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飛“詔獄全案”中的判決省劄等考辨 |
| 送交者: ZTer 2006年04月19日09:45:4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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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卷２稱岳飛獄案為“詔獄全案”，其中有兩份原始文件傳世， 一是此書所載的王俊誣告狀，二是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１２《岳少保誣證斷案》所載的判決省劄，又在另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１４３中作注。關於後一文件，筆者最初見到巨煥武先生的《岳飛獄案與宋代的法律》，載台灣《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５輯第３冊。筆者著《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時，將此文件作注，即參考了巨煥武先生的校點成果。 鄧廣銘先生所著《岳飛傳》（增訂本）第３７０至３７５頁，將此文件全部照錄，作出說明。“上面的引文，雖已將此兩書所錄文字進行了比勘和校正，但其中必仍有許多訛誤和脫漏，因無第三種書可資對證，大概很難再作進一步的考訂了”。“秦檜、万俟卨 們在紹興十一年臘月二十九日對岳飛父子和張憲急忙下了毒手。但加於這三人的，以及秦檜、万俟卨們打算要加以株連的那些人的罪狀和刑名，匆遽間無法炮出來。因此，是在對岳飛父子下了毒手之後，才用倒填日月的辦法把判決書炮製出籠，也藉此對其事實上的先斬後奏的行徑痕跡稍作遮掩”。 後來徐規先生校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又參據此書各種版本，對此文件作了整理。 例如王明清號仲言，而非仲元，就糾正了《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第８２６頁的失校。但他的校點也有些錯誤。由於古書沒有標點，各人的整理、標點和分段盡可斷以己意，完全無須強求一律。就校勘而論，《岳飛獄案與宋代的法律》、《岳飛傳》（增訂本）和《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之間的差別較少，而與校點本《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差別較大。這大概是後一書儘量保留《朝野雜記》的原文所致。以下先按《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第６６８、６７９、６８４、６８７、６９３、８２６頁各處分注抄錄原文： 岳武穆飛之死，王仲言《揮麈錄》載王俊告變狀甚詳，且云：“嘗得其全案觀之。”仲貫甫為尚書郎，問諸棘寺，則云：“張俊、韓世忠二家爭配饗時，俊家厚賂，取其原案藏之，今不存矣。”余嘗得當時行遣省劄，考其獄詞，所坐皆一時鍛煉文致之詞，然猶不過如此，則飛之冤可見矣。今錄於後： 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按：指樞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今勘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僧澤一，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添差廣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於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岳雲，有蔭人智浹，承節郎、進奏官王處仁，從義郎、新授福州專管巡捉私鹽蔣世雄，及勘證得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為因探報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受親指揮，令策應措置戰事，而坐觀勝負，逗遛不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軍馬怎生的？言道都敗了回去也，便乃指斥乘輿。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人馬，你只將一萬人，已蹉踏了。及因罷兵權後，又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又令看訖焚之。及令張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自是之後，張憲商議待反背，而據守襄陽，及把截江岸兩頭，盡劫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律有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及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罪重。 其岳飛合依斬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 看詳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逗遛不進。及於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又說與張憲、董先，要蹉踏張俊、韓世忠人馬。及移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敕：‘罪人情重法輕，奏裁。 張憲為收岳飛（按：《要錄》作‘岳雲’）書，令憲別作擘畫，因此張憲謀反， 要提兵占（按：《要錄》作‘僭’）據襄陽，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之言。並知岳飛指斥切害，不告。並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不得。及依於鵬書申岳飛之意，令妄申探報不實，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謀叛，絞。其張憲合依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本人犯私罪絞，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岳云為寫諮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擘畫，因此致張憲謀叛。除罪輕及等外，法寺稱：‘敕：傳報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①配千里，不以蔭論。敕：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律：官五品犯流以下減一等。其岳雲合比加役流私罪斷，官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 看詳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官張憲，節次催令得與心腹兵官擘畫，因此致張憲要提兵謀叛。及傳報朝廷機密，惑亂軍心。情重，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 於鵬為所犯虛妄，並依隨岳飛寫諮目與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使事。並令張憲妄供探報。除罪輕外，法寺稱：‘敕：為從不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其於鵬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於鵬犯私罪徒，舉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 孫革為依隨岳飛寫諮目與張憲，稱措置擘畫等語言。並節次依隨岳飛申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奏事不實，以違制論，徒二年。律：共犯罪，從，減一等。②其孫革合徒一年半私罪，官減外，徒一年。合追見任右朝散郎一官官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 王處仁為知王貴申奏朝廷張憲背叛，漏泄供申岳飛，並說與蔣世雄。法寺稱：‘敕：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三千里，配千里。應比罪，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官當，准徒六年。其王處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上斷，合追見任承節郎，並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③據案別無官當，更合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罪流，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 蔣世雄為見王處仁說王貴申奏朝廷張憲待背叛事，於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里，從，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私罪上斷，官減外，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餘徒半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蔣世雄犯私罪徒，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 僧澤一為制勘虛妄，並見張憲等待背叛，向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甲軍防守總領、運使衙門。’並欲為張憲詐作樞密院子，發兵過江，及要摹 樞密院印文。除罪輕外，法寺稱：‘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杖二十，本處居作一年，役滿日放。仍合下本處，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條施行。’情重，奏裁。 智浹為承岳雲使令，要將書與張憲等，並受岳雲金、茶、馬，令智浹將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足。除罪輕外，法寺稱：‘坐贓致罪，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④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浹合徒三年贓罪，贖銅六十斤。’情重，奏裁。 小帖子：據貼黃稱，契勘岳飛次男岳雷同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為岳飛故節飲食成病，依律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覷。候斷下案內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 又小帖子稱：所有僧澤一合下本處，依條施行。 又小帖子稱：契勘數內於鵬，見行下湖北轉運司根究銀、絹等四百萬，合下所屬照會，候根究見歸著日，即乞依今來所斷指揮施行。 又小帖子稱：看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逐人家業並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籍施行。 看詳岳飛等所犯，內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情理深重。⑤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情理重。蔣世雄、孫革、於鵬私罪徒，情理稍重。無一般例，今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 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兵將防護。餘依斷，於鵬、孫革、王處仁、蔣世雄除名，內於鵬、孫革永不收敘。於鵬送萬安軍，孫革送 州，王處仁送連州，蔣世雄送梧州，編管。僧澤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三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分收管。智浹決臀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奏聞。編配人並岳飛家屬，令楊沂中、俞俟，其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 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具數申尚書省。餘依大理寺所申，小帖子內事理施行。仍出榜曉諭，應緣上件公事干涉之人，一切不問，亦不許人陳告，官司不得受理。 以下據此省作一些考辨。 一、省是宋朝中央政府的文件。宋太宗說：“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重於敕命，尋亦令削去。今何為卻置子，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爾。”張洎回答：“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在京百司有符帖、關刺，若廢之，則別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宋太宗為此規定：“自今大事須降敕命。合用子，亦當奏裁，方可施行也。”⑥中書頒行子須要“奏裁”，遂成定規。宋神宗“詔尚書省得旨合下去處用子”，⑦其實是在改革官制後，重申宋太宗時的規定。 《朝野類要》卷４《省》說：“自尚書省施行事，以由拳山所造紙書押，給降下百司、監司、州軍去處是也。”其中提到省必須“書押”。押字作為當時的署名符號，朱瑞熙先生已作了研究和介紹，不須贅述。⑧ 對照《鄂國金續編》卷５至卷１２，共計八卷朝廷發給岳飛的文件，大部份是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的省，其格式與上引省相類。依當時的省規，除了刑部、大理寺狀和“有旨”的最終判決外，最後還應有一個日期和宰執秦檜、王次翁等人的押字，估計為李心傳所刪略。據《鄂國金續編》卷１０《令措置河北河東京東三路忠義軍馬省》，前引“紹興十年十月十三日”“參議官高穎子奏”，與省最後的頒發日期為同一日。估計岳飛獄案的省亦是如此，故李心傳將此份省於上狀的當天，即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中。 巨煥武先生在其論文開頭就討論“行遣省”與“大理寺案款”，其實，準確的名應是“省”，而刑部、大理寺狀為其第一部份。其中的“法寺稱”為大理寺的“折獄詳刑”，而依規定，“凡刑獄應審議者，上刑部”，⑨最終形成的刑部、大理寺狀，無疑是體現了秦檜和 俟 的意圖。辛更儒先生在《岳飛獄案研究》一文中認為，“岳飛的判決書稱‘刑部、大理寺狀，准尚書省子’”，⑩僅摘錄了省開頭的片斷文字，似不確切。 二、關於岳飛“詔獄全案”的文件，辛更儒先生作了若干有說服力的考證，茲不重。 從今存史料看，如王明清、岳珂等人都見到了獄案。至於曾三異《因話錄》所載“莆陽陳魯公家”所藏獄案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似為王明清和岳珂所未見。辛更儒先生指出“陳魯公”即是宋高宗和宋孝宗兩朝宰相陳康伯，陳康伯是江南西路弋陽人，但也不能排除其後人移居福建路莆田的可能性。據《宋史》卷３８４《陳康伯傳》，其子為陳偉節和陳安節。另據《福建通志》卷９２和卷１２６，陳偉節和陳安節曾任通判建寧府和知南劍州。辛更儒先生認為，“岳飛獄案的散出，必應在”討論陳康伯配享宋孝宗時，由於年代久遠，今人難知其中詳情，只怕無法下此斷語。 岳飛的“詔獄全案”固然失傳，但今人從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卷２，岳珂《鄂國金編》卷２２《淮西辨》，卷２４《張憲辨》等記載中，還是可以見到其中的片斷文字。 辛更儒先生將“詔獄全案”的主要文件考訂為五個部份，其中似有可商榷處。今依筆者的理解，按時間順序，分列於下： （一）紹興十一年九月八日王俊誣告狀。除《揮麈錄餘話》卷２錄其全文外，據《鄂國金編》卷２４《張憲辨》，另有“初八日隨狀陳首”的“小貼子”：“契勘張太尉說岳相公處人來，教救他，俊即不曾見有人來，亦不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言，故要激怒眾人背叛朝廷。”此為“尚書省敕牒”所載。可知連王俊也否認張憲與岳飛通信，後來的冤獄卻一口咬定兩人通信謀叛。 （二）九月八日或稍晚，鄂州駐御前諸軍都統制王貴通過總領林大聲，將王俊誣告發往鎮江府張俊樞密行府的申狀。據前引省，應同時“申奏朝廷”。 （三）樞密行府文狀。據前引省說：“張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岳珂的《張憲辨》摘錄其中的片斷文字：“行府鍛煉之案有曰： ‘是張憲即不曾對王俊言：岳相公得衢、婺州。亦不曾言：我理會得，朝廷教更番朝見，我去則不來也！是張憲亦不曾道：我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並張憲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剿殺。亦不曾道：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及不曾於九月初一日赴樞密行府時，言向王俊道：你後面粗重物事都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將這懣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等語言，憲委不曾對王俊言說。已蒙樞密行府勒憲與王俊對證得，張憲不曾有上項語言，已供狀了當。”可知文狀中包括張憲與王俊對證的記錄。樞密行府的文狀後來也編錄在岳珂所說的“尚書省敕牒”中。 （四）十月十三日或稍早的省。這就是刑部、大理寺狀開頭所引的“尚書省子”，其內容即“張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應是十月十三日岳飛入詔獄的文件。 （五）十二月十八日省。《鄂國金編》卷２２《淮西辨》說：“按坐兩月，廷尉不知所問，反而思之，柏台嘗有是六奏也。又其中逗遛之說，或可以致其罪也。乃下制獄，令以此語詰先臣，雖先臣之辨甚明，而莫之省也。”時距岳飛遇害僅十一日。，同書卷８《鄂王行實編年》說：“或告（主審官 俟） 曰：‘淮西之事，使如台評，則固可罪也。’ 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下（大理）寺，命以此詰先臣。”辛更儒先生將此理解為“十二月十八日尚書省敕牒”，似不確切。由秦檜所下的應是省，其內容似只限於追詰淮西用兵逗遛的問題。《淮西辨》引證說：“尚書省敕牒之全文曰： ‘淮西之戰，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觀勝負。’”應理解為敕牒所包括的省文字。 （六）諸人的口供、對證等記錄。據《張憲辨》所引，看來全是出自“尚書省敕牒”。如“尚書省敕牒所備通書之辭，前後不一，難以遍舉，而皆不過曰，某日遣某人，而先臣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不過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雲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 又如“ 踏兩軍之誣，以威脅董先而成之；比建節之誣，以獄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而會議，而昌言曰：‘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既又謂先臣指張憲而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去 踏了。’指董先而曰：‘似韓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萬人去 踏了。’”對照前引判決省的文字，這應是在當年春淮西用兵時的事。《張憲辨》又針對此事另引“ 俟 之奏”：“張憲理會得岳飛所說，只是欺負逐軍人馬不中用。” 再“如尚書省敕牒之所備，則先臣當時發 踏之語，董先□□對先臣竊笑不應，而又有後言於憲曰：‘相公道恁言語，莫是待胡做。’”“如以建節之年，上方藝祖，則董先之下吏，其供說已謂‘曾見岳飛說：我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即不曾見岳飛比語言。’”這是董先的證詞。 （七）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狀。辛更儒先生說是“《大理寺申狀》並《小帖子》”，參對上引判決省原文，似不確切。至於前引省所錄文字，當然也不是此狀的原件。 （八）十二月二十九日最終判決省。 岳珂在《淮西辨》、《張憲辨》所引“尚書省敕牒”是什麼文件呢？龔延明先生在《宋代官制辭典》第６２３頁引《春明退朝錄》卷下等，認為即是“牒奉敕”。《鄂國金續編》卷１５《賜褒忠衍福禪寺額敕》中有“牒奉敕”，“牒至，敕，故牒”。岳珂所引的敕牒可能是結案後“遍牒諸路”者，這在後面還要交待。就敕牒的內容而言，依前文所引，大致相當於王明清所謂“詔獄全案”。 三、量刑與判決的重大差別。史稱“岳飛之獄已具，朝廷召（大理）寺官聚斷，咸以飛之罪死有餘責”，但大理寺丞李若 、何彥猷等人“喧然力爭，以眾議為非，務於從輕”。 ⑾為岳飛辯護的還有大理少卿薛仁輔。《周益國文忠公集·雜著述》卷６《泛舟山錄》 說迪功郎吳淵之“父寺丞君不主岳飛獄者”。李若 與何彥猷“謂飛罪當徒二年”。⑿ 在深文周納之餘，岳飛的各種罪名其實都無法成立，唯有在當年援淮西時所說“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是可能的。另一說所謂“嘗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⒀岳珂已經援引董先之說，予以駁斥，實為牽強附會，濫加 罪名。據《宋刑統》卷１０：“諸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非切害者徒二年。”若進行猜測的話，李若 與何彥猷可能即是認為岳飛雖有指斥宋高宗“不修德”的言語，而定為“非切害者”。 上報宋高宗的刑部、大理寺狀當然沒有依從李若 等人的議刑。但狀中的量刑與宋高宗的判決確有重大差別。誠如巨煥武先生早已指出：“岳飛獄案的一干人犯，其定讞竟然沒有一人依從大理寺的議擬和刑部、大理寺的共同看詳，而一一法外加刑。” 捲入岳飛詔獄案者共計九人，刑部、大理寺狀的意圖，實際上即是秦檜和 俟 的意圖，將岳飛和張憲判重刑，其他岳雲、於鵬、孫革、王處仁、蔣世雄、澤一和智浹七人判輕刑。 據《宋刑統》卷２，當時分公罪和私罪，“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私罪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所有九人全部是按私罪論處的，但《宋刑統》同卷又有“以官當徒”，“以官當流”的減刑規定。所以如岳雲雖量刑為徒刑，其實只是“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於鵬、孫革、王處仁、蔣世雄的量刑也相類似，在追官、罰銅之後“勒停”，勒停只是革職。智浹作為“七品官子孫”，依律只是罰銅，只有澤一無“官當”。 但最後宋高宗的判決，將岳雲由徒刑超越流刑，定為斬刑，而於鵬、孫革、王處仁、蔣世雄由徒刑升格為流刑，由“勒停”升格為“除名”。“諸除名者，官爵悉除，課役從本色”。由於“除名”者“六載之後聽敘，依出身法”，⒁故於鵬和孫革還特別規定“永不收敘”。 四、關於如何理解此份判決省，因傳世的細節史料不充分，各人的看法有異。除前引的鄧廣銘先生之說，認為是秦檜“在對岳飛父子下了毒手之後，才用倒填日月的辦法把判決書炮出籠”。戴建國先生在《關於岳飛獄案問題的幾點看法》一文中認為，“秦檜先斬後奏”，但“不能放過幕後的實際指揮者趙構”，“高宗的聖旨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飛遇害以後下達的。《省》為了掩蓋這一事實，故意刪去降旨時間不錄，僅節錄了刑部、大理寺進狀的時間”。⒂辛更儒先生的前引論文同意秦檜矯詔說，“秦檜專國期間的詔獄，多有矯詔施行，而未奉高宗特旨者，不獨岳飛之獄如此”。 依筆者的理解，判決省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頒發的，日期為李心傳抄錄時所省略，非是岳飛遇害後下達的，其理由已如前述。《建炎以來年要錄》卷１４４紹興十二年正月戊申載： 前述岳珂所引“尚書省敕牒”可能即是此“遍牒諸路”者。戴建國先生重視上述記載，且廣徵博引，列舉了宋朝的不少案例的處理時間。依筆者的理解，從岳飛遇害到正月十四日正好半月，但因為其中間隔了除夕、元旦等節日， 俟 和周三畏的“入對”，應是對岳飛獄案依聖旨處理完畢的匯報，這在除夕前是來不及匯報的。岳飛獄案歷時兩個半月，十二月十八日下省追詰淮西所謂逗遛之罪，看來正是為結案之用，距離岳飛被害也有十一日，有足夠的時間結案，無匆忙可言。至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刑部、大理寺狀，按宋時的一般實例，其日期可能是以收到之日為準，而不以發送之日為準。⒃在一切準備就緒的情況下，秦檜二十九日當天進呈宋高宗後頒發省，將岳飛、張憲、岳雲三人處死，不是不可能的。 從前引判決省的內容分析，其中的刑部、大理寺狀的量刑，當然必須體現秦檜和俟 對岳飛等九人最大限度重判的意圖。至於最終“有旨”法外加刑，當然非宋高宗莫屬。 宋高宗將人處死，或如陳東、歐陽澈那樣，親自手批，或如岳飛那樣，以省傳達聖旨。秦檜自紹興八年再相後，其權力經歷一個逐步擴張的過程，此時依靠金人要挾宋高宗，保證他當終身宰相，雖臻極盛，但尚非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對前正一品大臣岳飛無矯旨而法外加刑的可能。宋高宗批准“以飛獄案令刑部鏤板，遍牒諸路”，在秦檜死後，仍維持岳飛的冤案，不予平反，不將殺岳飛的罪責諉諸秦檜，正是顯示了皇帝獨斷的淫威。 以下將人們援引有關秦檜矯詔的史料再作進一步的辨析。《建炎以來年要錄》卷１７０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載： 這是秦檜死後含有更化意味的詔令，卻未使用份量更重的“矯旨”一詞，依筆者的理解，是指秦檜晚年“多是”先斬後奏，或“一面施行”，一面奏稟的情況。此種情況是否適用於岳飛詔獄，就須具體分析了。《宋史》卷２００《刑法志》載： 筆者在《岳飛之死》和《紹興文字獄》中已針對這史料作了一些辨析。⒄從語意上看，似應是說在岳飛和胡舜陟死後，秦檜“屢興大獄”，“名曰詔獄，實非詔旨”。再從他們死後的具體案例分析，“詔送大理寺”與最後裁決亦仍操於宋高宗之手，他還對若干判案親自發表“聖語”。可與此史料對照的，是《文獻通考》卷１６７： 秦檜自得政以來，動興大獄，脅制天下。岳飛獄死，檜勢焰愈熾，賢士大夫時 詔獄，死徙相繼，天下冤之。又置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奸者，即送大理獄殺之，大開告訐之門。至檜老病日深，忌 愈甚，將除異己者，命殿中侍御史徐〔 〕、右正言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無完膚，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大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事乃寢。 此處記事顯然與《宋史·刑法志》差別很大，根本不涉及所謂“名曰詔獄，實非詔旨”的問題。元朝史官編寫《宋史》，不可能無所本而杜撰，上引記錄大致應抄自南宋《中興四朝國史志》，而馬端臨修《通考》，也應參考宋朝國史的《刑法志》，卻不取為宋高宗諱惡之說，是值得今人重視的。即使是秦檜最後舉辦的趙汾大獄，牽連達五十三人，亦決非是“名曰詔獄，實非詔旨”。這在拙作《紹興文字獄》中已有考辨，茲不贅述。 由於年代久遠，史料缺佚，以上考辨未必允當，歡迎學者們批評指正。 ①《建炎以來年要錄》，以後簡稱《要錄》，卷１４３注作“二千五百里”。據巨煥武 ③《朝野雜記》原文作“當徒三年”，據巨煥武先生所校，依《宋刑統》卷２：“諸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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