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中蘇會談：背景、過程和意義(ZT)

作者：戴超武

　　冷戰時期中蘇關係的研究近年來已經成為國際冷戰史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其中研究的重點特別集中在中蘇分裂的起因、進程及其意義。在這些研究中，既有宏觀的考察，也有個案的探討。作為中蘇分裂進程中的一個重要事件，1959年10月中蘇領導人在北京的會談具有特殊的意義，引起國內外學界的高度關注。中國學者一般認為，由於蘇聯醉心於與美國的緩和，決心要把中國外交納入蘇聯全球戰略軌道，而絲毫不考慮中國的戰略需求、民族利益和事實真相，中國對蘇聯外交新戰略所依據的理論，就非常自然地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因此，1959年10月中蘇首腦會談是中蘇戰略合作走向衰亡的轉折點。中蘇首腦會晤的消極影響很快反映到雙方處理國際安全事務和雙邊安全關係的政策中。同時中國學者還強調，1958到1959年圍繞着中蘇關係出現了一系列的摩擦與衝突，無疑具有十分複雜的背景，很難說毛澤東的革命外交政策究竟應當負多大責任。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從1958年以後，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對赫魯曉夫形成的那點好感，怕是已經蕩然無存了，中蘇關係已經走到了破裂的邊緣。[①]俄羅斯學者認為，1959年10月赫魯曉夫的北京之行“是一場外交災難，導致蘇聯人對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更為廣泛的問題上的動機提出異議”。會談暴露了蘇聯與中國之間嚴重的政治分歧。會談衝突時的緊張程度，比分歧本身有着更加嚴重的後果。赫魯曉夫將1959年的會談看作是對1958年7-8月受到毛澤東侮辱性對待的報復。他們還指出，中蘇關係複雜化的原因之外，還鮮明地反映出蘇聯和中國領導人之間相互關係的情況：“當領袖的個人喜好、興趣和行為舉止在兩國的政權體系中發揮巨大作用的時候，政治心理因素應該引起研究人員的關注程度，不比地緣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②]

　　1959年10月中蘇會談是繼1958年中蘇會談後兩黨領導人又一次面對面的激烈爭論，其中，中蘇領導人進行爭論的態度、對爭論問題的辯解以及爭論的氣氛和激烈程度，對中蘇關係產生了致命的損害，對中蘇關係的破裂的影響不容低估。[③]實際上，這次爭論體現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中國“革命外交”的理念同蘇聯這一時期的國家戰略思想之間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分歧，爭論中的問題不過是這些矛盾和分歧的具體體現。

　　一、1959年10月中蘇會談的背景

　　中蘇關係的破裂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矛盾和分歧的表面化以及雙方的正面爭論，首先體現在“長波電台問題”和“共同艦隊問題”，特別是後一個問題，使得毛澤東大發雷霆，赫魯曉夫不得不親自於7月31日秘密來到北京，向中共中央領導人解釋。中蘇領導人進行了會談。由於赫魯曉夫否認蘇聯提出成立“共同艦隊”的建議，雙方對這個問題決定擱置不談。其他兩次會談都是關於國際形勢的，按照會談記錄，“雙方意見完全一致”。[④]兩個月後，赫魯曉夫來函明確表示同意就幫助製造核潛艇的問題，同中國開始具體的商談。[⑤]但是，從後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評價來看，這一事件絕非僅是“一片烏雲掠過”。而赫魯曉夫的不滿則更是明顯。而隨後爆發的兩次重大事件——1958年炮擊金門和1959年的中印邊界衝突，突出體現了進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以後中蘇兩國關係發生的更為顯著變化。除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反對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外，兩國在一些重大的戰略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特別是這一時期中國“革命外交”理念的發展和實踐，對中蘇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引起中蘇1959年10月會談過程中激烈爭論的台灣問題、西藏問題以及中印邊界問題，體現的是中國“革命外交”的理念和實踐同蘇聯這一時期的外交戰略之間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根本分歧。

　　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和平共處”，將和平共處確定為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是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赫魯曉夫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思想，過去是，現在仍然是蘇聯外交政策的總路線，這不是權宜之計的策略，而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赫魯曉夫認為：

“在目前形勢下，世界只有兩條道路：或者和平共處，或者發動毀滅性戰爭，除此沒有第三條道路。”蘇聯領導人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總路線只有一條，根據這條總路線才有了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鬥爭，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世界和平和社會主義鬥爭的其他一切措施；這是因為蘇聯“把和平共處看成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總路線是以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合作和相互援助為出發點的，而不僅僅是支持民族解放運動”。[⑥]

　　中國的“革命外交”和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總路線的問題上產生的根本分歧，首先體現在如何對待“和平共處”的政策。中共中央從1954年以來也對和平共處原則給予極高的評價。但隨着中間地帶理論的提出和對國際形勢的新的判斷，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認為，“亞非國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們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和它們建立統一戰線的基礎”。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這個統一戰線是反帝、反殖的統一戰線，決不是同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進行所謂的“和平共處”。中共中央領導人特別強調：赫魯曉夫和蘇聯其他領導人對和平共處政策的定義是有限的概念，因為和平共處政策的全部內容不僅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和相互援助，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支持世界革命、聲援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執政的共產黨的問題，而且還包括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支持的問題，還有支持整個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⑦]因此，在八大二次會議的決議中，中共中央對前幾年還在宣傳上大加讚揚並在外交實踐中運用的“和平共處”這一重要原則幾乎沒有提及，這明顯地表示中共中央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的觀點變化。中共中央領導人後來甚至認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忽視這一鬥爭，甚至把和平共處說成那麼好，兩個世界的鬥爭不提了，很危險”。[⑧]同時，中間地帶理論的系統化以及由想象中的中國經濟實力的快速增強，直接導致毛澤東在1957年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明確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毛澤東的結論是：“西方國家拋到後邊了，我們大大占了上風了。”

　　“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直接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誰怕誰”的問題，這實際上涉及到如何估計美國的實力。毛澤東曾經問葛羅米柯：“美國在經濟上當真就那麼強大，以至同他們鬥爭都很困難嗎？”但對這一問題毛澤東的答案無疑是：“是杜勒斯怕我們怕得多一點，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國家怕我們怕得多一點。為什麼他們怕的多一點呢？就是一個力量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人心就是力量，我們這邊的人多一點，他們那邊的人少一點。”由此毛澤東認為資本主義世界處於被動地位，迫使它進行防禦，國際形勢對社會主義陣營完全是有利的，因為“在我們一邊集中了亞非和其他國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都出現了我們的擁護者。[⑨]對此，中國領導人宣稱：“貌似強大的美帝國主義不過是一隻外強中乾的‘紙老虎’，一切‘恐美病’都是毫無根據的；任何對於帝國主義戰爭力量估計過高，對於和平和社會主義力量估計不足，都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⑩]

　　而蘇聯領導人則認為，在分析美國的實力及其經濟潛力時，應該考慮的是，美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工業設備，目前具有較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同時擁有龐大的軍隊和先進的武器，不能簡單地視之為“紙老虎”；對此蘇聯認為，反對和平共處，堅持同帝國主義鬥爭，這勢必會產生國際緊張局勢，因而不利於世界局勢的緩和與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實行，從根本上不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而中國的觀點則截然相反。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緊張局勢“可以調動人馬，調動落後階層，調動中間派起來奮鬥”。他進而指出，帝國主義自己製造出來的緊張局勢，結果反而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我們幾億人口有利，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各階級，各階層，政府，我看都有利。“[11]

　　中國同蘇聯在外交政策上的另外一個重要分歧則在於，要不要同美國進行緩和。根據和平共處總路線，赫魯曉夫把改善同美國的關係放在蘇聯外交政策的首位。為此，赫魯曉夫積極採取措施，極力推崇大國外交，積極推進首腦會晤。而這些恰恰是中國所堅決反對。除前述理論上的原因外，一個非常突出的現實問題是：讓中國同美國進行緩和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美國依然占領着台灣，依然繼續支持自己的敵手國民黨。

　　中蘇對待中印邊界衝突的態度，實際上反映了中蘇兩黨對待民族主義國家的觀點分歧，特別是對印度這樣的有重要影響的中立國家。毫無疑問，1959年西藏叛亂導致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印度外交政策和尼赫魯的看法的根本轉變。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西藏問題本質上是在中國大陸上最後一場激烈而嚴重的階級鬥爭，“印度也有錯覺，以為我們害怕民族主義國家”。中共中央領導人強調：“對印度我們一定要反擊，這是他們挑起來的。他們搞冷戰，我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鬥爭的策略要有理、有力、有節，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毛澤東在平定西藏叛亂時曾說：現在是讓印度當局多行不義，到一定時候我們再跟它算帳。對於尼赫魯，毛澤東明確表示：

“要尖銳地批評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鬧翻，要鬥爭到底。”[12]為此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現在兩個陣營之間出現的中間地帶的國家，可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由壞變好，一種是繼續和平中立，一種是由好變壞。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印度開始變成“反動的民族主義”。因此，毛澤東雖然在1959年5月的時候認為：“印度不是我們的敵對者，而是我們的友人。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但他同時強調：“那些原則立場，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說的，不說不能解決目前我們之間的分歧。”

[13]在中共中央領導人如此看待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時，蘇聯的反應自然引起中國的強烈不滿。

　　另外，中蘇在戰略問題上的重大分歧還在於對現代戰爭的看法。中國軍事戰略在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實行積極防禦。毛澤東指出，即使沿海地區被占領了，還有大西北、四川和國家其他地區：“即使出現這種不可能的情況，我們還有廣大後方可以繼續開展鬥爭。現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滅蘇聯和中國遼闊的領土和眾多的居民......中國的歷史已多次證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滅，也絕不意味着民族的消滅”。[14]這種思想到五十年代後期在中國軍隊中形成了要敢於“打爛仗”的思想，強調“要準備打到一架飛機、一輛汽車也沒有。如果不準備打爛仗，就不敢打。要準備上延安。如果想和敵人一樣算飛機、算物資就不能打了。三千架飛機是打不了好久的，思想上一定要準備打爛仗。爭取爛一半，不準備打爛仗，就沒有勇氣，就不敢打”。[15]而蘇聯領導人強調核武器的出現改變了以往關於戰爭的概念，戰爭已不是政治的繼續，戰爭的正義性和非正義性的區別不大了。同時蘇聯還認為，在一場核戰爭中沒有絕對的勝利者。因此，蘇聯領導人認為毛澤東有關“戰爭爆發後蘇聯和中國可以動員多於資本主義世界多少師”的想法過時以及“核武器是紙老虎”的觀點不切實際，因為美國這隻“紙老虎”長着核牙齒，向“紙老虎”開炮要用大炮，而不是用爆竹。赫魯曉夫曾明確告訴毛澤東：“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部隊的數目對真正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結果就更沒有意義了。哪一方的部隊越多，它的炮灰也就越多。”[16]在這種背景下，蘇聯主張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爭端和意見分歧，不要企圖用強力改變現狀，反對任何可能導致相互毀滅的戰爭。

　　由於中蘇在上述重大問題上的根本分歧，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蘇聯領導人在國際形勢上考慮或應付的現實問題多，缺乏對於整個局勢的全面分析和預見，“考慮和討論世界戰略和遠景問題很差”。[17]在這種背景下，中共中央對赫魯曉夫1959年9月15日至28日對美國的訪問有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認為，由於赫魯曉夫訪美之前在對華關係上的一些表現，主要是撕毀原子彈協議和發表塔斯社聲明，表明他這次到美國去，對中國不懷好意，他採取上述兩個步驟是適應美國當局的需要的。因此，對赫魯曉夫1959年10月到北京來，從一開始中共中央領導人相信，他是來吵架的。[18]

　　按照赫魯曉夫回憶錄的說法，除了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之外，1959年的中印邊界衝突是導致他到北京的主要原因。赫魯曉夫說：“我們只好發表一篇表示我們對中印邊界衝突態度的公開聲明。雖然我們覺得毛應該受到責備，我們不能譴責地發動戰爭。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畢竟比印度更接近我們……我們不願稱任何一方為侵略者……我們事先知道我們的聲明是不會受到北京歡迎的。雖然我剛從華盛頓回國，我在領導核心內的同志們告訴我：我必須集中精力並立刻飛往北京，代表蘇聯共產黨同中國領導進行談判。大家都同意我是能領導我們代表團的唯一的人。為什麼？因為那時中國人正好在慶祝他們的國慶節，除非我作為黨的首腦去參加，中國人就會認為我們故意貶低他們在國際革命運動中的作用。“[19]赫魯曉夫到北京後，在一間只有蘇聯代表團成員在內的”裝有竊聽器的會客室“里，赫魯曉夫嘲笑他的東道主，用俄語的下流話來押韻中國領導人的名字。[20]

　　特別注的注意的是，在1959年10月中蘇會談開始前蘇聯領導人對兩個重要問題的態度，也極大地影響了會談的氣氛。一個重要問題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對中國國內經濟建設路線的態度。他9月27日在汽車中對前往機場迎接他的陳雲說：“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是超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雖然中蘇會談中沒有涉及這些問題，但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蘇聯的態度是明顯不滿的，以致毛澤東在機場為赫魯曉夫送行時還特別對他說，中國的國情不同於蘇聯，“我們的人民公社不是從上面布置下去的，是群眾自發搞起來的，應該支持。”[21]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赫魯曉夫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告訴毛澤東，蘇聯決定撤走幫助中國研製原子彈的專家。蘇共中央1959年6月20日就致函中共中央作過這樣的決定，當時中共中央認為，蘇方毀約是中蘇關係中的一個重大事件，說明赫魯曉夫可能要在中蘇關係上採取新的方針，這種新方針就是同西方主要是美國站在一起反對中國的方針。[22]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表態在中共中央領導人看來毫無疑問是再次證實了自己的上述判斷。

　　即將在這種氣氛下開始進行的中蘇會談，其結果可想而知了。

　　二、1959年中蘇會談的內容

　　10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總書記鄧小平，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彭真，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陳毅，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中南海頤年堂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蘇共中央委員、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舉行了兩黨會談，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也參加了會談。會談由下午五時至凌晨12時，內容包括台灣問題、釋放在押美國人問題、西藏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除印度支那問題雙方有一些共同點外，在其他問題上雙方的觀點針鋒相對，會談中雙方爭論十分激烈。

　　會談一開始，赫魯曉夫就談他訪美的情況。他認為這次訪美是比較滿意的，他所到之處受到很熱烈的歡迎，雖然沒有達成什麼協議，但他認為艾森豪威爾的確需要緩和。毛澤東回答說，我們贊成你訪美，贊成你跟艾森豪威爾會晤。我們贊成同美國搞和平共處。美國究竟怎麼樣，不能看表面，應該要看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

艾森豪威爾有階級局限性，很難說他真正愛好和平。但艾森豪威爾在同你會談中的一個觀點是積極的，那就是不應該讓戰爭爆發；毛澤東強調說，我們也不想要戰爭。赫魯曉夫隨即表示：我們不想在台灣問題上發生戰爭。對此雙方首先談到了台灣問題，主要圍繞着中國對台灣的政策以及對沿海島嶼的政策。

　　（一）台灣問題

　　中共中央領導人在會談中詳細論述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立場。毛澤東說，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說一定要解放台灣，但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可用和平的，也可用軍事手段。周恩來1955年在萬隆會議上宣布準備同美國進行談判。實際上從那時起，美國人和我們已經在進行談判了，先是在日內瓦，後在華沙。起初，雙方談判代表是一個星期談一次，後來兩個星期一次，現在一個月一次，但雙方都沒中斷會談。美國人有段時間想中斷會談，我們表示那樣不好，並定了恢復會談的期限。美國人宣布他們贊同恢復會談，但不接受“最後通牒”，我們對此表示反對。在我們炮擊金馬沿海島嶼後，會談就恢復了。我們在會談中一直主張：美國人請離開台灣，那麼中美之間就沒有任何問題了。我們將在談判的基礎上同蔣介石解決遺留的問題。蔣介石不想讓美國人撤走，而美國反過來也害怕蔣介石同中國建立聯繫。在台灣海峽地區存在着軍事行動，但並不是戰爭。我們認為，我們認為可以把台灣和沿海島嶼留在蔣介石手中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們對此是可以容忍的。

　　對於中國的上述立場，赫魯曉夫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個省，在這個原則問題上中蘇之間沒有分歧；你們說可以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解放台灣，餘下的問題就是採取什麼策略的問題了。赫魯曉夫強調，台灣問題不僅給美國人帶來了困難，同樣也給我們帶來了困難。在我們內部以相互信任的方式說不會為台灣而開戰，但對外我們卻是說的相反，那就是一旦由於台灣問題出現侵略局面，蘇聯將保衛中國，而美國則宣布防衛台灣。這樣就出現了戰前的局面。

　　對赫魯曉夫的看法，毛澤東說，那我們怎麼做？按照美國人說的那樣，宣布在台灣海峽地區放棄使用武力，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國際問題嗎？周恩來接着說，我們已經就台灣問題的兩個方面劃出了一個明確的界限：中國和台灣的問題屬於內政，而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關係是個國際問題。

　　赫魯曉夫顯然不同意中方的觀點，他指出，列寧多年前在蘇聯的遠東地區建立了遠東共和國，而且還承認了它的主權。當時列寧在蘇聯歐洲部分遭到外國干涉很嚴重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在東方同日本作戰，採取了這個辦法。要記住這個共和國是建立在蘇聯領土上的，但列寧還是暫時容忍了它，當然它後來併入了蘇聯。赫魯曉夫接着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他說，我們對台灣問題不會提出什麼建議，但認為你們應該採取措施緩和局勢。我們作為你們的盟友，要了解你們在台灣問題上所採取的措施；有關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的原則，我今天還是第一次聽說。對我們盟友之間在那些有可能不僅將你們捲入嚴重的事件，而且也會將你們的朋友捲入的所有的問題上，是不是應該交換看法呢？這樣我們才可以在沒有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威望和主權的情況下，去尋找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途徑。赫魯曉夫顯然是批評在炮擊金門是沒有事先向蘇聯通報。

　　對此毛澤東解釋說，我們的總參謀長通過你們駐華軍事總顧問向你們通報了我們在台灣問題上的意圖，我們請求他向蘇聯國防部匯報我們的一切情況。我現在還想澄清的是，我們並不想在台灣海峽地區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考慮到當時美國陷在黎巴嫩，我們只想給它製造一些混亂。而且我們相信，我們的行動是成功的。毛澤東強調，儘管我們炮擊沿海島嶼，但我們並不想解放它們。我們同時也認為，美國是不會為沿海島嶼和台灣打仗的。

　　赫魯曉夫表示有不同看法。他雖然同意中國對美國不會為沿海島嶼和台灣而捲入戰爭的判斷，但他同時強調，就炮擊沿海島嶼而言，如果你們炮擊了這些島嶼，你們就應該奪取它們；如果你們認為沒有必要奪取這些島嶼，那麼炮擊它們就沒有必要。因此不能理解你們的政策。赫魯曉夫強調，你們應該拿下沿海島嶼，當我聽到你們不拿下這些島嶼的時候感到沮喪；不過，我是作為一個盟友說這些話的。

　　當毛澤東再次強調提前一個月就炮擊沿海島嶼通報蘇聯的時候，赫魯曉夫說，他（指蘇聯顧問）匯報的並不是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而是有關一些不相干的措施。我們已經表示了自己的立場，既然這個問題是你們的事情，我們同意不同意又有什麼關係。我們不理解你們對國際問題的政策，我們必須協調有關國際政策的問題。也許你們應該考慮，在我們沒有達成一致的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是否有必要通過外交部長的渠道來交流看法。

　　毛澤東進一步解釋說，我們已經通過你們的總參謀部通報了我們的打算。然而，我也想知道，對我們應該怎麼做你們有什麼建議。

　　赫魯曉夫說，我們主張緩和緊張局勢，我們只希望人民理解我們主張和平。為了逗弄貓兒而向那些島嶼開炮是不值得的。

　　毛澤東說，這是我們的政策。你把問題搞錯了，你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搞混了。一個問題是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問題，這是國際問題，另一個問題是我們跟台灣的關係問題，這是中國國內的問題。我們跟美國的關係問題是美國侵略我國台灣的問題，是我們要求美國撤出台灣而美國應該撤兵的問題。至於我們跟台灣的關係，則是台灣怎樣解放的問題。這個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別人無權過問。你赫魯曉夫同志，對前一個問題有發言權，可以勸艾森豪威爾從台灣撤出一切武裝力量。對後一個問題，你是無能為力的，不宜說三道四。

　　赫魯曉夫說，我們在台灣問題上的看法是一致的，目前存在分歧的只是策略的問題。你們總是拒絕在這個問題上制訂一項我們可以理解的政策。你們可能會認為我們干涉你們的內政，但我們只是表達自己的考慮。因為我們不知道你們明天會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什麼樣的政策。對毛澤東關於中國不想同美國發生戰爭的說法，赫魯曉夫表示，人們不能以這種方式對待這個問題，你們和我們都不想要戰爭，這是眾所周知的。問題是，不僅是世界輿論不知道你們明天會做什麼，就連我們，你們的盟友都不知道。

　　對赫魯曉夫的問題，毛澤東說可能有兩個途徑解決，第一是按照美國人的要求辦，那就是保證不對台灣使用武力。美國人很早以前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在1955年3月通過艾登提出來的。第二種方法是在我們同美國之間的關係，和我們同蔣幫分子之間的關係這兩者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至於同蔣介石的關係，什麼方法都可以使用，因為同蔣介石的關係是我們的內部事務。

　　（二）關於釋放在押美國人的問題

　　赫魯曉夫在會談中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赫魯曉夫說，艾森豪威爾第一次同他共進午餐時告訴他，美國人同中國談判已經好幾年了，但是毫無結果，中國人甚至不同意釋放被扣押在中國的五名美國人；這就使得局勢複雜化，並極大地激怒了美國人。赫魯曉夫問道，我還不知道中國扣押了五名美國人，這是真的嗎？在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中我只是說，作為一個友好的建議，我在北京時只能簡略地提到這個問題。

　　周恩來對這個問題作了較為詳細的解釋說明，他說，1956年8月1日，美國人和我們在日內瓦達成一項協議，按照這一協議，長期居住在中國的美國人（移民），可以返回美國。但我們規定，如果這些人犯了法，就會被逮捕。中國的法律也規定，如果一個犯人在獄中表現的好，就可能減刑。協議中允許可以離開中國的第二類人是戰俘。一架美國飛機是在中國的安東地區被擊落的，而不是在朝鮮，飛機上的18名美國軍人被當作戰俘，所以我們就把他們全部釋放了。你提起的美國戰俘問題曾經被聯合國討論過。1955年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為此到中國來過，隨後法國外長孟席斯也來討論過這個問題。美國人通過英國人告訴我們，他們將同中國進行會談，我們表示同意並開始了會談。我們採取了主動措施，釋放了13名美國戰俘。因此在日內瓦會議上美國人對我們就沒有任何花招了。這之後還有兩名美國人關在我們的監獄中，一個叫費克圖，一個叫唐納，這兩個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是被當場抓獲的。當他們試圖在不着陸的情況下用特殊的設備接走他們的間諜時，他們的飛機就被擊落了。中國的法庭審判了他們，並判了他們刑，一個判了終身監禁，一個20年。哈馬舍爾德來中國時，他說討論這些美國人的問題不是他此行的目的。餘下的三個人都一直生活在中國，逮捕他們是因為他們從事間諜活動。我們關押了像這樣的美國人總共有90名。我們已經釋放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目前只有五名美國人關在中國。他們全部都是間諜，根據中國的法律，應該把他們關在監獄裡。我們覺得，我們中國人已釋放太多的美國人了。

　　赫魯曉夫表示，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但如果你們要聽我的意見，如果換了我們，我們將採取不同的行動。如果你們不採取對抗的路線，那些關押在中國的美國人，要麼將他們驅逐出境，要麼用來做交易。列寧那時候就是這樣做的，而且是正確的。那些美國人當然也可以關着不放。總之照我們看，你們關押的那些美國人還是放了的好。

　　對赫魯曉夫的態度，毛澤東表現出明顯的不快和惱火。毛澤東說，當然，這些人放是可以的，也可以不放；但現在就是不放，要到一個適當的時候再放。美國人畢竟把大批在朝鮮作戰的志願軍戰士遣送到了台灣，還把大批北朝鮮的士兵遣送到南朝鮮。

　　赫魯曉夫表示，這是你們的內政，我們不干涉。如果你們有飯給他們吃，養着他們好了。但是，你們的態度以及你們可能就此攻擊我們的事實，使我們之間交流看法變得很複雜。我要強調的是，我不是美國的眾議員，不是代表美國來求情的。我只是代表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代表蘇聯共產黨。即使我談及這個問題，那僅僅是因為我們希望協調這個問題，並向你們表達我們的看法，畢竟這個問題引起國際局勢的緊張。對毛澤東的關於“那也意味着給美國人的生活製造了麻煩”的說法，赫魯曉夫不滿地說，那同樣也給我們的生活製造了麻煩。當然，我們沒有同美國人討論釋放關押在中國的美國人的問題。我只是向艾森豪威爾保證，在我逗留北京期間我會以友好建議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而且美國人也只是間接提出這個問題的。

　　（三）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

　　中蘇在中印邊界問題和西藏問題上的爭論，是在雙方休息一個小時後開始的會談中激烈進行的。雙方圍繞着如何處理西藏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達賴喇嘛以及西藏改革的問題、如何處理領土邊界問題、如何對待民族主義國家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氣氛非常緊張。其中，蘇聯領導人兩次提議停止討論這些問題，但中共中央領導人堅持必須講清問題。

　　赫魯曉夫首先說，我們應該採取步驟，使美國人能夠做出反應也朝着緩和局勢的方向採取步驟。我們應該尋求緩和以及改善局勢的途徑。當發生匈牙利事件時，我們果斷鎮壓了反革命行動。劉少奇同志當時和我們一起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再需要這樣做，我們依然會履行自己的國際共產主義義務，你們不應該懷疑這點。我們認為，應該形成一個全面的體制和行動的協調，這樣人們就能理解我們。斯大林去世後我們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我們取得目前的地位並沒有放棄任何原則立場。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是由於我們不理解你們的立場，特別是不理解你們同印度的衝突。我們同伊朗的邊界分歧已經存在150年了，三、四年前我們對伊朗作了領土讓步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是這樣考慮這個問題的：我們多五公里或者少五公里的土地並不重要。我以列寧為例，他把卡斯、阿達汗和阿拉拉特讓給土耳其，時至今日住在高加索這一地區的人們對列寧的這些措施仍然感到不高興。但我認為他的行動是正確的。我告訴這些就是向你們表明，對我們來說，領土問題並不是難以超越的。你們多年來一直和印度有良好的關係，突然就發生了流血事件，結果使尼赫魯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我們可以說，尼赫魯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但如果尼赫魯下台了，誰又能比他好呢？達賴喇嘛從西藏跑了出去，他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

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仍是不清楚的，當發生匈牙利事件時，尼赫魯反對我們，但我們也沒有攻擊他，因為我們不希望從是資產階級政治家的他那裡得到什麼。儘管他反對我們，這也並不妨礙我們同他建立良好的關係。如果你讓我說，我就會說作為一個客人不該說的話：西藏事件是你們的錯。你們控制着西藏，你們在那裡應該有情報機構，應該知道達賴喇嘛的計劃和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