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周圍的高乾子弟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2年11月06日05:44:1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我周圍的高乾子弟 張又普
“高乾子弟”這個詞,現在不常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紅二代”、“官二代”一類的時尚詞彙。但是在文革時期,這是一個讓人望而生畏、聞之色變的稱謂,指的是文革以前在中共體制中位居十三級以上的黨政幹部的子女,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就是以他們為主體的。(“紅二代”們自己認為八級以上才算高幹。) 我五十年代出生於一個平民家庭,少年時所接觸過的人里,很少有高乾子弟的身影,只是經常能聽到社會上對高乾子弟的許多負面傳言,他們給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文革災難結束後,隨着年齡的增長和生活范圍的不斷擴大,我遇到過的高乾子弟逐漸多了起來,發現其實這些人也都是普通的一群人,也是千人千面、良莠不齊,不可一概而論。由於父母的高幹地位,他們自幼便有一種傲視平民的優越感,從而導致了他們的一些與眾不同的另類特點。然而這些高乾子弟們成年後進入社會,也不得不與平民子弟一樣,接受大浪淘沙般的社會選擇,服從優勝劣敗的自然規律。這里,我想選擇其中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四個人,與大家聊一聊。為尊重隱私,文中人物皆隱去真名,對事不對人,務請看官理解。 人物1:S工友 1973年4月至1978年3月,我在某省汽車運輸隊保修廠里工作,是一位基層的工人。S與我一起工作,是我的工友之一。我們廠數百員工當中,只有他一人是高乾子弟,也是我結識過的第一位高乾子弟,他父親是某軍醫大學某部門的政委,1965年取消軍銜制之前,就已經是少校或中校級別了。雖然現在看起來這個級別好像並不算太高,但那個時期,卻已經算是十足的高幹了。S工友為自己的父親而極感自豪,開口閉口都是:“我父親當年鬧革命的時候”如何如何。在我們工廠里,雖然S工友的地位與我們相同,都是最基層的二級工人,但與他交談時,他總有一種高人一等的氣勢。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是我們工廠唯一的投考並被錄取的人。在我離開工廠之前,S工友忽然失去了那往常的高傲,第一次用恭謙的口吻與我說話,以至於我一時間很不適應。S工友對於我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努力自學,表示了尊重和敬佩,嘆息自己以往坐吃父輩老本,目空一切,玩世不恭,以至於今日痛失上大學的機會。他說,他在父親的教誨之下,現在明白了,人生當中唯一可靠的“老本”,絕非父母的官位,而是自己個人的努力。S工友後來開始從電視上學習初中的課程,刻苦鑽研技術,提升業務能力,並且最終爭取到了上學深造的機會。那時留在廠里的青年工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同齡人,平均文化水平是小學畢業,對於國家恢復高考之類的事情,不是妄自菲薄,便是望洋興嘆,只有S工友一人產生了奮發圖強、努力學習的想法並且付諸實施。由此我也相信,在高乾子弟這個群體中,S工友一定不會只是個別現象。 人物2:楊班長 我上小學時看過一本書“王若飛在獄中”,作者之一是楊植霖,記得那時他的職務是中共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兼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對我來說,楊植霖是一位遠在天邊的大人物。1978年3月至1982年2月,我在西北大學計算機系上學,很意外地發現,我們班的班長就是楊植霖的兒子。楊班長年長我幾歲,多才多藝,待人謙和、熱情,做事穩健、成熟,很有當領導的才華,我們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學習了四年。眾望所歸,楊班長是班裡自然形成的領導。他很擅長處理人際關係,與人稍微打幾次交道就能知道對方的興趣愛好和優點缺點,分配工作時總能讓人感到恰如其分,高興愉悅。以我自己為例,他發現我是一個“書呆子”,於是,班裡各種與學習有關的事情就都安排我來做,我很願意干,而且總能把工作幹得很有起色。楊班長的出現,改變了我以往對高乾子弟的偏見,高乾子弟們的家庭環境影響,往往使得他們很早就具備了組織能力和領導才幹,具備了成為未來棟梁之材的潛能。 大學畢業時,或許是高乾子弟的緣故,他直接進入了某部門去搞行政工作,我覺得很合適,他有當領導的才華,有高幹家庭的環境和人際關係的背景,還有計算機科學的大學文憑,今後定會是如魚得水,扶搖直上,甚至日後他如果當上國務院副總理,我都不會感到意外。不過現實非常殘酷,黨內競爭激烈,他後來好像也不順利。仕途沉浮,變幻莫測,前幾年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篇對他的介紹,他在黨內的地位仍然不高,與父親的顯赫官位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 人物3:Y同學 Y同學比我小几歲,自幼生長在北京高幹大院裡,盡享優渥物質生活,從小就在最好的學校上學,但卻學習成績平平。1977年恢復高考,Y同學努力奮鬥了兩年,均名落孫山,只有把希望寄托在高乾子弟的特權上了。Y同學的父親早年間是一位馬來西亞的華僑,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Y父回國參加抗日,此後在共產黨內一路升遷,官至國務院某部副部長。1979年,一位新加坡富商打算承包中國政府的一項大型工程,中國政府就派遣代表團訪問新加坡商談,Y父就是代表團的團長。這位富商很精明,事先在馬來西亞找到了一位Y父當年的中學同學,拉其入伙。談判開始後,Y父意外地發現對方團隊中的這位自己當年的好朋友,這使得商業談判不僅友好、和諧、順利成功,而且還增添了一分私人情誼。1980年,Y父的馬來西亞朋友,以自己個人的名義,出錢、出力,把Y同學送到了美國去留學。 Y同學到美國後,眼界大開,生活大變,他一邊打工掙錢,一邊努力學習英語,准備圓自己未能在中國實現的大學夢。數年之後,Y同學果然如願畢業於美國某大學的計算機系,並在美國一家大公司的計算機部門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在公司里,他倍受重用,待遇豐厚,使全家人都過上了殷實穩定的美滿生活。 1989年春夏之際,中國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時在美國的留學生們潮水般地湧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即使一些平日受大使館掌控的學生會的首領們,也都是保持沉默,一言不發,既沒有表示支持,也沒有表示反對。唯有Y同學與眾不同,表現特殊。由於某些機緣,Y同學一家人多年以來就是中國駐美國的某領事館里的常客,常常可以從總領事那裡獲得一些特殊關照和內部情報。流血鎮壓發生後,Y同學頻繁出沒於各個場合,反覆宣揚,堅決支持軍隊出動坦克車和機關槍鎮壓學生。當時我人還在日本,從在美的留學生同學的來信中得知,Y同學的理念是,這些學生竟然敢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是“罪該應得,死有餘辜”。對民主運動仇視到如此這般的地步,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結識的人士中,公開支持血腥鎮壓的人,只有Y同學一人,也不知是否與他的高乾子弟身份及特殊留學背景有關。 人物4:王同學 王同學是我的鄰居,比我小几歲,自幼生長在北京高幹大院裡。我們在一起聊天時常常愛聊一些自己的童年趣事,他對我說,他童年時常常與父母親去一間特殊商店購物,商店不大,顧客不多,一般老百姓禁止入內,外面沒有的商品,裡面應有盡有,商店裡也常見有李先念、鄧小平、陳毅等顯赫人物的出入,王同學常常與這些人的子女們在一起玩耍,回憶起來津津有味。如此童年趣事,使我大出意外,不由自主地問了他一個問題:你父親是幹什麼工作的?叫什麼名字?級別這麼高,竟然能隨意進入副總理級別的特供商店! 1989年,王同學在美國D市上學,他思維獨立,並見解深刻,為人謙和,且有領導才華,是華人學生圈內自然形成的領導。1989年春末,他多次組織中國留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民主運動,並從D市市民手中籌措了大批捐款。1989年5月,王同學身帶重金,隻身一人返回北京,他安排廣場附近的飯店老闆們,每天運送大批食品到廣場,讓學生們免費取用,所有費用都由他一人支付。 鎮壓之後,王同學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他母親驚聞此訊,來到鄧小平家中大發脾氣,鄧小平只得下令釋放,讓王同學出獄回家,並返回美國,繼續自己的學業。 王同學畢業後則就業、移民、娶妻、生子、入美國籍,買房子、過日子,後來成了我的鄰居。在我結識的高乾子女中,王同學的父輩是級別最高的一位。不過,他的父母雖然身居高位,還得到過鄧小平的幫助,但作為高乾子弟的他自己,卻是一位信奉普世價值,崇仰自由民主的人士,是一位反對共產主義專制的人士,深得來自華人圈的廣泛贊譽。他常常就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發表精闢論述,讓我增長了不少知識,眼界大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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