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騙局和中國的造假大潮——從歷史走向現代

假作真時真亦假。—— 曹雪芹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導致物質上的造假。從說假話，到辦假事，再到造假貨，一脈相承。……一個社會如果真假難分，必然善惡不辨、必然是非溷淆。—— 作者

　　造假，並非某一個社會特有的現象。幾乎有人的地方都會有造假的現象，比如謊報收入從而少納稅，多報利潤以美化自己的經營業績，甚至製造假的貨幣、假的信用卡，多種多樣，不一而足。

　　在西方這麼多年，我見識過形形色色的造假行為。但是所有這些造假，和中國的造假比起來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中國社會中的造假如果不是空前絕後，那麼也是登峰造極了。我不知道這問題是起自近代，還是古已有之，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近代中國的造假更加普遍和更加嚴重。

　　造假的動機和原因可以是多樣的，但是如下應該是主要的：

　　好大喜功，粉飾面子，追求虛榮，從而胡編亂造，誇大政績，無中生有；

　　一本萬利，為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不擇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亂真；

　　指鹿為馬，濫用權力，迫使下級按照自己的意思胡說八道，顛倒黑白；

　　逢迎拍馬，出於利益，迎合權勢，迫於權勢，為個人的生存或者發達阿諛奉承。

　　但是，僅僅是這些動機和原因還不能使得造假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造假的普遍化需要有更多的條件，比如：

　　法律的缺失——社會對造假缺乏懲罰，從而使得造假實際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可能受到的懲罰。

　　道德的淪喪——也就是整個社會都形成了這樣的道德準則，認為造假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從而滔滔的造假洪流成了社會時尚，心理障礙一旦消失，造假也就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情。

　　習慣的養成——法律無法約束，道德不予譴責，造假自會生根發芽，通行無阻，最後變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從語言，到思維，到行動，都不得不假了。

　 　造假帶來的好處和求真帶來的害處，這兩者給所有的國人以誘惑和脅迫，使得他們不得不在造假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國人自己很明白，在中國的歷史上有誰是由於 說真話而把官位坐穩了？絕無僅有，鳳毛麟角；有多少是靠說假話辦假事飛黃騰達的？那麼就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有多少是由於說真話而斷送仕途，甚至丟掉性命 的？舉不勝舉；有多少是由於說假話而受到嚴懲的？少而又少。這樣巨大的反差直接告訴普通的國人一個放之華夏而皆準的道理：說真話，沒有好處，不僅會身敗名 裂，還可能家破人亡；說假話，才有好處，才能升官發財，還可能雞犬升天。

　　中國歷史上的敢於直言的高官，也許有那麼幾個，但就 是這些鳳毛麟角的仁人志士，也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輕者發配荒野，重者家破人亡。倖存下來的也只能在“江湖之遠”擔憂“廟堂之高”。我想起于謙的《石 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只等閒，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詩如其人，于謙一生，光明磊落，高風亮節，卻最終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 其遭遇令人感慨。於是在華夏歷史上，這樣的人和事，就如同絕唱，已經永遠逝去，他們的餘音也早已淹沒於世間蠅營狗苟的嘈雜之中。

　　在這樣的歷史積澱下，造假在華夏就不得不如火如荼，規模越來越大，動機越來越廣泛，參與者越來越普及：小到蠅頭小利，大到社會民生，都可以造假；低到市井商販，高到達官顯貴，都可以成為造假者。

　 　造假在中國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和深刻的道德問題，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看到在中國甚至食品和藥品都可以造假。這在西方是極其罕見的，至少我在西 方這麼多年，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事情。這是一個道德底線的問題。在西方，有騙子，有強盜，甚至有殺人放火的。但是用假食品謀利的卻聞所未聞，更不要說是用 可以致病甚至致死的原料或添加劑製造的假食品謀利。

　　假名牌、假文憑、假證書、假發票、假履歷、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藥、如此等等，林林種種，不勝枚舉。對於盜版光盤和盜版書我就不說了，這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認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嚴重的問題是中國人對於造假的普遍認同感，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擔憂。甚至包括本應是社會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比如中國人辦海外移 民時很大一部分會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這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國使領館都已知曉，但是也沒有什麼辦法。在中國沒有哪個機構可以避免造假，公證 也好，認證也罷，在造假的洶湧澎湃的大潮衝擊下都只能隨波逐流，甚至還不時興風作浪。

　　在中國，造假勢力在廣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勐，遠遠不是別的國家可以比擬的，如此規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諱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只有在精神上對於造假具有充分的準備，完全沒有犯罪感，才有可能為廣泛的造假掃平障礙、鋪平道路，從而讓造假從精神走向物質。

　 　造假一定是從說假話開始的。在不斷的人為折騰中、壓力下，有誰不說假話可以過關？在座談會和批判會上，每個人都在說假話，說違心的話，每個人也都知道別 人在說假話，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自己照說不誤。甚至說得激情四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那份說假話的“真情”，着實可以感動那些不明白這些造假風氣和習俗 的人。那些批判文章和心得體會有一點點是真的嗎？絕無僅有。報紙上的白紙黑字不也如此嗎？於是說假話蔚然成風。

　　人人都知道是 假的，卻人人都效彷。一來是不得不這樣做，只有這樣做了才可以比較安全；再者是從心裡願意這樣做，因為這樣做了才會有好處。這是一個培養撒謊的環境，於是 星火燎原，漸漸蔚然成風。最後，說假話就成了一種習慣，即便到了其實說真話也不會傷害到自己的時候，還是假話連篇。很多國人說假話就如同巴甫洛夫證明的條 件反射理論，本來說假話是重壓迫使和利益引誘下不得已而為之，但一旦形成條件反射後就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只要讓他說話，哪怕沒有危險，也假話連篇。就如同 巴甫洛夫實驗中的狗，最後只要鈴聲一響，哪怕並沒有食物，也立即垂涎叄尺。

　　這樣的全民說假話，為全民造假掃清了道路。這是造 假的第一步，接下來就是第二步，辦假事。辦假事通常是應付上級或者民眾，當然更重要的是上級。搞什麼形象工程，虛報產量，誇大政績，欺上瞞下，從而得到升 遷，至少不丟烏紗帽。至於是否會給社會和民眾帶來利益，絕不在他們關心之列。我自己就經歷了許多這樣的事情，比如“農業學大寨”時候的各種各樣的工程，絕 少有造福於民的，幾乎都勞民傷財，只是為了層層應付，讓上級開心了，目的就達到了。風頭一過，工程就可以收攤了。不求實效，但求壯觀；無意造福民眾，只求 取悅上司。

　　接着，就會有更多的人羨慕造假。很多人告誡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聰明人”學習。在中國，這些“聰明人”就 是那些熘須拍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見了人說人話，見了鬼說鬼話的人。很多人羨慕他們的“功夫”，靠說假話辦假事受到了上面的青睞，從而給他們自己帶 來了很多的好處，甚至雞犬升天。於是這些人就成為了全體民眾和整個民族學習的榜樣。榜樣的力量不可小視，於是造假運動後繼有人，越發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導致物質上的造假。既然說假話、辦假事已經摧毀了道德底線和心理障礙，那麼造假貨就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從說假話，到辦假事， 再到造假貨，一脈相承。一個鼓勵和迫使人們說假話的社會必定導致人們辦假事，從而導致人們造假貨。同理，一個事事求真鄙視虛假的社會，絕不會容忍說假話或 者辦假事，從而不會出現造假貨。

　　可以肯定地說，中華民族的造假絕不始於近代，絕非今天才有。中國歷史上許多朝代都在逼迫和引 誘人民說假話，官員辦假事。古代就有文字獄的傳統，到了近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人民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為說真話付出代價。“指鹿為馬”也許是比較早 的一種典型，只是不能肯定在秦朝這樣的現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個皇上自己都在異想天開長生不老，從而對假藥夢寐以求的時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 自己相信假藥、假現實和假來世，同時迫使大臣說假話、辦假事、造假貨，進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員，官員迫使底層民眾，於是一個造假運動就這樣自上而下開始普及 和深入了。迫使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造假的登峰造極者應該是清朝。為了鞏固其統治，防範異族心存不滿，清朝把文字獄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這迫使整個 社會和人民說假話、辦假事。人們通過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說假話的習慣，大概在那時登峰造極，至今方興未艾，可能還有繼往開來之勢。

　 　如果說迫於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還情有可原，那麼好大喜功而主動造假就絕難容忍。令人遺憾的是，這在中國同樣源遠流長、蔚為風潮。鄭和下西洋就是一例。 2005年據說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到處剪彩開會，好不熱鬧，影響之大，甚至波及西方。這波及西方的不是鄭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對於其紀念的“轟轟烈 烈”。甚至一些說法更甚，宣稱北美也是鄭和發現的，還有海圖引以為證，當然後來被證明是一個騙局。

　　關於鄭和下西洋，常見的說 法是這樣的：在公元十五世紀初葉，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監鄭和率領龐大船隊前後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後一次出航在1433年），訪問了叄十 幾個國家和地區，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國與亞非人民的友好關係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往往還會強調：“鄭和所到之處，中國以先進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 產品，是平等自願的交易，這完全不同於後來到東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為交易、實為坑蒙拐騙燒殺搶掠的海盜行為。”於是，鄭和儼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誼的典範， 在貶低別人、溢美自己之間，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輝形象”。其中當然也少不了吹噓寶船的宏偉、中國造船技術的發達，大大滿足了虛榮心，又為爭當代第叄世界領 袖找到了歷史根據。

　　鄭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繪成了和平的使命，國與國之間友好與和睦相處的典範。這樣一來，鄭和下西洋的動機似 乎不是從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發的，而是從中國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發的。如此“古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產生對這樣的紀念活動動機的懷疑，從而對 整個歷史事件的懷疑。那麼鄭和下西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史書上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記載，是類似活動中資料 最少也最模煳的。民間傳聞沸沸揚揚，這應歸功於晚明萬曆年間羅懋登的長篇小說《叄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巨大影響，以及東南亞華僑為紀念漂洋過海的先祖 而對鄭和事跡的諸多傳說。但翻檢可靠文獻，卻寥寥無幾，其主要原因據說是明代一切關於鄭和航海的官方檔桉早已被毀。有說是明代禁海派官員的鼠目寸光，有說 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為之，總之其結果就是我們只能從一些殘缺不全的記載中了解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證據”居然就是羅懋登的長篇小說，而羅懋登在“鄭 和下西洋”100年後才出生，並且既無科學工程訓練，亦無考古歷史背景。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難解的謎。先 從鄭和的船說起吧！按照《明史》記載，鄭和的寶船的尺寸是長44.4丈，寬18丈，以明尺為0．317米計，折合長寬約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說成 是151.18米和61.6米）。明鈔說集本《瀛涯勝覽》、顧起元《客座贅語》、及鄭和家譜的記載與之相同，似無疑問。

　　按照最近國人製作的模型，鄭和的寶船就是（圖11－1）中的樣子。按照這樣一個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僅僅為6米，這是很淺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為65％，（按照這樣的一個模型，這個方模比應該是比較接近的），那麼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噸！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噸的船嗎？而且那是沒有鋼結構，全部都是木頭做的。曾幾何時，在“文革”時號稱中國第一艘萬噸輪的研製和建造成功被宣傳得家 喻戶曉，媒體文件鋪天蓋地，還拍了一部堪稱紅色經典的電影《戰船台》，歡呼這“開天闢地”的“偉大創舉”和“偉大勝利”。那麼在明朝就用木頭建造成功的叄 萬噸巨輪又如何宣傳呢？究竟是“文革”的萬噸輪是經過了560年以後從明朝的叄萬噸退化到了文革時的一萬噸的退化了和縮水了的鄭和大船，還是明朝的造船術 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噓的偉業的叄倍？這是怎樣的黑色幽默？

　　少數人的造假本身已經十分惡劣，而廣大民眾對於造假的讚賞、默認和縱容則更為嚴重。前者是個別人對於社會的犯罪，而後者是整個社會對於前者的肯定，從而是整個社會的蓄意的造假。

　 　近來發現，建造鄭和船隻的船塢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長江，考證為明朝為造船在長江邊人工開挖的長方形大塘，在它與長江交匯處建有一個人工水閘。造船的工人 們在作塘里搭起台架，在上面建造船隻，船造好後，趁着江水漲潮的機會打開水閘，讓江水進入作塘，將船浮起，這樣船隻就能漂入長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 簡稱六作（圖11－2）。這就是六作今天的樣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發掘中，就是在這個深度發現了明代搭造寶船台架的木樁和“地龍”（即橫亙水底 的巨型木料）。”這就證實了明代的6號作塘就是這個深度，不超過6米。據考察，位於六作東面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叄作的深度都是一樣 的。所以造船專家的結論是，這裡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現在國人的“復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鄭和寶船”，當時根本就沒有建造的地 方，因此寶船只能是平底船（沙船型）。

　　一些比較嚴肅的研究表明，鄭和的平底寶船根本經不起風浪，即便將其吃水算作實際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穩度消失角”也只有48°。這樣的性能，就是不算其它的問題，也絕不可能經得起台灣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風浪。

　　而且，明永樂年間，朱棣施政辦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當時最大的木結構建築，其大小也不過寬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寶船上僅船樓的面積和高度就大大超過了它，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專制社會裡根本不可能容忍這樣的事。

　 　現代的航海理論和實踐都表明，遠洋航行必須是尖底船。只有尖底船才經得起風浪，原因之一是因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線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體，這部分船體不 受表面風浪的影響，在水線以上的船體受到風浪影響時，水線以下的船體產生的力矩可以抵抗這些影響，從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穩定。而平底船沒有這樣的特點，因此 經不起風浪。這也就是為什麼遠洋船隻都是尖底的，這也就是現在把鄭和的船模型“復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於六作的挖掘數據否決了尖底船的可能， 有的人又只好說其實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經得起風浪的。這樣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幾乎受到了國人萬眾一心的擁護。

　　事情 還沒有就此打住，按照“史書”記載，鄭和船隊是由240艘海船組成的聯合艦隊，船隊的主體船舶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萬噸的寶船，外加馬船、糧船、坐船、和 戰船等五類。按照現代的說法就是旗艦、戰船、補給船、交通船等。鄭和迷們總結道，大型寶船載員1000人以上，整個艦隊二萬餘人，這不是探險隊，而是航母 戰鬥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話再編造一些飛機出來。

　　如下表格是我綜合了有代表性的兩個“重量級”鄭和研究權威的幾個表格而 成。他們毫不掩飾地聲稱：“對鄭和船隊描述比較具體，並為廣泛引用的資料，是明代羅懋登的小說《叄保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也正是他們的數據來源。表 格中吃水是他們猜測的，而排水量是他們按照這些數據計算的。不知為什麼其中寶船沒有給出排水量，也許他們也意識到3萬噸巨輪有點過頭了，因此不寫為妙？但 是表中那組成鄭和船隊的700艘萬噸輪（1.5萬噸），也足以讓還有一點自知之明的人無地自容了吧？

　　序號 船名 數量 長（丈） 寬（丈） 吃水（米） 排水量（噸）

　　1 寶船 36 44.4 18 8 　

　　2 戰船 180 18 6.8 4 1,703

　　3 坐船 300 24 9.4 5 4,033

　　4 馬船 700 37 15 7.6 14,586

　　5 糧船 240 28 12 6 7,081

　　表11－1，兩個鄭和研究重量級人物的論文所引用的數據和研究成果。

　 　細心的讀者如果按照這兩個“權威”的研究數據計算一下其“引經據典”和津津樂道的鄭和船隊的艦隻總數和總噸位，便會大吃一驚：艦隻總數1400余艘，總 噸位1400萬噸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務運動時中國海軍的總噸位才4萬噸，今天中國海軍的總噸位也不到200萬噸，就是現在美國海軍的艦隻數量也只有 435艘，總噸位也才800萬噸。鄭和船隊的總噸位超過了現在美國海軍的總噸位將近一倍！這可是出自兩位“學者”和“權威”的研究，一個是海外交通史博物 館館長、研究員；另一個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古船模型研製中心主任、教授。應該說，這些荒唐可笑的結果絕不僅出於這兩個“權威”，實際上，各種各樣的“鄭和 研討會”上幾乎聽不到質疑的聲音，只有上上下下隨聲附和搖旗吶喊，因此，這些荒唐是一個舉國上下的夢囈，詮釋着一個民族整體對造假的縱容和欣賞。

　 　當然，正是這樣的數據才使得一些國人感到亢奮，從而在感情上很願意相信。這是一個多麼令中華民族“自豪”的“偉大創舉”啊？首先，我們比西方的大航海時 代早了半個多世紀，而且，我們的船和艦隊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這是真的，那就給咱中華民族掙足了“面子”，因此，這必須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須是 真的。正是在這樣的心理作祟下，鄭和的偉大航海和其寶船艦隊粉墨登場了。由於鄭和航海的路線並非如達迦馬、哥倫布和麥哲倫那樣是首創，而實際上在1200 年以前，也就是在鄭和以前數百年，就已經為人所知，並且鄭和又是基本上沿着海岸線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東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麼創舉。正因如此，吹噓海 船的巨大和編制的龐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則無以弘揚中國的偉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鄭和的寶船和艦隊不是用技術造出來的，而是用瞎話編 出來的，是用牛皮吹出來的。

　　鄭和寶船和艦隊的瞎話之所以流傳甚廣，正在於有人願意編，有人熱情說，有人樂意信。鄭和寶船的尺 寸和艦隊的規模“凸顯”出當時中國“舉世無雙”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術，這正可以用來提高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天朝風範、上國姿儀、古中國的光榮與夢想…… 都在這樣的囈語中得到了升華。

　　鄭和研究始自一百年前，當時的中國在歐洲人的堅船利炮下不堪一擊，也許太需要一段輝煌歷史來支 撐國人破碎的自尊心了，嚴格地說是面子。於是，“發現”自己的老祖宗原來在航海上也遠遠領先過來自海上的“侵略者”，的確很能振奮人心。學術研究一旦有了 政治需求、關繫到民族面子，便不可避免地取材考證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以求迎合上上下下的心理。即便是像梁啓超這樣的有識之士，也無法直面歷史事實，而任 憑其感情所誤導，為了“民族大義”而領銜了“鄭和下西洋”的造假運動。時至今日，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間，居然連鄭和發現美洲、澳洲，甚至環航世 界這樣的謊言都有廣大市場，令很多國人為之振奮。

　　審視國人對這個造假的普遍熱情便可知華夏在近代“假大空”星火燎原長盛不衰 的原因了。如果僅僅是普通百姓對此隨聲附和，那還情有可原，畢竟無知總是可以作為過失的遮羞布。但是那些貴為高知學者對造假不僅不予質疑，而且興風作浪， 這就絕難用無知來解釋了。他們為了利益和面子喪失了判斷能力並踐踏了道德準則。

　　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鄭和下西洋的寶船尺寸記 錄在官方正史《明史》中，這是二十四史中質量較高的一部。難道官方認可的記載也會瞎編麼？遺憾的是，的確如此。中國史官對於數字一向漫不經心，誇大其詞幾 乎成了傳統。八百、十萬，這些數字基本並非確指，而是形容奇多或奇少。翻閱青史，俯拾皆是的號稱百萬大軍往往最多二叄十萬，乃至幾萬，幾乎每場規模較大的 會戰專家們都得皓首窮經地去考證，名與實之間究竟有多大差距。而民間為了褒獎英雄，更是不免隨意附會誇大。諸葛亮呼風喚雨，樊梨花翻江倒海，以訛傳訛，算 作豆棚閒話尚可，當作史實斷然不行。有關專家為了證明鄭和寶船之存在，甚至引《叄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樣的小說為證，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不管這記載到底出於何處，朝廷正史也好，民間野史也罷，對於中國的文字記載，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們應該心知肚明。華夏不少歷史記載的真實性大可懷疑， 不必回顧很遠，看看非常近代的歷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獻是多麼不可信。中國當時的權威文獻記錄：1958年，水稻單季畝產達到13萬多斤，紅薯單季畝產達到 113萬多斤。言之鑿鑿信誓旦旦宣稱：“在一畝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獲得畝產十叄萬零四百叄十四斤十兩四錢。”這精確度勝於鄭和的記錄吧？現在應該知道我 們的文字記載有多麼可靠了吧？這樣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鄭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遠，很可能會被作為中華民族的又一個“偉大創舉”而舉世聞名。600年後世 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單季畝產10萬斤，到了那時，國人一翻中國文獻，“發現”了就如同華夏近代“發現”鄭和下西洋一樣的“輝煌”，於是一陣驚喜：哈！我 們在20世紀50年代就超過了水稻單季畝產10萬斤，偉大的我們，總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編造瞎話和相信瞎話是瞎話得以 弘傳的充分必要條件。編造瞎話的和相信瞎話的人絕不願意瞎話被戳穿，但又無法自圓其說，只好編出更多的瞎話來彌補最初那個瞎話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個瞎話 鏈和瞎話市場。於是編造瞎話就成了一個有市場需求和可持續的職業，在今天的中國，此職業方興未艾，從業者似乎絕無失業的擔憂。

　 　瞎話總是可以隨便編的，但是當瞎話被質疑時就觸到了一些人的痛處。對於造假者來說，最令他們恐懼的敵人就是科學。科學對於真偽的判別的一個標準就是其可 再現性。如果是真的，那麼給予同樣的條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現的。我們可以按照當時的工業水平和建築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這些船隻，以此來證明當時的確 有可能建造這些船隻並可以下海經得起馬六甲海峽的風浪的。其實造假者心裡很明白，這樣的再現是不可能的，因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開始有些人為了複製鄭和寶船，弄得轟轟烈烈，終於在竭盡全力之後認定可以造出1500噸的“木船”，木料要從馬來西亞進口才能合乎標準，其中金 屬的使用也不在少數，現代技術也都用上了。一個參與者驕傲地說，一根釘子就超過了2.5米。然後申明，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舉國支持之下如此 折騰，也只能造出1500噸的“木船”，只有所吹噓的鄭和寶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們還有理由相信當時鄭和的寶船存在過嗎？

　 　同樣值得質疑的是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明朝在中國是一個相對弱的朝代，這樣規模宏大的遠洋航行到底始於什麼動機？這今天仍然是一個迷。我們也許不知道 其目的是什麼，但還是可以邏輯地推斷其目的不是什麼。首先，其目的無關商業，因為其沒有任何真正的商業作為；其次，其目的也無關探險，因為那些航線在鄭和 以前都已經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無關宗教，因為皇帝本人並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也沒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東非。

　　更荒唐 的說法是去找太子、剿叛將。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些決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懷疑。那個時候到東非去找太子、剿叛軍，和現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蹤者和消滅恐怖分子 一樣荒唐。因此，最後我們基本上可以判定這至多是一個“政治娛樂”項目或者“面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錢揮霍，宣傳皇恩浩蕩，招引萬國來朝。那時永 樂帝叔奪侄位，被視為僭主，海內人心浮動，也許需要藉助這樣的娛樂和宣傳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樹立自己的形象——“海內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還可以來一個 “天涯若比鄰”麼。

　　於是就有了聲名赫赫的叄寶太監下西洋，沿着別人早已經開闢的航線，幾乎就是沿着海岸線，到東非去兜了一 圈。由於是沿着別人開闢的航線，又是沿着海岸線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沒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鄭和“粉絲”不必抱怨世界其它國家不把鄭和下西洋當作一回 事，更不用說當作一個航海的大事件，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一個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達了那些東非的地方，都不會給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話編 造的“航空母艦”和超級艦隊卻是一個劃時代造假的極好證據。

　　如果說《西洋記》還只是技術上的造假，那麼對鄭和下西洋的歌頌就 是道德上的淪喪。退一萬步講，假定當時真的可以造出700艘萬噸輪，那麼鄭和船隊的遠航意義是什麼？鄭和之前數百年，《西洋記》記載的鄭和航線就已經存 在。既然用比較小的船隻進行遠距離航海是可行的，就如同北歐的維爾京人以及其他海洋民族在鄭和以前所證明的，那麼如此龐大的鄭和船隊根本就是勞民傷財。這 個對國民毫無意義的遠航和秦始皇的地下陵寢如出一轍，是對人民利益的剝奪，是對道德準則的踐踏。當時的虛無縹緲，被隨後的《西洋記》變成了“神話”，被後 世的國人頂禮膜拜熱烈歌頌。在華夏，只要把皇恩浩蕩渲染得轟轟烈烈，那麼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就可視為糞土。如果說後世國人對這些瞎話的相信還可以解釋為不諳 科學技術，那麼他們對這些造假的讚頌和喝彩只能被認為徹底踐踏了以人為本的道德準則。無疑，他們也是受害者，但是他們對於從造假中獲得好處的期待，遠遠超 過他們對過去造假中受到傷害的記憶。他們的整體性格，就是中國造假的土壤和基礎，甚至始作俑者。

　　於是值得關注和擔憂的是，這 樣一個當時官方都諱莫如深難以啟齒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視為勞民傷財的舉動，到了600年後今天的中國，卻被賦予了嶄新的時代意義。整個“600周年” 的紀念活動搞得沸沸揚揚，當然還不僅僅在這些整數的年份，整個中國的近代歷史，都在期望這個“下西洋”的壯舉給予中國人以面子和亢奮。鄭和的光輝形象甚至 出現在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一個太監在他的皇上英明領導下，不惜勞民傷財，給遠在天涯的“蕞爾小國”送去了皇恩浩蕩。翻譯成現代的華夏“八 股”就是：鄭和作為偉大的和平使者，給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國人民和亞非人民的友誼。不僅如此，太監和皇上還越過了600年的時空隧道，給當今 世界送來了和平的信息。於是明朝這樣一個小朝廷儼然按照現代的標準成了國際關係的典範。一個殘酷地壓榨自己的人民並且不給自己人民任何權利的朝廷，居然可 以是國際的友好使者嗎？

　　請記住這條永不過時的定律：一個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絕無可能善待鄰居！

　　 600年前的造假在今天產生了如此震耳欲聾的回音和共鳴，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這簡直是對我們自己的諷刺，對我們智力的侮辱和對我們良知的踐踏。明朝的皇帝 和太監拿當時納稅人的錢揮霍的荒唐，加上後世人的造假，在今天被賦予如此嶄新的時代意義，渲染得如此冠冕堂皇。此等殊榮，當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對於造假給 予如此褒獎和厚愛，不能不使造假之廟香火不斷，香客如雲。

　　原始記載的模煳不清，解讀文獻的曲意附和，迎合上意的舊史新說，再 加廣大受眾的添油加醋，由此共同製造出的鄭和神話，可謂中國造假桉的典型範例。這樣千瘡百孔的瞎話和荒唐，居然有這麼多的人來附和與維護，不禁讓人感嘆華 夏造假的人文基礎之好。如果愛國主義要靠造假來支持，無疑是對華夏自己的辛辣諷刺；如果民族尊嚴要靠造假來提升，那必定是一條既喪失尊嚴也得不到面子的不 歸路。

　　不少中國的歷史編纂，只有利益原則，而沒有正義原則。歷史的記錄已經不是史實，而是按照編纂者利益改編的演義。清朝重 修的歷史，使得中國的歷史已經無法辯明真偽。滿清修史的最大害處是篡改，而不是簡單刪除。導致了有史無實。這是滿清對於造假的繼往開來之舉，可謂空前，遺 憾的是沒有絕後。歷史學家吳晗曾言：“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可見其危害之烈。而敢於正視歷史的學者，在中國的社會中卻難以找到一席之 地，甚至死無葬身之地。

　　按照今天的需要去重新描繪歷史事件甚至編造歷史事件，這是在中國屢見不鮮的做法。曾記否文革時期的那 些重新填詞的歷史歌曲。是的，把歷史歌曲重新填詞。這還是歷史歌曲嗎？但是，那時這些歌曲唱遍了神州大地。當時每個人都會唱重新填詞的“歷史歌曲”，但是 對其真正的歷史歌詞卻一無所知。歌詞可以重填，那麼史實當然可以重寫。於是，有的“歷史”從頭到尾連一句真話也沒有。

　　我當時 還是一個小孩子，但也覺得把歷史歌曲重新填詞就不再是歷史歌曲了。我不知道從哪裡翻到了真正的歷史歌曲《畢業歌》的歌詞，發現居然和重新填的詞大相徑庭。 記得當時我就有這樣的疑問：如此隨意改寫原詞是可以的嗎？我相信，很多人必然從這一事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需要，就可以隨意編造。”這樣的造假以及 那些更加嚴重的造假必然給絕大多數中國人造成長久和深刻的心理影響。這也是中國人不覺得造假是一種罪惡的原因之一。

　　知識界的學術造假更加令人擔憂。本來這是精神領域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如果這也造假，那麼就沒有什麼可以不假了。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就說明了中國的不少文人是按照朝廷的意志杜撰歷史的。不幸的是，這樣的文人在中國自古至今俯拾皆是。近代的文人如此，古代的文人 也如此。因此也就有“御用文人”這樣的專用名詞。郭沫若的《甲申叄百年祭》是另外一個典型。如果說《甲申叄百年祭》只是塗抹歷史為當時的政治進行服務和宣 傳，因此還只是一個學術上的污點，在道德上尚有可以解釋的理由，那麼，《李白和杜甫》就是一個背叛自己的信仰，出賣自己的靈魂，以便獲取地位和保全自己的 典型。他的自我保護可以理解，說一些違心的話也可以被寬恕。但是，對於他的如此熱情和主動的出賣和創造性的背叛就很難原諒。把假話說得如此得慷慨激昂和情 真意切，實在是非徹底的奴才便不能做到。

　　如果說，那個時代還有政治重壓可以作為造假的藉口，那麼今天的完全為了牟利而進行的學術造假就更加令人深惡痛絕。

　 　北京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聯合培養本科生，作為此項目的一部分，2007年秋天，耶魯大學的生態學及進化生物學系教授斯登斯在北大開設了兩門課程，共有 33名北大學生和3名耶魯學生選修。學期末，在提交課程論文前，已有預感的斯登斯特地向學生強調了剽竊行為的嚴重性，並隨後通過電子郵件再次提醒所有選課 學生。

　　結果，剽竊仍然發生了，而且很嚴重。根據所有論文的前後對比，斯登斯教授在發給《財經》雜誌的電子郵件中表示，至少有 一半選修其課程的北大學生存在剽竊行為，“我從教30年了，此前還從未發現過這樣的剽竊行為。”心情難以平靜的斯登斯如是說，並在12月19日當天，給所 有選修課程的學生發出了一封電郵，同時附寄耶魯大學駐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魯大學和北大教授。信件他特地引用了孔子的名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並警 告學生：“在你們今後的人生中，剽竊將會遇到嚴厲的懲罰。……在美國，如果有人被發現剽竊，職業生涯會就此終結，在歐洲也同樣如此。”言下之意，在中國這 樣的行為也許得到了社會的默認，但是不管如何，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個正常的社會所不能容忍的。

　　在信中，斯登斯也對北京大學校方在治理剽竊行為方面的無力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在他看來，之所以在北大存在如此之多的剽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他教授和行政官員的無所作為，和對剽竊行為的習慣性容忍。

　 　這樣的抄襲在中國確實是被廣泛容忍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也許這樣的說法反映了中國傳統中對於知識產權的態度。今天的中國，學術造假和抄襲已經司空見 慣，根本就沒有誰覺得這是一種極其卑劣的行為。如果說盜版好萊塢的電影還可以睜隻眼閉隻眼，那麼抄襲他人的論文就絕不應被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這 樣一句中國成語用在這裡，則再恰當不過。但是國人有這樣的認識嗎？斯登斯也許並不知道，這樣的造假在中國早已根深蒂固，蔚然成風。而且，那些教授級人物的 造假比起學生的剽竊來要更加令人髮指。如下是幾個大家耳熟能詳的造假桉。

　　漢芯造假桉：原上海交大微電子學院院長及教授陳進， 花錢買來國外的芯片，磨去上面的標誌，然後貼上“漢芯”的標籤，就變成了自己的成果，得來全不費工夫。從2003年2月“漢芯一號”問世開始，此人複製這 一過程達3年之久，他的“漢芯”系列也從一號發展到了五號。此人頭頂的光環越來越多，上海交大也在芯片的自主研發領域風光一時。2006年5月12日，終 於東窗事發。

　　雒叄桂剽竊桉：此人是文學博士、副教授，曾任教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雒叄桂評註了《詩經》、《永樂大典》、《中華絕學》等諸多古典名着，其中大量評註文字均涉嫌剽竊。

　　王銘銘剽竊桉：此人是北京大學名教授，博士生導師。着作等身的王銘銘教授所着《想象的異邦》系抄襲哈維蘭所着《當代人類學》，其學術道德腐敗，令北大蒙羞。

　　黃宗英剽竊桉：此人是北大英語系副教授，1993年攻讀北大美國文學博士學位，1997年8月晉升為副教授，事發前是系工會主席。黃宗英直接剽竊、改譯《艾略特——不滅的詩魂》、《英文名篇鑑賞金庫•詩歌卷》及《抒情史詩論》英文原着。

　 　張汝倫剽竊桉：此人 1992年秋回國工作，任復旦大學西方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中西哲學和文化比較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大學、台灣輔仁大學、德 國特里爾大學和東南大學中西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客座教授，黑龍江大學兼職教授。《國外社會科學》雜誌特約編委，《當代中國哲學叢書》主編。 此人直接抄襲德 文版《哲學歷史詞典》。

　　潘國和剽竊桉：此人是原上海大學法學院院長，出版的近10部法學着作主要是利用職務巧取豪奪而成，駭 人聽聞。這是一個沒有受過法學教育的中學化學教師，40多歲改行進入法學界，短短十年，居然出版“專着近10本，論文一大批……着述的文字有113萬 字”，涉及刑事、金融證券，橫跨了法學幾大領域。結果都是剽竊來的。

　　實在是舉不勝舉，層出不窮。

　　問題還不僅僅於造假賣假在中國的普遍的程度和廣泛的市場。更嚴重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造假會如此暢通無阻泛濫成災。這是由於，造假的群眾基礎極好，造假的心理障礙全無，造假的理論基礎深厚，造假的榜樣無處不在。

　 　說假話、辦假事、造假貨可以毫無顧忌並且理直氣壯，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就是現在，在電視上還有那個所謂的“入選盧浮宮的服飾”的廣告，其告訴大眾，他們 的服裝被選中進了盧浮宮——世界上頂級的博物館之一。言下之意，他們的服裝不僅走向了世界，而且攀登了世界藝術的頂峰。但是，稍稍了解國外情況的人都會知 道，盧浮宮這樣一個頂級的博物館，其收藏的是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古典藝術品；巴黎還有一個着名的博物館是收藏近代藝術品的，即奧賽博物館；還有一個是收藏現 代藝術品的，即蓬皮杜博物館。我去過世界上不少博物館，也看過不少介紹博物館的書，但還是不知道世界上哪個博物館收藏現在商店裡賣的服裝。

　 　這樣的假話在電視上說得理直氣壯，絲毫沒有要掩飾一下的猶豫。這騙人廣告的製作者大概這樣想：“法國人和盧浮宮不會來和我計較這樣的事情，而沒有出過國 的國人也許會相信這樣的謊言。”這樣的廣告如果在國外早就被起訴了，因此在國外你也看不到這樣的假廣告。首先在國外少有人這樣厚顏無恥，就是有，也立即成 了過街老鼠。

　　顯然，無恥對於這些人來說已經不會造成心理障礙了。一個人只要足夠無恥，那麼他一定是無所畏懼的。他可以蔑視法 律，可以蔑視道德，可以蔑視人間的一切準則。對於這樣的人，編造“入選盧浮宮”這樣的假話自然小菜一碟，畢竟比起“鄭和下西洋”和“畝產十幾萬斤水稻”來 他們是小巫見大巫了。而這個社會對於他們的容忍和讚許，使得他們如魚得水，相得益彰。如果說中國的造假者是魚的話，那麼中國的環境就是水。

　 　中國的造假如何如魚得水，看看今天的電視屏幕和電影銀幕就略知一二。至今有不少的電視劇和電影都是造假的發揚光大。把歷史進行胡編亂造後搬上屏幕或者銀 幕就可以賺進大把的鈔票。在這些歷史劇中，歷史人物被改寫，歷史被篡改，但是篡改者和觀眾覺得這天經地義。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如果歷史人物九泉之下有 知，斷定會氣得或者樂得跳將起來。

　　如果把茅台酒的瓶子裝上別的酒出售，那麼這毫無疑問是造假貨。儘管這樣的假貨屢見不鮮，但 還是受到譴責的，至少會受到花了真貨的錢而買到假貨的人的譴責。但是把真實的歷史人物裝上虛假的情節，在真實的歷史事件的名稱中塞進篡改了的內容，卻會博 得滿堂喝彩，而絕無被指控為造假的危險。整個造假的和買假的不僅都接受假貨而且都山呼假貨的精彩，這樣的場面着實令人十分困惑。你可以想象用茅台酒瓶裝假 酒的造假者看到假貨賣出很開心，但是很難想象買到了假茅台並且知道這是假酒的人也同樣興高采烈。

　　一廂情願的造假，也就是造假者開心而買假者憤怒的造假，已經足夠醜惡了。那麼這些兩廂情願的造假就更加是一種悲哀了。魚有水而得以生存繁衍，水由於有魚而生機盎然，這樣的相得益彰，何以造假不興旺發達？

　　如魚得水的造假中自然包括買方和賣方共同合謀造假。任何國人都必定多次收到類似如下的提供造假文件服務的電子郵件，我原封不動抄錄在這裡：

　　TO：貴公司/報關部負責人

　　 您好！歡迎與貴司取得聯繫，我司是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批准成立的一家進出口代理企業、實力雄厚、價格優惠。以下是我司的業務簡介：

　　1、 優惠快速辦理：薰蒸證書、衛生證、健康證、植物檢驗證、獸醫證書、產地證/普惠證等各類證書。　　

　　一般原產地證(CO) ((1個工作日即可辦妥,量大可優惠)。

　　專業提供產地證，合同證明書等。

　　普惠制產地證（F/A及F/E、F/F、F/M），(1-2個工作日即可辦妥)。

　　熏蒸證明書（C OF F），(1個工作日即可辦妥)。

　　2、 長期優惠代理名牌、彷牌、雜貨出口報關。

　　聯繫人：XXX

　　電話：137 XXXXXXX

　　地址：XXXXXXXX

　　我隱去了聯繫人的姓名，電話和地址。如此明目張胆的造假隨處可見，這裡引用的僅僅是幾乎每天收到的提供造假服務的廣告郵件中的一條。

　 　其中提到的一些證書，讀者也許不很清楚其用途，比如所謂的“熏蒸證書”是對於木質的包裝、箱子和托盤的要求。如果這些木質的東西沒有經過熏蒸處理以去掉 可能寄生的害蟲，就不能進入美國和加拿大，以防這些害蟲在本地泛濫。於是就有了造假“熏蒸證書”的業務。加拿大和美國人比較誠實簡單，他們看到了證書就會 覺得這些木質的物品都經過了處理。但是他們想不到，這樣一個證明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太容易做的造假。中國的很多出口商根本就不會去做什麼昂貴和費時的熏 蒸，他們只是付錢給這些造假的人，不到一天，一張假證就做好了。

　　關於學位證書造假的那就更加多了。那些“辦證”的廣告，向人們推銷的就是這個。你要什麼證件他都可以給你辦，你出錢，他造假，你買假，他賣假。這是買賣雙方心甘情願地造假和買假。

　 　國人不僅在國內造假，在國外造假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中國人。據北美的統計，在北美造假各種文件和信用卡的主要是如下背景的人，中國裔、猶太裔和非洲裔。 這不是一個種族主義的言論，而是事實。最近在加拿大多倫多破獲的學位證書造假桉就是中國大陸的移民所為。他們製造假的學位證書賣給中國留學生，買假者期望 以此在中國求職時有一塊比較好的敲門磚。除此以外他們還製造各種各樣的假文件，他們的顧客絕大多數是中國大陸人。加拿大警察局說這些造假者已經幾乎做到以 假亂真。在造假方面的造詣上，國人有着特殊的天分。

　　還有更加醜惡的造假，亦即用他人的健康和生命作為代價的造假。毒奶粉、毒 鴨蛋、毒火腿、毒粉絲，不一而足，舉不勝舉。其中最令人髮指的就是用工業原料叄聚氰胺添加在奶製品中，甚至在嬰兒的配方奶中。叄聚氰胺是可以致病和致死的 添加劑，但是中國很多名牌都有這樣的問題。添加叄聚氰胺的唯一動機就是其可以使得在檢測蛋白質時蛋白質含量表現得高一些。檢測蛋白質實際上不是檢測真正的 蛋白質，而是通過測定氮含量來間接地測得蛋白質含量。如果沒有任何非法的添加劑，這個檢測方法是省時省力的。但是這些不法商家在牛奶里兌了水或者其它物質 又要掩蓋其真相，就用叄聚氰胺這樣的氮分子量比重很高的工業原料摻入其中，使得其在測試中表現得和正常的牛奶一樣。

　　在中國國內的假貨，就容許我不在這裡列舉吧。讀者每天都會碰到這樣的假貨，如果你還不曾買到過假貨，那麼你一定沒有在中國居住過。

　　國人對於假貨的喜愛也是假貨橫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國人特別喜歡買假貨，假的名牌包、假的名牌表、假的名牌服飾，林林總總。這個時候，他們買假貨是為了欺騙別人的眼睛，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正所謂“自欺欺人”。

　　熱衷於買假貨的心理和賣假貨的心理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利益。前者用很少的錢來做到本來要很多的錢才可以滿足的虛榮心和炫耀，後者是用很少的成本來攫取超額的利潤。

　 　我和一個同事到巴黎出差，她狠心買了一個昂貴的名牌手袋。我們在法國的接待者、一個法國女孩說，她不買，太貴了。這時同時搭乘地鐵的一個中國人模樣的過 來說，這樣的包成本只要10歐元，他可以做，在中國做，可以做得一模一樣。我相信可以做到，這也是假貨橫行的理由之一，巨額的利潤和超低的價格。他只要賣 20歐元就可以賺到一倍的利潤。我對那位買了真貨的同事說，你後悔了吧？600歐元的包別人20歐元就可以賣給你。她說，絕對不後悔，畢竟是真貨。巴黎的 那位接待者說，她不會買假貨，但也不買真貨，一個不能容忍這樣的行為，另一個不想花不值的錢。

　　說假話、辦假事、造假貨，都是一個目的，用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利益。這樣的利益可以是經濟的，也可以是政治的。於是我們就有了鄭和下西洋的3萬噸級的巨輪，有了重新填詞的歷史歌曲，有了隨心所欲修改的歷史。

　　人類都有這樣的或者那樣的造假的可能性，但是把造假普及到如此廣度和造詣到如此深度，則非國人莫屬。

　 　和中國普遍的造假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西方，很難看到假貨。我曾經聽到一個國人質疑在柏林買到的遊覽柏林的紀念品“柏林牆石塊”：“你怎麼知道這是真的 從柏林牆上敲下來的而不是隨便撿來的水泥塊？”，這是他本能的擔憂，作為國人，此擔憂極正常。我到柏林的時候也看到了這樣的紀念品，我知道柏林牆的意義， 非常想擁有這樣一塊有紀念意義的柏林牆的碎片的。我可以告訴那個對於這些石塊的真實性有懷疑的中國人，在德國和西方，很難買到假貨。就是十分想買，你也買 不到。你也許可以在國外的地攤上買到假貨，但那多半是中國造的。

　　造假在西方很難生存，這是因為西方普遍不容忍造假。就拿版權 來說吧，我初到加拿大時，根本沒有版權的概念。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教科書上有許多我需要內容，就用複印機去印了。當時有一個加拿大學生過來說：“你不應該這 樣印，這是有版權的。”“我自己用又不是去牟利，這也不可以嗎？”我這樣想。

　　但是我後來發現，確實不可以。法律規定，沒有得 到版權許可，任何人不得翻印，包括複印。這樣的字樣在中國也到處可見，只是誰都沒有把它當回事。但是在加拿大，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他也會覺得這樣的做法 不妥，不僅覺得不妥，還會特地過來指出這是非法的。在這樣的社會裡，造假就不會有民間基礎，造假的人就會成為過街老鼠。在西方這樣的環境下，造假自然就不 容易了。

　　北京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本來應該是弘揚古希臘的精神，古希臘的求真求實正是現代中國最需要的。但是，在開幕式中， 居然出現多個造假。獨唱的小女孩聲情並茂的演唱本來無可挑剔，但是事後卻爆出實際上全世界電視觀眾和現場觀眾聽到的歌聲來自另一個小女孩；而從北京外圍一 路如同腳印走向主會場的煙火，卻是計算機製作的叄維動畫。全世界的電視觀眾都大呼上當。

　　在媒體爆出這樣的實際情況後，西方人 很不理解。對於他們來說，這既不真實也不公平，和西方的價值觀正好水火不容。這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西方，那可就肯定會群情激奮。但由於這是中國的事情，西 方媒體採取了非常低調的姿態，僅僅簡單報導了這個事件，沒有任何評論。但是嫉“假”如仇的普通西方人仍然表現了很深的厭惡。我周圍的西方人雖然說得很客 氣，但是他們對此的厭惡難以掩飾。我和他們的談話中，那些知道我來自中國的，會用比較客氣的話來說，比如“為什麼要這樣呢？那個真正唱歌的小女孩不也很可 愛嗎？”不知道我來自中國的就會用更加嚴厲的語言，當他們知道我來自中國後，不得不說“這對你也不好。”意思就是別人會這樣看中國人。我認識的一個很普通 的加拿大人，他惋惜和無可奈何地說：“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我想，他說得很客氣了。

　　最讓我感到難堪的是，有的人為了客氣會 這樣說，“也許，中國的文化是這樣的吧？”在現在的西方，人們通常不批評他們不贊同但不屬於他們文化的行為。“這是他們的文化。”是一句無奈的搪塞，其成 為了他們對一些不贊同和不理解的行為不進行深究的藉口。不幸的是，西方人如此無奈的敷衍實際上卻一語擊中要害，這句意在給中國人留面子的搪塞之語，恰恰道 出了中國造假猖獗而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中國文化。

　　在西方人對於這樣的造假表示深惡痛絕的時候，一部分國人也深有同感，但是 更多的國人卻表示了理解和贊同這樣的造假。他們普遍覺得這樣的造假沒有什麼，為了國家的形象，這樣的造假是完全應該的。也就是，為了國家的面子，造假就可 以名正言順。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於是，毫無疑問，這樣的造假是有民眾基礎和理論指導的，並非僅僅幾個精英選擇了造假，而且同時是大多數民眾容忍和鼓勵了造 假。本來，造假並非中國的專利，但是這樣理直氣壯冠冕堂皇萬眾一心的造假恐怕除了中國就極罕見了。這和指鹿為馬有什麼不同嗎？這和用茅台酒瓶裝假酒有什麼 不同嗎？

　　如果這樣的場合都可以造假，那麼還有什麼不能造假的呢？這樣的造假向世人發出了什麼信號，在弘揚什麼樣的價值觀？如果一個民族在孩子這麼小的時候就這樣灌輸造假思想，導演造假行為，這個民族的明天將會是什麼樣子？

　　有的人說這次奧運會讓中國人，也包括海外的中國人，揚眉吐氣了。不盡然吧！如果一個人還有一點自知之明，那麼就不會說這樣的話。實際上這樣的做法讓所有的中國人都成為了造假的懷疑對象。

　　在真正的創新和進步上乏善可陳，唯把吹牛和造假的功夫練得爐火純青。從說假話、辦假事、造假貨的數千年普及深化中，終極的必然悲劇就是“育假人”。於是，在中國社會中，人的誠信已經是一個普遍的問題。

　 　一個誠信的社會給每個社會成員都帶來了利益，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新教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觀念對資本主義的誕生起到了良好的促進 作用，勤勞、節儉和誠信形成了整個社會的良好風氣，比如對資本主義發展作用巨大的股份制就建立在人們之間誠信的基礎上。而這正是今日中國的悲哀，就像周國 平先生所說的：“例如公司，在西洋是發揮了巨大效能的經濟組織形式，可是在中國即使二人辦一個公司也要互相欺騙。”

　　漢學家 明恩溥在《中國人的素質》一書中，提到了讓他迷惑的一點：一方面“信”列為中國“仁義禮智信”這“五常”的末位，表明國人是極重視的了。但另一方面，國人 在實踐中卻言而無信，且完全不覺得撒謊是項罪惡。他引用清代來華的英國傳教士基德的話語：“但是，如果選擇這個美德作為一種民族特質，不僅是為了在實踐上 蔑視它，而且也為了與現存的處世方式形成一種對比，那麼，就沒有比‘信’更合適的了。中國人在公開或私下場合的表現，與誠信如此背離，因而他們的敵人會抓 住這一點，來諷刺他們的表里不一。虛情假意、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顏婢膝，才是突出的民族特點。”

　　明恩溥沮喪地說：“中國 人的日常談話，儘管還算不上完全虛假，卻已讓人難以得知真相了。真相在中國是最難獲到的。人們永遠都吃不准別人是否把整件事情說了出來。……誠信的缺乏， 再結合我們已經討論過的猜疑，就足以解釋為什麼中國人常常交談了很長時間，卻沒有一點實質性內容。”

　　且不要開罵“洋鬼子”， 儘管他們說的確實刺耳，但是卻一點不錯。儘管“狼來了”的故事家喻戶曉，但國人顯然並不把誠信的喪失看做是多麼嚴重的問題，這似乎確實是中國文化。中國變 成了一個對於造假的參與有着異乎尋常熱情的社會，中華民族變成了一個對於造假的危害麻木不仁的民族。或直接參與，或間接鼓勵，或主動進行，或被動接受，下 至市井商販，上及高知學者，賤至草根平民，貴及達官顯貴，如此燎原之勢的造假確實令人瞠目結舌。

　　在說假話、辦假事、造假貨、育假人的數千年普及深化中，中華民族的良知被麻痹、人格被扭曲、智慧被錯用、善良被誤導、思維被禁錮，這是中華民族極大的悲哀。

　　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一個社會如果真假難分，必然善惡不辨、必然是非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