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風（三）

禮平、王斌

《晚霞消失的時候》與紅衛兵往事（續）

關於紅衛兵的武鬥

王斌：你們四中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學校。但我還是產生了一個疑問。我經歷過文革初期的混亂時期，在我們南昌，紅衛兵的造反和批鬥是很激烈的，我也見過一些很暴力的場面。我對此至今難忘，我也將此寫進了我的小說中。那時你們北京四中真的是這樣一片淨土麼？在那樣的時代，中國真的有這樣一個世外桃源麼？

禮平：你說的問題真的很尖銳。文革結束以後，校慶時我們紛紛回到母校，校長和老師們見了同學們的第一句話就是：四中的同學們在文革中都表現得不錯，對老師很好，從來也沒有批鬥過老師，更沒有打過老師。

這時楊濱校長已經去世了，文革結束不久她就去世了，當時的副校長劉鐵嶺作了校長，他就見一個同學這麼說一句。其他的老師也和約定好了似的，首先說的也是這句話。當時的教導主任是燕純義老師，和我根本就不太熟，但見了我也是緊緊一握手，開口就是：你表現的也不錯，你還保護了老師。誰呀？我保護了老師？才見鬼呢。四中開批鬥大會，我雖然不在現場，但我誰也沒保護過。連我們的班主任田傭老師我也沒有保護過，我僅僅是沒顧得上批鬥他而已。但燕老師和我這麼說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統一口徑，意思就是那些事誰也不許再提了，老師們都忘了，你們也別記着，就當它什麼也沒發生過。這又是在保護學生呢。

老師當中也分派，後來我見過顧德希老師，是對立派的，還有叢儉滋老師，是我們派的，他們都是只見了一面，也是迎頭那句話：你表現不錯„„為什麼要這樣當面編假話給大家聽呢？就是文化革命的事情實在是說不清楚，那就乾脆什麼都不說了。

其實四中和當時所有的學校一樣，也發生過大規模的批鬥，也出現過武鬥場面，楊濱和劉鐵嶺兩位校長就都給潑了滿頭滿臉的墨汁，燕純義那時是年輕教師，後來做了四中的校長，算是他們的“黑幹將”，就跟在後面。怎麼沒挨過斗呢？還有人做了一個大木枷，要不是周堅氣得什麼似的，黑着臉叫人拿開，就給他們套在頭上了。那次批鬥打得楊濱腰都直不起來了，是趙勝利扶她下的台。我們怎麼沒有批鬥過他們呢？

但四中的老師就這樣把學生們保護起來了。可不是所有的老師對我們都懷有這樣的好意，我和你說說有一位老師是怎麼幹的，這件事真的使我對人性的認識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參軍後，有一次部隊接到一封外調函，說我在文革中曾經帶着十四個還是四十個紅衛兵抄了李蓮英孫子的家，有一批珠寶和字畫下落不明，現在落實政策了，人家要找，要我作出交代。

王斌：大太監李蓮英？

禮平：對，就是慈禧太后身邊的那個李蓮英，他有過繼兒子，當然也就有孫子。

但要命的是他們向我要的那些寶貝東西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我在文革中並沒有抄過家，更沒有帶人抄過家，但那個地址“劉蘭塑胡同”就在我們學校的旁邊，我卻隱隱約約記得我的確去過，這就把我難住了。

在文革的中後期，人們對打砸搶的紅衛兵印象是很壞的，尤其是在部隊里，誰在文革中干過不明不白的事，領導和同志們的那個眼色是很難看的。

對此我當然不能矢口否認，因為我知道我肯定去過那個地方。但我幹什麼去了我卻真的怎麼也想不起來了。我百口莫辯，只好自認倒霉。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當兵後也是雄心勃勃的，很想干出一些什麼名堂的。並且我在部隊真的干的很不錯，部隊里不是講究個入黨嗎？我入伍不到一年就入黨了。但這封外調函差不多就將我的前程全給毀了。當時我在北海艦隊航空兵的報道組幫助工作，組長是一個老新聞幹事，叫劉桂楓，是一個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觀察了我一陣，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惑。還有就是人們常說文人相輕，但我們那個報道組的同志卻是空前的團結。

那是我曾經經歷過的又一個非常出色的地方。但今天不能多說它了。可能是報道組里也有一些同志說了些什麼，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商量的，反正是不久後就給了我一次出差的機會，劉桂楓就讓我“順便”將那件事情核實一下。

“是你的你就認錯，不是你的就說清楚。”我就這樣上路了。回到北京，我找到劉蘭塑胡同，照門牌號碼進了那個小院，一眼就認出我的確來過這里，但我絕沒見過什麼珠寶字畫也是肯定的。我就很小心地找到主人說明來意。那個人是一個中學教師。聽說我來了，眼中射出的全是仇恨，說他手裡有證據證明我抄了他的家。

王斌我告訴你，我這一輩子都沒有這麼心虛過。當時我真的想拔腳一走了之，太難受了。但我的好奇心也在這里：這究竟是怎麼一件事呢？竟讓我忘得一干二淨？我就硬着頭皮請他拿出那個證據來給我看看。他就很捨不得的拿出一張紙，還沒打開我就認出那上面的確是我的筆跡。

但看過以後，我卻氣得鼻子都快歪了。那張紙上分明寫着：各路紅衛兵，這家人雖然出身不好。（太監這麼個出身能好嗎？）但某某是人民教師，並得到過政府的獎勵，請不要來查抄。下面是四中紅衛兵的印，徐東熙蓋的，他那時管印。然後簽着我的名字。

我這時才想起了這件事。這個人是在北京最熱的時候拿着他的獎狀來我們學校請求保護的。當時徐東熙正在接待一些來訪的群眾，就讓我去看一下，我就陪着他轉了一圈，路上他一直在很迫切的申訴，我就給他開了這張證明。這是以我的名義開出的保護他的證明，並不是抄家的收據，憑着這麼個東西他也找不到他的東西啊。但他就當所有的紅衛兵都是一回事了。說起來我是幫助過他的人，但他那個滿臉怨恨的樣子，這不是心智出了問題麼？但紅衛兵於他有恩麼？沒有。他是個紅衛兵的受害者，所以紅衛兵就都是他的仇人。這個邏輯倒也通。當時我真的是大為憤然了一陣，但事過境遷，現在回憶起來，這位中學教師也有他的道理，紅衛兵曾經不分青紅皂白的對待過他，所以他也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對待紅衛兵，歷史的報應總得有人承受。

國民黨也曾經不分青紅皂白的對待過共產黨，所以紅衛兵也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對待國民黨，於是便有了小說中楚軒吾的那一幕，其間的性質其實是一樣的。所以我們也怪不着別人。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還是與四中的老師做一個對照，他們在文革中都受到了沖擊，相互之間也有過派性的積怨。但文革一結束，所有的事情就一勺燴了。這里的確有一個水準問題。

王斌：你能解釋他們為什麼要這樣麼？

禮平：一些同學對老師的保護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然不是所有的同學都能這麼做。這是需要一些條件的，主要是那些當時家庭境況比較好一些的同學，特別是軍界的一些高乾子弟，象徐向前元帥的兒子徐小岩，張愛萍上將的兒子張品，楊成武上將的兒子楊東明，張國華上將的兒子張小軍等等，都做過這樣的事，方式也很多，具體說起來就太細了。

但有兩個人應該特別提一下，就是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和薄熙成兄弟。他們是在自己的困境中幫助老師的。他們還有一個哥哥薄熙永，這時因為對牴觸文革被抓了起來。因為薄一波被打倒，他們被掃地出門，搬出了中南海，住到了一個小地方，也就有了一個自己的小空間，他們就在這里保護過一些老師。

這事四中很多人都知道，但我和他們不太熟，老師也不是我的任課老師，所以具體情況不是太清楚。但他們還保護過小學時的老師我是知道的。參與這事的還有張小軍。他們小學時都在實驗二小，實驗二小的校長霍懋征曾是他們的班主任。

霍懋征是很著名的兒童教育家，她從教五十周年時，是朱鎔基給她寫的賀信。我在雜志工作時曾經拜訪過霍懋征，當我說我是張小軍的朋友，並且也認識薄家兄弟時，霍先生眼中的神情是很動人的。她說這三個學生都在她最困難的時候保護過她，在教育界亂得一塌糊塗的時候，好像是薄熙來和薄熙成兄弟曾經將她藏到了家裡。這都是人性中非常燦爛的東西。特別是當時薄一波已經被打倒了，薄家兄弟的作法就更是難能可貴，不是麼？

王斌：這是很重要的史料啊。薄熙來現在也是一檯面上的人物，他的事情應該是那段歷史的一個側面。具體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禮平：因為我和薄熙來不是一個班的，和他並不太熟，後來來往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們沒有談過這些事。有一次我問過張小軍。

王斌：他父親是張國華上將（張國華是中將）吧？我知道這個人。

禮平：就是他。有一次我問過他，他很不以為然地說薄熙來他們的事我不知道，我可沒幹過這事兒。但我卻的確是聽霍懋征老師講的。所以也沒法和他們核對了。薄熙來現在官做的這麼大，找他也不那麼容易。其實我們那些老紅衛兵有一個普遍的心態，就是總覺得自己在文革期間的主要經歷就是打打殺殺，到處破四舊，抄家，批鬥，等等這些事，有很多順手做的好事就忘記了，忘得一干二淨的。

張小軍就是這麼一個人。這個傢伙知道很多事，看過很多書，但就是不愛和人深談。我的小說發表的時候，他給我打過一個電話，就說了一句話：你這個混蛋，（有一陣我們之間以混蛋相稱，他叫我混蛋，我也叫他混蛋）你那個破小說我看過了，寫得不錯！說完就掛了。後來我寫的那個反駁王若水的文章他也看了，又來了一個電話，說：沒你這麼玩的，王若水的文章有道理，你那都是胡說八道！又掛了。所以這個人你沒法問。

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叫曹平生，文革後，校友聚會時，他見了我的第一次話也是：“謝謝你在文革中保護了我。”我也先是一愣，以為他也在說那種不着邊際的話。但很快想了起來。他的出身在我們班是最糟的，甚至在文革前，所有的政治活動他都不能參加。文革一起來，他很緊張，就找到我，請求我帶同學們去抄他的家。

當時關於文化革命的搞法，中央有一個“十六條”的規定，我就說：十六條對你們有一個規定，叫做後期處理，所以你先別說話，沖擊到你，你就老老實實的承受，沒沖擊到你，就躲着，別自己主動冒了。結果他真的躲過了沖擊。

我們班沒有一個同學受到沖擊，這和我這個班長兼紅衛兵頭頭沒有組織這種事有很大關係。但我畢竟什麼也沒做，也就並不認為這算什麼“保護”。所以有一陣，我總覺得自己在文革中是幹了壞事的。我的小說就是這麼寫出來。但對自己在文革中還幹了些什麼好事，就沒有細想過了。四中的同學，不管是哪一派的，都對文革中的事情諱莫如深，就是這種心態。

王斌：但你說在四中也發生了批鬥和毆打老師的情況。這又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

禮平：不錯，紅衛兵有過一些非常張揚的打人行徑，這是錯的。但是紅衛兵的打人，這里有很多因素。文化革命，包括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江青、陳伯達那些人對此縱容甚至慫恿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的語錄，關於“造反有理”，關於“革命是暴動，是暴烈的行動”，還有關於“要武”、關於“紅色恐怖”有很多的“最高指示”。

武鬥已經成風的時候，好像是到了1966年的八九月間，軍種院校群眾代表就該不該打人的問題問林彪，林彪還說：“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壞人活該”。那就打吧。“十六條”里也有不許打人，不許武鬥的條文，但這怎麼統一起來呢？這在最高層本身就是糊塗着的事情。

我這麼說不是在推卸我們紅衛兵的責任，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問題，人們對此說的已經夠多的了。但是看看紅衛兵的武鬥給世界革命帶來的影響，象日本的赤軍、意大利的紅色旅，拉美的光輝道路，還有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緬甸根據地的文化革命等等，就知道這件事的意義是多麼不同尋常了。

紅衛兵的武鬥絕不僅僅是一件暴行那麼簡單的事。離開世界革命這個背景，特別是離開世界暴力革命這個背景，紅衛兵如此張揚的泛濫暴力是很難解釋的。

另外對紅衛兵來說，這里還有一個演出腳本的問題。為什麼說這個話？因為我們這一代人都是看着革命電影長大的，和前一代人的自發性的革命比起來，我們這一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強的模仿性。在那些我們最熟悉的鏡頭中，當黃世仁、南霸天、胡漢三這些人物被押出來的時候，群眾在幹什麼？不都是在湧上前去揮動着拳頭麼？

這是為群眾特別規定的情境，紅衛兵既然是群眾，這差不多也就是必須要敬禮如儀的了。問題在於，在這些電影中，當群眾紛紛揮動拳頭的時候，是有紅軍、八路軍或者民兵在一旁維持秩序的，但在文革中，這一角色卻缺位了。武鬥的失控既由此而來，直至打一個死一個了，中央還不控制，這就不那麼簡單了。

紅衛兵成立糾察隊，最初就是想扮演紅軍、八路軍的角色，但這里又有邏輯上的問題。在革命中，紅軍和八路軍歸根結底是更加暴力的東西，他們的戰績使他們擁有了維持秩序的權力，那麼糾察隊的戰績在哪裡呢？普通紅衛兵又憑什麼要服從他們呢？所以孔丹他們成立糾察隊說到底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紅衛兵，連同四六八三個中學和整個西城的紅衛兵就那麼跟着他們走了。當然是只走了一段。但就是這麼一小段，也讓上面給無情的撲滅了，孔丹的母親甚至為此招來殺身之禍。

所以四中的紅衛兵，包括更多的，更廣大的紅衛兵，可以說他們的武鬥是在完成他們的任務，扮演他們的角色。這件事就是對電影中的群眾鬥爭場面的模仿，雖然它終究是錯的。其實就我的觀察而言，在文革中的群眾性暴力事件中，真正可怕的根本就不是那些亂七八糟的揮舞的拳頭，而是其他的一些東西。

王斌：我可以感覺到你的思路。但請你講得細一些。

禮平：這就又要講故事了。文革中，包括一切群眾性的大規模的社會衝突，都會出現一些以暴力為終極目的的人。他們施暴只是為了施暴，因為血腥使他們感到快樂„„算了，我不太想往下講了。

王斌：是痛心麼？

禮平：是惡心。幾年以前，我曾經寫過一個回憶性的東西，講到過我參與的一些武鬥。我有個朋友叫夏廷獻，是我在部隊報道組時的同事，我很尊敬的一個人。

他是農村出來的，沒有經歷過文化革命，這個人讀過不少書，在我的眼中算得上是一個飽學之士，所以我們常有文章相互切磋。對了，我在《晚霞消失的時候》中使用過一個概念，叫做“鄉間學者”。這個夏廷獻如果回到農村，我想可以算是一個。

就是這樣好的一個朋友。我寫好後就先給他看，他就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我寫的內容。他從來沒有這麼堅決地反對過我寫的東西，哪怕我寫得再糟糕。但這次他表示完全拒絕接受。那些事看上去的確很讓人難受。但他就是接受不了我也卷在其中，完全拒絕。

王斌：你也打過人？

禮平：當然打過。在四中，我打人是挺凶的一個。所以夏廷獻就無論如何不願意聽到這樣的事情。當然，也可能是我講得太糟糕。你還想聽麼？

王斌：我可以嘗試一下。

禮平：但我可以先告訴你，做為四中的學生，我也壞不到什麼程度上去。

那是有一次我們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鬥。這些人中有的真是罪惡累累，其中有一個老叛徒，好像是因為彭真作保才沒有被槍斃，是作為彭真的罪證拉去批鬥的。

這些人一上車我們就開打了，那個叛徒也夠老的了，屁股撅得老高的跪在卡車上，襠就那麼叉着。叛徒誰不恨啊？但我就是怕有人往那裡踢一腳，那就要了老傢伙的命了。那是很難看的一幕。我就將一隻腳站在他的兩腿中間，好擋住他的那個命根子啊。但這樣我就離他最近了。站在那裡我還能做什麼？就是打唄！我們七手八腳，的確把那些人打的夠嗆，他們進會場時一個個就都東倒西歪的了。

會場里就有人喊起來：不許武鬥！這事我們的確是很不像話的。就算我們是在押解犯人，扮演的也是民兵的角色，應該維持秩序才對，怎麼自己先打起來了？反而要惹得群眾喊“不許打人”？這就很丟臉了。這就是角色不清。

但接下來的事情就令人發指了。我們離開會場後，因為受到了群眾的指責，有幾個紅衛兵就覺得面上掛不住了，那股惡氣就上來了。那幾個紅衛兵是哪個學校的我就不說了，反正不是我們四中的。結果很快就被他們捉住了倒霉的人。當時已經是下半夜，街上空無一人。卡車停一個紅燈時，一個路人好奇的推着自行車湊過來往車上看，還問這問那的，便被他們叫上車來一陣暴打。那個人被紅衛兵無緣無故的給打蒙了，索性揚起臉來讓他們打，直到被打得滿臉是血還那麼挺着，一幅聽天由命的樣子。但那幾個傢伙就是沒有半點惻隱之心，直到打累了，才將那個人踢下了車，那個人討還自行車，他們就將車砸在了那個人的身上。那個人就在他們的叫罵聲中一瘸一拐的推着車走了。這是很醜陋的一幕。那就是一個普通的路人，很天真，甚至也很善良，我直到現在還能記起他那種困惑的和聽天由命的絕望眼神。但他們就這樣將人家暴打了一頓，什麼理由也沒有。這幾個紅衛兵都是高乾子弟，下手之兇狠，態度之果決，完全是一副操人於股掌間的勁頭。男孩子會有一些好鬥的性格，這不奇怪，但如此的欺良霸善則是很壞的行為。

就我的見聞來講，幹部子弟，尤其是軍隊幹部子弟中的確有一些男孩子打架時出手是很重的，那種不管不顧的勁頭，有時真的令人咋舌。這可能與我們的父輩是軍人有關。但這樣理解和繼承前輩的傳統，也實在將他們辱沒了。這就是禽獸行徑。而且我也覺得自己很可恥，因為我和其他的人就那樣看着，什麼話也沒有說，什麼事也沒有做。

當時我們的思想的確很混亂，整天造反，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完全沒有標准了。但後來真正讓我感到憋氣的，還是我們就那樣傻瓜似的站在一旁，由任那幾個人肆無忌憚的發瘋，那個勁頭好像我們根本就不存在一樣，這對我們也是一種污辱。說真的，我甚至生出了一絲恐懼，覺得他們說不定會轉過頭來將我們也暴打一頓。那真的是打瘋了。這使我一直惱火。

所以後來我和一些軍隊高乾子弟之間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我們打了一個天昏地暗。文革中被我打得最厲害的，是紅衛兵中的高乾子弟。若是有機會，我寫寫文革中高乾子弟之間的打架，有些故事才好玩呢。

王斌：還有一種人呢？

禮平：還有一種人就是鬼魅，這才是群眾中最可怕的角色。我還是講故事。

我們班有一個同學叫栗鈞，平時不太愛說話，很老實本份的一個人。可有一天他不知是說了一句什麼話，當時滿學校都是來串聯的學生，結果一下子就被人群給圍住了。這時好像是我們班的李惠敏跑過來說：“栗鈞出事了！”

因為我是我們班的紅衛兵頭頭啊，我就趕了過去了，栗鈞已經滿臉是血的躺在了地上不省人事了。他究竟說了什麼，又出了什麼事，竟會被這麼多的人圍毆，我後來也沒搞清，但這時最要緊的是他人究竟怎麼樣了。栗鈞當時如果是清醒的，他應該聽得到我在大聲的罵他。為什麼呢？因為我得宣示我處置他的權力。

那時我們也不懂得什麼搶救知識，就是和大家一起將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傷在了哪裡。其實這是很危險的。但我們不懂。這時人群就又圍上來了。我們只好再將他往宿舍里拖。這時就有一個小孩子湊過來，看樣子也就十二三歲的樣子，但也可能是一個小個子，手裡拿着一塊很尖利的石頭擠進來，朝着栗鈞的眼睛就戳了下去。 純粹是栗鈞的命大，因為我們根本騰不出手來制止，根本來不及，我只是瞪了那個孩子一眼，只這一眼，他便轉眼消失在了人群中。像這樣的小孩子，或者說是一個很像小孩子的人，就是鬼魅。這種人力量很小，能量很小，動作也很小，但結果往往是致命的。

這種人來無影去無蹤，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一片混亂中你甚至很難發現他們出現過，但歷史中那些最令人痛苦的創傷卻往往就是他們留下來的。廣大的紅衛兵和一般群眾應該說都不是這種人。這種人很少，但只要有一點也就足夠歷史承受的了。鋼琴家劉詩昆的手指被折斷，新鳳霞的臉差點被打壞，都是群眾造成的嗎？也可以這樣說，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混在群眾中的鬼魅造成的，這些傷害都是很小的力量造成的。

楊麗坤的精神疾病主要來自幻聽，她是受了惡言惡語的刺激。但能講出如此有水準的惡毒語言的人又能有多少呢？這就只能是鬼魅了。所以我真的覺得讓那樣多的紅衛兵和造反群眾為這些鬼魅承擔惡名實在是太便宜它們了。鬼魅也不見得都是下三濫。鄧普方在文革中被北大的同學關在了有放射性的教室里，這就是很高智商的鬼魅了。

王斌：文學作品裡有很多這樣的鬼魅，我們很熟悉的。

禮平：的確，但我們在現實中卻幾乎將他們完全忘記了。

關於小說題旨

王斌：你的小說叫《晚霞消失的時候》，這裡面透出一種悽惋和悲涼，“晚霞”是否作為你的一個象徵表達方式，它的“消失”是否喻示着一個曾經的“東方紅”時代的殞落？

禮平：謝謝你也喜歡這個名字。這兩者絕對是有關的。 晚霞是日落的景象，這與“東方紅”正是相反的時刻。這是一個相當強烈的喻意。但在爭論我這個小說的時候，不管是批評我的人，還是維護我的人，都避開了這個話題。這里既有人們對文革積弊的小心迴避，也有對於我的善意回護。

文革以後，不管是什麼人，持什麼觀點，人們對於深文周納真的是已經深惡痛絕了。但就我的小說來說，卻也失去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

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是1976年，這一年周總理和朱德相繼去世，還有一個頂級人物也在這時去世，這就是康生。而這時人們心中最重要的事情還是毛主席也已經風燭殘年，他的去世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事實上，這時很多人已經在懷着各種各樣的心情等待甚至期待着這一天。

我應該說也就在這等待或者期待着的人群中。為什麼呢？因為我知道這將是那一年，同時也是本世紀中最壯麗的一個歷史時刻。我希望毛主席死麼？不能這麼說，但也不能不這麼說。這是一件早晚要發生的事情，並且已經是即將發生的事情，就像一天中的日落一樣。那我們就等着吧。於是在這里就可以對我做出各種各樣的猜測來了。

禮平在盼着毛主席早死麼？或者是在詛咒着共產黨的死亡麼？這都是我成心放在那裡的話題，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的朋友們就上了這樣的當。當我第一次向他們講完這個故事的以後，這些朋友做出的第一個結論就是：這個小說非常的反動。但他們卻是以非常喜愛的心情來做出這個結論的。

那時，在經過文革中甚至文革前長期的思想箝制以後，人們對“反動”的東西真的是太喜愛了。那天聽我第一次講這個故事的朋友有韓軍、羅小明、王冒明、國少莊、潘進戰和查光。我的小說讓他們從來也沒有這麼痛快地“反動”過。

這真的是一種年輕人的大膽和叛逆。但過了好久以後，當他們終於知道這是我瞎編的一個故事以後，羅小明第一個說出了他當時更深的心情。他說，聽完這個故事後，第一個感覺就是大大的鬆了一口氣：文化革命總算過去了。但文化革命過去以後又會怎麼樣呢？我的小說做了鮮明的描述，正是這些描述，燃起了他心中的希望，而這就是改革開放。

那時，在1976年，是文化革命的最後一年，人們的心中還並沒有改革開放的概念，但是我在小說最後一章中描寫的那些東西和那些景象：階級鬥爭的消失、宗教的回歸、旅遊的重啟、世界的打開、經濟建設的復蘇，還有中國海軍的壯麗遠航，等等，這些都給人帶來了強大的希望。而這些與後來的改革開放有什麼區別呢？羅小明說這個故事最讓人憧憬的其實正是小說結束時中國未來的這一景象。真的，就是羅小明的這句話，使我從來也沒有這麼深的感覺到，我的表達是可以被別人這樣透徹的理解的。這就要說回到晚霞和太陽的主題上來了。晚霞和東方紅是完全對立的。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了辯法證。

為什麼這麼說？我們來做一個試驗。拿一個正方體放在桌上，上面是A面，底下是B面，四周是C、D、E、F四個面。現在我們來問，A的反面是哪一面？有的人一定會說：是B面。其實錯了，C、D、E、F四個面也都是A的反面，甚至包括A面在內的任何2個面、3個面、4個面，直至5個、6個面之和也都可以是A的反面，這就是“非A”。在哲學上，“非A”就是“反A”。

但這是哲學意義而不是政治意義，所以對太陽崇拜的鄙棄，與反毛澤東本人根本就是兩碼事。當我寫泰山上的日落時，我無時無刻不在聯想着的正是晚境中的毛澤東，那個太陽是多麼的燦爛和輝煌！當一個偉人故去的時候，他帶走了一個歷史。這個歷史愈是久遠，就越令後人回味。

我們今天看待毛澤東的時候，不正是這樣嗎？文革後，我認為瀰漫在整個社會中的反毛澤東的情緒是非常膚淺的。我不說它們錯誤，更不說它們不正當。作這些判斷是別人的事。但在我的心中，包括傷痕文學在內的反毛澤東的情緒，我認為它們除了情緒之外真的就再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了。他們甚至不知道將毛澤東和更多的歷史人物做一個比較，更不知道將我們剛剛經歷過的歷史與別的歷史作一個比較。所以我對這些情緒一點感覺也沒有。

倒是那些立刻就離開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時也在謹慎的進行着各種嘗試和思考的人引起了我的敬意，比如馮牧，比如陳昊蘇，比如王若水，比如胡喬木。當然還有孔丹、羅小明這些對我的故事發出了各種各樣感慨的人，也包括你。

王斌：你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這個訪談整理發表的時候，要不要做些處理？

禮平：我希望就這樣注銷來。我提到的都是一些很優秀的人。何況他們還是我的見證人，可以證明我今天和你講的東西都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