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文體復古運動在宋代得到歐陽修、王安石、蘇軾、曾鞏等人的大力響應和推廣，駢文遂一蹶而不復振。韓愈尤受後代文人推重，比如蘇軾竟以“文起八代之衰”譽之。史稱晉、南北朝(以南朝宋、齊、梁、陳四朝概括之)、隋為“六朝”。所謂“八代”，即六朝外加晉以前的魏(以魏總括三國)和魏以前的漢(合西漢、東漢而言)，亦稱“漢、魏、六朝”。如此稱譽實為阿諛之詞，並不符合事實。西漢如賈誼、司馬遷之為散文高手，眾所周知。即使是以賦作顯的司馬相如、以戰略聞的趙充國，甚至以倒行逆施、陰險嫉妒而見殺的主父偃、楊暉，其散文之妙何嘗在韓愈之下。蘇軾稱：“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據此，則蘇軾所謂“八代”，或不包括西漢在內。然即使僅就東漢而言，散文亦不乏大家，如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皆追隨先秦諸子之作，其立意雖不逮先秦諸子，其行文則非唐人所能及。下至魏、晉，散文不衰，如諸葛亮的《隆中對》、前、後《出師表》，皆見識卓絕，豈止文彩飛揚而已。再如羊祜的《平吳疏》、杜預的《遺令》、王浚的《自理表》等，雖不及諸葛諸作顯，亦鐵中錚錚、庸中佼佼。況且諸葛、羊、杜、王諸人，皆成大功大業者，文章於彼等名副其實為雕蟲小技、未嘗留心；而韓愈乃一介書生，窮畢生精力於斯，反覆琢磨推敲鍛煉，而其作未嘗能過之，何“文起八代之衰”之有！如此這般說，並無意貶低韓愈在文學史的地位。文人相輕之說，自古有之；文人相互吹捧之陋習，卻未見有以譏之者，故特標出之。韓愈、柳宗元等畢竟是文學大家，以數量論，則自然非以文章為末技者堪同日而語。

其實，即使以駢文大盛、散文式微的南北朝而論，文章之術也談不上衰弊。駢文雖不及散文實用，卻另有一種美學意境，未可因實用價值稍遜遂將其美學價值一筆抹煞。如今古文被白話文取代，其實用的價值同駢文一樣化為烏有，就美學意境而言，未見得能與駢文一較高下；就對白話文詞彙影響而言，也未見得不屈居駢文之下。意境高低，過於抽象，不易言之，姑置勿論。對白話文詞彙的影響，有案可稽，不妨略舉數例以證其非信口開河。比如今日常見之成語：“孤苦伶仃”(本作“零丁孤苦”)、“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急於星火”、“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出自李密《陳情表》，“青雲直上”、“老氣橫秋”(本作“霜氣橫秋”)出自孔稚圭《北山移文》，“豺狼成性”、“叱咤風雲”出自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檄》，“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勝友如雲”、“高朋滿座”、“層巒疊翠”、“鐘鳴鼎食”、“漁舟唱晚”、“雁陣驚寒”、“天高地迥”、“興盡悲來”、“關山難越”、“萍水相逢”、“時運不齊”、“命途多舛”、“君子安貧”、“達人知命”、“青雲之志”、“一介書生”、“喜托龍門”出自王勃《滕王閣序》，皆為駢體而非散文。以柞里子之孤陋寡聞，信手拈來已得如許之數，有志者若檢閱《駢體文鈔》、《四六法海》等駢文文集，按圖索驥，所獲必然數十百倍之。存留於白話的文言詞彙大多為成語，成語大多由四字組成，而駢文恰恰以四字、六字為句者居多，故駢文對白話詞彙的影響在古文之上，並非偶然，而實屬必然。

駢文作為主流文體的地位因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而終止於唐代中期，不能不說是駢文的不幸。然因終止於一千二百年以前，故流傳至今的駢文均不失典雅(後代並非無人作駢文，不過無人以駢文名家，遂無所流傳)。因韓、柳而復興的古文一直至白話文之興始為陳跡，故有大量宋、元、明、清之作。韓、柳均以先秦古文為楷模，均未能致“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境界；宋文以唐文為楷模，又出唐文之下；自宋以下雖號稱名家、開創流派者，其作品或輕浮鄙陋、或扭捏作態、或小氣侷促、或陳腔濫調。要之，漸入下流，大抵不足觀。駢文因夭折於全盛之際，故盛況雖短，卻倖免於此，亦不幸中之大幸。現代白話文雖以口語代替文言，文章結構卻基本取法古文，晚期古文之鄙俗往往見諸白話運動早期的散文之作。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堪稱此類作品的典型。於荷塘觀月色而聯想到“剛出浴的美人”，鄙俗下流之至。何謂“美人”？美與不美，見人見智，不過虛晃一招，故所謂“美人”者，實乃“女人”之代稱。何謂“剛出浴的美人”？倘若已經衣冠整齊，何以知其剛從澡盆起身？故所謂“剛出浴的美人”者，不過“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女人”的代稱。因自然景觀而聯想到“女人”，已經鄙俗之至；還嫌不夠，還要進而聯想到“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女人”，故不兼下“鄙俗”與“下流”不得盡其丑。鄙俗下流如斯，而讚賞者多如過江之鯽，大奇！。晚明有張岱其人，撰《西湖七月半》一文，極扭捏作態之能事，而讚賞者亦多如過江之鯽，亦大奇！。所謂“奇文共欣賞”者，此之謂歟？

§154

文學史上慣稱“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雖舉其極盛之時代而言，所謂“盛極而衰”，故亦隱含詩自宋以降已不足觀之意於其內。古文無所變，時代愈近，格調愈卑而已。詩則一變而為詞，詞復一變而為曲，詞雖不及詩雅馴，曲雖不及詞雅馴，畢竟另闢蹊徑，較古文之走入窮途末路又幸運多矣。曲自秦漢以來即有，然從來不曾在文人中流行為一種文學，一來因涉及音樂，非一般人所能，二來因語近俚俗，不登大雅。元代將人分作十等，施行“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的等級制度。十等中的第九等“儒”，泛指文人。文人的等級僅居乞丐之上，其備受凌辱可想而知。曲之所以能興於元，當亦因文人由社會上層打入社會底層所致。元曲之興，一如蒙古之興，不過曇花一現，後世問津者寡，不值得深談。

詩與詞，尤其是詩，則直至白話文的興起，歷代文人皆能之、皆好之。其實，說“文人”云云還不夠精確，武人亦未嘗不能、未嘗不好。南朝梁代名將曹景宗破北魏猛將楊大眼於淮水，凱旋而歸。梁武帝設宴華光殿，命群賦詩。因曹景宗為武人，不曾予命。曹景宗自請，其時容易押韻的字業已用盡，僅餘極難押的“競”、“病”二字。曹援筆立成五言一首曰：“去時兒女悲，歸時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竟成千古絕唱。霍去病，西漢名將，官居驃騎將軍，大將軍衛青的外甥，多次從衛青出擊匈奴，屢建大功。《史記》合衛青與霍去病為《衛將軍驃騎列傳》，傳中稱霍去病之常勝由於“天幸”，又於《李將軍列傳》中李廣之無功由於“數奇”。“數奇”之“奇”，讀若“奇偶”之“奇”。所謂“數奇”，即運氣不好的意思。唐代大詩人兼大畫家王維《老將行》有“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之句，注釋者多以為王維誤用典故，張冠李戴。其實，王維未必不知“天幸”指霍去病。作詩非作史，不必字字實指，要與“李廣”作對，非單名單姓者不可，“霍去病”派不上用場，何妨借用衛青當之！

詩之所以會如此流行，論者大都以為與唐代進士科以詩取士不無關係。這說法不為無理，然亦須知唐代進士科考試的詩體，既非古詩，亦非近體詩(律詩和絕句)，而是五言六韻十二句體。這種詩體，除應試之外，別無所見。唐代應試詩除錢起《湘靈鼓瑟》一首之外，絕少流傳，而祖詠的應試之作雖流傳至廣，卻因不合應試詩的體裁而未嘗以應試詩視之。祖詠，洛陽人，開元十二年(724)進士及第。當年的應試詩題是《終南望余雪》，“終南”，指長安城南的終南山，為唐代京城的遊覽勝地。祖詠寫下“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便納卷出場。聞者無不訝然，問祖詠何為僅寫四句便止。祖詠說“意盡”。歷來選唐詩者，罕有不錄祖詠此作，可見此詩之妙，異口同聲，祖詠作詩意盡而止的創作態度也大為後代論詩者所賞識，皆無庸更置喙。

不過，竊以為此事尚有可議者三。其一，唐代文人無不視進士為至高的榮耀，祖詠寫成四句即納卷出場時，絕不可能逆料其結果為凶為吉，其蔑視如此榮耀之氣概昭然若揭，可見祖詠雖非不求聞達的隱士，其對功名的追求，深得孔子“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之意，絕非患得患失、苟且迎合之徒。其二，應試詩明文規定為六韻十二句，祖詠之作僅得三分之一。主考官不因祖詩之不合程式而破例錄取之，可見主考官鑑別人才具眼，亦絕非墨守成規、庸碌無為之流。其三，自從上世紀之初“洋肉”精英對華夏傳統文化之種種醜化、攻擊不遺餘力以來，“科舉”不僅同“封建”、“腐朽”、“反動”等等糾纏在一起，而且也同“八股文”建立起等號。

其實，由隋朝首創、唐朝繼承和發揚的科舉制度，徹底打破了由魏、晉以來形成的門閥政治，為出身貧寒者開闢了一條由社會下層翻身的途徑。門閥政治雖不等同封建世襲，但就壟斷社會上層地位這一點而言並無二致。如果說“科舉”可以同“封建”拉扯上任何關係的話，只能說“科舉”是“反封建”的；如果“封建”是“腐朽”的、“反動”的，那麼，“科舉”就只能是“新生”的、“進步”的。唐朝科舉有八種不同的科目，八種之中沒有任何一種同“八股文”有任何瓜葛。最為流行的“進士”科，其考試的項目是詩。祖詠的事例說明，應試詩雖有一定的程式，執行者並無須拘泥，遠較“洋肉”精英們津津樂道的“洋科舉”為靈活。記得八十年代初美國的博士論文程式大都有如此規定：必須用25%的棉料紙，必須用打字機打印，必須保留塗改墨跡(意思是用消字靈一類化學藥劑或白色塗改試劑更改過的文本一律作廢)。稍後因電腦編輯排版軟件問世，各學校又紛紛規定只能使用某種或某幾種電腦編輯排版軟件。以柞里子之見，用什麼紙張，如何書寫或印刷，皆為瑣屑、為不相干，為此等瑣屑、此等不相干立下此等繁文縟節，實可笑之至，而“洋肉”精英們卻紛紛以“科學精神”敬仰之，以為神，亦可笑之至。

§155

詩道既如此風行，不善此道而好附會風雅者，於是不乏其人。比如，在詩歌最盛、詩史上稱之為盛唐的時代，有左武衛將軍權龍褒其人，好賦詩而不懂聲律。詩人表示謙虛，往往自稱其詩作“趁韻而已”，意思是“不過押韻罷了”。權某的詩作大都並不趁韻，卻也東施效顰，每每自稱其詩作“趁韻而已”。據《全唐詩話》載，權龍褒曾為滄州刺史，上任伊始，以詩示同僚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漢，聚坐打杯觥。”語意既粗鄙不堪，韻律亦無從道起。同僚恭維道“公有逸才”。權某不知高低，答曰：“不敢，趁韻而已。”權龍褒又曾在皇太子宴會上吟《夏日詩》曰：“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問：“豈是夏景？”權某亦答曰：“趁韻而已”。皇太子忍俊不能，作詩譏之曰：“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詩詞之道衰亡已久，近來忽有復興之兆，初聞之私心振奮，既得機會觀摩某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全國詩社詩友作品選萃》，卻不得不學權某的同僚，恭維一聲“公有逸才”，料想《選萃》諸作者聽了也會如權某答曰：“不敢，趁韻而已”。國內詩道復興之風也吹到海外，前兩年有人輾轉送來“七律”一首，意在發表。通篇如何，早已忘卻，只記得起首第一句曰：“一點二點三四點”。柞里子看罷請輾轉送來者輾轉傳話回去說如此：若是“趁韻而已”，發表亦無妨，既是自稱“七律”，則委實不敢，因其大作既不合律也不趁韻。

其實，宋既不得不變詩而為詞，元既不得不變詞為曲，今人亦何妨令詩詞曲俱作文化遺產，而自為其所長。何為今人之長？曰：古人之短即今人之長。然則，何為古人之短？曰：小說。《漢書．藝文志》有“小說家”一流，定義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作，據所列書名觀之，即後代所謂“野史”、“筆記”、“回憶錄”者，與現代所謂“小說”，所指有別。然現代所謂“小說”者，其名稱自《漢書．藝文志》來則無可置疑，因現代“小說”，取意“非真人真事”，而“非真人真事”正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未可盡信而出。接近現代“小說”的定義的作品，漢已有之。宋代太平興國年間編輯而成的《太平廣記》，堪稱空前絕後的文言小說選集，共輯錄自漢至宋初的小說四百七十五種。其所輯錄之原作的單行本大都遺失，賴是集而得以倖存。六十年代中華書局曾出版標點本，大可為有興趣於古典小說者留連忘返之所。《太平廣記》所輯錄，除“野史”、“筆記”之外，大抵為所謂“志怪”小說或“傳奇”小說。所謂“志怪”或“傳奇”，就是記錄稀奇古怪之事的意思。既然是記錄稀奇古怪之事，大抵為現實所無有。然“無有”的程度或有不同。“志怪”類的“無有”，多屬幻想，可視為現代科學幻想小說之祖。或以為古典小說中的幻想無非妖精鬼魅，何可與今日以“科學”為基礎的幻想小說相提並論？但凡如此設想者，皆不明今日所謂之“迷信”，未必非昔日所謂之“科學”，而今日所謂之“科學”，亦未必非明日所謂之“迷信”。“傳奇”類的“無有”，多近於現實，其中一部份，比如《虬髯客傳》、《紅線傳》，可視為今日武俠小說之祖；另一部份的所謂“奇”不過“無巧不成書”之意，如《鶯鶯傳》、《李娃傳》等，除所用語言為文言外，與今日所謂純文學性的“小說”，並無區別。

自宋至於近代，“志怪”、“傳奇”漸少，就現代一般定義而言的小說漸多，然可讀者實寥若晨星。記得從上小學到上初中看過的非“志怪”、非“傳奇”古典小說有《三國演義》、《封神演義》、《隋唐演義》、《說唐》、《說岳全傳》、《東周列國志》、《西遊記》、七十一回、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傳》、《水滸後傳》、《三俠五義》、《紅樓夢》、《西遊記》、《三言二拍》等。當時看得興致勃勃，以為皆精彩非凡、不可不讀之傑作。爾後文化漸趨政治化，大部份古典小說皆因不合政治需要而從市面上消失。再往後不足二十年而河東河西卻已換位，古典小說全面開放，包括自五十年代初即遭禁止因而從來不曾謀面者，如《施公案》、《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金瓶梅詞話》等等，皆重新刊行問世。一時趁興把少時看過與不曾看過的流行古典小說一一重新或初次過目，卻發現可讀的古典小說原來僅有三部半而已。七十一回《水滸傳》為一部、《西遊記》為一部、《儒林外史》為一部，《紅樓夢》為半部。從宋至近代一千年來，可讀的小說不足四部，故曰：小說者，古人之短也。

§156

《封神演義》、《隋唐演義》、《說唐》、《說岳全傳》、《東周列國志》、《水滸後傳》、《三俠五義》、《施公案》等等，文字低劣，有目共睹，置之於“可讀”之外，或無爭議。《三言二拍》、《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則因文氣低劣而不入選。“文字低劣”易言，“文氣低劣”難論。明胡應麟《詩藪》稱：“‘公道世間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間事，只有春風不世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皆僅去張打油一間，而當時以為工，後世亦極稱之，此詩所以難言。”竊以為能識胡應麟所引詩句為極近“打油”，便能識《三言二拍》、《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的文字為“文氣低劣”。倘若不能識，則柞里子亦無如之何，只有襲用胡應麟之語，感嘆一聲：此文所以難言也。至於《金瓶梅詞話》，則無論如何為之辯護，畢竟是色情小說，難登大雅之堂。雖有社會史價值如辯護者所云，雖有經濟史價值如辯護者所云，作者之意不在撰修社會史或經濟史甚明，讀者之意不在研究社會史或經濟史亦甚明。正如美國春宮畫報《花花公子》、《藏春閣》，雖有種種正襟危坐之談，畢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倘若刪去其色情描寫，則又精彩盡失，味同嚼蠟。《三國演義》向來名列古典小說名著，然文字實屬低劣，僅以故事情節取勝，而所敘故事之精彩者大抵取材於《三國志》和《三國志注》，並非《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之創作，故亦棄而不取。羅貫中其他著作如《粉妝樓》、《平妖傳》亦文字低劣，相傳由羅貫中擴充而成的一百回《水滸》名副其實狗尾續貂，皆可為《三國演義》文字低劣之旁證。

或以《西遊記》為證道之作，或以《西遊記》為兒童讀物，或以《西遊記》為老少咸宜之消遣作品，竊以為皆失之。所謂“證道”，即闡述道統之意。此說當緣小說《西遊記》長期與非小說《西遊記》、如今多稱之為《長春真人西遊記》者混為一談所致。清乾隆末經學大家錢大昕在蘇州玄廟觀發現《長春真人西遊記》真本，成書於明代的小說《西遊記》與成書於元代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了不相涉的真相方才大白。長春真人，道教大師，亦稱長春子，俗姓邱氏，名處機，其道行生平前文業已約略介紹過，此不復贅。《長春真人西遊記》是長春真人的弟子記錄長春真人旅行西域時所見所聞，大約相當於今日所謂的遊記，與“證道”亦了不相涉。既誤會兩書為一書，又因實不曾見《長春真人西遊記》，不知其究竟為何等著作，直以己意揣度之，遂成此誤。其實，稍有常識並願稍事思考者，當明此說之謬，因長春子乃道教真人，故即使《長春真人西遊記》確為“證道”之作，其所證之“道”當為道教之“道”而不會是佛教的“道”，而小說《西遊記》至少就表面而言卻明顯抑道揚佛，其不可能是道教徒“證道”之作不言而喻。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止(如今情形如何，非久居海外如柞里子者所知，不敢以意揣度)，學齡兒童甚至學齡前兒童大約都知道《西遊記》的一些故事，但知道一些《西遊記》的故事並不等於看過《西遊記》，更不等於看懂了《西遊記》。絕大部份兒童對《西遊記》故事的知識來自小人書、戲劇、或各種《西遊記》簡寫本，而並非來自直接閱讀《西遊記》本書。即使是直接閱讀過《西遊記》的兒童，想必亦皆囫圇吞棗，只追求故事情節而忽略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因其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皆遠在兒童的理解能力範圍之外，想不如此亦不得不如此。由此可見，《西遊記》絕不是兒童讀物。倘若細心閱讀，則不難發現《西遊記》之中其實有諸多兒童不宜之處。柞里子不想把《逍遙談》也搞成兒童不宜之作，故不便一一引證於此。既然如此，視《西遊記》為老少咸宜者，自亦非至當之論。但凡忙於事業、忙於學業者，除非其事業或學業碰巧正好是文學，皆無時間或心情讀小說；但凡忙於掙錢者，無論是有幸為發財致富，抑或不幸僅為生存，亦皆無時間或心情讀小說。由此可見，但凡小說皆可視為消遣之書。《西遊記》既然是小說，自然也不免為消遣之作。不過，有些小說，無論作者與讀者，寫與讀的目的皆在消遣；有些小說，無論作者與讀者，寫與讀的目的皆不盡在消遣；有些小說，讀者雖意在消遣，而作者之意卻並不盡在消遣。竊以為《西遊記》屬於最後一種，故視《西遊記》為消遣之作，亦非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