛講的四次五次分了有分，是在一個農業生產周期里的，那樣就無法讓農民種地了。所以毛一下子就發現了，並且寫了這封糾偏的信。毛談這個事很正常。你想嘛，沒收田地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一般地講，肯定是傾向於認為這地就是蘇維埃的，然後給你種，無論如何在分給你種之前它是公家的。隨後，分給某戶之後，各種可能發生的因素，只要讓某個蘇維埃人員覺得前幾天分地太急了，這塊地給某戶並不合適，於是收回再分，這樣的事，對那些十幾二十幾歲的蘇維埃人員來講，很正常嘛。至於在某個村落如此這般分地會引起什麼樣的故事，卻無從探知。

C：這個同華北搞土改不一樣，華北那個時候各種鄉村故事都流傳到後世了。中央蘇區沒有民間故事流傳到後世，你別想這個事。因為相關的人要麼死了，要麼不願講，農民也不敢講。這個同華北不一樣。很不一樣，其間的……

Y：到1931年4月曾山發文講《土地是我們的，耕種起來吧》，這糾偏才開始，我想，那與農業當年當期的農業生產而言，與事無補吧。最多是停止了損害。這就到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發布了，時間是1931年底。這同解放戰爭中發布的“誰種誰收”的公告也相差不多。

C：這個土地法有個黨內爭論的背景要提提。“八七”會議決定去鄉村搞革命時，黨內的口號是講“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毛在井岡山時也搞了一個後來叫《井岡山土地法》的東西，是應付湖南省委的，就是講沒收一切土地。但是沒有實行過。是應景文章。但從《興國土地法》開始，黨內就有爭論，焦點是地主富農分不分田。當時中央的意見傾向於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與毛及《興國土地法》、《二七土地法》有差異。這個差異就成了當時在上海的中央對毛及紅軍指責的主要內容。講毛是“富農路線”。於是，中央與蘇區為此就有不斷的爭論。到了1931年底搞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時，就停止了“富農路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就定下來了。這場爭論，現在看，就五十步笑百步，好像不是性質上的區別，但在當時，這個就是大問題了。

Y：我插一句，好像對中農問題，不管中央，還是蘇區，都比較慎重，一直講中農不動，或是不侵害中農的利益。似乎黨內也有很實際的一面就是講中農是生產力的主力。

C：也不盡然，沒收一切土地就包括中農的地。但確實，1929年之後的中共搞的任何土地法案中，對中農都是保護的。但這也當不得真，因為實行起來的時候，富農的界線一放寬，中農就玩完了。所以到解放戰爭時期，中農問題又成了“左傾”“右傾”的標誌了。正如同中央蘇區“富農問題”是“左傾”“右傾”的標誌一樣。當時，還有一系列涉及到分田地的具體操作環節上的爭論，如按村還是按鄉分，是按人頭分，還是按勞動力分，或是按戶分，是調整式的分（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還是徹底打亂重分，以及土地稅之類，很多具體問題，都有爭論，不少問題黨內也上升到“左傾”的鬥爭層面上。弄的很緊張。反正到了差不多這個時候，已有幾十萬的“土劣”被逐出或自己逃出了蘇區，男的當苦力，妻女當娼妓。這是黨內文件明確記載的。

Y：1931年底新土地法布告後，因為與前面的《二七土地法》在操作上有很大差異。新法、舊法就有交替過程，重新再分，就又折騰了一年。所以，1932年，原本是比較穩定的時期，是中央蘇區黃金時期。但農業生產這一塊肯定還是受到相當大的損害。因為農民與耕地的關係依然不穩定。自這個土地法以後中央蘇區再沒有搞新的土地法令。但奇怪的是從1932年夏季開始，主要是在1933年6月間，搞了一場“查田運動”，就是徹底傷了蘇區農業的元氣。查田本來講是對分田結果的某種設定好的糾偏或糾正。但結果這個查田比分田搞的還要火爆。

C：這個查田運動我前面看了一些資料，從我閱讀的材料來看，查田運動，與其說是一項政治行動，不如說是一個財政措施。因為就他的具體操作來看，就是誰富查誰，或誰有“浮財”差誰，同田多田少不相干的，查出來的東西誰拿走，也沒有多少懸念。當然，對中共來說，一定會在政治上提升這個措施來賦予它“政治正確性”的。可笑的是到了六七十年代，又把毛的有關文章拿出來，去說同它本不相幹的事，歷史一經意識形態化以後，可能都是這樣吧？我納悶兒的是：春橋同志自己明戲不明戲？算了，這個查田以後再說吧。

Y：不管這個查田當初要幹嘛，反正它賦予執行者隨時宣布已分土地作廢，重新再來的權利。這樣毛給曾山的信中所寫的那樣的擔心的問題，就又出現了，而且更加嚴重。所以到1934年春夏，實際上中央蘇區的農業是無論如何走不下去了。從1929年開始到1934年9 月，這個分田地的大致過程就是這樣，無論主觀上是怎麼一回事，反正客觀結果，就是蘇區農業大傷元氣，農民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C：其實，中共當時運氣還是不錯的。選擇江西作根據地，江西一直是個農業條件比較好的省份。幾乎沒有大的周期性自然災害，一直就是個糧食及農副產品輸出地。紅軍到贛南以後，有關飢餓的記載就很少了。南瓜湯是在井岡山時才吃的。到贛南就沒有這麼苦了，至少一個兵一天一斤六兩大米是保證的。

Y：如果“分田地”不同“經費模式”掛上鈎，你還真不知道中共當時為什麼要這麼折騰，好處在哪？

C：我看過毛有文章講，中央蘇區32年收成好，增產15%，有的縣增產高達40%，還搞了一個運動，好像叫作“為增產二成而奮鬥”。

Y：這個你千萬別當真。有不少黨史作者居然拿這個作為“分田地”解放了生產力的證據。真是瞎胡鬧。你能拿1959年那些人公布的畝產量去論證人民公社的偉大嗎？1959年時的幹部可以這樣論證。1933年時的中共也可以這樣論證。但今天有人這樣論證，那一定是昏了頭。

C：是啊，毛自己也講過分田的當年糧食產量是減少的，他們講的那個增產幾成不是指的總產，指的是相對於去年的單產，把兩塊地的稻子放在一塊地不就解決了嘛。那就是講，你不能在這樣一個封閉的鄉村經濟環境下，指望當期的農業產出有一個顯著的增加量，不可能用這樣的增加量去養紅軍，沒有這個增加量。所以只有挖浮財。

“分田地”就講到這裡吧。咱們再回來講瑞金方式的實際運行吧。

Y：瑞金方式在實際運行時，有個最大邊界問題，就是擴紅的力量與外界，白區給你頂回來的力量，一旦達到均衡的時候蘇區的區域擴張就停下來了。中央蘇區到1932年時達到全盛，大約有5萬多平方公里，不到300萬人口，基本上機關工作人員也上升很多，但蘇區疆域沒有擴大。白區給的壓力加大時，蘇區還有減少。

C：這個是否同江西的地貌特徵有關呢？

Y：地理條件肯定是一條，政治局面更重要吧。你擴張越大，自然外界的反響力量也越大。這有個均衡點，達到最大，維持一段時間，隨後，蘇區就塌陷了。

C：政治條件，也就是毛講的割據條件吧。但從中央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起，幾乎沒有多長時間，蘇區就塌陷了。過去都講，是因為排斥了毛的領導。近來有些研究，講又不完全如此，但一直都未有一個信服的解釋。

Y：中央蘇區塌陷，直接同這個瑞金方式有關。瑞金方式是以鄉村中的“浮財”為對象的。就是前面講的鄉村第二塊資源，它既然是存量，那麼終歸是有限的。而且，“挖”的程度是越來越大。開始的時候，好挖，後來存量越來越少了，自然挖的難度就增加了。

C：“挖”的邊際成本越來越高。

Y：當時瑞金方式之下，大體上有三個方向，特別是打城市。1932年4月打下漳州，弄到的財物，夠用半年了。這個方向着力很多，但大多不成功。因為有個白區力量集中反擊。所以到1932年漳州之後就幾乎沒有打下中心城市，反倒是在打中心城市時損失很大。這是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就是擴大“挖浮財”對象的面。紅軍有口號叫作“向一切剝削者籌款”。剝削者自然有個定義，但實際執行的時候，就給擴大了。中農也算進去了，可能有些貧農也給算進去了。這是一方向，這個方向效果比較明顯。但負面的東西也多。有很多文獻記載。第三個方向，則是在對外擴大不行的時候，轉回頭，把已有蘇區重新再打一遍土豪，這個時候手段很硬，很殘酷。這主要是通過查田運動搞的，這時候，什麼成分之類，就隨便定，目的就是任何可以拿走的東西拿走，以維持能夠革命和紅軍作戰經費。查田運動從1933年夏到1934年初夏，搞了一年，各級蘇維埃幾乎使出吃奶的力氣，最大程度的動員起來了。

C：這期間還搞了很多的競賽，都有指標的，發公債、建穀倉、收糧食等等，層層下壓。但不論你怎麼動員，反正數量有限，100%動員，也就那麼大。

Y：是啊。這樣的“經費模式”實際上到1934年初就走到頭了。

C：問題是中共這幫人非要撞上南牆才知道到頭了嗎？他們事先沒有一點感覺，想不透？不會吧。

Y：當然不會。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們就不是共產黨了。我告訴你，他們在這個事上，一點問題都沒有。我們講過中共革命的“知識結構”。這個很厲害的，這就是現成的一個“案例”。要知道，不論是朱毛，還是在上海臨時中央那些人，他們始終沒有就蘇區論蘇區，在他們那裡，有個更大的全國革命勝利的方案。中央蘇區在這個全國勝利的方案中只不過是突破口，一個導火索罷了。他們在中央蘇區所作的一切都有個大的革命前提，那就是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以及不容置疑的勝利。這個革命的“知識結構”就為蘇區里那些不光彩的“經費籌措模式”提供了一個革命的完美的邏輯。只要中央蘇區站住腳，很快就會迎來革命高潮。到那時，天下都是工農的了。現在受點苦算不上什麼，到那時，還會有經費問題嗎？還需要打土豪嗎？還需要操心有沒有“浮財”嗎？不需要。

C：即使全國革命高潮一時半會來不了，那麼“爭取一省數省勝利”總是有可能吧。

Y：是啊。那時的文件不都是講這個“一省數省勝利”嗎。立三路線時，講全國高潮，叫做“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李立三政治破產以後，臨時中央及中央蘇區中央局和毛本人還不是把“一省數省勝利”掛在嘴邊，寫在文件中啊。

C：這是把話說圓的關鍵。否則，那些個革命者們也沒那麼大的幹勁的，則中央蘇區那套搞法也講不過去呀。

Y：倒不一定是為了把話說圓。我倒認為，當時中共就是如此真誠地這麼相信這一條的。這有個語境轉換的問題。中共革命要經過漫長的幾十年奮鬥才能成功，這是我們今天來看的體驗。在上世紀20~30年代，那時的革命者頭腦中，是根本沒有所謂的長期奮鬥這個概念的。毛也沒有，肯定沒有。其他那些年輕人更不可能有。他們有的，恰恰相反，都是少部分精英的運作，然後迎來一個契機，咔嚓一下子，革命高潮到來，全國勝利。這個是有體驗的。蘇俄“十月革命”是如此吧。“辛亥革命”是如此吧。往早講，“法國大革命”是如此吧。老蔣搞“北伐”，從誓師，到打下武漢，就三個月嘛。所以，就當時的經驗範式而言，革命不用那樣長的時間。

C：其實只有毛後來的奮鬥和理論才創造了一種長期堅持奮鬥的革命之路。除此之外，長期奮鬥的革命案例很少的。在那個時候當然根本就沒有。

Y：所以，頭腦中，他就是這麼認識的。革命高潮，全國勝利這是前提，這個前提之下，各種不可思議的短期行為，就很自然地出現了。例如“分田地”裡頭，不給地主分田，那地主怎麼活呢？於是就有地主跑出去，再拉個小隊伍回來打你。這肯定不划算嘛。但此點，一直未糾正，用不着。打AB團，搞肅反，我們事後看不懂，在當時，就沒有問題，勝利就在前頭，純潔隊伍，很自然。同樣的，瑞金方式之下的經費籌措，是有限度的。這也沒有問題。當時中央蘇區幾乎並沒有做過什麼嘗試去改變這一點，去想想其他的辦法，沒有。原因也在這。這是中共黨員的信仰呵。如果他們早就知道沒有這個革命高潮，那麼這套搞法，就不可能弄出來的。所以這個革命的“知識結構”裡頭，中央蘇區的各種政策是自洽的。一方面有那樣多的短期行為，另一方面，又一本正經地發布法令，定下植樹節。毛和項英親自上陣，動員大家在荒山上植樹。植樹是長期行為吧。如此矛盾的現象，背後，就是這麼個完整的知識結構在裡頭。

C：當時中央的各種指示信，忽左忽右，但有個特點，語氣都非常自信果斷。這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那幫留俄學生“本本主義”，而是中共當時確實自信於也依據於全國革命戰略的成功。事實上，全國革命戰略不僅為中共提供了終極目標，從而為任何無所顧忌的手段提供了依據，同時也給中共提供了具體的策略資源。中央蘇區是全國戰略的一個點。自然他們指導朱毛的時候就當仁不讓了。

Y：他們在信中幾乎每次都把對朱毛的具體指導同全國革命戰略相關聯。1932年7月份朱毛打下漳州正高興呢，結果臨時中央一頓批：“沒有及時採取進攻的策略，積極擴大蘇區，將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提到全部工作的議事日程上面”，“在漳州的一個月內，紅軍中的政治領導的同志沒有能夠充分利用這個時機與良好進行充分的群眾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於籌款，這種教訓必須深刻的注意到。”厲害吧，當時，就這麼個語境。而且，從具體操作上講，中共的想法是以各地蘇區的蘇維埃運動來點燃全國革命這個大炮仗。中央蘇區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導火索，張國燾的川陝也是，賀龍的湘西也是。但中央蘇區最大。用這幾個蘇區來掀起全國革命高潮，一次不行，就再點一次，或者，到別的地方來點，總之，高潮一定會來。

C：以全國勝利為前提，中央蘇區的革命才能在道理上立得住。那麼當這個前提不具備了，那會怎麼樣呵？

Y：不能講前提不具備了。在當時中央這批革命者眼中，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只是失望的發現，中央蘇區的奮鬥沒有引發全國的革命高潮，他們認為這並不是中央蘇區的錯，而是有些條件一時沒有完全具備而已，他們還是有機會的。雖然，他們知道就要放棄中央蘇區了，但他們還有信心。只要生存下去，革命高潮很快會來的。事實上，在老蔣開始五次“圍剿”的時候，全面失敗的跡像已經出來了。因為進到1934年，老蔣已渡過最困難的時期。他對全國的掌控力達到了最好的程度。此時，不論是“一省數省勝利”還是全國高潮到來的可能性就很低了。用當時黨內的話講，叫做“革命低潮”期，恰恰在這個時候，瑞金方式之下的革命“經費模式”也走到頭了。久盼的全國革命不見蹤影，而眼前已是度日如年了。

C：中央蘇區的普遍經濟困難在1933年下半年就開始出現了，有大量的文獻資料表明這以後，中央蘇區迅速進到一種衰竭的狀態中去。查田運動也把紅軍同當地農民關係徹底搞擰了。查田運動後期，運動所過之處，農民已經完全不能支持蘇維埃運動了。

Y：不在於同群眾的關係搞僵了。而是你已經沒有可能再搜刮出浮財了，已經沒有了。也不在於群眾支不支持蘇維埃運動，而是群眾已經沒有任何可以支持的人力物力了。“浮財”已經挖到貧農那裡了。男丁也幾乎都被“擴紅”了。毛搞調查的那個才溪鄉，一共2000多人，到1934年初時男丁沒幾個了，沒法再支持了。再弄下去，人口再生產都要停止了。

C：我還注意到不少文獻中記載了蘇區政府的一些人利用革命搞腐化的事例。如同我們在講土改時看的那樣，中央蘇區經濟部的和縣鄉蘇工作人員中，腐化現象並不少見。當時在瑞金縣蘇辦公點旁邊有個飯館，專供縣蘇工作人員吃喝，有一次吃甲魚，一次購買16斤，還說沒吃夠。中央蘇區的總務廳長和手下人一塊貪污。居然一隻手戴好幾隻金戒指。這個你沒有辦法杜絕的。永遠都有，但關鍵是林彪和彭德懷不這樣做就行了。他倆不這樣，中央蘇區的主流就是清廉的。

Y：這個變量在1934年春夏時，可以完全忽略，因為，已經大事不好了。到了1934年初夏，4月廣昌戰役失敗，就更加不可收拾了。這之後，就發生了好幾件事情，要聯繫起來講。一是查田運動終於搞不下去了，在3月15日發布中字第一號訓令《關於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做了最後一把努力之後，在5月就草草收場了，此為第一件事。這件事表明蘇區民間的全部歷史積蓄已經挖光了，瑞金方式走到頭了。蘇區政府和紅軍經費要斷了。第二件事，是在5月，中央局那幾個人，決定“戰略轉移”了。當然他們嚴格保密。這件事，表示中共中央已然認識到必須考慮生存問題了；第三件事，是分別於6月2日決定征糧24萬擔；7初又決定搞“借谷運動”，借谷60萬擔。動員稻穀100萬擔，大體到9月底就完成。這件事表達，在“浮財”已盡的情況下，蘇區政府和紅軍已經完全在打鄉村財富中的第三塊資源的主意了。直接從當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糧食。而且講是“借谷”；第四件事，就是在借谷到手之後，10月上旬，一支近九萬人的大隊就浩浩蕩蕩地出發了。當然，他們一定帶着這100萬擔糧食。

C：借谷？怎麼借呢？你們都要跑了，怎麼是借呢？什麼時候還呢？

Y：他們根本就沒有打算還。為什麼羞答答地叫“借谷”，我也不清楚。反正當時中央蘇維埃成立了武裝保衛秋收委員會，你一望可知，這個委員會是幹什麼的了。當時領導這場借谷運動的人是陳潭秋。我猜測他不清楚10月的長征計劃。

C：好像毛同這一切沒有直接關係吧。

Y：是。毛那時侯靠邊站，人稱中國的“加里寧”。但一直被後人視為書生的中央局那些年輕的領導人，這個夏天的所作所為可是一點都不書生，道行深了去了。首先，從決定長徵到出發，這段時間，正好是兩季水稻收穫的時節。早、晚都不行，必須在6~9月這個時段里，拿到兩期的穀子。早了，是青苗用不成，晚了，農民拿回家給先吃了。一定要在收割時拿，才拿得到手。所以，這個長征的時間就有這樣一個確定的緣由，同水稻的收穫季節有關。其次，他們5月有了這個決定之後，是嚴格保密的。他們那個時候還連續出一大堆文件和口號，一副要干到底的架勢，還在高喊全國勝利的口號。

C：不這樣喊，那他們就借不成穀子了。必須瞞着絕大多數的人，他們甚至連一些中央委員都不知道呢。後來有人指責“三人團”對長征準備不充分，倉促起身，所以損失很大。這完全沒有道理。如果準備充分，還怎麼保密呀，保不了密，兵敗如山倒，那穀子就借不到。兩手空空上路，這麼多人怎麼辦呢？所以“三人團”只能這樣悄悄地幹了。事實上，紅軍走的時候，有些農家已經斷炊了，那可是個剛收穫的季節。

Y：如果是像當年老毛3000人上山下山，那個好辦，恢復到井岡山方式，就行了。現在10萬人呢，不細細籌劃如何了得，恩來、博古，他們的算計還是很準的。

C：其實中央蘇區走到這個地步，也是無奈，不是“海歸們”的瞎折騰造成的。其實應當講，他們在五次“圍剿”開始的時候，大概就有點數了。他們相當精確地把握了時機，一方面，弄糧弄錢，另一方面全線防守作戰，以保證弄錢弄糧的完成。如果真是分兵打出去，你就不能完成錢糧的準備。所以我個人認為長征的決策在軍事上講是正確的。

Y：這已不是正確與否的問題了。而是如何保全“主義”的大業了。當時中央這些書生們激情澎湃，但卻也是十分清醒。他們要保全“主義”，就必須生存。那就要以蘇區百姓的生活作交換，這容不得一點溫情脈脈。更重要的，你光心狠還不行，你還得手辣，你一定要算計好了，讓所有人出其不意，才能拿走百姓活命的東西。這中間籌划過程，這幾個人，展現的絕對不僅是求生者的冷酷，更多的恰恰是革命者的深謀遠慮。

C：這是主義和道行的關係，你光有主義，沒有道行，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沒有主義，說實在的，你也修練不出如此深的道行。雖然講，博古他們以後與毛相比道行還差得遠，但至少在1934年夏天，博古的道行是足夠了，他們一點書生氣都沒有。洛甫在此期間的文章，絕對不是有意哄騙誰，他只是道行很深罷了。

Y：對，主義和道行，這就是1934年夏天革命故事的本質。它恰如其分地表明了所謂革命的真相。也表達了一個真正革命者的標準。他可以是個人道主義者，他可以是眷顧家庭的大好人，但他必須主義和道行兼備。他不必在內心深處給予如此道行以道德譴責，這個不必。他只要有主義在胸，則一切的殘酷，都有了消解和升華的通道。這就是革命大義。所謂大義滅親，否則你就畜生不如。

C：到此為止的社會革命理論，無例外的都是一種閉合結構，首尾相連，一氣呵成。多一項，少一項都不行。要麼不搞，要麼全部接受。這樣你才有一種道的完滿，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這即所謂的真理殺人罷。在1934年夏天，在一個沒有文獻記載，卻是可以想象的雞飛狗跳的場景下，鄉民們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視的外鄉人，奔走呼號，糧食部長陳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赤着腳催運穀子。鄉民們怎麼想呢？為秋後的食物犯愁？為這些不期而至的外鄉人而大惑不解？在最後一隊紅軍渡過於都河南下後，鄉民們是如釋重負長吁一口氣？有沒有若有所失呢？等等，等等，這些都沒有記載，以後也沒有見到回憶資料。我們只能去想象，去猜測了。

Y：鄉民們怎樣想已不重要了。說到底，他們怎樣想曾經重要過嗎？從來就沒有。況且，他們怎樣想，原本就清清楚楚。在唯物史觀中，人民從來就不是那些失去秋收成果的鄉民們，不是的。這正是中共革命詭異之處，這正是革命道行的實質所在，到今天也是綿綿不絕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