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意識形態！這是意識形態！

Y：對，正是意識形態。事實上，正是相類似的、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運動的描述構成了人類思想史上的意識形態的起源。而意識形態具有一種我深思未解的魔力，就是提供關於某種社會歷史設計的正當性，它完全不同於民國政治史及其以前的所有中國歷史上的法統，後者一定是同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相關聯的，與此不同，意識形態則提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正當性、合法性。它來源於思想，一種與你無關且你也無知的歷史過程的沉思，然後，向你提供了方案和合法性，於是你就參加進去了。一個革命的法統就產生了。如果一切恰巧的因素都出現了，那麼這個革命就發生，就開始發芽、成長、結果。這是小概率事件，但在中國它發生了。你瞧，一切居然來源於思想……

C：思想的力量？不會吧！

Y：倒也不是思想的力量。中共黨人只要知道方案就行了，只要有股子搞到底的勁頭就行了。這股子勁頭就是意識形態的力量。《資本論》對顧准重要，對今天進行歷史觀察的你、我重要，但對毛澤東那一代人，就沒有多大作用。實際上直到果子熟了，落在地上都爛掉的時候，那些人也沒有弄清楚《資本論》呀。我進行歷史觀察時，並不反感共產革命，也不太願意在今天輕輕鬆鬆地指出或論證極權主義或絕對主義在中國的禍害，但我實在忍不住地要說，中國共產黨人無須理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可以完成中國共產革命，實在是中國革命的可嘆之處。

C：扯遠了，這個話題太大了。但無論如何，我同意你的講法，就是共產革命在中國立起來的那個革命法統，源自於意識形態，它同中國沒有關係，那是一種自圓其說全然不管別人是否理解的強勢的理性力量，這是中國歷史上完全沒有過的。它衝進來以後，改變了現代政治史的走向。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終止了民國政治的邏輯，而共產革命則終結了民國政治本身。

Y：革命法統與政權法統的關係，就完全地不同於同一個民國政權法統之下的政治關係。我把這稱之為國共關係的邏輯。它包括了幾層意思，一個是共產革命本身與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我把它稱之為無機的歷史過程。就是講，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蘇俄架構下對非工業國家的歷史推演是用人為的歷史設計代替歷史內在的自我的演進過程，就是人為的歷史代替自然史。從已解密的蘇俄檔案中，這一點已經看得很清楚，他們已經不認為資本主義之發展是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的先決條件，至少他們認為不應該等待這個條件自然地生長出來，他們認為完全可以人為地製造這個條件。這正是斯大林在1927年之後的主要思想。因此，不管中國當時的歷史社會條件如何，都可以製造出革命的前提條件，如果這個國家的現實狀況妨礙他們的人為製造，那麼很簡單，就用革命的方式摧毀之。所謂革命在中國的重新定義就是這個意思。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革命與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無機的關係。相對照，辛亥之後的民主政治與共和法統與中國社會關係，則有相互嶔入的有機的聯繫，至少民主政治與共和法統並不硬性排除中國原有社會與歷史因素，只要反專制、除帝制就好了。

C：那就是說，在這個層次上，去尋找共產革命與中國社會歷史的契合點的努力是徒勞的、甚至是反動的。對革命者來講，做這樣的努力是反動；對歷史觀察家來講，做這樣的努力同樣是反動的。中國思想史上有個主題，就是關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興起與中共革命之間的關係，這是個很重要的話題，其中的企圖心在政治上和學理上都是要命的。你以前也講過，所謂保守與激進的解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與胡繩、胡喬木式的中國革命史敘述是不謀而合的。要害就在這裡，似乎共產革命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思想史上居然還有什麼呼應、有什麼內在聯繫、有什麼相互激勵的互動作用，等等，暗示共產革命之必然性，之不可避免，這不正是胡繩、胡喬木他們想表述的那個意思嗎？這是1927年之後的共產革命在中國的狀況和緣由嗎？根本不是。我警惕並反對任何將共產革命與中國歷史之間進行有機聯繫的努力。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都反對。沒有這種有機聯繫，你要造出這個有機聯繫，那你就是中國的反動派，過去是，現在尤其是。

Y：國共關係邏輯的第二層意思，就是共產革命在中國的展開是個或然性的事件，而且是個小概率事件。它是共產國際在中國及整個亞洲遍播革命種子的結果。革命的種子，到中國，生根、發芽、抽枝、開花、結果，每個環節都只有極微小的成功可能。因為革命在這個社會中根本就沒有依據，它不內在於這個社會。所以是個小概率事件。第三層意思，就是既然是小概率事件，那麼，其他社會力量，特別是政權法統，就很有機會消滅這個革命法統，機會很大，是個大概率事件。第四層意思，消滅革命法統的成功可能性與這個革命進程本身成反比。當革命成功後，則任何內部社會力量都不存在消滅革命法統的可能性了，因為革命之後，已經沒有所謂的內部的社會力量了。

C：這是事後的歸納了。當時有人對此有感覺嗎？

Y：沒有，恐怕只有那個瘋瘋癲癲的吳稚暉是個例外。相反，一直各界都認為存在着一種結構，可以容納國共兩黨的主張和力量。前面引的毛澤東的那封信，談論的就是這個想法。到底毛澤東是如何認識這個問題可以另外討論，但在國民黨那裡、蔣介石那裡及第三方的各種人物那裡，似乎都認為存在着這樣的政治結構，只要中共放棄武裝就可以了。但中共有武裝這一點，是個表面，它在人們的視野里掩蓋了共產革命與中國社會的真實關係。經由八路軍的存留爭論，共產革命之於中國的作用，就被納入了鄧野講的民國政治的邏輯，形成了假象，似乎中共也同別的地方勢力一樣，遵循同樣的謀求自身生存和安全的法則。毛在信中講八路軍之前身後世，就是強調了中共作為政治力量的生存安全性。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就沒有什么正當性了，畢竟你有四一二政變呀。所以毛的信就講得理直氣壯。

C：毛悄悄的把中共這種政治力量給普遍化了，他的意思是讓社會各界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的為中共想一想，那些人很容易就上當了。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中共代表的共產革命的法統的獨特性，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境遇所能模擬的。

Y：中共用八路軍這個議題把事情拉入了一個循環論證的過程。你要軍隊國家化，那我要政治民主化。而政治民主化就是革命法統隨心所欲，那更可怕。國民黨、蔣介石基本上就處於一方面認為有一種政治結構可以容納中共，另一方面又找不到這個政治結構的狀況中。這種困難處境迷惑了當時以及後來直到今天的思想界人士，他們無不費心盡力地尋找這個結構，試圖設計一個結構，然後用這個純然是設計出來的結構去比照歷史，責備當時的人們如何失去了機會，如何應當對歷史負責等等。所謂“失去的機會”，如鄧野、楊奎松都有這種觀點。其實，從國共關係的邏輯講，共產革命這個法統，你要麼消滅它、要麼被它消滅。沒有什麼其他結構。如果有，那也是自欺其人。

C：不少人也在論證中共在七七事變之後的努力，也有正當性、合法性訴求吧。

Y：共產革命無需這樣的訴求。但在策略上則有必要，不可混為一談。需要強調的是，共產革命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是共產主義本身提供的，不需經驗的訴求。中共那邊就只是策略的想法。在共產革命當中，看上去是退讓、妥協的舉動，從來都是很容易有正當性的解說的。例如列寧為布列斯特條約的辯護，共產國際關於中共參與國民革命的策略，都是如此。這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生命力的一個特徵。我的意思是講，在國共關繫上，即便所有的當事人在行動中都未曾感覺到我所講的那個邏輯的力量，但至少，他們的行動背後的想法是完全不對稱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盤算和目的。我們回到我們開頭的那個話題，蔣介石的斧子為什麼沒有砍下來呢？就同這個不對稱的想法有關。

C：實際上，那個時刻幾乎是政權法統消滅革命法統的最佳時機了。發生了什麼事情使蔣沒有下手呢？是不是蔣認為中共和國民黨之間有公約數，可以找到一種政治結構來容納中共的力量？他沒有認識到革命法統同他守護的那個政權法統的不可調和的衝突？他為什麼會認為留下中共或者紅軍能讓他更接近他想的那種政治結構呢？他為什麼不要更加簡單明了的政權法統的保障呢？一句話，他本來可以非常簡單的斷然處理，可是卻選擇了複雜的辦法，他迷失在其中了。

Y：這確實是歷史的縱深之處，很典型的。因為就政治行動的一般因素來分析，他恰恰是應當採取斷然措施的。所以，我猜測，他有了內在的深刻的變化。一種內心的變化。這個變化使他的政治行為走了樣。蔣是流氓的底子，在北伐戰爭和國民黨內鬥爭中，成長為英雄。在這個過程中，蔣發展了一套他自身的修煉功夫，他有驚人的自省和克己的毅志力，我看他的日記，感覺他在北伐前後，有一種內向的自我發展的趨勢，他用這種功夫來面對他的成功與失敗，當然也包括他的困擾和無奈。把他和毛比較一下，其實毛相對來講就比較好理解，比較讓人看得透，至少對後人來講是如此。毛有大器局，他內心與外在行為較為一致，好揣摸。但蔣就複雜和深刻得多，他非常不好理解。他器局狹促，但內向，行為與內心不一致，他那套克己的功夫，讓他的意識與行為分裂，不容易看透。西安事變之後的行為只是其中一例，他敗退台灣，卻能退而不散，就讓人驚奇。他利用韓戰，只兩年工夫就讓國民黨重新振作，就不那麼容易想象。

C：這倒是。1927年他幾乎完全用流氓手法把中共和左派給搞下去了。隨後一年，他卻一下子象個英雄了。他在戰場上的那套軍事政治混在一起的戰法，厲害得很，大家都服了。所以，他就成了南京政權的守護神。幾次對南京法統或法統主導權的挑戰，他都輕巧化解了。但當他面對外敵和中共的挑戰時，卻出現了困難。

Y：外敵的挑戰和中共的挑戰，對蔣而言有區別。前者是他可以感受得到的；後者，他就不那麼有感覺了。因為至少在1933年第三次反圍剿之前，蔣對中共的挑戰，重視但並不占據他的主要精力。因為他認為他控製得住。事實也是如此。三次反圍剿之後，他加大控制的力度，就造成了紅軍江西的失敗。他的精力主要是應對日本問題。可以這樣表述，蔣在對日抗爭中重新塑造了自己，然後在西安事變中不期然地證明了這個塑造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在民族覺醒的過程中，蔣介石看上去具備了“聖人”的氣象。

C：他 的 這 種 感 覺是 如 何 來 的呢？

Y：我 們 前 次 提 到 ，西 安 事 變 帶 來了一 個 所 有 人都 意 想不 到的 東 西，就 是 蔣介 石 本 人 的 “ 領 袖 人 格 力 量”。我 們 認 為 這 個東 西 是 之 於中 國 而言，是 真 正 現 代 的 一 個 條 件。從 這 點 引發，我 感 到 從 西 安 事變，經7. 7事 變 再 到 武 漢保 衛戰這段時 間，193 6年底 到193 8 年底，大 約 兩 年 時間裡頭，有了一種 政 治 環境，可以讓 這些 頂尖 的 政治 人物 覺得 有可 能 來嘗 試建立 起 一個真 正 有現 代化 政 治結 構 的國家，一個政 治 形 態 更加 正常 的 國家。由 於 “西 安 事 變”戲 劇 性的 證明 了蔣介 石 的 政 治權 威，使得這個 努力可 以出 現， 儘管努 力失 敗了。這 涉 及 到 關於辛 亥 革 命之後的中 國思 史。李 澤 厚 講 兩 個 主 題：“救 亡” 與 “啟 蒙”。“救 亡”自 不 必 講，這 個“啟 蒙”我 是一直 有 看 法 的。五. 四 運 動 如 果 講 是 啟 蒙 的 話，那 麼 這 個啟 蒙也不 過 是 限 於知 識分子，而且 是 所 謂 新 知 識分子，同 民 眾 無關，正 如 同辛 亥 革命也 未曾 觸及 到 下 層一樣。這 樣 的啟 蒙當 然是 少不了的，但沒 有 向下 層 發展，是 這 種啟 蒙 未 曾對當 時 的 中國 政治 結構產 生 正 面影 響 的 重 要 原因。
C：觸及下層，是比較難的事，通常要藉助一個覆蓋面很廣的事件才有可能深入下層。因為一來下層文化程度低，無法讀報，二來沒有政治溝通渠道，如大規模的選舉的有效制度，這些東西沒有，則上層的啟蒙就無法向下發展。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是所謂“救亡”壓倒了“啟蒙”主題變奏。李澤厚的說法有些武斷。“啟蒙”這個主題式微，是啟蒙自身的問題。相反，“啟蒙”倒必須借“救亡”，才有可能達到下層民眾。因為“救亡”比較容易觸動下層民眾，覆蓋面廣。其實即便是五四運動，就其啟蒙過程的高潮而言，也是同救亡交織在一起的，甚至首先表現為“救亡”，就是反對“二十一條”。但事實上，就當時“二十一條”的事件而言，它並沒有觸及到下層，它基本上是上層政治事務。所以“二十一條”，主要是知識分子有反應，當然下層民眾也有反應，但那種反應純然是感性的，不問青紅皂白的，當然也就持久不了，留不下多少痕跡的。這樣，五四運動，不論就其“啟蒙”而言，也無論就其“救亡”而言，都是知識分子圈子中的活動，所以都無疾而終了。日本當時侵略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經濟上的殖民主義，這種殖民主義，主要不是表現為民間可見的軍事占領與日本人統治。當時處在日本勢力範圍內的中國民眾就談不上對此的反抗與覺醒，甚至不少情況下，會不自覺的適應甚至有好感於此種情況。至少在經濟活動上有了機遇吧。中國的外國租界地，是不難發現此種情形的。在這種情況下，藉助“救亡”推動“啟蒙”就往往落空了。

Y：但進入三十年代，特別是“九一八”之後，這個情況開始有變化。 “救亡”就開始成為民眾具體的可觸摸到的生活主題之一了。大約是在1936年夏天在北平中國大學教哲學的陳伯達就倡議發起新啟蒙運動。這場運動是值得細細研究的，但因為後來陳伯達政治上出事了，大陸學界似乎就有意忽視了這場運動。我認為陳伯達同當時在學校教書的那些教授是有大不同的。他本人當時也是北方局的高級領導人物，他發起新啟蒙運動，是因為他看到了“救亡”這個主題，已同五四時代有了區別，它正在下層民眾中引起反響，所以，作為中共幹部的陳伯達，就認為可以用新啟蒙運動來發現和激活在中國民眾中存在的那種朦朧狀態中的“救亡”意識，從而為中共打開新的政治空間。畢竟在1936年夏天，我相信那時的北方局幹部可能並不寄希望於陝北的軍事鬥爭，相反可能傾向於靠這種公開的國民運動來打開新的政治空間吧。陳伯達提倡新啟蒙運動，不是文化人的文化倡議，應該是一個自覺的政治策劃。當然，僅就其文化性質而言，那也有豐富的內涵，畢竟就當時的中國文化界而言，陳伯達幾乎是唯一的受過系統馬列主義教育同時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研究的知識分子，新啟蒙運動的文化也由此完全不同於五四運動，五四時的知識分子，沒有什麼人精通馬列主義。所以，不論就新啟蒙運動的文化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是有當代意義的。

C：這種觸及下層民眾的“救亡”，應當是在西安事變之後才真正的興起。

Y：對呀。所以在西安事變之後，有兩個新的歷史線索值得重視。一個是蔣介石的“領袖人格力量”，即一種新型的現代的政治領袖人物的出現以及這種領袖人物發揮歷史作用的過程，這是一條線索。上次我們已經講到了這一點；還有一條線索，那就是“救亡”觸及下層民眾從而產生了民眾覺醒的一個過程，這是第二條線索。這是兩條相關的，有交互影響的線索。我們講講這後一條線索吧。民眾的覺醒，這在現實社會裡頭，戰亂、流離失所、亡國奴，這些負面的效應的普遍化的情形下，一系列新因素開始起作用了。首先就是蔣的領袖形象、國民政府實施的總體動員、地方實力對中央號召的歸順、文化運動、軍人政治工作動員、蔣及國民政府直接訴諸民眾的演說和文告、政府遷移中上層與下層的共患難的感受等等，這些因素一起發酵了，形成了一種民眾覺醒。在此之前所有的救亡都未曾聚集了這樣多的因素一塊發生作用，所以可以用民眾覺醒來概括。我看過一些文化人在這段時間的日記，特別是武漢保衛戰期間那種實況，民眾忽然好象就醒過來了，道德水準也大幅提高。上層人物似乎也變了，機關、軍隊都有了一種積極向上的勁頭。這是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場景。北伐前期廣州那兒也有革命的向上的氣氛，但又總有那麼一種揮之不去的陰謀氣味。魯迅不是就有這個感受嗎？而現在則不同，比較的純粹。所以叫做現代化的政治進展。檢討起來，中國始終沒有形成過民眾覺醒的情況。辛亥革命發生前後，在民眾那裡沒有什麼變化，這是不少小說著作有所涉獵的一個主題。現在這個覺醒就出現了，多少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C：民眾的覺醒是個不穩定，不可預測的心理過程。來了就來了，沒有來就沒有來，沒有多少道理好講，但肯定同一個領袖人物有關。這個領袖人物必須達到這樣的認同程度，即他本人成了最大的公約數，或接近於此。當然更加不好捉摸的，是這個覺醒如何變成穩定的政治基礎。這個難度就非常大了。在西安事變結束的那些日子、以及在武漢保衛戰期間出現的那樣一種激情狀態註定是持久不了的，它本身帶來不了什麼積極結果的，但在這個激情存續期間，你是可以干很多事情的。當然，至於是好事情還是壞事情，那也難說。幹壞事例如希特勒的納粹運動也算一例吧。反過來，很正面的事情也有可能弄成。這就是當時中國的情形。有這個條件，有這個環境，可以成事，當時的那些最有頭腦的人物都注意到了這個情況，他們開始做出努力。另外，是否要給這個覺醒一個定義呢？它同五四時講的“啟蒙”有區別。它是否指的是一種民眾具體的對生存狀態的感覺呢？它首先是個體驗的過程吧。

Y：很模糊，講不太清。反正具體到我們講的這段時間，它是民眾通過一個具體的可感覺的人格化的象徵來認同於共同體的狀況以及對這個狀況的期許。這個象徵就是蔣介石。在此之前，沒有這種人物。孫文不是，袁項城不是。後來走馬燈似的人物都算不上。然後西安事變，出了個蔣介石。這就叫民眾覺醒。它即不同於啟蒙，也不同於民族覺醒。於前者，它要豐富些；於後者，它要淺顯一點。就是講，啟蒙必須在民眾覺醒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否則知識分子很快就從啟蒙中被利益化了，成了毛澤東後來講的毛皮關係中的毛了。至於民族覺醒，是個哲學層面上的東西，民眾覺醒是個政治層面上的東西。蔣介石的領袖人格力量，是其中的關鍵。就是說民眾覺醒與民族覺醒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民眾覺醒可以在政治大事件中一下子就出現了，然後很可能又一下子沒了。你得通過某種結構的構建，才可能把這個東西給穩定住。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去達到民族覺醒。

C：世界史上，有所謂民族、民族國家的概念的出現，有人甚至把這種概念的出現當作近代史的開端。但這是個歐洲的觀點。在中國，則一直就很含混。原先，只講大清國，沒有中華民族的概念。九一八之後，這個民族概念開始明顯了，主要還不是直接表現為政治人物的言行，相反，主要是在文學家的想象中出現了。在七七事變以後，這個概念才有了爆發力。這個恐怕只是民眾的覺醒，就是說，同樣的日本人的入侵，及中央政府的抗敵，在文學家那裡有個抽象的、寬泛的民族的想象，但在民眾那裡，則有個具體的卻又非常含糊的想象，這兩個想像是相當不同的。在文學家的想象中，危機及抗敵是整體的、一致的。但在民眾那裡，是很個人的。有大差別的。這些千差萬別的個人想象之間的交流及交流中的相互印證和加強，都必須通過這個“蔣委員長”才有可能。

Y：民族覺醒，是後起的民族逐漸地構建本民族的世界意識的過程。馬克思在青年時代曾經專注於觀察德意志民族的覺醒過程。馬克思的觀察沒有停留於普魯士同英、法之間的差距，也沒有很在意他們之間的爭鬥。他觀察到了他所認為的那個世界意識的秘密：剩餘價值的生產過程和這個過程的主人—工人階級。在馬克思看來，普魯士那些小心眼的政治家不可能通過戰爭和競爭來拯救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民族要真正達到覺醒，就必須排除這個剩餘價值生產的一切障礙，從而培養壯大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恰恰就被馬克思視為德意志民族的世界意識本身。所以，法國大革命以後在整個德意志世界裡引起了嘈雜的各種反應，不過是民眾的意識騷動而已，必須有個政治結構把它穩定住，那就是統一的德意志國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德國工人階級才可能成長起來，只有在工人階級運動中，德意志民族才有可能覺醒，並最終獲得拯救。馬克思的這個思想的背景過去常常被中共理論家們忽略，或者更準確地講讓他們大惑大解。他們不自覺地把馬克思一開始就當作世界無產者的導師看待的。其實馬克思原本沒有要做世界無產者的導師的意思，他倒是很自覺地要做德意志的導師和拯救者，他只不過是發現這個任務要完成取決於世界無產者的事業罷了。

C：你的意思是說，民族覺醒一定同特定的世界歷史進程相關聯。

Y：對，不論你眼中的世界歷史是什麼，總之要有個關於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民族的安放的位置。馬克思提供了一種他到後來認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民族意識的世界模式，雖然他本來只是在思考德意志民族的歷史獨特性。同樣在中國，也有一個世界史進程，但那首先不是哲學史的呈現，而是一個具體的政治史的呈現。自九一八事變之後開始的延續不斷、時緩時急的民眾覺醒過程，與蔣介石的自我塑造的過程，在西安事變這個純粹意外的戲劇性大事變中，一下子匯合形成了民族覺醒的過程。這個過程持續了兩年，到武漢大會戰、到遷都重慶時，就告完成了。就民族意識形態而言，現代史就是從中開啟的。更重要的在於，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蔣介石成為民族覺醒的象徵與依託。這肯定是一種強烈的心理激勵，正好暗合了蔣本人刻苦的自我修養中的那份自我期許。其實，說到底，傑出人物大體上都有這個心理證明和激勵的過程。那種偉大人物的歷史感、使命感並非學識和知識所能帶來的，也不是生來就有的。它一定同這樣的心理暗示有關，強烈的、足夠強烈的心理暗示。

C：說穿了，這就是啟示，就是你被點化了。神啟示了你、神在召喚你，大概就是這樣的感受吧。

Y：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看到的和感受到的，既在意料之外，卻又在期許之中。他有份感激，似乎也有不少的愧疚，因為他畢竟從流氓走來，幹過不少醜事、滅過不少生靈。這其中，對於四一二事變，他是否會認為如今在西安被押，就是報應呢？他平安脫身，又獲全國擁戴，就是輪迴的機緣呢？究竟起來，民族覺醒的那種精神現象，就應當是他這個作民族領袖的人最早感知、最深感知吧。這就是所謂的聖人氣象，起碼也是聖人氣象初具。正是在這種心理變化過程中，他從猶豫、兩手準備，到毅然決定放過中共和紅軍，他把這個沒當作政治行為看。他是當聖人體驗、當救贖與被救贖的經驗看。你看一下實際過程。1936年2月2日東北軍內亂，2月8日中央軍不費一槍一彈進占西安，“三位一體”瓦解。這之後，中共只有另定談判策略，再也不提事變中什麼蔣的承諾之類的話題了。在此之前，中共幾乎每次談判都想拿事變中所謂蔣的承諾來說事，這讓蔣很不高興。所以蔣就給你圍起來，不費槍彈就瓦解“三位一體”。然後，就是2月10日開三中全會，中共致電國民黨全會，聲明不搞暴力反國民政府的革命了。

C：說真的，中央軍進駐西安之後，要打紅軍的話，我看東北軍、十七路軍也不會幫紅軍吧。

Y：他們未必不想幫，但老蔣搞這些人有得是辦法。現在地盤被中央軍一占，楊虎城就沒有脾氣了，老蔣只要願意，分分鐘搞定十七路軍。至於東北軍，已經亂了。只要老蔣想打，就打得下來。但他猶豫了，他當然見不得中共那幫人拿事變來說事的那付神態，也見不得拿“三位一體”來要挾中央的虛張聲勢。我先給你拆了這招。然後，看你服不服？來了電報，服了，很好，那就坐下來好好談。所以，這之後，2月10日之後，才是認真的談判。中共在這之後的談判過程中，有相當的驚恐，因為中共沒有摸到蔣的變化，但中共本能地把希望放在蔣的變化上，只好如此。不把希望放在蔣的身上，又放在哪兒呢？別的更指望不上了。所以中共電報中，總是把蔣同所謂國民黨親日派作區別，翻來覆去提示周恩來和潘漢年。從談判的進程來看，每次談不下去了，都有來自南京的意思，讓事情又繼續下去，這又似乎印證了中共的期望：即蔣介石是想抗日的，想結束內戰的。複雜的地方是，這個期望一方面似乎被部分證實，另一方面中共自己又不能完全相信這一點。所以，中共在此期間也是費盡心機，想守住地盤、守住部隊。結果等到3月下旬周同蔣見面時，地盤、部隊人數均不是問題，相反，蔣的思想着眼點是在政治方面，在國共關係方面。

C：這肯定出乎周恩來意料，中共其他人也肯定很意外。4月9日，周在延安同政治局會商之後給蔣去電：“歸膚施後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極興奮，現黨中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與先生永久合作問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同時很是恭順地講與“先生”的合作。周在談判時即有判斷，蔣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上，周的零距離判斷蠻準的。

Y：周從蔣那裡可以講是滿載而歸了，情形之好，讓老毛很費思量，他甚至有點兒不相信有這樣好的運氣。當然，中共很快就非常自我地把蔣的說法解釋成中共自主行動換來的。接着毛就開始擔心蔣不兌現怎麼辦，所以他立即轉入思考用什麼方式讓蔣不反悔，毛很快就把這個保證方式同蔣說的要有個國共合作的永久方式結合起來。這就構成了在整編談判之外的更加重要和有內容的政治談判的主題。到此，談判進程就即合了蔣的意，也合了中共的意。在中共，那個革命法統被消滅的題目轉換成了中共作為普通的政治力量的生存問題。在蔣，他熱心關照周恩來，講中共不是同國民黨合作，而是在同他本人合作。他提出設立國民革命同盟會，國共兩黨派等額人員組成，由他作為最後決定人，等等。

C：他把自己超然於各政治力量之上，特別是超然與國民黨之上。他似乎並不認為他是國民黨一員，他自認為是一個獨自存在的、超然的人物。

Y：是啊，他講歷史教訓，卻躲閃了殘酷的四一二事變。他把國民黨作為執政黨的地位丟一邊，講國共由等額人員組成同盟會，這難道不是種愧疚的心情嗎？而這愧疚遠不是“對不起”那樣簡單，畢竟蔣已有崇高地位，特別是相對前來祈求生存的周恩來講更是如此，他如此抬舉中共的原因，正是他輕輕放過中共的原因，那就是他常人難以企及的極限體驗。正是這樣的心境，他放過了中共，放過了紅軍。他終究沒有擺脫國共關係的邏輯。在此後的兩年多時間裡，他烤問過自己嗎？他動搖過嗎？他失去信心了嗎？他反悔了嗎？似乎是，又似乎不是。他寄希望於中共的改變，他卻不了解那歷史內在的邏輯。但邏輯的力量漸漸開始占了上風……

C：他象他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也象後來直到今天很多人一樣，把中共進行的共產革命當作是中國社會歷史的一個部分，當作按照他們的文化可以去解讀的歷史組成部分，他大概由此認為中共的革命就一定會納入到中國歷史進程中去，他以聖人君臨天下、以德教化天下的姿態，慈祥微笑地注視着中共，在那黃土高原憧憧人影背後，他以為他看到的一切終究是可以改變的，直到那笑容僵硬了為止。

Y：這是一個需要英雄，實在沒有，有個流氓也行的時代。陰差陽錯，他成就了聖人氣象，結果聖人做不成，連英雄、流氓也來不及做，卻成了狗熊。這就是蔣介石的民國史；不用動一個字，顛倒過來，那當然也就是中共的民國史。除此，沒有其他的民國史，更不會有學術家的民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