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這是歐陸王室的最後晚餐嗎？

1910年5月的一個上午，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出殯，騎着馬在隊伍中前進的有九個帝王，多麼宏偉的一個場面！穿着喪服，肅穆佇候的人群，都不禁驚嘆不已。這些君主，服色斑斕，嫣紅奼紫，寶藍翠綠，三騎一排聯轡出了重重宮門，在陽光照耀下，羽翎頭盔，金絲衣鑲，緋色綬帶，嵌着珠寶的勳章閃閃發光。他們後面是五個王儲，四十多個皇室貴胄，七個皇后——未亡人四，執政者三——以及為數不多的來自非帝制國家的特派大使。他們總共代表七十個國家。王公貴族，達官顯貴，在類似場合雲集一起，這是盛況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靈柩離開王宮時，議會塔尖沉悶的鐘聲報時九下，但在歷史的時鐘上則是日薄西山的時刻。舊世界的太陽正在西墜，雖日華燦燦，但已奄奄一息，行將一去不復返了。

　　前排居中一騎，是新登極的英王喬治五世，他左側是康諾特公爵，故王唯一的在世兄弟，右面的一位人物，是《泰晤士報》認為“屬於所有前來弔唁的外國人士中的翹楚”，是一位“甚至在關係最緊張的時期，也從沒有失掉他在我們中間的聲望”的人物，他就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這位皇帝，騎着青灰馬，穿着嫣紅的英國陸軍元帥服，手執元帥杖，在他舉世聞名的翹鬍子的臉上，顯現着一種“嚴肅、甚至嚴酷”的神色。他百感叢生，心緒激動，思潮澎湃，波痕浪跡，在他的信中斑斑可見。在母后故居溫莎堡的寓所度過一夜之後，他寫信回去說：“這個地方，稱它為家，這個皇室，以它為族，我引以為榮。”他悲喜交集：和英國親戚在一起的這些黯然神傷的喪禮時日，使他不禁情意纏綿和懷舊思故；冠蓋雲集，惟他獨尊，他又不禁倨傲自得，他舅父從歐洲舞台上消失殞沒了，他更是感到個中的不盡滋味。他是前來埋葬他的心頭禍患愛德華的；威廉認為愛德華是策劃包圍德國的元兇；愛德華，他的這位舅父，是他既不能嚇倒，也無法感動的；他這位舅父的肥碩身軀，在德國和太陽之間投下了陰影。“他是個魔王，你們想象不到他是怎樣的一個魔王！”

　　對愛德華的這個論斷，是德皇1907年在柏林招待三百名賓客的午宴上宣布的，是愛德華懷着昭然若揭的包圍德國的惡毒陰謀的一次大陸之行惹起的。愛德華在巴黎花了一周時間，從事煽動挑撥，並且莫名其妙地訪問了同他侄女結婚不久的西班牙國王；最後還訪問了意大利國王，顯然是想誘使他脫離跟德、奧的三國同盟。而這位德皇在歐洲是個信口開河的人，他登基以來的二十年間，每過一段時候總要發表一通議論，叫那些外交家們極度神經衰弱；這次，他越說越激動，收尾時又瘋狂地發表了這樣一通議論。

　　所幸，主張包圍他的這個人現在溘然長逝了，而接位的喬治，按德皇在葬禮前幾天對西奧多·羅斯福的說法，則是“一個聽話的小伙子”（四十五歲，比德皇小六歲）。“他是個道道地地的英國人，他恨所有的外國人，不過這在我倒並不介意，只要他對德國人不比對其他外國人更恨些就行。”威廉正躊躇滿志地同喬治並騎而行，經過他任名譽上校團長的皇家第一重騎兵團的時候向團旗行着軍禮。有一次，他曾分送穿着重騎兵軍服的本人照片，在他的簽名上面寫了一句詭秘莫測的話：“吾守吾時。”今天，他的時機到來了；他成了歐洲的至尊。

　　策馬跟在他後面的是寡後亞歷山德拉的兩個兄弟，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和希臘國王喬治；她的侄兒挪威國王哈康；以及三位後來遜位的國王：西班牙的阿方索，葡萄牙的曼努埃爾和纏着穆斯林絲頭巾的保加利亞國王費迪南德。費迪南德此人，自稱沙皇，並且在箱子裡藏着從戲裝商人那裡弄來的拜占庭大帝的全副王權標幟，以備有朝一日把拜占庭的版圖重集在他御杖之下的時候穿戴。這就使得和他同為九五之尊的其他君主不免耿耿於懷。

　　給那些為《泰晤士報》稱做“御轡執鞭，英姿颯爽的王孫公子”弄得眼花繚亂的觀眾，很少有人注意第九位國王，而他卻是他們中間後來立下豐功偉績，不失為頂天立地大丈夫的唯一王孫。雖然他極其魁偉軒昂，並且擅於騎術，但是這位並不喜愛這種皇家禮儀浮華排場的比利時國王阿爾貝，在這行列里，總是顯得局促不安和心不在焉。這時候，他才三十五歲，登基僅一年。日後，他的容貌成了英雄主義和悲劇的象徵而聞名於世，可仍然還是那副茫然若失的樣子，似若另有所思。

　　阿爾貝右側一騎，是老奧皇弗朗茨·尤素福的繼承人，奧地利大公弗朗茨·費迪南德。他高大肥碩，身着緊身胸衣，頭盔上綠色羽翎招展，是未來悲劇的根源。阿爾貝左側是個永遠登不上王位的另一個王裔，尤素福王子，土耳其蘇丹的繼承人。繼帝王之後是皇室貴胄：日本天皇的兄弟伏見親王；俄國沙皇的兄弟米哈伊爾大公；意大利國王的兄弟，穿着天藍衣着、戴着翠綠羽翎頭盔的奧斯塔公爵；瑞典國王的兄弟卡爾親王；荷蘭女皇的丈夫亨利親王；再就是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門的內哥羅的王儲們。最後一名是達尼洛親王，“一個和藹可親，俊秀非凡，舉止悅人的翩翩公子”，他不是徒有“風流寡婦情侶”之名，而是確肖其人。瞧他上一夜到達時伴同他一齊來的竟是一個“姿色傾城、艷麗嫵媚的妙齡淑女”，他向人介紹說是他夫人的一個侍女，到倫敦來採購一些東西的。英國官吏給弄得無不為之目瞪口呆。

　　再後面是一隊德國的小皇族：梅克倫堡-什未林、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瓦爾德克-皮爾蒙特的大公們，科堡、薩克斯-科堡和薩克斯-科堡哥達的大公們，薩克森、黑森、符騰堡、巴登和巴伐利亞的大公們。最後的這位大公，魯普雷希特王儲，不久就將率領一支德軍轉戰沙場。此外有暹羅的一個親王，波斯的一個親王，前法國奧爾良皇族的五個親王，戴着金流蘇土耳其帽的埃及總督的兄弟，穿着淺藍繡花長袍，其古老王朝只剩兩年壽命的中國載濤親王。還有代表德國海軍總司令的德皇兄弟普魯士的亨利親王。在這絢麗壯觀的行列中有三個穿着便裝的人士：瑞士的加斯東-卡蘭先生，法國外交部長皮雄先生和美國的特使、前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愛德華，這個各國首腦盛況空前地為之雲集的人物，素有“歐洲之伯”的尊稱。從歐洲統治家族這方面來說，這個頭銜可說是名副其實的。他不僅是德皇威廉的舅父，而且由於其妻的姊妹俄國瑪麗皇太后的關係，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姨父。他的侄女阿利克斯是沙皇的皇后；他女兒莫德是挪威的王后；另一個侄女埃納是西班牙的王后；第三個侄女瑪麗，也即將成為羅馬尼亞的王后。他妻後的王族，除據有丹麥王位外，還為俄國生養了沙皇，為希臘和挪威提供了國王。其他的親戚，維多利亞女王子女九人各支的後裔，則充斥歐洲宮廷。

　　他駕崩後，前來哀悼弔唁的，勢如潮湧，非始料所及。這不僅出於家族之情，也不在於他的突然逝世，噩耗頓傳——公眾知道他只病了一天，第二天就與世長辭了。事實上，這是對愛德華雄才大略的悼念。（他是一個善於結交的國王。）他縱橫捭闔，對國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位短短九年期間，英國的“光榮孤立”，在壓力之下業已放棄，讓位於同兩個宿敵法國和俄國以及一個正在崛起的新強國日本達成的一系列“諒解”和友好關係；雖然英國不喜歡對事情過於肯定，同它們並不是真正的結盟，但結果是均勢為之改變，波及整個世界，且影響了各國之間的關係。愛德華既不創立也不左右英國的政策，但政策之得以改變，他個人的外交手腕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童年被帶往法國訪問時，曾對拿破崙三世說：“您有一個美麗的國家，我願做您的兒子。”他的偏愛法國事物，同他母后的偏愛德國事物顯然是志趣異殊，但也可能是對她的分庭抗禮。他的這種偏愛，歷久不變，在他母后崩殂後且付諸行動。德國1900年的海軍計劃，對英國包藏挑釁之心，英國日益惴惴不安，於是決心彌合跟法國的舊隙，這時候，愛德華的所謂“有魔力的國王”的才能，為此鋪平了道路。1903年，他不顧進行正式國事訪問將會遭到冷遇的忠告，徑往巴黎。到達時，群眾面帶慍色，默不作聲，有人還奚落性地叫喊了幾聲“布爾人萬歲！”和“法紹達 [ 註：法紹達（Fashoda），蘇丹地名，位於白尼羅河左岸，現名科多克（Kodok），1898年英、法兩國為爭奪非洲殖民地在此引起衝突事件。——譯者 ] 萬歲！”但這位國王毫不介意。憂心忡忡的副官嘟囔地說：“法國人不喜歡我們。”他回答說：“憑什麼他們該喜歡我們？”他繼續從馬車上向群眾點頭微笑。

　　他拋頭露面四天。在萬森檢閱了軍隊，在隆尚觀看了賽馬，參加了歌劇院的特別演出盛會，出席了愛麗舍宮的國宴和外交部的午餐會。他在劇院幕間休息時間同觀眾打成一片，並在休息室里向一個著名的女演員用法語表示祝賀，大獻殷勤，使冷漠的氣氛化為笑臉相迎。他所到之處都發表演說，講得謙和有禮，機智圓通。他談論着對法國人，對他們的“光榮傳統”，對他們的“美麗城市”的情誼和仰慕。他表白說“很多愉快的記憶加深了”他對這些方面的眷戀之情，而他對這次訪問的“由衷喜悅”，他對舊嫌的“欣然冰釋，不復介懷”，對法英的彼此繁榮、唇齒相依的深信不疑，以及對兩國的友好在他的心目中“常居首要地位”的信心，也無不增強了他的這種眷戀之情。他離開巴黎時，群眾山呼“吾王萬歲！”了。一個比利時外交官報告說：“這個國家所出現的這種態度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是少見的。他贏得了所有法國人的心。”德國大使認為英王的訪問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認為英法的言歸於好是出於一種“對德國的普遍反感”。不出一年，經過排難解紛的大臣、部長們艱苦努力，重新和好終於變成了英法協約，1904年4月簽了字。

　　倘不是德國領導人懷疑英國動機不正，先於1899年，繼之又於1901年斷然拒絕了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的建議，德國本也可以跟英國締結一份協約的。至於他們懷疑英國究竟居心何在，這不論是幕後操縱德國對外事務的影子人物霍爾施泰因，或是風度翩翩、博學宏通的首相比洛親王，或是德皇本人，都頭緒不清；但是，他們都肯定其中必有奸詐。德皇又總是希望在既能到手而看來又似無心於此的情況下同英國達成協議。一次，在參加維多利亞女王葬禮時，在英國環境和家族情誼的感召之下，他曾情不自禁地向愛德華傾吐了他的這種心願。“沒有我們的首肯，在歐洲一隻耗子也不能亂動一下”，他就是這樣設想英德同盟的。可是，英國人一表示有意的時候，他和大臣們又立即改變主意，懷疑其中有什麼陰謀詭計。他們擔心在會議桌上為人所乘，寧願乾脆避而遠之，而憑藉日益強大的海軍來嚇唬英國人就範。

　　俾斯麥曾告誡德國要以陸上力量為滿足，但是他的那些繼承人，不論就他們個人而言，或是就整體而言，都不能與俾斯麥相提並論。俾斯麥所追求的目標，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而他們則海闊天空到處伸手，究竟想要什麼又無定見。霍爾施泰因是個馬基雅弗里式 [ 註：馬基雅弗里（Machiavelli，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兼歷史學家；馬基雅弗里式是指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譯者 ] 的人物，沒有一定的政策，賴以行事的唯一原則是懷疑一切。比洛則根本沒有什麼原則；他非常油滑，他的同僚蒂爾皮茨海軍上將曾為他哀嘆，說泥鰍比起他來還不過是只水蛭。而鋒芒畢露、反覆無常、一貫見異思遷的德皇，則是一時一個目標，玩弄外交手腕，猶如搞永恆運動的練習。

　　他們誰都不信英國會和法國和解，所有有關的警告，霍爾施泰因全都置之不理，斥之為“幼稚”，甚至對於他派駐倫敦的使節埃克哈德施泰因男爵明確不過的警告也是如此。1902年，在馬爾巴勒大廈的一次宴會上，埃克哈德施泰因曾注意到法國大使保羅·康邦和約瑟夫·張伯倫消失在彈子房裡，他們在裡面興致勃勃地交談了二十八分鐘之久。他所能偶然聽到的只是“埃及”和“摩洛哥”這幾個字（這位男爵的回憶錄中沒有說明彈子房的門是開着的，還是他從鑰匙孔里竊聽到的）。後來，他奉召去英王書齋，愛德華敬他一支1888年的厄普曼雪茄，告訴他英國即將同法國達成一項解決所有殖民地爭端的辦法。

　　協約成了事實，威廉怒不可遏。這裡面，使他更為肝膽俱裂的是愛德華在巴黎的勝利的舊痛。這位向以出行頻繁著稱的“旅遊皇帝”，對儀式隆重地進入外國首都，常甘之如飴，可是他最嚮往的巴黎卻可望而不可即。他走遍各地，甚至去過耶路撒冷，在那裡，為了讓他騎馬入城，曾不得不砍削雅法城門；然而巴黎，這個無美不備，無不令人神往，柏林無一可與之同日而語的中心，他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他想受到巴黎人的歡呼，他想獲得法國榮譽勳章，他曾兩次讓法國知道陛下的這個心願，但邀請從不見來。他可以到阿爾薩斯發表演說，頌揚1870年的勝利；他可以率領遊行隊伍穿過洛林的梅斯；可是這位德皇活了八十二歲，至死也沒有看到巴黎，這也許是帝王命運中最為辛酸的一個史話。

　　對於立國較久的國家懷有嫉妒，這種心情咬齧着他。他向西奧多·羅斯福埋怨英國的達官顯貴，說他們訪問歐陸時從不光臨柏林，而老是前往巴黎。他感到不為人所賞識。“我在位多少年以來，”他對意大利國王說，“我的同僚們，歐洲的那些君主，總是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要不了多天，有我偉大的海軍做後盾，我的話就會有人洗耳恭聽了。”這樣的情緒，遍及他整個民族。他們同他們的皇上一樣，全都迫切需要得到器重。他們血氣方剛，野心勃勃，他們意識到實力的強大，他們是尼采和特賴奇克 [ 註：特賴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1834-1896年），德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論家，普魯士學派著名成員之一。曾任柏林大學等校教授。1886年起成為普魯士史官。反對社會主義，鼓吹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力主對外擴張。著有《十九世紀德國史》等。——譯者 ] 之道哺育起來的。因而，他們認為理應稱王稱霸，他們感到為人所負，世界沒有承認他們為盟主。軍國主義的發言人弗里德里希·馮·貝恩哈迪寫道：“我們必須在整個地球上為德國的民族性和德國的精神贏得崇敬，這是它們應得的……可是迄今未給它們。”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他直言不諱，只容許採用一種辦法；從德皇以次的一些小貝恩哈迪們，於是力圖使用威脅和顯示力量的辦法來取得他們夢寐以求的尊敬。他們揮着“包着鐵甲的拳頭”，要求獲得“日光下的地盤”，他們歌頌“熱血和鋼鐵”和“閃閃發光的甲冑”，宣揚刀劍的功德。羅斯福先生當時關於跟鄰國相處的格言已被條頓化為“提高嗓門，揮舞大槍”。當德國人揮舞大槍，當德皇吩咐軍隊為義和團之亂開往中國象匈奴王阿提拉那樣行事（把匈奴人作為德國人的榜樣是他自己選擇的），當泛德意志同盟和海軍聯盟紛紛建立，集會要求別國承認它們擴張的“合法目的”時，別的國家便以結盟相報了；而當這些國家結成同盟的時候，德國於是嚎叫這是包圍！全德國被包圍啦這句副歌給咬牙切齒地唱了整整十年。

　　愛德華的出國訪問照常行事，去羅馬，去維也納，去里斯本，去馬德里，且不僅限於拜訪王室。他每年都去馬里安溫泉療養，並在那裡同“法國之虎” [ 註：指外號“老虎”的法國總理克列孟梭。——譯者 ] 交談，互抒己見。此人與他同庚，在他在位期間任總理四年。愛德華生平有兩個癖好，一尚衣着得體，一愛與異端為伍。但他不計較前一個癖好而敬仰克列孟梭先生。這位“老虎”跟拿破崙所見略同，認為普魯士是“炮彈里孵出來的”，並且看到這個炮彈正迎面飛來。“德國貪求權力……已把消滅法國作為定策”是他的主導思想，在這種思想的籠罩下，他運籌帷幄，縱橫捭闔。他對愛德華說，有朝一日法國需要幫助的時候，靠英國的海上力量是不夠的，他提請愛德華注意，拿破崙是在滑鐵盧被打敗的，而不是在特臘法爾加爾角受挫的。

　　 1908年，愛德華乘御用遊艇去雷維爾 [ 註：雷維爾（R????），現名塔林，為蘇聯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首都。——譯者 ] 作國事訪問，會見沙皇，英國臣民不以為然。英國的帝國派認為俄國是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宿敵，新近又是虎視印度的覬覦者；而在自由黨和工黨看來，俄國是鞭笞苛刑，屠殺猶太人和1905年大批殘殺革命黨人之鄉。至於沙皇，按拉姆齊·麥克唐納先生的說法，則是個“卑賤的殺人犯”。這種厭惡是相互的。俄國人痛惡英國同日本結盟，憎恨它是使俄國對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地區歷史性的覬覦不能得逞的強國。尼古拉二世一次曾把他最樂道的兩個偏見並為簡單的一句話：“英國人是猶太人。”

　　但是，舊的敵對情緒畢竟沒有新的壓力那麼強烈。同時法國人也殷切希望他們的兩個盟國能言歸於好，就在法國的敦促下，1907年締結了英俄協定。愛德華認為，為了去除可能還縈迴腦際的疑念，進行王室的個人友好接觸事屬必要，於是登舟前往雷維爾。他同俄國外交大臣伊斯伏爾斯基進行了長談，同沙皇皇后在《風流寡婦》的舞曲旋律中跳起了華爾茲舞，收效之大，居然使她嫣然一笑。自這位鬱鬱寡歡的婦人戴上羅曼諾夫王朝的王冠以來，完成這一豐功偉績的，他還是第一人。這個成就，看起來可能是不足道的，其實不然。沙皇治理俄國，雖很難說是名實相符，但他畢竟一面統治國家，儼然是一個專制君主，一面卻被治於人，受制於他那才識淺薄但意志堅強的老婆。她美麗，她歇斯底里，她病態性地多疑，她憎惡每個人，只有直系親屬和一群癲狂怪誕的江湖騙子除外，這些騙子撫慰着她絕望的心靈。而這位沙皇既天稟不厚，又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在德皇看來，他“只配住在鄉下草房裡種種蘿蔔”。

　　德皇認為這位沙皇屬於他的影響範圍，企圖施用妙計，誘使他脫離與法國的同盟。這個同盟原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的。威廉把俾斯麥的準則“與俄國為友”以及貫徹這個準則的再保證條約，連同俾斯麥一併拋到九霄雲外，鑄成了他在位期間第一個也是最糟糕的一個大錯。昔日的那個魁偉而嚴峻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立即改弦易轍，於1892年同共和政體的法國結成了同盟，甚至不惜對《馬賽曲》肅立致敬。而且，他很瞧不起威廉，認為他是個“沒有教養的傢伙”，同他談話時也總是把臉別向一旁。自尼古拉登基以來，威廉一直想設法彌補他所鑄成的大錯，他給這位年輕的沙皇（用英文）寫了許多長信，有忠告，有閒談，有政治性的長篇大論，稱他為“最親愛的尼克”，自己則署名“你親愛的朋友威利”。他對沙皇說，一個玷污着幾個君主鮮血的漠視宗教的共和國不適合做他的夥伴。“尼克，請您相信我，上帝的詛咒已叫那個民族萬世遭劫。”威利還對他說，您尼克的真正的利害關係在於締結三皇同盟，即俄、奧、德三國皇帝的同盟。老沙皇冷淡輕蔑的態度他記憶猶新，然而，他不得不屈尊俯就地關懷老沙皇的兒子。他會拍拍尼古拉的肩膀對他說：“我對您的忠告是多發表演說，多舉行閱兵，多多演說，多多閱兵。”他表示願意派遣德國軍隊去保護他，防範亂臣賊子。可是他的這個建議卻激怒了沙皇皇后。她憎恨威廉，每互訪一次，她就恨他三分。

　　在這樣的情況下，德皇沒有得逞，沒有能使俄國斷絕同法國的關係。他於是擬了一個巧妙的條約，約定俄德雙方在一方受到攻擊時有義務相互支持。這項條約在沙皇簽字以後要通知法國，並邀請法國參加。德皇是在俄國同日本作戰慘敗（他曾竭力慫恿俄國與日本開戰），繼而革命興起，沙皇政權處於最低潮之時，邀請尼古拉在芬蘭灣的布頁科，在沒有大臣們隨從下進行秘密會談的。德皇非常清楚，俄國不可能接受他的條約而不背盟失信於法國；但是，他認為，只消雙方君主簽字，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尼古拉簽了字。

　　威廉欣喜若狂。他彌補了致命的失檢錯誤，使德國的後門安全牢靠了，包圍圈打破了。他寫信給比洛說，“我熱淚盈眶”，他深信他的祖父（威廉一世，臨終時猶嘀咕着兩線作戰問題）正在從天國注視着他。他認為他的這份條約是德國外交上的一個傑作。要不是存在權限問題的缺陷，這倒確實是或者本可以成為一個傑作的。沙皇將條約帶回俄國，大臣們一看之下驚恐萬狀，向他剖析指出，在一場可能爆發的戰事中承擔參加德方的義務，那他就拋棄了與法國的同盟，這個細節，“無疑是在威廉皇帝口若懸河、能言善辯的情形下，逃過了陛下的注意”。於是這份布頁科條約只不過曇花一現，就壽終正寢了。

　　現在是愛德華到雷維爾來同沙皇親切交談了。關於他們會晤的情況，德國大使報稱愛德華真正有心和平。德皇閱後，不禁怒氣沖沖地在頁邊揮筆批道：“這是謊言，他要的是戰爭。但是我得發動戰爭，好讓他不致沾有臭名。”

　　這一年終了時，德皇發表了他生平最具有爆炸性的、最為失檢的談話。他接見了《每日電訊報》記者，談了他當時對於誰將同誰打仗的見解。這一次可不僅使得他的一些鄰國神經緊張，而且也弄得國人坐立不安。公眾的非難直言不諱，以致德皇臥床不起，一病三個星期，而且在以後一段時間裡也比較寡言慎行了。

　　此後沒有爆發什麼新的驚人事件。那十年中的最後兩年是最太平的兩年。歐洲享受着午後的悠閒，富足安樂。1910年是平靜的，繁榮的。摩洛哥的第二輪危機和巴爾幹戰爭還沒有到來。諾曼·安吉爾 [ 註：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1874-1967年），英國人，經濟學家、和平主義者、新聞工作者和作家。曾任倫敦《每日郵報》巴黎版總經理（1905-1914年），《外交問題》編輯（1928-1931年），工黨議員（1929-1931年），1934年得諾貝爾獎金。——譯者 ] 的一本新著《大幻想》剛剛出版，它力圖證明戰爭是不可能的。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證和顛撲不破的立論，說明在當時各國財政經濟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勝者和敗者同樣遭殃，所以，戰爭已成為無利可圖；所以，沒有一個國家竟會愚蠢到乃至發動一場戰爭。這本書經譯成十一國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徹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業城市的一些大學，忠實信徒組織了四十多個研究小組，致力宣傳該書的教義。安吉爾的一位最熱忱的門徒是伊謝爾子爵，一個對軍事政策頗具影響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顧問，陸軍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受命對布爾戰爭中作戰受挫後的英國陸軍進行改造。這位勳爵在劍橋大學和巴黎大學講授《大幻想》，他在那裡闡明如何“新的經濟因素一清二楚地證明侵略戰爭是荒唐愚蠢的”。他說，一場二十世紀的戰爭，其規模之大當使“商業遭劫，財政崩潰，人民遭殃”。這些不可避免的後果，將“包含着克制力量”，使戰爭毫無可能。他在總參謀長約翰·弗倫奇爵士任主席的三軍俱樂部里，向聽講的軍官們說，由於各國利害關係的相互交織，戰爭“已成為日益困難和不可能的了”。

　　至於德國，伊謝爾勳爵很有把握地說，“是和大不列顛同樣善於接受諾曼·安吉爾的學說的”。他曾奉贈給德皇和王儲幾本《大幻想》。這或者是他設法給他們的，但不論怎樣，他們對學說的接受程度如何，則無報道。也沒有證據可資說明他也曾贈送馮·貝恩哈迪將軍一本。這位將軍在1910年正埋首寫作《德國人與下一次戰爭》，該書於第二年出版，和安吉爾的書具有同樣巨大的影響，不過是出自相反的觀點。《發動戰爭的權利》、《發動戰爭的義務》和《或為世界強權或是沒落》，這三章的標題概括了全書的論點。

　　貝恩哈迪，1870年是個年方二十一歲的騎兵軍官，是德軍進入巴黎時第一個乘騎突入凱旋門的德國人。自此以後，軍旗和榮譽，已不再象他在另一章《德國的歷史使命》中所運用的有關戰爭的理論、哲學和科學那樣使他感興趣了。他曾任總參謀部軍事史部門的負責人，是這個苦思苦幹的組織中的智囊之一，是一部關於騎兵的經典著作的作者。而後，他集畢生精力從事研究克勞塞維茨、特賴奇克和達爾文，並將研究所得傾注到後來使他的名字等同戰神的這本書裡。

　　他說，戰爭“是生物的需要”；戰爭是“自然界一切法則所依存的自然法則亦即生存競爭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他說，各個國家，不是發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靜止狀態”。德國必須選擇，“或為世界強權，或是沒落”。在各國之中，德國“在社會政治方面，是所有文明進步國家之冠”；但是，它卻“被擠壓在狹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內”。沒有日益強大的政治權力，沒有一個擴大的勢力範圍，沒有新的領土，它就不可能達到它的“偉大的道義目的”。這種權力的增強“是同我們的重要性相稱的”，“是我們有權要求的”，是一種“政治需要”和“國家的首要任務”。他宣稱，“凡我們現在所希望達到的，均必須力爭”，他自己把“力爭”兩字寫成斜體字，由此，他馳筆歸結：“征服遂成為一條需要的法則。”

　　既證明了“需要”（這是德國軍事思想家愛用的詞兒），貝恩哈迪便進而談論手段問題。發動戰爭的義務一經確認下來，使戰爭勝利這第二項義務便隨之而來了。而要取得勝利，一個國家必須在它自己選擇的“最有利時刻”發動戰爭；它有“公認的權利……掌握髮揮這種主動性的可貴特權”。進攻戰於是成了另一個“需要”，再一個結論也就免不了是：“採取攻勢和打出第一槍，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德皇對於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還有所顧忌，貝恩哈迪則毫無此感，並且在這一槍將打向何處的問題上，也毫不閃爍其辭。他寫道，以為德、法總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它們的問題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法國必須化為齏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它“必須予以毀滅性的打擊，使之永不復為列強”。

　　愛德華國王未能看到貝恩哈迪的這本書就逝世了。1910年1月，在前往馬里安溫泉和比阿里茨以前，他向德皇致以一年一度的生日祝賀，並送了他一根手杖作為賀儀。幾個月後他逝世了。

　　伊斯伏爾斯基得此噩耗，便說：“我們失去了我們外交政策的支柱。”這可說得過分了些。對於形成新的聯盟格局，愛德華不過是一個工具，而不是一個建築師。在法國，據《費加羅報》的報道，英王逝世引起了“深切的哀痛”和“真心的惶恐不安”。該報說，巴黎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朋友”，象倫敦一樣感到深切悲痛。和平大街的燈柱和店家的櫥窗，同倫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樣披着黑紗；馬車夫在鞭子上都繫着黑縐紗蝴蝶結；甚至在外省城鎮，也象悼念法國的偉大公民逝世一樣，可以看到掛着黑紗的英國故王像片。在東京，不忘英日同盟之功，家家戶戶掛着兩國國旗和在旗杆上纏着黑紗。在德國，不論感情如何，是按常規辦事的。陸、海軍全體軍官奉命服喪八天！在領海內的艦隊鳴炮致哀並下半旗，帝國國會全體肅立諦聽議長宣讀唁電，德皇親自去英國大使館弔唁，拜會了大使，歷時一小時又半。

　　在倫敦，王室在英王逝世後的整個一周里都忙着在維多利亞車站迎接前來的王公貴族。德皇是乘坐“霍亨索倫”號遊艇，在四艘英國驅逐艦護送下前來的。他將船停舶在泰晤士河口，到倫敦的最後一段路程改乘了火車，同一般的王公貴族一樣來到維多利亞車站。月台上鋪着紫紅地毯，在停放他乘坐的馬車的地方還放着紫紅地毯覆蓋的踏腳。鍾報正午，火車入站，德皇為人熟悉的身軀走下車來，受到他表弟喬治國王的歡迎，他吻了喬治的雙頰。午飯後，他們一齊來到停放愛德華遺體供人瞻仰的威斯敏斯特大廳。上一夜的雷暴雨和整個早晨的傾盆大雨，沒有阻礙得了愛德華的子民們成群結隊肅穆耐心地等待着穿過大廳。這一天是5月19日，星期四，隊伍綿延，長達五英里。這一天，地球將合該通過哈雷彗星的尾部。彗星的出現，總叫人想起歷來是災難的預兆——不是曾預兆過諾曼底人的征服嗎——並使報界感慨系之，文藝欄的編輯們刊印了《儒略·愷撒》中的詩句：

　　乞丐死了的時候，天上不會有彗星出現；

　　君主們的凋殞才會上感天象。

　　寬敞的大廳里，停放着靈床，一片莊嚴肅穆。靈床周圍擺着王冠、王徽、御杖。靈床四角由四個軍官守護着，他們來自帝國不同的團隊，按傳統致哀儀態站在那裡，低着頭，戴着白手套，兩手相交按在劍柄上。德皇以同是帝王的切身興趣注意着帝王殯殮的全部禮儀。他印象深刻，多少年後，對這“令人嘆為觀止的中世紀情景”的場面，猶能一一道其細節。他看到狹長的哥特式的窗戶透進來的一道道陽光使王冠上的珠寶光芒四射；他觀察着靈床四角警衛的換班情況，四個新警衛舉着劍正步走來，到達崗位的時候將劍頭掉轉向下，下班的警衛則緩慢而又悄悄地從隱在暗處看不見的出口處消失了。他將紫白兩色的花圈放在靈柩上，隨即同喬治國王跪下默默祈禱。他站起身來，緊緊抓住這位表弟的手，有力地、深表同情地握着。這個姿態，得到廣泛的報道，博得了很好的評價。

　　他在公開場合，舉止得體，無懈可擊；但在私下，見到玩弄新陰謀有機可乘時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當英王在白金漢宮設宴招待前來弔唁的七十位王公貴族和特使時，他在宴會上老是纏着法國的皮雄先生談個不休，並向他提出一旦德國在一場衝突中處於同英國對立的地位，法國就該支持德國。鑑於當時的場合和地點，這位皇上新發作的這次心血來潮，引起了和以往同樣無謂的紛擾。前此，英國那位憂心忡忡的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曾一度深有感觸、若有所思地說過：“別的君主們要安靜得多。”德皇后來矢口否認，說他根本沒有講過這類話。他聲稱只談了摩洛哥問題和“其他一些政治問題”。皮雄先生也只好小心策略些，說德皇當時的言語是“友善的、溫和的”。

　　第二天上午，威廉在置身送葬行列不能開口的當兒，他的舉止堪為楷模。他緊勒韁繩，走在喬治國王一肩之後。他在這次葬禮的專訪記者柯南·道爾眼中，顯得“如此崇高，要是英國今天再不把他摟回自己的懷抱，就不免有損於它固有的仁慈之心”。送葬隊伍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廳，他第一個跳下馬來，在亞歷山德拉王后的馬車走近的時刻，“他奔向車門，敏捷非常，趕在王室侍從前面到了”，不過看到王后正準備從另一邊下車。威廉又矯捷如燕，轉奔過去，仍然趕在侍從前面第一個到達車門，伸手把這位寡後攙扶下來。他吻着她，充滿着外甥痛傷舅父的悲痛激情。幸好喬治國王這時趕來為他母后解圍，親自護送了她。她之嫌惡德皇，既出於對他本人的憎恨，也為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緣故。德國奪取丹麥那些公爵領地的時候，德皇雖年僅八歲，但她從沒有饒恕過他和他的國家。當她的兒子1890年訪問柏林被授予普魯士團隊名譽上校團長的時候，她寫信給他說：“這樣吾兒喬治就成了一個活生生的穿着令人作嘔的藍軍服，戴着尖頂頭盔的德國兵了！！！唉！我從沒有想到我活着的時候竟看到這個！但是，不要介意，……這是你的不幸，而不是你的過錯。”

　　鼓聲低沉，笛聲泣訴，靈柩裹着王旗，由二十名身穿藍衫、頭戴草帽的水兵抬出大廳。陽光下突然閃爍着一片劍光，騎兵在立正致敬。四聲刺耳的哨音信號一發，水兵將靈柩抬上紫、紅、白間飾的炮車。兩面是密層層黑壓壓的人群，鴉雀無聲；阻攔人群的近衛軍警戒線，紋絲不動。送葬的行列就在這兩堵紅牆似的警戒線之間徐徐前移。倫敦從沒有這樣傾城傾巷，從沒有這樣萬籟俱寂。靈車由英國騎炮兵隊曳着，伴隨靈車和在車後走着的是已故陛下的六十三名侍從副官，不是陸軍上校就是海軍上尉，並且全部都是貴族，其中有五個公爵，四個侯爵，十三個伯爵。英國的三個陸軍元帥：基欽納勳爵、羅伯茨勳爵和伊夫林·伍德爵士並騎前行。他們後面是六個海軍元帥，再後是獨自一人行走着的約翰·費希爾爵士，前任第一海務大臣，愛德華的摯友，此人不僅脾氣急躁，性情怪僻，而且有着一副非英國人所有的那種官氣十足而古怪的面孔。來自各方面的著名部隊的特遣隊，雲集一起，有科爾斯特里姆軍、戈登高地軍、近衛騎兵和一般騎兵、近衛騎兵第三團、槍騎兵和皇家火槍兵，有德國、俄國、奧國顯赫的輕騎兵和重騎兵，以及愛德華曾任名譽官長的其他國家的騎兵部隊，還有德國海軍的將軍們——這個軍事場面，在一些不以為然的觀眾看來，對於一個有“和平締造者”之稱的人的葬禮來說，未免過於龐大了。

　　故王的坐騎，由兩個馬夫牽着，鞍在人不在，馬鐙上馬靴倒置；故王的鬃毛獵犬躑躅在後面，更增添了睹物思人的傷感。後面走來的是英國的盛大隊伍：穿着中世紀紋章戰袍的傳令官們，銀杖侍從，白官仗侍從隊，王室侍從武官，蘇格蘭弓箭衛隊，假髮黑袍的法官們，深紅法衣的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紫色長袍的主教們，黑絲絨禮帽和伊麗莎白式飾邊衣領的王室衛隊，一隊隨行的號手。接着就是帝王的隊伍。他們後面是一輛玻璃車廂的馬車，載着新寡的王后和她的姊妹俄國皇太后，再後是十二輛馬車，載着各國的王后、貴婦以及東方各國的王公顯貴。

　　沿着白廳、林蔭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海德公園一直到帕丁頓火車站——遺體要從那裡用車送往溫莎去安葬——長長的出殯隊伍緩緩而行。皇家近衛騎兵隊的樂隊奏着《掃羅王》清唱劇中的送葬曲。人們緩緩而行，在哀樂聲中感到曲終永訣的時候了。葬禮之後，伊謝爾勳爵在日記中寫道：“如此煙消雲散，前所未有，所有指示我們生活航向的老航標看來都被席捲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