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

或以為上文所引明清人的筆記所記，去宋已久，道聽途說之詞，何可輕信！此說不為無理，且看宋人又如何說。宋人陳直《韋居聽輿》載：“朱晦庵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墮’。……文公初至劉夫人家，因為壽藏，叩之術家，……遂令導往，果得奇境。”宋代大詞人周密所撰《癸辛雜識》所載與上所引略同。“術家”，就是風水先生的學名，“壽藏”即墓地的雅號。據此可見，朱熹生前即按術家的指引尋覓墓地以求家道光昌，死後又按術家的理論下葬以求‘斯文不墮’。又宋人俞成《螢雪叢說》載：“陳季陸嘗與劉韜仲訪晦翁，張體仁在焉。朱、張交談風水曰：‘如是為笏山，如是為靴山。’季陸辨之曰：‘古者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為笏？何者為靴？’坐客皆笑。”“笏”，大臣上朝時手上握着的板子，最早當以竹製，故從竹頭，後有玉制、象牙或牛骨制者。以“笏”推敲，相對的“靴”或當解作上朝時所着的朝靴。這段引文明確無誤地表明朱熹不僅與朋友閒談風水，而且胡亂牽扯到官服以至貽笑方家。

周、程、張等人雖無功績可言，其個人行跡堪稱為劣跡者亦未嘗有所聞。至於朱熹，則人品之卑劣，證據鑿鑿，無可洗刷。此朱熹與周、程、張不同之二。證據之一，宋人吳子良《林下偶談》載：“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為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袖內，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才畢而登極赦至。”譯為今日之白話，即：“朱熹知潭州之時，某一日得趙丞相的密報說：‘已經立嘉王為當今的皇上，將立即以經筵官職召您。’朱熹藏密報於袖，直接去監獄取重囚犯十八人立即斬首。行刑剛完，登極的大赦令就到了。”趙丞相，指趙汝儒。趙汝儒策劃一場宮廷政變，以太后召逼宋光宗傳位於其子嘉王，是為宋寧宗。登極，指即位為皇帝。新皇帝登極，照例大赦天下。歷代處決死囚，例有固定日期，不至期不得行刑。給予一定時期的候斬期，寓意良多，如或有冤情懸疑得有機會水落石出等等，使之有機會遇赦也正是其中之一。故朱熹得趙汝儒之秘密消息，立即處決囚犯，唯恐其因大赦而豁免，其行為既屬違法，其居心亦屬狠毒。好殺如此而滿嘴仁義道德，卻無人指之為口蜜腹劍，斯亦怪哉。

證據之二，周密《齊東野語》載：“唐仲友持才而輕朱晦庵，陳同甫為朱所近，與唐不相下。同甫游台，嘗狹一妓，屬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謂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餓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從前之款接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之台，適唐出迎稍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符付其□，乃摭唐罪具奏，唐亦作奏上馳。時唐鄉相王淮當國，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譯成今日之白話，即：“唐仲友持才而輕視朱熹，陳同甫與朱熹關係密切，與唐不對付。陳同甫遊歷台州 ( 今浙江臨海 ) 時，曾同一名妓女來往密切，陳托唐仲友 ( 唐仲友時為知台州 ) 解除樂籍，唐仲友應允。在一次州府官員的聚會上，唐仲友對此妓女說：‘你真的打算跟陳官人嗎？’妓女致謝說是這樣。唐說：‘你得能忍餓受凍才成。’(暗示陳同甫是個窮光蛋)妓女聽說之後大怒。從此之後陳同甫再去妓女家，就不像以前那樣受歡迎了。陳同甫知道上了唐仲友的當，隨即去見朱熹。朱熹問：‘近來見小唐，他說些什麼？’陳答道：‘唐仲友說您連字都不認識幾個，如何作監司？’朱熹深以為恨，於是以部內有冤獄為理由，請求再次巡按。朱熹到台州，唐仲友出迎稍晚，朱熹於是更以為陳同甫的話可信，立即向唐仲友索取州印信交給州通判，羅織唐仲友的罪狀上奏朝廷，唐仲友也緊奏分辨。當時唐仲友的同鄉丞相王淮執政，皇上問王淮，王淮回奏說：‘不過是秀才爭閒氣罷了！’於是就以調解了之。”

此事發生在朱熹任提舉浙江常平茶鹽公事之時，宋代“提舉某某公事”的職務有監察一路地方官吏的責任，故亦稱“監司”。“路”亦稱“部”，所謂“部內有冤獄”也就是“浙江一路有冤獄”。據《宋史》朱熹本傳，當時唐仲友已獲江西提刑的新任，尚未成行。王淮雖欲偏袒唐仲友，架不住朱熹前後六上奏章，遂奪唐仲友的江西提刑新職給朱熹，朱熹辭而不受，乞奉祠。所謂“奉祠”，即但領俸祿而無職務的閒差如宮官使、提舉宮觀等。朱熹之所以不肯就實際職務，大約是因為朝廷不曾處唐仲友以罪。唐仲友，字與正，金華人，兼中進士與博學弘詞兩科，曾上萬言書論時政，想必也是同朱熹一般自命不凡的人物。唐因朱熹之彈劾而落職，從此專心於經學，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皇極經世圖譜》等。由《皇極經世圖譜》一書名揣測之，唐仲友當也是道學中人，朱熹之所以以“小唐”呼之，想必也曾視之為同志。王淮以“此秀才爭閒氣”概括朱熹之彈劾唐仲友，可謂一語破的。

§146

以上引文涉及妓女“脫籍”，不知當時歷史背景者雖經譯成白話恐仍不甚了了，茲約略介紹如下：唐、宋兩代官妓、營妓極盛。官妓指隸屬於官府的妓女，營妓指隸屬於軍營的妓女，兩者又時時混稱。至少就理論而言，官妓和營妓皆僅賣藝而不賣身。因所賣之“藝”以歌為主，故兩者皆於政府註冊為“樂戶”。既經註冊為樂戶，則稱在“樂籍”，但凡欲退籍從良，須經官府批准。陳同甫結交的妓女正屬於這種官妓，故陳想委託唐打通關節以便於脫籍。衡之今日的道德觀，召妓雖不見得共識為道德敗壞，至少不是什麼光明正大之事。然於唐、宋兩代，官府慶典宴會召官妓佐酒乃是例行公事。

蘇軾《東坡樂府》中有菩薩蠻一首，題曰：“杭妓往蘇，迎新守楊元素，……”，意思是：“杭州官妓前往蘇州，迎接新太守楊元素，……”。可見當時如新官上任這類正式官方活動都與召妓分不開。至於私人生活，不喜妓者，並無人歌功頌德。比如，王安石不好女色，而道學家卻群起而攻之為小人。狹妓，亦無損於道貌岸然。比如，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著稱的正人君子范仲淹，在鄱陽知府任上就與官妓某打得火熱，離任之後仍念念不忘，又贈詩詞、又寄胭脂，而世以為風流、傳為美談。歐陽修任河南推官時也與某官妓關係密切，某日公宴，歐陽修與此妓獨姍姍來遲，主人命妓向歐陽修索詞以解嘲。歐陽修即席賦臨江仙一闕云：“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破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欄干私倚處，遙見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晶雙枕畔，猶有墮釵橫。”蘇軾詞因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語，素來號稱雄渾，其實，《東坡樂府》中如“大江東去”者絕少，大都亦為贈妓之作。

要之，所謂“詞”者，本為妓女演唱而作，倘若唐、宋無官妓，則華夏文化遺產之中必然少去“詞”這一項無疑焉。至於士大夫是否非會因此而道德更加高尚、政務更加精明，則顯然非是。比如，官妓、營妓在元、明已遭非議，至清更嚴禁之。元、明之吏治卻遠在唐、宋之下，清政府之腐敗無能更是無出其下者。如今西北歐諸國妓女公然成一合法行業，甚至有工會維護其利益，甚至在工會的領導下有罷工的行動，國人聞知大都啞然自失；東洋人曾有軍中安慰婦之設，國人聞知無不忿然斥之。西北歐諸國之如此這般，柞里子料想必與唐、宋之官妓了無瓜葛，想要拉扯關係，只能說是“英雄所見略同”。至於東洋人之如此這般，是否淵源於唐、宋之營妓，則柞里子不敢置喙。總之，啞然亦無不可，忿然亦無不可，以為如此這般有異於華夏之文明，則不可。近閱文壇某名家與讀者的對話，該名家稱歷代文人交往的女性皆大家閨秀，哪是如今同三陪女郎廝混堪比擬者云云。此名家自稱“無知者無畏”，果然名副其實，雖無知卻敢於信口開河。

以上有關官妓、營妓的介紹，其目的既在對上段引文作補充解釋，也為解釋下段引文作預先準備。下段引文亦出自《齊東野語》，對於朱熹如何羅織唐仲友的罪狀，有詳細的報導。文字較長，茲摘要翻譯為白話如下：
“天台(即台州)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音樂、書畫，色藝為一時之冠。間或作詩詞，語有新意，於歷史和當今皆頗有知識，四面八方都有人慕名不遠千里登門造訪。唐與正為台州太守(宋無太守之官，然文人往往喜用古代的官稱，所謂太守，即指知府)時，在酒會上曾命嚴蕊賦紅白桃花，嚴即席成《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唐與正以細絹兩匹相贈。……朱晦庵以庾節巡按台州，想羅織唐與正的罪狀，於是指控唐與正曾與嚴蕊有不正當關係，把嚴蕊逮捕下獄一月有餘，嚴蕊雖備受捶杖，而不曾以一言涉及唐與正，……。後嚴蕊轉移樂籍至紹興，又在紹興置獄審迅，久不得其情。獄吏以好聽的話誘騙嚴蕊說：‘你為什麼不招？招了不過是受杖刑，……為什麼枉受如此慘毒？’嚴蕊答道：‘身為賤妓，即使與太守有不正當關係，罪也不至死。但是事關是非真偽，怎能胡說污衊士大夫！即使處我死，我也不會誣招。’嚴蕊言辭堅決，於是再受痛打，……。兩月之內，一再受罰，幾乎被打死，……”

上文所記，亦見諸宋代最有名的筆記、洪邁的《夷堅志》。朱熹之惡齪可鄙，於此可見一斑。

§147

朱熹彈劾唐仲友之時，身為浙江路提舉常平鹽茶公事。提舉常平鹽茶公事的本職責任在經濟管理。據《宋史》，朱熹本來被任命為江西路提舉常平鹽茶公事，因浙江路大飢，方才改任為浙江路提舉常平鹽茶公事，可見朱熹為浙江路提舉常平鹽茶公事時，還特別負有賑災的責任。置經濟事務和賑災不顧，卻為同唐仲友爭秀才閒氣而折磨一名官妓，既無聊之極，亦典型的不務正業。

除彈劾唐仲友之外，朱熹見諸《宋史》的事跡，尚有推行古代喪葬嫁娶儀式，禁止男女於寺廟聚會，禁止女人為尼等等，也都是些瑣屑、迂腐、無聊的勾當，同時也表現出朱熹同程頤一樣，特別好干涉女性的生活方式。

或以為朱熹既非權臣，其不務正業與宋之亡何干？柞里子曰：不然。何以知之？曰：由宋朝廷對朱熹及其理學先輩的處置知之。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宋朝廷贈朱熹太師，追封朱熹為信國公。是年，西夏亡於蒙古，金朝危在旦夕，宋之將亡，無須卜而後知。越二十五年，宋朝廷又追封周敦頤為汝南伯、追封程顥為河南伯、追封程頤為伊陽伯、追封張載為□伯，理宗並下手詔，以周、張、二程及朱熹從祀孔子廟。是年，上距金之亡於蒙古已五載，宋能苟延殘喘之日，屈指可數。於此危難當頭之時，搞如此這般追封、從祀的勾當，即使周、程、張、朱的確為大儒、純儒而非庸儒、俗儒，亦屬不務正業之舉，可見“不務正業”，已因朱熹之流的鼓吹提倡而成為一股社會風氣。西晉人物好尚清談，西晉亡而後世有“清談誤國”之說，南宋人物崇尚理學，南宋亡而後世卻無“理學誤國”之說，咄咄怪哉！

朱熹為人之卑鄙惡齪，雖然證據鑿鑿，無可洗刷，卻並非不可爭議，因證據雖在，如何看待這些證據卻可以見仁見智。比如，朱熹之趕在大赦之前擅殺囚犯，柞里子以為可鄙，柞里子的對立面卻可以說如此如此是嫉惡如仇；朱熹之逼供妓女，柞里子以為可惡，柞里子的對立面卻可以說如此如此是整肅歪風。然而，朱熹之為庸才而不為智士，則無可爭議。儒學之不切實用，老子、晏嬰早已從理論上指點迷津；先秦諸侯皆棄之而不用，也正是儒學不勝任的實證。誠然，這裡所謂的“用”與“任”，並不函概一切“用”與“任”。孔子所津津樂道的禮樂，倘若施之於太平盛世，未嘗不可收錦上添花之效。比如，秦始皇、漢高祖於一統天下之後用儒生、博士制訂朝儀慶典，漢武帝於國富兵強之餘起用白衣儒生為丞相，皆為善用儒學之典型。儒學之所不能，在於救生死存亡之急，而宋之所需，正在救生死存亡之術。所需與所不能，相吻合如此而朱熹與其徒卻鼓其如簧之舌，於朝於野鼓吹儒學不遺餘力。倘若為智士而非庸才，何能愚不可及以至於斯！朱熹上書宋孝宗，一方面大聲疾呼對金復仇，主張立即“閉關絕約”，另一方面卻又以為國力不足，鼓吹“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

前文曾引子貢說越王句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如果朱熹的聲張復仇只是虛張聲勢，則屬於“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如果朱熹聲張復仇實出於真心，則屬於“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無論屬於前者還是後者，既以為無力一戰又主張立即斷絕和親，其結果必然是“事未發而先聞”。由此可見，朱熹的對金策略，集“拙”、“殆”、“危”於一體，倘若為智士而非庸才，何能愚不可及以至於斯！朱熹上書孝宗中稱：金於宋有“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可見朱熹心目中的“仇”，並不在華夏之淪陷於異族，而在宋徽宗與宋欽宗被金俘虜的所謂“靖康之恥”。夷狄侵周，管仲逐之，東周王室賴以倖存，孔子的評論是：“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只談民族大義而一言不及存周室之功，可見孔子遠視民族存亡的意義於王室存亡之上。朱熹白白讀一輩子《論語》而讀不懂孔子的這句話，識不能及此而自以為可以繼承孔子之衣缽，倘若為智士而非庸才，又何能愚不可及以至於斯！

誠然，識不能及此者，固不限於朱熹。比如，岳飛《滿江紅》曰：“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可見岳飛亦直視抗金為臣子對主上的效忠，未嘗能知須以民族利益為重。竊以為岳飛之所以不能收復中原而不免為冤死鬼，正因其識不能超越俗儒、腐儒以盡忠於一姓為至尚的樊藩所致。後人論岳飛，罕有不舉此詞以稱道岳飛之愛國，而不能從中悟出岳飛所愛之國，乃趙宋王朝之國，非華夏民族之國，其識亦不能越此樊籬。不過，識不能越此樊籬者，大都是偽儒學的受害者。朱熹既被其徒子徒孫尊奉為“儒學”之集大成者，其為偽儒學貽害流毒之惡首無疑，不得與受害者混為一談。

§148

上文指出：宋儒理學之貽害流毒不止於宋之亡。此因宋雖亡而由理學家所進一步庸俗化的、首經漢儒庸俗化的偽儒學，卻由滅宋之元所承繼為元之官學，元亡又為滅元之明所承繼為明之官學，明亡復為滅明之清所繼承為清之官學。以致今時今日，罕有不在華夏傳統文化與儒學之間劃等號，復在孔子之儒學與後世之偽儒學之間劃等號者。華夏傳統文化不等於儒學，孔子之儒學也不等於後世之偽儒學，前文業已詳言之，此不復贅。

且說在華夏兩次徹底亡於異族之中，宋之亡於元乃比較幸運的一次。之所以如此這般說，原因有二。其一，元朝為時短暫，不過九十年。其二，為時尚早，發生在1278年。當元亡於明之前後，西北歐諸國雖早已脫離茹毛飲血的階段，然大抵還停留在政教合一的所謂黑暗時代，民族文化尚處於啟蒙階段。比如，英文於1362年始成為英國的法定官方語言。故元之滅宋，雖然肯定於華夏文明的進程有消極的影響，當明朝興起之時，華夏文明尚居世界領先地位。

明之亡於滿清，則遠不能如此幸運。首先，淪陷時期長達二百六十七年。更為不幸的是，明亡於滿清之際，正是現代科技文明在西北歐崛起之時。明朝末年中國雖然在現代科技領域業已落後於西北歐，然就政治、經濟整體而言仍處於領先地位。當時朝野有識之士也皆已意識到從西方引進現代科技知識之必要，比如明崇禎時的大學士兼參機要徐光啟(1562 -1633)，就曾從旅京羅馬傳教士利瑪竇等學習天文、地理、曆法、數學、水利等，並將多種現代科技知識譯成中文。

不難想象，如果早在三百年前就已起步的文化現代化進程不因滿清之入侵而中斷，以中國當時居世界領先地位的政治、經濟、人口和領土，中國完全可能早在二百年前就會成為當時所謂的“列強”中的最強者。即使不能如此，至少西方的殖民主義擴張不可能長驅直入亞洲如無人之境，近一百五十年來的中國也不會頻遭抄掠、屠殺之禍；屢蒙賠款、割地之恥。滿清滅明，遂使早在三百年前就已起步的文化現代化進程不得不為之中斷。說“不得不”，因斷無不如此的可能，這是因為滿清之統治中國，既為異族之統治，又為少數之統治，復為文明落遠遠落後之統治。異族兼少數，必然集中精力於防範既異於己又多於己者之反抗，無暇他顧；文明既遠遠落後於被統治之漢族，於漢人之現有文化已應接不暇，更遑論遠求於歐洲而使之現代化！

然而，滿清入侵中國給中國帶來的這一極大之不幸，卻鮮為論史者所言及。或因滿清的疆域大於明代，更有為滿清之入侵唱讚歌者。其實，國之強盛與否，疆域的大小無與焉。君不見西方列強領土大者如英、法、德、西，其疆域皆遠出被其征服、淪為其殖民地的國家之下，領土小者如荷蘭、葡萄牙、比利時，名副其實為彈丸之地，卻亦不妨海外耀武揚威。然則，取決於何？曰：視文明階段而定。自有人類文明以來以至於今，可劃作兩代：工業文明興起之前為古代，工業文明既興之後為現代。就古代而言，國家的強盛首先取決於與鄰國之間的文明進化程度之差。文明進化程度相埒，則得道者盛、失道者弱。所謂“道”，指治國之道。先秦七國文明相似而秦治國有方，故秦勝。文明進化程度相去不遠，則文明進化程度高者盛，低者弱。中國歷代與朝鮮、越南、日本等的宗主關係即因此而來。文明進化程度相去甚遠，則大都以文明進化程度甚低者勝。甚低，則近於野蠻；野蠻，則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則善戰、頭腦簡單則冥不畏死。歐洲蠻族之所以能消滅羅馬，蒙古之所以能所相披靡，滿清之所以能亡明，皆因此。

工業文明的興起使如此這般大為改觀。首先，國際關係不限於鄰國，故強與弱不再限於地區範圍內的對比而成為世界性的對比。其次，文明進化程度甚低者，不再可能憑藉其野蠻性而取勝。第三，經濟和科技實力成為強弱與否的決定性因素。非洲、美洲相繼淪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北美土著的近乎徹底絕滅，皆為歷史性的證據；以色列因有美國撐腰而能戰勝領土數十倍於己的阿拉伯多國的圍攻，則為目前的證據。既然無論古與今，領土的大小皆與國家的強盛無關，故但凡無視滿清滅明致使中國文明現代化為之中斷的災難性，以為滿清憑藉其野蠻性而於領土有所擴張為功勞者，皆不足以與之論中國之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