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說，尼赫魯也說在西藏發生的事件是我們的錯。另外，蘇聯在我們同印度衝突的問題上發表了塔斯社聲明。

　　赫魯曉夫說，你們真的想讓我們支持你們同印度的衝突嗎？對我們來說那將是愚蠢的。塔斯社的聲明是必要的，你們應該看到尼赫魯和我們之間的一些差別。如果我們不發表塔斯社聲明，那就會產生社會主義國家組成聯合戰線反對尼赫魯的印象。塔斯社的聲明將這個問題變成你們和印度之間的問題。

　　毛澤東說，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立即解除達賴喇嘛的武裝。但那個時候我們同西藏的群眾還沒有聯繫。對赫魯曉夫有關“中共至今都沒有同西藏群眾有聯繫”的說法，毛澤東表示有不同的認識。

　　赫魯曉夫說，當然，那就是我們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的原因。人們可能會這樣說：你們和我們這裡都有從金日成那裡逃出來的朝鮮人，但這並沒有給我們藉口來破壞同金日成的關係，我們依然保持良好的關係。至於達賴喇嘛從西藏逃出來，如果我們處在你們的地位，我們就不會讓他跑掉，假如他死掉會更好。現在達賴喇嘛在印度，也許會去美國，這對社會主義國家有什麼好處？

　　毛澤東說，那是不可能的，我們當時又不能逮捕他。我們阻止不了他跑掉，因為同印度的邊界那麼長，他可以從任何一個地點跑掉。

　　赫魯曉夫說，這不是什麼逮捕的問題，我是說你們的錯誤是讓他跑掉。如果你們讓他有機會跑到印度，你讓尼赫魯怎麼辦？我們相信西藏事件是中共的錯，不是尼赫魯的錯。

　　毛澤東堅持說，不對，是尼赫魯的錯。

　　赫魯曉夫說，如果我對你的話理解正確，那麼匈牙利事件不是我們的錯，而是美國的錯了。那麼請看，我們在匈牙利駐軍，我們支持那個蠢貨拉科西，這都是我們的錯，而不是美國的錯了。

　　毛澤東說，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好像西藏是他們的。

　　赫魯曉夫說，我們知道。你們也知道，尼泊爾希望蘇聯派大使去，但是我們很長時間沒有派，你們也是這樣做的。這是因為尼赫魯不想那裡有蘇聯和中國的大使。對此不應該感到吃驚，不要指望可以從尼赫魯那裡得到什麼。但這也不能成為我們同他斷絕關係的理由。

　　毛澤東說，我們也支持尼赫魯，但是在西藏問題上我們應該擊垮他。

　　赫魯曉夫問，那你們為什麼在邊界上殺死人？

　　對赫魯曉夫的這一說法，中共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反覆的辯解和抨擊。毛澤東說，是他們先進攻我們，他們越過了邊界，連續12個小時向我們開槍。

周恩來責問赫魯曉夫：你相信誰多一點，是印度還是我們？

　　赫魯曉夫說，儘管印度人先進攻，但中國人沒有死亡，而印度方面卻死了人。

　　周恩來說，如果他們首先進攻我們，那我們該怎麼做？我們總不能向天上開槍。印度人甚至越過了麥克馬洪線。另外，印度副總統納達卡里希南最近訪問過中國。那就是說，我們正在採取措施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這個問題。在9月9日給尼赫魯的信中，我們對中印之間發生的一切作了詳細的解釋。

　　赫魯曉夫說，周恩來同志，你擔任中國外交部長多年，應該比我更清楚怎樣避免流血衝突來解決有爭議的問題。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我不想談論整個邊界問題，因為如果連中國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們之間的邊界該劃在那裡，那就更不是我一個俄國人可以過問的了。我只是不同意你們使用的方法。

　　周恩來說，我們也只是到最近才了解邊界事件的，一切措施都是由那裡的地方當局採取的，沒有中央的批准。另外，我們在這裡是在討論中印之間三段有爭議的邊界地區。是印度人首先越過麥克馬洪線，是印度人首先開槍。沒有一個中國政府承認過麥克馬洪線。比如，加入芬蘭人進攻蘇聯的邊界，你們難道不會還擊？

　　對此蘇斯洛夫說，我們沒有對芬蘭政府提出領土要求。赫魯曉夫說，對我而言，中央對邊界事件一無所知是個新聞。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反對你們的做法。

　　朱德表示，印度人越過了麥克馬洪線，侵占了中國9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陳毅也說，西藏叛亂之後，在印度發生了多起反華反共的活動，還有針對我們在新德里的大使館以及在加爾各答領事館的示威活動；這些示威者辱罵我國領導人，高喊反華口號。我們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印度駐華大使找不到一點點藉口來說我們對他不友好。說到把尼赫魯拉到我們這一邊的工作的有效性，我們的方法更有效，你們的方法是遷就主義。

　　對陳毅的說法，赫魯曉夫感到特別惱火，他指出，陳毅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你應該掂量自己話的份量，不能隨便說。我們已經存在了42年，其中30年我們是作為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的，我們不會遷就任何事情，我們堅持共產黨政策的原則。

　　陳毅回答說，中國人民長期受到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和其他帝國主義分子的欺壓。蘇聯同志應該理解這一點。我們現在正在採取一些措施和平解決同印度的衝突，印度副總統納達卡里希南十月中旬來訪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也有一定程度的遷就主義的成分。你們應該正確理解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政策更為堅定，而且也更為正確。

　　此時赫魯曉夫表示，應該把這個問題放到一邊去，因為雙方對問題的認識截然相反。但中共中央領導人不願就此停止辯論，繼續闡述自己的觀點。

周恩來說，赫魯曉夫同志，甚至連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在中印邊界上究竟發生了什麼。林彪接着說，在蘇聯同法西斯德國進行戰爭期間，蘇聯軍隊追擊法西斯進入柏林。這並不意味着蘇聯挑起了戰爭。

　　赫魯曉夫不滿的說，這就不用我這個中將給你元帥同志上課了。蘇斯洛夫指出，林彪同志，你試圖把兩個不可類比的事情進行比較。在衛國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人遭到殺害，而這裡發生的卻是微不足道的事件。

　　周恩來說，印度人並沒有從他們侵入的地方撤軍。我們尋求和平解決衝突的辦法，並一直主張逐步解決問題。

　　赫魯曉夫表示，我們完全贊同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但對你們過去的行為不贊成。

　　周恩來說，印度人在這次挑釁之前進行了40年的大規模的反華宣傳，是他們首先越過邊界，是他們首先開槍。在這種情況下還能認為是我們挑起事端嗎？彭真這時候也說，納賽爾毫無理由地濫用蘇聯給他的無私援助。因此我們應該記住民族資產階級反動的一面。如果你們蘇聯同志可以痛斥民族資產階級，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那樣做？

　　赫魯曉夫說，沒有人說你們不可以痛斥，但射擊和批評不是一回事。

　　彭真說，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中國任何一個政府都沒有承認過。

　　赫魯曉夫說，我們在這裡只有三個人，而你們有九個人，你們一再重複相同的說法，我認為這是沒有用處的。我們僅僅想表達自己的立場，接不接受是你們的事情。

　　毛澤東說，同印度的邊界衝突，只是一個局部的邊界問題，而不是兩國政府之間的衝突。尼赫魯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那裡發生了什麼。當我們發現的時候，他們的巡邏隊越過了麥克馬洪線。我們是在衝突發生後一段時間才知道了。發生的一切不僅尼赫魯不知道，就連我們西藏軍區也不知道。當尼赫魯了解到他們的巡邏隊越過麥克馬洪線後，就命令他們撤退。我們同樣採取措施爭取和平解決這個問題。

　　對毛澤東的解釋赫魯曉夫說，如果在小規模的交火之後就立即這樣做，衝突就不會發生了。另外，你們在邊界事件發生後很長時間才告訴我們。

　　對赫魯曉夫的這一責問，劉少奇說，我在9月6日通過安東諾夫同志向你們通報了邊界的局勢。我們沒有提前向你們通報，是因為我們還沒對局勢做出自己的判斷。周恩來也說，塔斯社的聲明發表在你們收到給尼赫魯的信件之前，而那封信是在9月9日下午送給安東諾夫同志的。

　　蘇斯洛夫解釋說，考慮到莫斯科和北京有五個小時的時差，那可能是同時進行的。葛羅米柯說，印度駐蘇聯大使告訴我，你們的信件不僅沒有使事情得到緩和，反而使一切更糟糕。蘇斯洛夫說，目前局勢已經緩和，我們可以不談這個問題了。

　　毛澤東對此顯得非常惱火，他說，這麼說局勢的緩和是因為你們的聲明？

　　蘇斯洛夫說，不僅是因為我們塔斯社的聲明，而且還由於你們人大的決定。

　　劉少奇說，我在9月6日通過安東諾夫同志告訴你們，我們準備在一周之內反擊印度人。彭真也說，我們人大常委會的代表都問我，怎樣理解塔斯社的聲明，為什麼老大哥在沒有搞清楚誰對誰錯的情況下，對中國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王稼祥也說，是印度人首先開槍的，不是我們。

　　赫魯曉夫說，是的，他們開始射擊，他們自己死了人。我們是和你們交流對衝突的看法，因為除了我們之外沒有人會對你們說這些。

　　周恩來說，在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之間可能存在有爭議的和沒有解決的問題，但外界猜測我們和蘇聯是行動一致的。林彪補充說，印度人首先開槍，他們連續射擊12個小時，直到他們用光了子彈。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但應該承認以下事實：第一，印度人首先越過了邊界；第二，印度人首先開槍；第三，印度

人連續射擊12個小時。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有兩種方法：第一，印度人越過邊界，我們撤退；第二，印度人越過邊界，我們反擊。毛澤東說，反擊的命令是當地軍事機構做出的。

林彪補充說，沒有中央的命令。毛澤東再次說，我們不能把達賴喇嘛關起來，中印邊界那麼長，他可以從任何一個地方跑掉。

　　蘇斯洛夫說，你們應該事先知道他的意圖和陰謀。

　　毛澤東說，我們想把西藏的改革推遲四年。

　　赫魯曉夫強調，這是你們的錯誤。對此毛澤東說，推遲改革的決定早就做出了，是在達賴喇嘛訪問印度之後。我們不能沒有藉口就發動進攻，這次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出擊了。你也許不能理解，你會看到將維持同印度之間的麥克馬洪線，同印度之間的邊界衝突也將結束。

　　赫魯曉夫說，那很好。但問題並不是什麼邊界問題。我們對那條線一無所知，我們甚至也不想知道。

　　毛澤東說，同印度的邊界問題將通過談判來解決。對此赫魯曉夫表示歡迎。周恩來說，1月22日你們建議尼赫魯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當時他不同意，現在他同意。毛澤東強調說，你們給我們扣了兩頂大帽子，一是在西藏犯了錯誤，不該讓達賴逃跑；另一個是在中印邊境衝突問題上犯了錯誤，打死了印方人員，於是你們發表了聲明。我們給你們扣了一頂帽子，叫做遷就，請戴上吧。

　　赫魯曉夫表態說，不接受，我們堅持的是共產黨的原則路線。

　　毛澤東說，塔斯社的聲明讓所有的帝國主義者興高采烈。

　　蘇斯洛夫說，恰恰相反。這個聲明和我們最近採取的措施促進了局勢的緩和。如果中印關係真的惡化了，帝國主義分子才會興高采烈。我們已經得到情報說，美國人正同尼赫魯接觸，在中印衝突時向印度提供幫助。我們的步驟給反革命的熱切期望潑了冷水。

　　林彪說，整個問題的關鍵是誰先開槍，而不是誰死了。周恩來說，按照你們的邏輯，假如竊賊闖進你的房屋，你把他們痛打一頓，那麼你就犯了罪了。

　　葛羅米柯隨即念了一段塔斯社的聲明，並說塔斯社的聲明並沒有使印度疏遠同中國的關係。

　　毛澤東說，你只看到我們“威脅的姿態”，而沒有看到另一面，我們通過鬥爭把尼赫魯拉到我們這一邊。陳毅接着說，我痛恨你說“同印度關係的惡化使我們的錯”。

　　赫魯曉夫說，我也痛恨你們說我們是遷就，我們應該支持尼赫魯，幫助他掌握政權。

　　毛澤東說，西藏事件和邊界衝突，這些都是暫時的現象。我們最好結束討論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認為我們之間的關係依然是夥伴、在總體上還是團結的話，一些分歧難道會妨礙我們的友誼嗎？這個問題還是要把事實搞清楚。別的事情我們管不了，對有關中國的事情，我們希望蘇聯同志能夠聽聽中國的意見，把情況搞清楚，預先向中國打招呼，同中國商量，再對外公開表態，這樣比較好。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

　　（四）印度支那問題

　　毛澤東最後建議停止討論中印邊界問題，轉而探討老撾的局勢。赫魯曉夫雖然同意討論這個問題，但他表示自己對此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認為這個問題無足輕重，圍繞這個問題謠傳太多了。赫魯曉夫說，今天胡志明來找我們談老撾的問題，我讓他去找你們，因為你們對這個問題可能會更感興趣。波匈事件的時候，劉少奇和周恩來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劉少奇同志和我有不同的、有時候會是截然相反的立場。在那些日子裡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觀點。我們的立場變化了，然後達成了協議，圓滿的解決了問題。

　　毛澤東說，我們反對老撾戰爭的升級。劉少奇補充說，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防部長計劃擴大在老撾的鬥爭，胡志明反對這個計劃，反對擴大軍事行動。我們支持胡志明的立場。赫魯曉夫表示同意。

　　赫魯曉夫說，我們不應該擴大在老撾的軍事行動，因為美國人會干預。然後他們就會派兵到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邊界，並採取挑釁行動。他們會駐紮在非常靠近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地方，而我們則遠離那裡。一旦那裡的局勢複雜化，美國人可以迅速鎮壓越南民主共和國，而我們則沒有時間做出反應。我們應建議越南同志不要擴大在老撾的軍事行動。

　　毛澤東說，我們完全同意你們的看法。總的來說，我們不僅反對擴大老撾的軍事行動，而且也反對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我在此再重複一下，1958年8月當我們炮擊金馬等沿海島嶼時，我們確實沒有考慮發動一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爭論的過程中，雙方一度情緒激動，言辭過激，充分暴露了對對方的極度不信任甚至反感。爭論的問題也涉及到兩黨關係以及對馬列主義的認識。赫魯曉夫在討論中印邊界問題時氣憤的說，為什麼你們可以批評我們，老大哥卻不能批評你們。在同尤金同志的一次會談中，你毛澤東同志非常尖銳的批評了蘇共中央，我們接受了批評。而且在中共八大會議上米高揚同志發言的時候，你離開了會場。這是示威的舉動，米高揚同志也可以離開。實際上，我也可以整理提包離開，但我沒有那樣做。當匈牙利事件發生時，周恩來同志來了給我們上了一課。他指責在比薩拉比亞和波羅的海國家問題上指責我們。我們接受了這個批評。結果就是你們可以責備我們，而我們卻不能責備你們。蘇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員回國後說：現在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俗套話，但事實上對蘇共中央的意見都不尊重。難道你們和我們說話不是太傲慢了嗎？

　　對中共中央領導人批評蘇聯實行遷就主義，蘇聯領導人顯得特別激動。赫魯曉夫說，你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你們相信你們自己是正統，這本身就暴露了你們的傲慢。陳毅給我們戴了一頂帽子，還是一頂政治帽子。他有什麼根據這樣做？陳毅說，塔斯社的聲明就是支持印度，就是支持資產階級。

　　對此赫魯曉夫說，你們想讓我們屈服你們，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們也是一個黨，我們有自己的作風。在談到波匈事件時，赫魯曉夫說，你們給我們上了第一堂課，我們聽了，你們現在也必須聽我們的。收回你們的政治譴責，否則就會損害我們兩黨的關係。我們是你們的朋友，說的是真話。我們對任何人從來都不遷就，甚至是對我們的朋友。

　　赫魯曉夫的這些話，又引起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反駁。陳毅說，但是你們也在我們家門口對我們進行政治譴責，說中印關係的惡化和達賴喇嘛的逃跑都是我們的錯。我相信你們這樣做就是遷就。

　　赫魯曉夫說，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我只是提請你們注意一些特定的疏忽，從來沒有在原則問題上對你們進行政治上的譴責。如果你陳毅同志認為我們是遷就，那麼你不要伸手給我，我不會和你握手的。陳毅說，我也不會，我告訴你，我不怕你發火。

　　赫魯曉夫說，你不要用元帥的頭銜在那裡吐唾沫，你也沒有那麼多的唾沫。我們是嚇不倒的。我們處於一種多好的地位啊：一方面，你們說着“以蘇聯為首”的俗套話，另一方面，你們不讓我說一句話。那我們是在談論什麼樣的平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蘇共21大上提出去掉“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問題。我們不想任何黨當頭，所有的共產黨都是平等和獨立的，否則就會處於錯誤的境地。對赫魯曉夫的表述，毛澤東以調和的口氣說，陳毅說的只是特殊性，你不要把它普遍化了。王稼祥也說，這一切都是由於錯誤的翻譯造成的，陳毅沒有把遷就說成是某種主義。

　　就是在這種氣氛中，會談不歡而散。赫魯曉夫10月4日離京回國。

　　三、1959年10月中蘇會談的影響和意義

　　1959年10月中蘇會談的影響是深遠的，對中蘇關係最終走向破裂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中蘇雙方通過會談進一步認識到分歧的嚴重性，但雙方顯然暫時都不願承擔挑起論戰和公開宣布破裂的責任。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反覆強調中蘇分歧“是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另一方面則確定同“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路線方針。中共中央認為，這次會談在除印度支那問題以外的所有問題上，赫魯曉夫都試圖壓中國向美國讓步，以利於他改善蘇美關係，這就使中國不能不加重對赫魯曉夫的對美政策的疑慮。10月4日，毛澤東送走赫魯曉夫後，回顧年堂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主要是討論同赫魯曉夫會談的情況，先由周恩來向全體政治局委員匯報同赫魯曉夫會談的情況。中央政治局委員聽後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對艾森豪威爾抱有幻想，沒有看到美帝國主義的本質。他說艾森豪威爾和我們一樣“熱愛和平”，至少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有修正主義的傾向。

對美國的問題，對印度的問題，他都聽不進我們的話。對於中蘇之間在這些問題上存在的分歧，我們暫時還不同他爭論。會議認為目前應採取團結為重、不搞爭論、冷靜觀察的方針，但要看到國際上出現修正主義思潮。[23]

　　毛澤東在10月14日特別約見安東諾夫談話時表示，我們對赫魯曉夫訪美還是支持的，認為還是有好處的。毛澤東說，上個星期我們會談時，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這是十個指頭中間一個指頭的問題。我們不會同美國打仗，也不會去打台灣，甚至也不會登陸金門、馬祖。但是必要的時候也要鬥爭，以鬥爭求得緩和。美國搞緊張是搞不下去的，國際上大的趨勢還是對我們有利。周恩來11月19日在國務院會議上談到國際形勢時，強調同蘇聯的關係要加強團結，但他強調，為了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性，我們不能不進行必要的鬥爭。同時不要忘記大局，不要忘記九個指頭是一致的，不要忘記以團結為重。[24]劉少奇12月10日同新任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會談時也表示說，中蘇兩黨“在所有原則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是暫時的，而且也是可以解決的。”[25]

　　北京會晤是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會晤，赫魯曉夫懷着不愉快的心情返回蘇聯。蘇聯領導人的這種無可忍受的憤怒，又不適時宜地與當時充溢在蘇聯領導層、國家和社會各階層中的情緒結合起來。赫魯曉夫10月6日在海參崴發表演講，不指名地批評中國像“好鬥的公雞”，熱衷於戰爭。回到莫斯科以後，他10月31日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演講，又不指名地批評中共是“冒險主義”、“不戰不和的托洛茨基主義”。但蘇聯方面也不願承擔中蘇關係破裂的責任，因此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11月11日奉蘇聯政府的指示請求周恩來接見他。契爾沃年科在會見中對周恩來表示：赫魯曉夫訪華時同中共領導人進行的會談表明，中蘇兩黨不存在任何問題。他說：中蘇兩黨“對重大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沒有任何原則分歧。至於一些個別問題，經過雙方討論和充分交換意見，也不存在了。因而，蘇共中央主席團已做出決定，把上次雙方在北京舉行會談的記錄燒毀。赫魯曉夫請我代他向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員致以最熱烈、最衷心的問候。”對契爾沃年科的說法，周恩來說，上次會談的內容，我們也沒有向下傳達。對會談所討論的問題，雙方都說明了各自的看法，我們之間沒有原則分歧。[26]

　　赫魯曉夫12月1日在匈牙利黨的代表大會上提出社會主義各國“必須對表”後，12月4日至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國際形勢和中共的對策，會前，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一個關於國際形勢的講話提綱。[27]他在會上根據這個提綱講話，主要談了對赫魯曉夫和蘇共前途的看。並確定了中共的相應對策。毛澤東說，赫魯曉夫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義者。他的宇宙觀是實用主義，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有大國主義，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對中國極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兩大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中國的共產主義。他怕東歐各黨和世界各共產黨不相信他們而相信我們。赫魯曉夫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繼續向嚴重惡化的方向發展；一種可能性是改變，向好的方向發展。赫魯曉夫如果不改正，幾年後，可能是八年之後他將完全破產。他在和平過渡問題、中印關係問題、對美國看法問題上同我們的分歧還是一個指頭的分歧。這個分歧是不是會擴大到幾個指頭，那還得看。毛澤東特別指出，對表論是反馬列主義的。提出對表論，表示了他們的極大恐慌。[28]因此中共中央領導人在1959年底強調：“我們目前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義，這是最重要的任務。”[29]

　　更為重要的是，蘇聯通過這次會談，對中蘇關係的發展前景判斷更為悲觀，認為中蘇分裂已經不可避免。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們於1954年訪問中國，並與毛進行了幾次會談之後，我對同志們說：”我們與中國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根據毛澤東本人的獨白和當時在我們周圍形成的氣氛，得出這種結論的……而最主要的是，我當時已經感覺到，並對所有同志說了這一點：毛不可能順從那樣的情形，即：其它另外一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共產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在共產主義運動中起領導作用。毛無法忍受這一點。“赫魯曉夫的這種印象在1959年10月同毛澤東會談後更加深刻，他認為”毛澤東挑起中印邊界衝突的目的“，就是”想成為決定我們該做什麼的人“。[30]

　　赫魯曉夫回國後，蘇聯對中共中央政策的分析和批評，突出表現在蘇斯洛夫在1959年12月18日向蘇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題為《有關蘇聯黨和政府代表團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報告》，報告全面而尖銳地批評了中國的內外政策。[31]報告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作風和決策程序提出批評，特別是對毛澤東提出了公開的批評。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在對內對外政策上存在的上述錯誤和缺點，多數情況是由於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造成的。中共中央雖然公開實行集體領導原則，但實際上許多關鍵決策是由個人做出的，通常帶有主觀主義的色彩，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喜歡這一切，根據所有情形判斷，毛確信自己沒有錯誤。這很像我們國家在斯大林晚年時的那種情形。自然，我們無法向中國同志說明這一點，但是，全會應該清楚中國共產黨黨內生活的這一方面。”

　　蘇斯洛夫在報告中對中國外交的基本路線提出尖銳的批評，他強調指出：“聯繫到中國領導人的言論，人們不得不感到驚訝的是：他們是如何理解有關和平共處的列寧主義原則的，他們是否把和平共處視為社會主義陣營外交政策的總路線，他們是不是認為有必要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爭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蘇斯洛夫強調：

“我們正得出這樣的印象，即中國同志在贊同兩種不同制度之間和平共處的原則的同時，他們傾向於認為這個原則僅僅是暫時的策略手段。”對1959年10月中蘇會談中爭論最為激烈的中印邊界問題，報告依然強烈反對中國所採取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強調這樣的方法“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威信在亞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亞洲的地位，增加亞洲許多國家同西方強國、同美國結盟的趨勢，儘管亞洲國家的人民對他們的長期的敵人殖民者有着強烈的仇恨。”同時，蘇聯領導人還無疑把1959年的中印邊界衝突視為中國在赫魯曉夫訪問美國和進行戴維營會談之前“蓄意破壞緊張局勢的緩和”的一個重要證據。1959年12月契爾沃年柯同劉少奇會談時強硬地說，企圖破壞蘇聯的外交政策將會影響到雙方關係的各個方面。[32]

　　蘇斯洛夫報告中的反映的蘇聯領導人對中國內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體現在蘇聯的對外政策和蘇聯對華政策的方方面面。1960年2月初赫魯曉夫在莫斯科舉行的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言論及其隨後對印度的訪問，使得中共中央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的言行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說明他為着要追求跟西方達成妥協，他要遷就西方，要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同時還有另一種企圖，就是要把中國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國不能夠反對他準備對西方做出的讓步。因此中共中央認為，要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對赫魯曉夫的反華也要準備必要的反擊。[33]其結果就是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的發表被俄國學者認為是中共猛烈攻擊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及其“對帝國主義者的綏靖”的開始，是中共對蘇聯人在解釋馬列主義的理論方面的壟斷地位的第一次公開的挑戰。

[34]因此在蘇共中央看來，中共發表三篇文章，“對1957年莫斯科會議宣言中極其重要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批判”，“採取了兄弟黨關係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開分裂的新行動”。[35]蘇聯方面立即做出了反擊，《蘇維埃俄國》1960年6月10日發表文章指出：“現代左傾分子把實現和平共處、停止軍備競賽及加強社會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人民友誼的政策看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國際形勢的任何一點兒惡化都被他們用來證明他們觀點的正確性。”[36]

　　中蘇公開論戰的帷幕由此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