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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的軍事悲劇

來源: 作者: 2006年3月17日

唐茂約

　　漢武帝時期的李陵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著名事件。它不僅對當時處於戰爭狀態的漢民族和匈奴民族有重大影響,牽涉到當時的一些著名歷史人物,而且影響到當時和後世的思想文化,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意義和很高的審美價值,值得我們深入發掘和研究。

我認為,所謂的“李陵事件”,應當說是一系列相關事件的總和,而其中的主要事件,是李陵率五千步卒奮戰絕域全軍覆亡的軍事事件。這一事件,是整個李陵事件的社會歷史意義和審美價值的根源所在,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作為社會生活中美的一種形態,悲劇展示人與環境的必然衝突。在環境力量的打擊下,具有正面素質或英雄性格的悲劇人物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實現,並以自身的失敗、受難,甚至死亡而告結束。但是悲劇卻以自身強烈的美學力量喚起人們的悲痛、同情和感奮,肯定悲劇人物在道義上、精神上的勝利,宣告環境力量在道義上、精神上的失敗,並且從中揭示出“歷史的必然要求”[1]。用這一觀點來分析李陵軍事事件,就不難看出這一事件的悲劇性。

一、李陵軍事事件述略

天漢二年,漢武帝決定對當時北方的強敵匈奴用兵,擬讓他已故寵妃李夫人的弟弟、貳師將軍李廣利擔任主帥,而讓李陵為李廣利當後勤。李廣利才能平庸,治軍無方,用兵作戰常常得不償失,絕非良將之選,而李陵則具有非凡的軍事才能,“雖古之良將不過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2](Ｐ272)。故而李陵對這種“任人唯親”的安排深為不滿,提出要獨當一面,率自己所部遠征匈奴,“分單于兵”。漢武帝看出李陵不願受李廣利統轄的真意,批評之後,又刁難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李陵豪邁地說:“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漢武帝“壯而許之”,並詔令強弩都尉路博德帶兵在中途接應李陵。路博德曾任伏波將軍,資格較老,不願做李陵的後應,就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在匈奴戰馬肥壯的秋季,不宜對匈奴用兵。希望留住李陵,待到來年春天,他再與李陵分路出擊匈奴。漢武帝很生氣,懷疑是李陵後悔了,自己不想出兵,而讓路博德出面上這樣一道奏章,想推掉這次作戰任務。於是立即給路博德下詔,說自己本打算給李陵一部分騎兵,但李陵說什麼要“以少擊眾”。言下之意,對李陵深表不滿。詔令改變了原來的部署,讓路博德趕到西河阻擊匈奴,而讓李陵“於九月內出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深入敵後執行偵察任務。並嚴令李陵把他怎麼與路博德商量的,與敵情報告一起送上來。就這樣,李陵在君主猜疑、同僚離心的情況下出發了,率領他的五千步卒,帶着笨重的軍需物資,孤軍深入,到舉國騎馬引弓的強敵之國匈奴的腹地,去執行這種本該有可靠的大部隊為後援的輕騎兵來執行的偵察任務。

面對着極其危險艱巨的任務,李陵毫不退縮,督率所部長驅奮進,“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司馬遷《報任少卿書》)[2](Ｐ271),氣概凌厲地向強敵之國挑戰,並不失時機地派人把沿途的山川地形和部隊的行進情況向漢武帝匯報。在浚稽山,李陵與匈奴最精銳的部隊——單于所率領的三萬精騎兵遭遇了,他們仗着人數和裝備上的絕對優勢,將李陵的五千步卒包圍住,氣勢洶洶地直撲過來。面對主客異形、步騎異勢的不利態勢,李陵臨危不懼,嚴密部署,指揮若定,沉着迎戰,“搏戰攻之,千弦俱發,應弦而倒。虜走還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急忙“召左右地八萬餘騎”,再次發動進攻。李陵率部且戰且退,日夜苦鬥,毫不氣餒,又“斬首三千餘級”。南行之“大澤葭葦中”,匈奴軍隊又乘機“從上風縱火”,妄圖用火攻來消滅李陵所部。李陵又機警地“令軍中縱火以自救”,挫敗了敵軍的陰謀。雙方戰至一座山下,單于帶兵上山,坐鎮指揮,命兒子帶領輕騎兵衝擊李陵所部。李陵與之“步斗林木間,復殺數千人”。並乘勝“發連弩射單于”,殺得單于落荒而逃。在李陵所部如此英勇頑強、機智巧妙的打擊下,匈奴軍心動搖,單于懷疑這是一支不可戰勝的軍隊,而且是在一步步地把他們引向長城,是想誘殲他們,於是打算退兵。眾位當戶君長心有不甘,認為單于親自率領十倍以上的騎兵還打不敗漢軍的幾千步兵,以後將無法再派人守衛邊界,也將使漢朝更加輕視匈奴。他們提出再與李陵部隊在山谷間奮戰一場,再過四五十里就是平地,還不能打敗李陵,就退兵。於是繼續向李陵所部發動進攻。李陵部隊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匈奴兵馬眾多,一天交戰達幾十次。李陵部隊經過頑強奮戰,又殲敵二千餘人。匈奴覺得不妙,準備退走。恰在這時,李陵部隊的偵察人員管敢叛變投敵,泄露了軍機,陵軍遂陷入絕境。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繼續奮不顧身地戰鬥,所剩三千餘人,箭矢皆盡,沒有武器,“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刀尺”,繼續與強大的敵人作殊死決鬥。最後,道路斷絕,救兵不至,眼看要被敵軍全部殲滅或擒獲,李陵又果斷地將部隊化整為零,分散突圍,“脫而至塞者四百餘人”,其餘盡沒。

作為一軍的主將,李陵本打算單身擒拿單于,但看到匈奴軍隊戒備森嚴,無從下手,只好回來。後來又準備以死報國,被部下勸阻,部下勸他權且投降,再尋機回去,就像浞野侯趙破奴那樣,還會受到當今皇帝的優待。李陵沒有答應。在突圍中,李陵的戰友、功臣韓千秋之子校尉韓延年戰死,李陵痛感“無面目報陛下!”於是抱着“庶幾乎曹柯之盟”的目的投降匈奴。後來,由於漢武帝聽信謊言,誅殺了李陵的老母和全家,李陵抱着無涯之憾長沒匈奴,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祖國。

二、李陵軍事事件的悲劇性

李陵軍事事件是中國歷史上一幕典型的悲劇。一位天才的將領和他所率領的五千名忠勇的戰士,在不可抗拒的環境力量的打擊下,陷入了悲慘的結局。那麼,這幕悲劇的主要矛盾衝突是什麼呢?表面看來,似乎當然是李陵部隊同匈奴“億萬之師”(司馬遷《報任少卿書》)[2](Ｐ271)的矛盾衝突,其實不然。因為,從屬於強大的漢朝軍隊的李陵所部並不一定要孤軍奮戰絕域。它是漢軍的一部分,它的安危存亡理應受到漢軍最高統帥的關注,得到兄弟部隊關照。得不到這種關注和關照,原因決不在匈奴一邊。其次,即使從戰鬥的發展過程來說,在匈奴先是三萬多王牌軍,後是又增加八萬多“左右地”軍隊的全力圍攻下,李陵部隊並沒有被他們圍殲,反而頑強拼搏,浴血奮戰,一次次把他們打垮、擊潰,拖着他們一步步向自己國家的大門口撤退。致使匈奴無計可施,軍心動搖,準備撤兵。可見,李陵部隊和匈奴軍隊的矛盾衝突,既不必然這樣發生,即使這樣發生之後,也並沒有造成李陵部隊必然覆滅的結局。所以這一悲劇的主要矛盾衝突,只能從李陵部隊所屬的漢王朝內部來找。

從根本上說,李陵精兵報國的理想追求與漢武帝的極權意志、李陵“以少擊眾”的軍事思想與漢武帝“任人唯親”軍事路線的衝突是釀成李陵軍事悲劇的根源。

1、李陵精兵報國的軍事追求與漢武帝的極權意志的矛盾

作為一代名將,李陵的抱負是以軍事上的卓越成就報效大漢帝國,而兵精將能無疑是他的軍事理想。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繼承祖父李廣的遺風,精習騎射,仁愛士卒,深得武帝愛重、信任,引為近臣。他對武帝也非常忠誠和崇敬。以後獻身軍旅,戎馬邊庭,曾深入匈奴,刺探軍情,教射酒泉,苦練精兵。但是武帝對他的愛重和信任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他無條件地服從於自己的意志。而李陵對武帝的忠誠和崇敬卻是出於把他看成國家和民族的象徵這種樸素的感情。基於這一點,他本能地認為那些錯誤的東西不應該屬於武帝。所以當他看到武帝選將非人時,就委婉地表示了異議,而這就與漢武帝的極權意志發生了矛盾,武帝對他的態度也就由愛重、信任一變而為惱恨、猜疑。正是由於這一點,作為漢軍最高統帥的他,才會做出一系列導致李陵部隊走上不歸之路的錯誤行為。

首先,是他對李陵部隊定下的“毋騎予女”的基調。這一點,在一般人看來,似乎無關緊要,但是從軍事學的角度來看,卻絕對不容忽視。騎兵在過去漫長歷史年代戰爭中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在他的著名軍事論著中所說:“這是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部分,非常機警、敏捷和主動。”(《軍隊》)[3](Ｐ10)“無論步兵在會戰中起多大作用,騎兵仍然是,將永遠是一個必要的兵種。現在和過去一樣,任何軍隊如果沒有一支能騎善戰的騎兵,就不能期望作戰勝利。”(《騎兵》)[3](Ｐ326)作為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大漢帝國“以騎代車”戰術革命的漢軍最高統帥,漢武帝對此是不會不了解的。但是他卻給李陵部隊定下了“毋騎予女”的基調(從他後來給路博德的詔書來看,“毋騎”是假,實際上不想給是真)。而且無論任務怎樣更改、部署怎樣變動任務由“到蘭干山分單于兵”改為“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部署由“詔強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改為不派任何人接應),這一基調卻始終沒有改變。說穿了,這樣的部署等於是放棄了這支部隊。

其次,他居然會出於一點毫無根據的猜測,忘記了(或者是故意不顧)當時最起碼的軍事常識,派行動遲緩、輜重很多的五千步卒,在毫無應援的情況下深入舉國騎馬引弓的強敵匈奴的腹地,“垂餌虎口”,去執行偵察任務。他在給李陵的詔書中只講到見不到敵人就如何如何,至於如果見到敵人、甚至遇到敵人的主力乃至傾國之兵該怎麼辦,卻隻字未提。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失誤。

第三,是他給朝臣和諸將的不良暗示。從李陵部隊與匈奴主力遭遇到李陵部隊在塞外一百多里處被聚殲,匈奴在單于的指揮下,全國一盤棋,在極短的時間內“悉征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司馬遷《報任少卿書》)[2](Ｐ271),集中全部力量來圍攻李陵部隊,而漢武帝統率下的大漢帝國軍隊,卻麻木不仁,徘徊觀望,從始至終竟無一兵一卒增援李陵部隊。李陵部隊在萬分不利的情況下,頑強拼搏,浴血奮戰,大量殺傷敵人,並把他們一步一步拖向自己國家的大門口,為漢軍聚殲匈奴軍隊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建立了輝煌的戰績。可以說,這支小小的部隊,已經為大漢帝國的軍事利益做了自己所能夠做到的一切。但是直到最後,漢軍卻毫無反應!眼睜睜地看着或聽着戰機的喪失、部隊的覆滅。何至於此呢?關鍵在於漢武帝。他不僅從部署上將李陵部隊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而且從態度上給了諸位將領“李陵失寵”的暗示,使“諂諛取容”[4]成風的官場諸將敢於對李陵部隊的生死存亡麻木不仁,而不用擔心受到什麼追究和責難。

很明顯,作為漢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環境力量的代表,漢武帝的態度是造成李陵軍事悲劇的根源所在,其他諸如“老將生奸詐”、漢軍觀望、管敢出賣軍機等都不過是這個根源上的支流。它們有機交織,共同構成了這幕悲劇內在的決定性的環境力量,導致了李陵軍事悲劇的必然發生,並且不可逆轉地一直延續到最後。可以說,這幕悲劇矛盾衝突的內容是漢王朝內部的,只不過它採取了漢匈軍隊外部衝突的形式罷了。

2、李陵“以少擊眾”的軍事思想與漢武帝“任人唯親”軍事路線的衝突

漢武帝與李陵之間的矛盾衝突,更具體地說,又是兩種軍事思想的矛盾衝突。

國家之間的戰爭,自古以來就是一種綜合國力的較量,而軍事思想、軍事路線在其中起着關鍵的作用。根據我國古代軍事科學所揭示的規律,講究效率,節約人力、財力和時間是用兵者必須遵循的原則。正如《孫子兵法·作戰篇》所說:“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5](Ｐ22-23)戰爭的目的是追求勝利,而不是長久用兵:“故兵貴勝不貴久。”[5](Ｐ33)而戰爭的最高境界,不是戰勝本身,也不是戰勝次數的多和戰勝得徹底,而是不戰而勝,“……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6](Ｐ35)“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攻也。”[5](Ｐ40)而這一切的關鍵,就在於選將用人:“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孫子·謀攻篇》)[5](Ｐ46-47)作為一代名將的李陵,是深諳此道的。他的追求和努力,他在對匈奴作戰中所表現出來的卓越軍事才能,無不在印證和詮釋着這些軍事學原理。而他的“以少擊眾”的軍事思想尤其具有進步意義,是軍事效率和軍事原則的典型體現。因為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軍隊,不僅標誌着自身在作戰意志、戰略戰術、軍事技術等方面大大高於對手,而且標誌着其身後的國家和民族的強盛和發達。這是讓對手口服心服的根本條件。而作為大漢帝國最高統帥的漢武帝,則出於“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6](Ｐ227),“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搏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6](Ｐ228)的極權帝王意識,不顧國計民生,窮兵黷武,勞師襲遠,幾十年用兵不止。在用人上,更是一貫推行“任人唯親”的路線,多選用得寵外戚擔任主將。如果說他前期任用外戚還能夠注重點軍事才能,所用衛青、霍去病之屬還堪稱將才的話,他後期拜將則全憑寵信程度了。正因為如此,儘管李廣利才能平庸,但武帝還是屢屢任他為主將,常常是有過不罰、微功厚封,還不許別人稍有微詞(這種寵信直到征和三年李廣利率七萬大軍投降匈奴方終止,真可謂不惜血本)。毫無疑問,這是一條既違背軍事規律,又違背歷史規律的路線。由於這條軍事路線在國力強盛的大漢帝國占居統治地位,與至高無上的君權相表里,與之對立的李陵的軍事追求儘管代表了大漢帝國軍事發展這一“歷史的必然要求”,最終仍然“不可能實現”。

3、李陵的軍事悲劇不可避免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李陵精兵報國的軍事追求和“以少擊眾”的軍事思想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體現了“歷史的必然要求”。李陵為了實現這一軍事追求和軍事思想,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而且李陵這樣做,又是從忠於漢武帝、忠於大漢帝國和漢民族的動機出發的,但是由於他無意中觸犯了代表環境力量的漢武帝的極權意志及其錯誤的軍事路線,他和他所從屬的五千健兒竟然像棄兒一樣被無情地拋棄。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忠誠和智慧所創造的軍事奇蹟也最終匯入了武帝后期大漢帝國軍隊總體失利的紀錄。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歷史的必然要求”像流星一樣,一閃便消失在專制時代漫漫長夜的黑暗太空,只留下悲壯的故事千古傳頌。

三、李陵軍事悲劇的社會歷史意義和審美價值

1、李陵軍事悲劇的社會歷史意義

漢魏六朝時期,是中華民族融合發展的重要時期。而漢代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的開端。民族融合的結果,總是那些先進的、強大的民族同化那些落後的、弱小的民族,從而實現多民族的融合發展。相對於少數民族而言,漢民族在經濟上、文化上無疑是先進的、發達的,在綜合國力上具有明顯的優勢。漢民族的發展強烈呼喚強大的軍隊、高超的軍事指揮水平和先進的軍事技術,因為沒有堅強的國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是沒有保障的。並且強大的軍隊高超的軍事指揮水平和先進的軍事技術本身也是令少數民族“慕義歸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李陵的軍事追求和軍事思想是大漢帝國優秀軍人對這種呼喚的積極回應,體現了“歷史的必然要求”。但是由於它與漢武帝的極權意志和落後的軍事路線發生了矛盾,卻遭到了冷酷的扼殺。漢武帝的極權意志和落後的軍事路線的推行,給漢民族和匈奴民族造成了兩敗俱傷的結果。漢武帝幾十年用兵的結果與古代名將所創造軍事成就相比,形成鮮明的反差。正如唐代李華在《弔古戰場文》中所說:“(李)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　;任人而已,其在多乎?”“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7](Ｐ178)這大大遲滯了民族融合的過程,也為後世慘烈的民族衝突埋下了禍根。在這一大背景下,李陵的軍事悲劇所蘊含的社會歷史意義更顯得深刻和凸現。

李陵軍事悲劇也是當時漢代社會尤其是官場生活的一塊試金石。圍繞李陵事件,漢代的官場和社會暴露出了豐富的“眾生相”,見風使舵者、落井下石者、趨炎附勢者紛紛現形。而一代哲人司馬遷則由於仗義執言而陷入了“法律悲劇”,改變了其人生和思想的軌跡。這種現象,在漢代社會中可以說是很少見的。

2、李陵軍事悲劇的審美價值李陵軍事悲劇以其很高的審美價值強烈作用於人們的審美心理,衝擊着當時和後世人們的倫理觀念。受影響最大者首先是司馬遷。他與李陵“素非相善也,未嘗銜杯酒,結殷勤之歡”(司馬遷《報任少卿書》)[2](Ｐ291),沒有任何朋黨瓜葛。他對李陵的情感,與其說是一種道德情感,毋寧說是一種審美情感。他為李陵的辯護可以說是基於一種強烈的審美激情,辯護詞充盈着崇高感,近乎是在把一個典型的審美對象介紹給人們。辯護失敗後,他雖然陷入了極大的悲劇,但仍無怨無悔,提起李陵悲劇和自己的所為,仍然充滿激昂慷慨之情。而且李陵軍事悲劇和司馬遷自身因李陵事件而導致的悲劇還使司馬遷的審美歷程發生了“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的巨大變化,有力地改變了他的美感構成,使悲劇感取代崇高感而占據主導地位,從而使他能夠深刻地感受、體驗、理解和表現具有深刻意義的悲劇性題材,寫出《史記》這部被魯迅先生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8]的不朽巨著。

在司馬遷之後,人們也自覺或不自覺地衝破了“華夷之辯”的界限,衝破了封建社會君臣倫理的道德範疇,對李陵悲劇進行審美觀照,甚至自己進入角色,代人立言,創作出了“蘇李詩”“蘇李書信”等冠絕千古、文情並茂的文學傑作(而據逯欽立先生考證,所謂的“蘇李詩”,開始是全是“李詩”)[9](Ｐ336～337)。南朝江淹的《恨賦》更是把李陵作為含冤負屈的名將的典型加以刻畫:“至於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裂帛系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及!”[10](Ｐ3142)。

當然,李陵因個人和家庭的恩怨而最終沒有回歸漢民族,與蘇武等愛國志士、楊業等愛國將領的氣節和操守相比畢竟有別,所以後人就創作了楊業撞死在李陵碑上的文學藝術作品,對其進行批評。相比之下,李陵其行可誅,但其情可憫。如果放在中華民族融合發展大背景下,李陵的長沒匈奴仍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他對故國的深沉懷念、對故友蘇武愛國精神的由衷崇敬和熱烈頌揚,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深深的負罪感,則表明他始終良心未泯。

參考文獻:

[1]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薩爾(1859年5月)[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6。

[2]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Ｚ].北京:中華書局,1958。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Ｍ].人民出版社,1965。

[4] 司馬光.資治通鑑(上冊)[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4。

[5] 諸子集成(第六冊)[Ｍ].中華書局,1954。

[6]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Ａ].四部備要(115)[Ｚ].上海中華書局,1936.2。

[7] 李華.弔古戰場文[Ａ].文苑英華[Ｚ].中華書局,1966.5249。

[8] 魯迅全集(第九卷)[Ｍ].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20。

[9]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Ｚ].中華書局,1983。

[10]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三)[Ｚ].北京:中華書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