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帖] 秦基偉談謝富治 |
| 送交者: 一葉扁舟 2006年04月18日10:50:3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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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帖] 秦基偉談謝富治
秦基偉回憶說:“我對陳賡和謝富治一直都很尊重,他們都是參加革命較早的老同志,政治水平高,在作戰指揮上很有一套……雖然同是縱隊首長,但接受陳謝的指揮,我沒有任何別的想法。縱隊其他領導在這個問題上也都很明確,我們是新縱隊,小兄弟,4縱是386旅的老底子,紅軍部隊,戰鬥作風硬,是老大哥。”秦基偉比喻說:“如果把劉鄧躍進大別山形容為給蔣介石當胸一拳,那麼‘陳謝兵團’突破黃河天險,師出豫西,就好比是朝蔣介石肋骨上又端了一腳。”以後,“陳謝兵團”在橫水鎮一仗打得十分漂亮。為此 *** 太行區黨委、太行行署、太行軍區給他們發了一份熱情洋溢的電報:“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李先念、陳賡、謝富治、韓鈞、孔從洲、秦基偉諸將軍及全體指戰員:諸將軍統帥之反攻大軍,先後於六月、八月下旬,強渡黃河天險,挺進大別山及豫西後,橫掃蔣匪,連下二十七城。太行翻身農民聞訊,喜形於色,爭相傳告:封建老根快倒了!我們謹代表太行六百萬人民向你們致敬,祝賀你們偉大的勝利,祝賀中原父老重獲解放,並誓作你們的後盾。” 謝富治作為劉鄧大軍的重要一員,功不可沒,這樣說應該不算誇張。 秦基偉的15軍入朝謝富治幫着說了好話,否則,秦基偉未必能有上甘嶺的輝煌,秦基偉也就未必是現在的秦基偉了。從朝鮮戰場歸來,秦基偉和謝富治又走在了一起。那段時間,謝富治是一個黨性原則很強的人,但也是一個有人情味的人。 1949年2月,中原野戰軍改稱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在“二野”的戰鬥序列中,排在首位的第三兵團便是由陳錫聯、謝富治率領,對外號稱的“陳謝兵團”。陳錫聯任司令,謝富治任政治委員。轄第10、第11、第12軍。從4月開始,“陳謝兵團”參加渡江戰役,突破國民黨的長江防線,挺進皖南,截斷微杭路,南出浙贛線,解放安慶,接管鞠湖,大快人心。接着,揮師南進;解放重慶和成都。此後,“陳謝兵團”回師川東南和川南。當時秦基偉在陳賡所轄的4兵團15軍任軍長。西昌戰役後,他率主力赴川南地區剿匪,與陳錫聯、謝富治所率的3兵團匯合。 後來秦基偉回憶說,15軍能人朝參戰,他還走了謝富治的“後門”。那是1949年10月29日, *** 西南局在重慶召開會議,商議抽調部隊入朝的議程。秦基偉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前,秦基偉已得到消息:西南局內定他為西南公安軍司令員,指揮包括15軍3個師在內的5個滿員師。公安軍司令部設在重慶。如果秦基偉是個安享太平的人,他完全可以接受這個美差。但他是一個軍人,軍人不打仗反而覺得心裡空落落的。於是請纓入朝,3個師長都打電話支持他。在此次會議上,他表示了15軍請求入朝參戰的決心和理由,然而當天的會議上卻沒有被批准。會後,秦基偉急了,他想到了謝富治,“陳謝兵團”時謝富治就是他的上司,現在又是3兵團政委,請他幫忙說好話,這比他一個人唱“獨角戲”強。秦基偉軟磨硬纏,終於打動了謝富治。在第二天計論入朝問題時,謝富治表了態:“我看老秦的意見有道理,15軍沒有地方任務,可以考慮他們去朝鮮……”他這麼一說,果然奏效了。儘管意見並不十分統一,但最後鄧小平拍了板:“好,就這麼定了,15軍去!”。 有意思的是,秦基偉的15軍入朝謝富治幫着說了好話,秦基偉從朝鮮戰場歸來他和謝富治又走在了一起,就任雲南軍區副司員。謝富治是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但他同時又是雲南省委書記。謝富治的主要精力放在省委那邊,軍區的重要會議請他回來參加一下,一般的事情他不管。這樣軍區挑大梁的任務實際上落在了秦基偉的頭上。那段時間,謝富治是一個黨性原則很強的人(下邊的故事就要談到),但也是一個有人情味的人,沒有割斷與家鄉紅安的情感聯繫,只是他的夫人劉湘屏已開始擺首長太太的架子了。 筆者一行人到達紅安的第二天使見到了他。他是紅安通胡耿介紹來的。名叫劉金漢。退休前是紅安民政局局長。五十年代是紅安供銷社的採購員,以後做了供銷社生產資料部的經理。他那時的任務就是“滿天飛”,與將軍們聯繫,請他們支援家鄉紅安。直到九十年代退休後,一代又一代的縣領導仍把他當“路條”叫到北京。到全國一一拜望將軍們。 劉金漢與我們一接觸就談起了他當年與謝富治和秦基偉等人的交往。那是1958年,他當採購員,很長一段時間住在昆明他記得第一次見謝富治,是帶着紅安縣委的信去向謝富治要汽車。那天,打完電話後,謝富治的秘書很快就派車把他接到軍區去了。去時謝富治正在開會,劉金漢在那裡等。不一會兒,謝富治從會議室出來了,在辦公室接待劉金漢。劉金漢一想到謝富治是雲南最大的頭兒,不免有些緊張。開初說話都結結巴巴,手和腳不知往哪裡放,頭上一個勁地冒汗。謝富治看完他呈上的信後,滿臉堆笑地說:“小老鄉嘛,多大了?入黨了嗎?”當謝富治知道他才27歲又是黨員時,目光中透出了信賴和欣賞的眼神。說:“湖北那麼好,長江大橋都通了。我們雲南屬於邊疆,又閉塞,比不上湖北啊!你還跑我們這裡來要東西……”。劉金漢見謝富治說話和氣,也不擺首長架子,膽子也大起來,說:“首長,紅安窮啊!縣裡什麼東西都短缺,尤其是車輛指標紅安就沒有。你們雲南交通不便,中央又處處照顧雲南,不如把你們的物資勻一些給我們,算是對家鄉的支持,我回去也好交差呢!”“哈哈,你這個青年人不簡單,講起話來人情人理,派你來挖我的‘牆角’,我不給你也得給啊!”說完,他吩咐秘書馬上把後勤部何德部長叫來了,謝富治對他說:“這是我的紅安小老鄉,他們缺一些物資,能給解決儘量解決一下。”何部長一看是謝政委指示,哪敢怠慢,他把劉金漢接到了他的家,不僅盛情款待還把後勤部的車管處、營管處的幾個處長都找來了,對他們說:“這是謝政委的老鄉,紅安人民有困難,請我們雲南支持一下,幫忙解決一些物資。”幾個處長看了劉金漢本子上寫的東西,一致表態:要什麼給什麼。 劉金漢走時住的招待所的房問號和電話都留給了他們。回招待所後,他又給縣裡打了電話,匯報他見謝富治階情況,縣裡表揚了他,並說可能的話,一些緊缺的東西也請給解決一下,劉金漢又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何部長。好傢夥,那些天,劉金漢在招待所簡直成了一個神秘人物,一會兒是何部長和幾個處長去看他,一會兒又是秦基偉司令員和夫人去看他,一會兒找他的電話又來。搞得招待所的服務員和一些店客都對他另眼相看。沒幾天,一切需要的物資均備妥。最讓劉金漢高興的是,通過謝富治秘書給雲南省商業廳長寫信,給紅安解決了一台解放牌汽車。劉金漢回憶說:“這是紅安全縣第一台解放牌汽車啊!”後來,這批物資部隊又幫忙辦了託運,通過雲南到越南的火車輾轉運到湖北。 還是1958年,紅安修革命烈士紀念詞,需要大理石,劉金漢將這件事報告了謝富治,他也痛快,說:“這個我有,算我們雲南支援,’你寫具體一點,要什麼材料,我們全滿足。”談起這些事,劉金漢說:“那時謝富治還是夠意思,還有家鄉觀念,後來官當大了,就不行了。” 謝富治在雲南當省委書記。幹得不錯,雲南人民記着他。尤其是三年自然災害雲南沒餓死人,這有謝富治的功勞。有一個雲南司機就親口對我說過:“沒有謝書記,就沒有雲南人民的命 謝富治給劉金漢的另一個印象,就是他組織觀念特別強。他也許是既當政委又當省委書記,抓黨的工作一刻也不放鬆。連劉金漢這個紅安黨員也管了起來。那是1958年的春節(臘月30),部隊會餐,秦基偉沒有忘記劉金漢這個出門在外的紅安小老鄉。派車把他接去了。到了飯堂,謝富治不知為什麼沒去。秦基偉在那裡唱主角。他一見劉金漢來了,忙把他拉過去,一一介紹給大家,說:“這是謝政委的老鄉2”其實劉金漢也是秦基偉的老鄉,秦基偉這麼說,無疑是尊重謝富治。在場的人多是頭頭腦腦,又是過年,一聽說是謝政委的老鄉,豈能饒劉金漢。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給劉金漢敬酒,劉金漢被嚇住了。前邊我們已經知道,秦基偉是個“酒仙”,他在酒場上是從不認輸的。他鼓勵劉金漢說:“你年紀輕輕的,不要伯,他們都是紙老虎!跟他們干,幾杯酒就將他們打倒了。”秦基偉一鼓勵,劉金漢也豁出去了,有敬必喝,全都是首長,喝死也干。他記得鬧得最凶的是13軍副軍長崔建功,他和劉金漢連干幾大杯,喝得劉金漢恨不得鑽桌子。那晚的宴會,幾乎所有的人都喝得飄飄然然,劉金漢儘管沒倒下,也分不清東西南北了。他在朦朦朧朧中被秦基偉領到籃球場的主席台上看打球,以後又去看蘇聯專家跳舞。那一夜劉金漢住在秦基偉家,因為是席夢思床,他在床上“翻烙餅”,很晚才人眠。 清早醒來,秦基偉拿着收音機已出去散步了。早飯後,崔副軍長到了秦基偉家,說一起去給謝政委拜年。謝富治的家和秦基偉的家只是一牆之隔,打開後院的門就到謝富治的家。 這時謝剛起床,還未吃早餐,據說昨夜陪友人歡度除夕疲勞過度,所以今天起晚了。先在客廳等他,他女兒端來水果,泡了茶。不一會兒謝出來了,看上去一臉倦容,想必昨夜喝多了一些。“你這個懶傢伙,我們不來還睡吧?老鄉都給你拜年來了。”秦基偉向謝打招呼。“啊,是小劉啊,你又來了哇,來幾天了?住在哪裡?這回又來搞什麼呀?…不待劉金漢問好,謝富治就發出連串的問話。劉金漢連連作答後,看到謝富治還沒吃飯(全家人都在旁邊等着),打算問好後就告辭。心想反正今天住在秦家再過來拜望他也方便。誰知平日工作忙,很少有機會接見人的謝富治,這時並沒有吃飯的意思,就和劉金漢聊起來了。接着謝很嚴肅地說:“你到我這裡來我就要管你,我沒有時間就交給他們兩個(指秦和何)負責。不能讓你在外成了野人,你不應該住在外邊呀!應該搬到我們這裡來住。你是個黨員,不過組織生活不行,你的組織關係轉過來沒有?”劉說沒有。謝富治說:“那不行要把組織關係轉來。” 談了一會秦基偉請謝富治吃飯,說等他吃完飯再說。謝富治進了飯廳,又拉過一把椅子,叫劉金漢坐到他的身邊,他一邊吃一邊對劉說:“你什麼時候回去?在你回去之前,我可能沒時間接見你了,因為這段時間我不是到處開會就要下去檢查工作,所以我現在就對你談幾點意見,你回去轉達縣委: 劉金漢今天評說(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謝富治不是他老婆劉湘屏,可能不會犯那麼大的錯誤。劉湘屏也是個老紅軍,陝西人,是當時的昆明市委副書記。她給我的印象不好,打官腔。有一次我去和謝富治告別,她坐在葡萄架下,冷冰冰的。連個起身也懶得動,好傲慢哎!還陰陽怪氣地說:‘全國一盤棋嘛,你們不要再向雲南要東西了……,我走了連個招呼也不打。我有時在謝富治家吃飯,談什麼她都不表態,不說話,總之感到她不熱情。但我還是實話實說,謝富治在雲南當省委書記,幹得不錯,雲南人民記着他。尤其是二年自然災害,雲南沒餓死人,這有謝富治的功勞。有一個雲南司機就親口對我說過:“沒有謝書記,就沒有雲南人民的命……” 隨着政壇風雲變幻,謝富治的野心和手中的權力一起膨脹,他的第一次脫穎而出便滿座皆驚。謝富治六十年代初從雲南到北京接替羅瑞卿出任公安部長,後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謝富治不禁躊躇滿志,他太了解他的位置的重要性了。他的前任羅瑞卿是解放軍大將,卸任公安部長後又委以重任,不僅是 *** 中央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還是掌握軍隊大權的軍委秘書長和解放軍總參謀長。這麼重要的人物的位置騰出來給他,充分說明他已是中央要害部門的要害人物。謝富治是聰明的,他知道官場中有一個站隊問題,所以他步步跟着感覺走。1965年底羅瑞卿倒台和緊接着的政治鬥爭的風起雲湧,謝富治敏銳地嗅到了一股味道,他開始投機取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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