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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這個對談錄之一,這倆想在大陸搞憲政體制
送交者: 河妖 2006年04月16日09:50:1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國家憲政體制的若干猜想
   兩個局外人的對談錄(之一)

  提要:

  這篇對談錄提供了非主流的政治思考。它的主要內容是:中國的改革開放的路
徑已基本確定。從95年前後開始的國有壟斷資本集團(DMC)的迅速崛起、壯大,主
導了中國經濟結構,確定了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主要特徵。其他經濟成分對DMC的依
附性以及DMC與全球化的結合,使其具有天然合理性和合法性,它也間接反映了國際
資本及西方社會對中國政治的基本要求,即國家憲政體制的建立,保證根據最高權
力平穩輪替以及對政治權力的有效約束。對談錄提出先建黨內憲政體制,然後過渡
到國家憲政體制這樣一條思路。同時又從“黨內權威人格化”,“權力的平衡與制
衡”,“最高權力不可分割,最後責任不可分擔”幾條原理出發,總結了共運史和
..黨史在黨的黨建理論和組織體制設計上的教訓。對黨內憲政體制進行了初步設計。

  
   一、國有壟斷資本集團: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徵

  Y: 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特徵,可以歸納為國有壟斷資本集團(簡稱DMC),
它脫胎於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經濟。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在95年前後就逐漸形成
了。這個DMC出現以後,我可以講中國社會結構的一些主要過渡性特徵就開始消
失了。95年前,中國社會結構的過渡性特點非常明顯,95年以後就開始固定下
來,所以我們可以來談這個社會結構的特徵,以及更重要的,這個特徵如何規定了
今年若干年內的中國政治結構的演進。

  C: 我插一句,本來我們認為的或者想象的社會結構不是這樣的。是個多樣性的
力量的合成,是個市民社會。有個強大的中產階級等等。但DMC出現以後,這些東西
似乎就大大地改變了。

  Y: 當初中國社會是計劃經濟,整個社會有具有同一性,不敢講是鐵板一塊,但
同一性是大體的特徵,鄧的改革時代開始後,這個同一性打破了,開始有了多樣性。
這個時期社會結構變化很快,還沒有一個主要的相對穩定的結構特徵出現。那麼在
95年前後, DMC開始發力了,它改變了過渡性質,各種社會結構因素就開始逐漸地
固定下來,當然指的是固定下來的趨勢,並非說固定過程已然完成。

  80年代開始的改革基本方向是市場化,國有企業事實上成為直接或間接的改革
對象,國有經濟開始表現出一種衰退的現象,特別是在競爭性領域中,我們可以體
驗到的,餐飲、食品、零售、服裝,逐步到輕工、紡織、家用電器等等,國有企業
都在衰退。

  C: 我感覺當初改革時,對現在DMC對應的那些領域,石油、郵電、電力等等,
並沒有去動。

  Y: 那是啊,因為漸進式改革一定先選那些較易改的對象啊。改革的市場取向一
定沿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途徑走。這樣總是中小型企業先被改革,逐步在所有
制上多元化。而DMC對應的那些企業,則不同於中小型國企,因為所有制對企業效率
的影響力與企業規模成反比。這樣,DMC的效率提高的路徑就完全不同於其他類型的
國企,它保持國有形態,一樣可以達到提高效率的目標。DMC那些領域,你即使改,
當時也沒有任何社會力量可以進去啊。應當講,國有企業能放棄的領域都在放棄,
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都增長了,這個過程還在繼續。

  C:對比蘇聯解體後,首先從超大型機構隍7d始動,結果整個經濟體系崩潰了,
效率也沒有提高。

  Y: 中國特別用心地保護了DMC,中國在對中小型國企的改革時,社會動盪小的
多。對大型企業改革則往往會引起大的社會動盪,這會使整個社會的效率降低。所
以中國很正確,不去改這個東西,而是完善強化它。

   所以總結一下,中國對國有經濟的改革就有兩部分,對中小型企業,儘可能放
手,讓民營經濟外資進來;對大型企業,特別是壟斷領域的企業,儘可能做大做強,
這個格局效率最高。回頭看,真還是個不錯的選擇。這樣在改革過程中就出現了兩
類市場力量,一是DMC,二是多種經濟成分,都在迅速發展,改變了中國經濟結構。

  C: 那麼這兩種市場力量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影響是什麼呢?

  Y:兩者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只有DMC可以決定性地影響社會結構,這同
DMC的特性有關。DMC一經產生,就具有了一個特別的東西,那就是“被依附性”即
它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使其他的經濟成分對DMC產生經濟上的依附性,而且DMC不
斷地釋放出新的經濟機會(賺錢的機會),結果強化、擴大這個“被依附性”。這
個東西太厲害了,正是從這個東西出發,DMC開始從經濟結構來規定今後若干年的政
治結構的走向了,它開始規定今後中國社會結構的穩定的特徵了。

  C: 這個“被依附性”的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Y: 這主要原因是經濟的,因為現代經濟發展的關聯度越來越高,而擁有壟斷資
源的DMC在經濟的各個領域中都形成了服務和供應,它幾乎是無所不在,同時它自身
的發展又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投機的機會,另外,DMC本身也為其他經濟成分謀利進
行權錢交易提供了大量的平台,這樣,就形成了DMC不斷地釋放賺錢的機會給其他經
濟成分吸引他們附着在DMC體系上展開業務。我不是說100%的企業都附着在DMC上,
而是說以DMC為核心,形成了一個附着鏈,這個鏈符合產業鏈的原理,延伸下去,這
個群落就遠遠近近地包含了大部分的其他經濟成分。

   它的第二個特點,它的規模是空前的,對國計民生的各個方面滲透,影響無所
不在。這個規模中國歷史從未有過;它的第三個特點,是其領導層,真正是符合所
有“精英標準”,他們即是政治精英,也是管理精英,甚至還是知識精英,他們是
部長、行長、司長、局長、是中央委員。他們受過最好的教育,他們往往還是博士
教授、碩士,還是各種專著的作者、各類學會的主持人。

  第四個特點,這個社會中經常被視為中產階級的“社會精英”,大部分都在DMC及
關聯企業任職,還有第五個特點,不能不提,就是DMC的高級官員的物質生活水平絕
對是上層社會的標準。他們成了社會時尚的高級標準,對社會年輕一代,特別是其
中的優秀青年的價值取向有塑造作用。

  C: 這些特點就這麼綜合地發展起來了。開始影響,規定這個社會特徵了。

  Y: 對,社會的過渡期、轉軌期開始逐步地結束,讓位於這個DMC時代了。DMC時
代的最主要特徵就是DMC以它的綜合優勢,迫使其他社會力量、社會成分對DMC產生
依附性,它使過渡期多樣性、多變性的特點開始消失,又出現了一種社會結構的同
一性、穩定性,儘管人們的生活方式、城市等等,都更加多樣性了。根本的社會結
構的多樣性,開始消失。

  C: 啊,這是關鍵吧,這種同一性、穩定性是不是就使其他社會成分的政治訴求
也被同一到DMC那去了?

  Y: 對,對,就是如此,也就說中國社會今後不會產生能夠有獨立政治訴求的其
他社會經濟成分,他們全依附到DMC那裡去了。DMC並沒有消滅別的經濟成分,也沒
有去規定這些經濟成分,並沒有消滅經濟結構本身的多樣性,它只是在社會結構上
產生了趨同性,然後,就在政治上產生了趨同性、同一性,所以政治的多樣性,就
成為不可能。

  C: 唉呀,回想一下,當初有人大寫文章,期待中國中產階級的出現,形成政治
訴求,造就穩定的社會結構,真是書生論道了,而且,我記得有個時期當局也講警
惕一些動亂精英下海經商,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

  Y: 現在看,兩邊都是小題大做。DMC造成中國社會結構的同一性,沒有其他的
有獨立政治訴求的社會階層或階級,對後面我們要談的未來幾年中的中國政治結構
設計具有前提性的作用,是我們分析的出發點。這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結論。從這
從這結論出發,我們可以注意到,為什麼到今天提出發展民營經濟似乎還是不夠理
直氣壯呢?原因就是有個意識形態在作祟,擔心民營經濟的發展是否會改變社會結
構的性質。其實現在我們可以講,完全無須多慮,多種經濟成分無法規定社會結構
的特徵,從而不可能改變中國社會公有制為主的主要特徵。所以,發展多種經濟成
份,不應有意識形態的障礙。

  C:理論必須徹底,才有力量。原來我一直感覺發展多種經濟成分與堅持公有制
主體地位之間似乎有點理不順,結果政策也有點左右擺。現在看,其實可以放手讓
多種經濟成分發展,它不會影響到DMC的作用,不會影響中國社會的性質。

  Y:DMC不僅規定了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徵,它還具有一種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

  為什麼這樣講呢?你注意到沒有,已經有好幾年,中央對世界大勢的判斷有兩
條:一條是全球化;一條是和平與發展。

   關於全球化,經過這幾年WTO的宣傳,這個東西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潮流,浩
浩蕩盪,順之昌,逆之亡”,這樣的東西以前有過吧。孫文講過吧,那是反專制建
共和,毛澤東講過吧,那是共產主義。這樣的東西已經變成了一種不言自明的公理
性的東西。那麼既然如此,中國、中華民族當然就要迎接這個全球化。凡是有利於
這個全球化挑戰的東西,就具備了天然合理性、天然合法性、那麼,我們的結論就
在這裡了。DMC,是應對全球化的唯一選擇,別無他途。你無論從企業經營、市場戰
略、還是產業發展,各個你可以想象到的角度看,都只有DMC能夠迎接這個挑戰。其
他經濟成分也可以在全球化中發展,但主體是DMC。

  C:你的觀察是,DMC通過WTO與全球化在結合

  Y:不,準確地講,是DMC與國際資本的結合,這是實質。表現出來的是迎接挑戰,
是兩股潮流的匯聚。DMC背後是計委、是政府,所以DMC有一種協同性在裡頭,這是
國際資本沒有辦法的。一對一談判,DMC可以收拾住他們,雖然這個過答7b中出錯不
斷。但總體上,談判都是成功的,也就是說,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在與國際資本的
結合上,DMC發力了,他每時每刻地證明著自己才有資格迎接住這個挑戰,而且干的
不錯。

  C:還有一點,現在也經常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該講,中國苦了100多年後,
似乎確實碰上了大機會,這個機會就是全球化。國際資本要市場,要低價勞動力、
低價土地,他就源源不斷地來,結果就有所謂“世界工廠”之說。在這個過程中,
各種要素就激活了。

  Y:對,你講的很對。各種潛在的賺錢要素被激活了,這樣生產與消費就啟動了,
這是大機會。確實,只要這個過程10年8年不中斷,這個偉大復興就成為不可逆。這
個偉大復興、全球化,就造成了DMC將起主要作用,而且正在起主要作用。進一步,
DMC在這個合作中,也異常迅速地壯大起來。我把這個過程上升到政治層面上講,就
是DMC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天然合理性、天然合法性。想想看,還有什麼比民族復興更
高的命題呢?

  C:那DMC獲得的這個天然合理性、天然合法性,會有什麼政治效應呢?

  Y:這確實是個非常敏感的話題,很容易爭論不休。

  你看,DMC的天然合法性會向那些不完全具備天然合法性的東西提出自己的要求,
要達到等量齊觀的合法性。我的意思是,中國的政治結構本身的合法性要弱於DMC與
全球化結合的合法性。當初這個政治結構剛剛建立時,也有天然合法性,然後逐步
降低(這是政治、經濟改革的原因之一),現在它低於DMC發展的合法性。這樣,DMC對
政治結構的合法性要求就提出來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綜合地、歷史地提出來
的。並不是哪個具體的企業或集團有這個要求。它是自然地提出來的,沒有什麼標
志。因為,DMC,前面講過,本身就是與執政黨合在一起的,所以這個合法性的要求
是自然過程,不是革命性的,也不是激進的,我們在這裡只是把它描述出來而已。


  我概括,這個合法性要求就是一個基本的憲政體制,這個政治結構我粗略地概
括為基本的憲政體制。它包含了兩個具體的要求:一、對國家權力的有效約束;二、
國家最高權力的輪替,這個輪替必須是穩定的、可預見的、透明的。這兩個要求都
是關於權力的。中國歷史告訴我們,政治穩定,就是權力的運作。就是剛才講的那
兩條:一是權力的約束;二是權力的輪替。這就是DMC的政治要求,也就是你說的政
治效應吧。

  C:權力只能是以權力來約束。憲政體制的前提是社會中要有不同政治訴求的政
治實體或階層或階級存在才行。我們前面講過,DMC造成中國政治結構同一性、趨同
性,就沒有能夠提出獨立政治訴求的階層可以出現。那憲政體制從何而建呢?

  Y:這是要害了。千真萬確,在中國,DMC提出的憲政體制的要求,是不能通過社
會結構的調整來建立的,這一定會造成政治混亂,中國不能這樣辦。
 
 我的看法是,在中國這個憲政體制,是在..黨內建立,是通過改良黨的組織原則
來實現黨的權力運作。你同意吧,這實際上就是國家的權力運作架構的再造。我寧
願用黨喜歡的名稱叫改善黨的領導。因為DMC本身就是執政黨的政治精英,他不會去
黨外謀求憲政體制,實際上也做不到,他可以在黨內實現。我們可以把它叫做黨內
憲政體制。這是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叫法吧。不是學理上完全符合標準的叫法。在黨
內建立這個憲政體制會是一種最穩健的辦法。

  C:我們可以看清楚,DMC的出現發展,一方面用“依附性”,把社會結構趨同化,
把任何社會結構的演進都從社會轉到黨內;另一方面,DMC同時又明確地把憲政體制
提出來,這要求當然也就轉到黨內來實現。

  Y:由於DMC的天然合理性。合法性,上述兩點就變得不可逆。用習慣的講法,那
就是必然性呀。

  我們現在可以告一段落了。然後我們就講一講這個黨內憲政體制如何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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