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揚塵送給北京33萬噸塵土(zt) |
送交者: 一葉扁舟 2006年04月19日09:45:4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一場揚塵送給北京33萬噸塵土(zt) 重構(王紅旗) 2006年4月17日晨,從窗外看到地面一夜落下一層黃塵,黑色小汽車穿上了黃土甲,心想這該落下多少沙塵?由於上午有兩件事要做,一是把《進化論不是達爾文的專利,進化論也需要進化,從達氏隨機進化論到智因設計進化論》一文發給相關報刊並同時上貼在有關互聯網論壇(附件1),二是給《中國當代思想經典》編委會填寫“入選者個人簡歷及主要成就”和“入編者思想精要”並通過電子信和掛號信同時發給編委會(附件2)。 因此,一直忙到中午飯後,才有時間去蓮花池(北京西客站西南)採集落塵。我選擇的地方是緊靠池水的一處平台,四野開闊,地面材料光潔。拿出捲尺,量出1平方米的範圍,小心翼翼地把塵土聚攏起來,用薄金屬片將塵土放入小塑料袋裡。然後去一家中藥店,稱得重量21克,除去小塑料袋1克重,得出每平方米降塵20克(誤差正負1克),亦即每平方公里降塵20噸。 據此可知,北京市面積16800平方公里,一夜之間揚塵給北京市送來33·6萬噸沙塵。這場剛剛發生在我國北方的沙塵暴(不同地方或為揚塵,或為浮塵),總面積約有300萬平方公里,如果按北京市的降塵量計算,這場沙塵暴大約揚起6000萬噸沙塵。有必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國氣象部門對沙塵暴、揚塵、浮塵的技術參數是能見度,並不能準確反映沙塵暴的性質,應該增加“降塵量”的參數,類似降水量。 關於中國北方頻頻發生沙塵暴的問題(氣象部門有人說近年沙塵暴還不如幾十年前多,其實當年的城市氣象資料,與當時城市多為土路、裸露地面有關,不能簡單地引用)。筆者多次撰文指出(附件3),主要原因是我國北方降水量持續減少,而造成降水量持續減少的主要因素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關,例如水庫大壩對下游水汽(主要來自印度洋、南太平洋)向上游輸送的阻力,沿海城市帶(包括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的熱島效應對海洋(東海、太平洋)水汽向內陸輸送的阻力,以及沿海城市帶熱島對西伯利亞冷空氣的拉動效應(上述兩個地區之間溫差越大,我國北方西風就越強)。 有鑑於此,筆者提出空中南水北調科學設想,建議通過人工改變地形、地貌的技術手段,引導印度洋和太平洋水汽更多地輸送到黃河上游和黃土高原地區,只有增加北方降水量才有可能從根本上遏制沙塵暴以及荒漠化、沙漠化。這是因為,單純地植樹造林,特別是在半乾旱地區和乾旱地區盲目擴大植被面積,會大幅度增加當地的蒸發量,反而進一步加劇荒漠化擴張速度。與此同時,我國城市布局和居民生活方式(大面積住宅、高能量消耗)都有必要進行相應的改變。 如今沙塵暴一次又一次地給北京的決策者發出“我來了”的信號,何去何從,該有創新了。
20世紀50年代,黃河幾度要決口;60年代,華北平原七天七夜大雨,天津市險些被毀;70年代,河南暴雨,兩座水庫潰壩。到了80年代,黃河頻頻斷流,北方大面積地區旱情愈演愈烈;進入90年代,南方幾度洪水告急,北方乾旱、荒漠化、沙塵暴有增無減。邁入新世紀後,南澇北旱的格局幾成定論,長此以往,我國北方的城市和農村將一個個地淪為記憶中的樓蘭。 對此,氣象學界有幾種主要的解釋,一是北方的人為活動破壞了地表植被,加劇了荒漠化;二是全球氣候變暖改變了中國的氣候和降雨分布;三是季風惹得禍,使得降雨帶滯留在長江流域不肯繼續北上;四是周期性變化,北方30年水多,30年水少,自20世紀70年代後,我國北方進入了水少周期。 稍加分析就可看出,上述解釋,除了第一條之外,其它三條都是在描述事件的結果,而不是在揭示其原因。那麼,導致中國北方水資源持續性萎縮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大因素,即地表色、水庫壩和城市山;由於它們都具有對北方水資源的殺傷力,並且在事實上改變着中國水資源的分布,因此也可以形象地稱之為三大殺手。 第一個殺手地表色,是指北方地表結構的色彩變化,導致了北方的日照熱增加、蓄水能力減弱,並遏制了富含水汽的季風北上,從而減少了北方水資源的來量,促生了乾旱和荒漠化,以及頻頻發生的沙塵暴。事實上,地表色主要是由植被、裸露的土地和地表水構成的,其中植被既能夠把太陽能轉化為生物能,同時也是水汽凝結為液態水的冷凝器。當森林被大面積砍伐、草原的草場由於過度放牧而衰退,荒漠、荒原上的野生植被受到破壞(摟髮菜、剜甘草等),北方的池塘和眾多湖泊被填平(與平整土地、旱澇保收的農業政策有關),這些地區的地表色(包括地貌和地表物質結構)也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北方除了實施退耕還林還草、保護森林和野生植被等恢復北方良性地表色的措施之外,還可以考慮採取其它的人工構成地表色的高新技術手段。例如,在適當的地區大面積人工鋪設銀白色的材料(顏料或薄膜),以增加日照的反射率,從而降低該地區的氣溫,增加該地區與赤道的溫度差,這樣就可以增加南方水汽北上的動力,達到增加北方降雨量的目的(需要配合水汽轉化為降雨的條件)。 第二個殺手水庫壩,是指我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陸陸續續修建的86000座水庫大壩。由於它們幾乎全部修建在南北水汽通道或東西水汽通道的峽谷之間,因此它們明顯地減少了南方水汽向北方特別是西北地區的輸送量。事實上,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地形突變,它們當然會影響中國的氣候。 眾所周知,大山脈是水汽輸送的天然屏障,也是大江大河的分水嶺。但是,仍然有一定量的水汽能夠越過大山脈(例如太行山、秦嶺、巴顏客拉山)輸送到我國的黃土高原和西北地區。這些水汽主要是通過大山脈的峽谷輸送的(估計占70%),也有一部分是從山脈上空輸送的(估計占30%,因為海拔越高空氣中的水汽含量也就越低)。在這種情況下,水庫大壩就成了一堵堵阻擋水汽輸送的牆;反過來說,既然水庫大壩具有風阻效應,那麼人工開鑿的新的水汽通道,也就應當能夠增加水汽輸送量,而這正是空中南水北調的科學原理所在。 如果峽谷的相對深度為500米,水庫大壩的平均高度為50米,那麼水庫大壩對水汽輸送量的減少作用將達到10%。由於,大壩的風阻效應可以影響到大壩高度四倍的空氣流通,因此水庫大壩對水汽輸送的影響可能要高於10%。也就是說,中國修建的86000座水庫大壩,直接減少了北方或西北地區的水汽資源來量的5~10%。當然,更精確的數字,需要通過立項進行科學研究後才能獲得。 第三個殺手城市高樓山脈,是指我國自20世紀的城市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好與我國北方乾旱期同時,似乎不是巧合)以來的城市化進程,使中國出現了一座座城市山(稱之為水泥森林實在是太輕描淡寫了),這種地形的大改變減少了水汽從南方向北方的輸送量。 我國古代的城市建築物,除了極少的寺塔外,幾乎全都在10米的高度以下(這也就是普通樹木的高度);一般來說,它們對地形的改變可以忽略不計。但是,現代的城市建築物,普遍都高於10米,大量的都在20~100米之間,還有一些則高達數百米,顯然它們對地形的改變就不能再忽略不計了。與此同時,城市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張,少則數十平方公里,多則上百平方公里――在季風的眼裡,這些城市及其城市帶就是一座座山或一道道高低起伏的丘陵或山脈。 事實上,城市山的風阻要比自然山更大。這是因為,其一、城市的建築物非常的“破碎”(下墊面太粗糙了,這是從風的角度來說),因此摩擦力也就相對要大一些(經常看天氣預報,就會發現海平面的風速通常要比陸地的風速高1至2級,因為海平面的風阻要比陸地的風阻小許多),消耗的風能也就要更多;對比之下,自然的山為實體,而且通常都具有流線型或接近流線型的外觀,因此風阻要比城市山小許多。其二、城市山同時又是火焰山,城市消耗的大量能源使城市變成了熱島,這些熱空氣籠罩在城市上空,形成了一座座更高更大的無形的山,並成為季風移動的一道道屏障。 由於我國近年大規模的城市發展,更多地發生在沿海地區或東部、南部和中部地區,而這些地方正是太平洋水汽向我國北方輸送的必經之路。因此我們有理由說上述城市的風阻效應,已經減少了北方原來所能獲得的水資源總量,其主要標誌之一就是熱帶風暴(颱風)越來越難以深入或影響到我國的內陸地區和北方地區。至於北方地區由此而減少的水資源總量,我們目前還沒有準確的數字(需要科研立項),估計能達到5~10%。此外,日本和韓國的城市化進程所形成的水汽屏障,可能也是我國華北地區水資源總量減少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古人所說的東風化雨,在今天已經越來越見不到了)。 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我國的城市規劃法有必要進行修定,並且要引入城市地形宏觀生態學的概念,用立法的形式限制城市建築物的高度,以及城市建築物的整體造型(使其具有流線型的整體結構),同時提倡城市減少能源消耗,以便儘可能地減少城市的風阻效應。與此同時,在城市帶的興建中,也要進行地形規劃,要求這些城市的布局儘可能採取東南至西北走向,以便儘可能地減少城市帶對東南水汽向西北輸送的風阻效應(具體走向,與當地的自然水汽通道的流向有關)。事實上,在未來的幾十年間,我國仍然將處於城市化的高峰期(需要把7~8億農民吸納到城市中,這也是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的必經之路),因此制定宏觀城市規劃就顯得更緊迫了。 綜上所述,我國北方地區水資源在近二三十年發生的持續性萎縮,除了世界範圍的環境變化和人為變化因素之外,主要是國內的三大水汽輸送殺手在起作用。地表色、水庫壩和城市山這三大殺手對北方水資源總量的減少,大約在15~30%之間。而這種規模的水資源總量減少,又在進一步加速着我國北方特別是西北地區的荒漠化進程(今年東北地區也出現了嚴重乾旱,表明問題已經非常的急迫)。再加上水污染和用水量不斷增加,更加劇了水資源枯竭的危機。 有鑑於此,筆者建議我國政府組織有關方面和有關人員,立即開展遏制北方水資源持續萎縮的戰略對策研究,並提出遏制北方水資源持續萎縮的戰略工程手段(主要涉及到南汽北送的空氣動力學研究及其工程實施)。在這個影響到中國半壁江山生死存亡的環境危機中,我們不應當再遲疑,不應當再保守,不應當繼續墨守那些沒有效果的常規方法(沒有足夠的水汽資源,樹也不活,草也不長),只有採納創新的思維和創造性的舉措才能夠救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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