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老左派李維漢在大躍進中面臨的困境

永遠的左派

黨史上多次重大的左的錯誤，李維漢都有份。１９４１年中央書記處的一次會議上，毛歷數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路線罪狀，特意指出："羅邁（即李維漢──引按）同志在上幾個時期都犯有嚴重錯誤。"關於陳獨秀時期的錯誤，李在回憶中作了辨正，但對其他幾次左傾路線，李承認了自己的責任：

１、１９２８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動主義和組織上的懲辦主義為特徵的瞿秋白左的錯誤，李是積極參與者之一：

我寫這篇回憶錄，把上述情況全部擺出來，其目的在於解剖和批判秋白為首的臨時政治局的盲動主義錯誤，同時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為我是臨時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員之一。（頁２２８）

２、 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以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為標誌。在這次會議上：

我表示同意決議案所提出的觀點。並強調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關鍵是爭取上海的勝利，因為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也是帝國主義的中心，只要上海勝利了，全國也就勝利了。（頁３０５）

立三路線包含了李維漢的意見，所以我執行立三路線是堅決的。記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談話，談的過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說："同志，你休息一下，讓我躺一躺。"那時，連覺也顧不得睡地晝夜工作。（頁３１０）

３、＊＊中全會上，王明等人集中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但李腎跟得上的人，１９３２年年底，李赴蘇聯學習，１９３３年４月到中央蘇區，執行了王明路線：

我錯誤地認為王明"左"傾路線是正確的，所以我是積極參加了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們作檢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匯報，中央局批准我寫一篇文章：《為黨的路線而鬥爭》，公開批評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說他們是派別活動。（頁３３７）

正因為如此，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３日下午，毛在政治局臨時會議上說，蘇維埃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博古應負主要責任，李維漢次之，張聞天又次之。

４、１９４２、１９４３之交，延安整風審幹進入"搶救失足者"階段，康生用"逼、供、信"的辦法製造大量冤假錯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務１５０００多人，西北公學３９０人中坦白分子達２０８。李此時是邊區政府的秘書長：

以後來了一個"搶救"運動，張克勤的現身說法，我也就急躁起來，搞"搶救"運動了，開了三次"搶救"大會"。（頁５１０）

這一"急躁"使王實味因言喪命。參加過中央研究院整風的何錫麟直到８０年代還認為，王案的發生，主要由於黨處理知識分子問題的經驗不足，如果那時的運動由洛甫（即張聞天──引按）掌握，情況可能就大不一樣。（參見戴睛《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頁９５，江蘇文藝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何錫麟的話還需要補充，延安時代處理知識分子問題的經驗不足，那麼什麼時期經驗足了呢？１９５７？１９６６？運動如果由張聞天來掌握可能是不一樣，但運動本身就是針對張聞天等人的，這種假設等於說運動如果由王實味來掌握情況會大不一樣。何錫麟的遺憾只是道出了一點：當時掌握運動的李維漢對知識分子是不懷好感的。

５ 延安整風以"反左"為動員，但經過了整風"反左"、並被毛澤東認為"在近來的延安工作是積極的"李維漢，後來的表現卻絲毫也不右。１９５７年反右，時任中央統戰部長的李維漢：

對於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於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以及反右派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我當時思想上並沒有懷疑，生怕跟不上，指導思想同樣是"大左"的。因此，要民主黨派、工商界、黨外人士中間堅決貫徹執行這些指示，同樣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頁８３７─８３８）

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延安"搶救"運動、反右這幾次大的左傾錯誤外，在其他若干運動中，李也左得可愛。比如１９５２年的"三反"、"五反"中："我在指導民建的工商聯的運動中，曾經提出過'火燒工商界，打劫民建會'的錯誤口號，經毛澤東同志發現指出後，作了改正。"（頁７２８）

耄耋之年的李維漢敢於如此坦承自己的錯誤，令人欽佩。一左再左，在江西發現了"羅明路線"，在延安揪出了王實味，李維漢的經歷可以代表了左禍綿綿的黨史。這是為什麼？＊＊中全會後，李被更左的王明等人打下台，周恩來問李想幹什麼，"我說：去莫斯科學習，因為我只有實際工作經驗，而沒有理論，所以才犯錯誤。"（頁３３１）莫斯科本是中共左禍的根源之一，而黨內較有理論素養的秋白、王明包括毛澤東等恰恰都有左的習性。所以從莫斯科學習理論回來後的李維漢，依然要屢屢犯左。

莫斯科也好，理論水平高也好，都還不足以解釋左的根由。李不是領袖級的人物，而他所追隨的領袖恰恰都愛左憎右。李坦陳自己的動機"生怕跟不上"，"跟不上"什麼？當然是跟不上最高當權者。正像毛澤東說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路線就是第一位的，左的政治需要左的幹部。１９４０年，曾就文藝問題與王實味爭論過的陳伯達，得知毛澤東提着馬燈看了他反駁王實味的小字報後，連聲歡呼："跟上了，跟上了"──從此陳伯達平步青雲，直到第四把手。在毛的威嚴之下，無數幹部惟恐"緊跟"不及。

既然"跟上"可以官運亨通，那麼真正要"跟上"就不會容易。"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毛的名言，但在文革中，他更強調路線的重要，認為只要路線正確，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路線對了頭，一步一層樓。什麼叫路線對了頭？就是亦步亦趨地緊跟毛，保持高度的一致，過猶不及。李對此當然清楚不過。１９６２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有人根據毛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要求，批評"統戰部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領導核心"的"右"的錯誤。

我在會上作了書面發言，對自己在歷史上參加反對鄧、毛、謝、古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說到統戰工作中也有一些錯誤，要回到部里進行檢查。（頁８７６）

　　從道理上講，反右應當轉左，但李卻在檢討左的錯誤。這不是李的糊塗，而是他的聰明：反鄧毛謝古的本質是反毛，把這些陳芝麻爛穀子翻出來再檢討一次，是要迎合毛。左、右只是一個名，關鍵時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與最高領袖保持一致，這就是李的政治智慧。儘管他屢犯左的錯誤，但他的地位始終比較高，沒有一蹶不起，就因為他緊盯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澤東等最高領導人，"路線正確"。

"５年"是左還是右？

但李還是有一次沒有"跟上"，以至於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中央統戰部兩次批判他的"修正主義"、"投降主義"。

１９５６年以後，李曾提出爭取５年或更多一點時間使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實際達到消滅階級的水平（簡稱五年消滅階級）；把民主黨派根本改造為社會主義政黨（簡稱社會主義政黨）等觀點。統戰部１９６２年為此開了四十多次會議，批判李的"右"的錯誤。批判的成果以《關於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報告》上報。毛對報告的第一部分"關於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作了修改，把消滅資產階級的時間從幾十年改為"甚至幾百年"。

大躍進時代是全民族大玩數字遊戲的時代。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毛為加速改造工商業，在批評黨內一些不相信資產階級時說："現在它是一隻半腳踏社會主義，人家現在快要成工人階級了，人家已經是半社會主義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沒有進來。"

１９５８年１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社會革命要天天革的要求，"多快好省"構成當時"左"的路線的特徵。李主持的統戰部也於３月８日發出《關於幫助和推動各民主黨派組織進行一般整風的工作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在工商界、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內部搞了一個"加速改造"的運動。在自我改造的大躍進中，有的人甚至提出"半年改造成左派、一年加入共產黨"的浮誇口號。有此根據，李在１９５７年年底提出５年消滅資產階級的設想。

但左的方向不只是一個。１９６２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階級鬥爭將長期存在的論點。按照這個精神，統戰部在批判李維漢的總結報告中，把消滅資產階級的時間估計為幾十年，但毛仍嫌不夠，還要把階級鬥爭延長到幾百年。

"５年"到底是左還是右？

在"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躍進之年，時間長就是右傾保守，就是落後於形勢，幹什麼事都要快，資產階級也要儘快消滅。在超越現實可能的意義上，"５年"就是左，即不顧實際、不考慮思想的複雜性而一刀切，強制要求資產階級也來興無滅資。但在強調階級鬥爭長期性的６０年代初，如果資產階級５年就能消滅，那不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又是什麼？晚年毛澤東左的特徵是誇大人為的階級鬥爭，追求純而又純的理想社會，在這個意義上，"５年"就顯得右了。

在充滿逸興奇想的毛的思想中，左右之間並無一定界限。關鍵看在什麼樣的語境中。偉大領袖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這兩個詞彙。非精通政治謀略者、深諳毛的心理者，會不斷面臨着左右為難的困境。

　　李認為，毛澤東關於消滅資產階級年限的說法，是逐步放長的：
　　１９５６年１月：３年；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７年；
　　１９５７年反右：１０到１５５年；
　　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至少２０年，可能要有半個世紀；
１９６２年以後：一百年到幾百年。（參見頁８８６）

　　李維漢和統戰部就不斷根據毛的說法的變化改變消滅資產階級的時限，"生怕跟不上"："過去對於階級鬥爭長期性認識不足，中央逐步指示，仍然認識不足，總是有被動。"（頁８８７）解釋權操在毛的手中，其他人註定永遠被動、永遠"跟不上"。昨天的左派今天就是右派：張聞天、王稼祥、林彪這樣的左派都被毛認為是右派或形"左"實右。在越來越快的飛舟上，也就不斷有人被拋下水。即使像李這樣歷來有左的記錄的人，也只能以右的面貌定格於毛的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