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舊中國”

繼《政府作用和角色問題的歷史考察》（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版）之後，高王凌又奉獻出《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2005年版）。高王凌出書不太多，每本書的篇幅也不很大，但學術含金量很高。他的着作中所提出的，都是一些在學術史上具有顛覆性的大問題。
我們所謂的“舊社會”，是指以“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為社會兩大階級的“農業社會”或者“鄉村社會”，這種社會已經有一兩千年的歷史了，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對於“舊社會”，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通過政權與學界的共謀，已經形成了一些根深蒂固的基本認識。主要包括：一、占人口比重10％的地主富農占有70％─80％的土地；二、佃農有50％，甚至50％以上的產出被地主當作地租拿走了；地主對於農民還有超經濟的掠奪和壓迫，例如黃世仁與楊白勞和喜兒的那種關係；在地主、農民和皇權的三者關係中，皇權是地主的政治代表，是地主壓榨農民的政治保障。高王凌的着作，以及秦暉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研究，依據實證材料，全面否定了對“舊社會”的“舊認識”。

高王凌歸納民國年間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調查統計，“得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之間（簡單平均是36％），總之是不到40％”這樣一個結論。（《新論》，005頁）而且這其中還包括了族田、學田等公田。因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農的手中。在某些地區（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還不到30％，秦暉曾據此作出“關中無地主”的論斷。

關於地租率，高王凌指出，人們往往忽略了地租的“徵收對象”，“即計租都涉及哪些耕地和哪些產量的問題”。通常所說的百分之五十的地租，其實是指土地的“主產物”（或“正產物”）而言，並不包括全部的產出。如果考慮到南方的“小春作物”以及北方的“田頭地角”，一向都是不計租收租的，“相應的地租率就大約是40％或略多一些（而不是假定的50％）”。（《新論》，007頁）

黃世仁式的地主肯定是歷朝歷代都不乏其人，但“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超經濟（契約）強制”從總體上說是不存在的。高王凌在研究了各地的資料後發現，地主與佃戶雙方存在着利益上的持續較量，佃戶以拖欠、求讓、偷割私分、壓產、反退佃、辭佃、罷種、逃租及轉佃、恃強、構訟、交“濕谷”“癟谷”，直到暴力反抗和有組織的鬥爭等等方式爭取儘可能多的所得；而且他們的努力顯得相當有效，“地主實際取得的地租只占與佃農約定租額的七八成左右”，因而，“實際地租率只有單位面積產量的30％左右”（算法：40％×75％＝30％）。（《新論》，177頁）

若追問為什麼會出現農民對地主的“超經濟（契約）反強制”，就必然涉及到地主、農民和皇權的三者關係。如果了解到：過去農民給地主交租的“實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特別是清代的那些小地主、土地主）也不能隨意“增租奪佃”，至於“打官司”呢，往往也討不了好去（從《清實錄》所載的為數有限的幾個案例來看，它主要是懲治了官紳地主），就不能不懷疑皇權是地主階級政治代表的說法。秦暉指出：正如“階級”理論本出自近代社會，“階級代表”說也本是近代代議政治下的行為邏輯。傳統時代並無代議政治，統治者“提三尺劍，化家為國”，“某之產業，孰與仲多”，只知“家天下”，不知“階級天下”。中國歷史上只有“官逼民反”而無“主逼佃反”之說。也就是說，皇權和官府有時候會站在地主一邊，有時候會站在佃農一邊，但更多的時候，是作為地主和佃農的共同對立面。

像土地占有比例和實際地租率之類的問題，本來並不難搞清楚。然而，為什麼會出現長期以來那種扭曲歷史和現實的結論呢？“這些說法多是出於當代‘革命’的需要（既有國民黨的革命也有共產黨的革命），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從學術上說，後人自應負有‘修正’的責任。”“其實最早指出地主、富農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遠遠達不到70％的原估計數的，不是別人，而是杜潤生。為此，1950年在中共中央土地改革會議期間，他曾先後向劉少奇、毛澤東等人做過匯報。”（《新論》，005頁）杜潤生後來指出：堅持既有說法並堅持以暴力方式實行“土地改革”，是“階級鬥爭”和“重組基層”的需要。（高王凌：《杜潤生與農村改革》，《南方周末》，2005-11-17）

現在有的學者仍在為暴力方式的“土地改革”評功擺好，主要理由是它把“地主階級”原來所占有的那一部分農業“剩餘”（大約占農業產值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算法：70％×50％-10％＝25％）轉變為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高王凌算了一筆賬，使這種說法失去了立足之地。地主占有土地不足全國總耕地面積的40％，地租實收率是30％，地租總額只占到全國農作物總產值的12％，或更低一些。（《新論》，178頁）高王凌在別的地方指出這個數值只有10％。考慮到地主階級自身的人口比例，單純靠地租維持生計的小地主與一般自耕農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過去鄉村中的高門大戶通常都是兼營工商業者。因此，真正的農業“原始積累”並不是取之於地主，而是取之於農民，是源於政府“重組基層”後在財政能力上的一種“突飛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