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雅量”之爭(ZT)

摘自《梁漱溟的最後39年》。

“雅量”之爭

1953年9月8日，全國政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由周總理作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梁漱溟本不是常委，因為是擴大會才得以列席參加。聽取報告後，與會委員分幾個小組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展開討論，並要求由小組召集人次日提出報告。

9日上午開小組討論會，梁漱溟參加的小組召集人是章伯鈞、曾昭倫。梁漱溟發言大意說：這個總路線當是根據1949年建國時起草的《共同綱領》而來，當然擁護，不成問題。

同日午後繼續開常委會，周恩來詢問各組的討論如何，要大家發言。於是梁漱溟說，討論的情況是否可由各級召集人作報告，無需乎每個人重複發言。當然，個別人願意再發言者仍可發言。周恩來點頭，表示同意。各組召集人如章伯鈞等即分別代表各該組敘述發言情況。不過散會時，周恩來走過梁漱溟的座前，還是希望他明天發言。

梁漱溟同意了。

10日上午無會，午後繼續開會。有東北各省、上海、天津各市的工商聯的負責人次第起立發言，表示接受和擁護公私合營改造工商業的政策。因發言者相當踴躍，在距離散會時間不遠時，梁漱溟寫一字條，親自送交會議主席，說明他可改用書面發言，不占用會議時間。但臨散會，周恩來走過他的面前，說會期延長一天，還是請你發言。梁漱溟又答應了。

11日午後繼續開會，梁漱溟即登台發言，時間相當長。

9月12日午後在懷仁堂大會場開中央人民政府會議，聽取彭德懷抗美援朝三年的總報告，梁漱溟等政協委員列席於後座。報告結束後時間尚早，有人提議請毛澤東主席講幾句話。毛澤東似乎沒有準備，在隨意說了幾句後，忽然說：有人反對我們的總路線，替農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不過要知道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顧農民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那就是幫助了美國人。

這次毛澤東的講話還有這樣一段：有人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是工農聯盟，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不容分裂和破壞！

毛澤東的講話雖然沒有點名，但梁漱溟認為顯然是針對他昨日之發言的，感到不快。因為他認為自己明明是擁護新的總路線的，又何嘗會反對呢？他認為毛澤東是誤會了自己的發言，當天晚上，梁漱溟即寫信申明自己的立場。信中大意是說：你說的一些話，是說我。你說我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信里還特別指出，他發言時毛澤東本人不在場，希望毛澤東給個機會，由他當面複述一遍他原來發言的內容，以求指教，解除誤會。此信梁漱溟準備儘快交給毛澤東以澄清此事。

13日是星期天不開會，但晚上有文娛演出。一早梁漱溟即把信發出（又一說為面交給毛澤東，待考），晚上毛澤東則派車來接梁漱溟觀看晚會。晚會開始前，梁漱溟得以與毛澤東見面，但尚未從容解釋，梅蘭芳主演的《梁紅玉抗金兵》一劇即將開場，左右促請毛澤東就座，梁漱溟只有隨同入座，打算再找解釋的機會。當晚的日記中，梁漱溟這樣寫道：“晚七時晤毛、周，對於我發言意旨所在根本沒有弄清，且氣不順。”在梁漱溟於事後不久所做的記錄中，他說當時只有20分鐘時間，他欲複述過去所發言而來不及。而毛澤東堅持認為他是反對經濟建設路線的人，他竟不得自明。於是梁漱溟只有設法再找機會為自己辯解。

事後看來，如果梁漱溟就此沉默，大概事情也就到此為止罷。

梁漱溟日後也是這樣推測的：“後來我才明白，如果聽完毛澤東不點名的批評，我一聲不吭，可能事情就到此為止。”

但梁漱溟的性格決定了他不會沉默，而且他堅持認為自己並沒有錯。

14日下午梁漱溟繼續參加大會，陳雲副總理作報告。

15日下午仍然是大會，有李富春副總理的報告和高崗副主席的發言，均很長，梁漱溟不可能有時間發言。他就向主席台遞一字條，請求發言。主席台上宣布准許他在次日發言。

到此，有關梁漱溟受到毛澤東不點名批評的事依然局限在很小的範圍內，不過他的幾個學生和摯友都已獲悉此事，雖然他們可能不知道細節。據梁漱溟日記，當天晚上富眉生（當年山東從事鄉村建設時同人）即向梁漱溟談了自己的分析：他認為此事的發生主客觀因素皆有，勸梁漱溟不必只強調客觀而放鬆自己。同時，向政府索問建設計劃有“黨內黨外之嫌”，而提出農民問題更是引出工農對立問題，“二者皆大不可”。

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由上可見一斑。

16日下午，繼續開大會，梁漱溟即登台發言，內容大致分三方面：（一）複述9日上午小組會上他擁護總路線的話。（二）複述11日午後政協擴大會上他說過的那些話——其中把“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這樣的話又重複一次，梁漱溟事後認為這就鑄成了大錯。（三）對如何發動農民問題他願有所建議，但建議內容涉及廣泛，話又很長，不便占今天會議時間，請改日向教育部陳述。發言結束後，梁漱溟自認為已經能夠解釋清楚，心情輕鬆不少。“散會回家，自以為無事，豈不知說話不慎，鑄成大錯，次日大遭責難。”

17日下午，梁漱溟在開會入場時，發現每人座位前都有一印刷文件，是他1949年春初在重慶發表於《大公報》的兩篇文章中的一篇，題目為《敬告中國共產黨》。原來是兩篇，一是對國民黨說話，指出國民黨人是共方所提和談八條第一條的戰犯，定要追究責任。另一篇則對中共說話，講好戰者既去，請不要再打，不要以武力求統一。但此時僅僅印發後一篇，據此梁漱溟已經明白，是要批判他了！

果然，隨後的大會上，首先是章伯鈞發言，他以黨外人士小組組長的身份為批判開頭。一位領導人隨後作了長篇講話，中心內容就是說梁漱溟一貫反動。梁漱溟被這種突然襲擊式的批判驚呆了！在他自己看來，如果說他在解放前若干思想理論認識是反動的，他還能承認和接受，但要說他在政治行動上也是一貫反動，他萬萬不能接受。他認為自己早年即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戰爭時又多次為國事奔走，全國解放後即投向新中國的懷抱，怎麼能夠是反動呢？這篇批判他的講話還特別以1946年南京和談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梁漱溟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的幾篇文章為例，指責梁漱溟反動。梁漱溟認為這完全不能服人。因為1946年和談中的一段事，雖然是他有違原約、主觀臆斷造成的，但當時他即有所省悟，故有退出和談，辭去民盟秘書長職務之舉。至於1949年初的幾篇文章，固然有錯誤，但在會上只印發《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而不印發姊妹篇《敬告中國國民黨》一文，則有失公平。不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

在這位領導人發言的過程中，毛澤東數次插話，分量很重。最主要的大意是：一次說：人家都說你是好人，我看你是偽君子。一次說：你不是以刀殺人，卻是以筆殺人。還有一次說：對於你非止這一次不開除你的政協委員，下屆政協仍將有你。為什麼？因為社會上有一部分人還受你迷惑。

那位領導人的發言，特別是毛澤東的插話，使梁漱溟意識到問題的發展已經非常嚴重，他馬上從座位上起立，想發言辯解。但主席台以時間太晚為由，沒有同意，但宣布會期延長一天，准許他明日發言。

9月18日下午開會，梁漱溟進場時發現會場內人數突然增加了很多，竟有200多人。在前面幾個人發言後，他立刻上台陳述，為自己辯護。

他一發言，就開門見山地說：昨天會上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很出乎我的意外。當局認為我在政協的發言是惡意的，特別是主席的口氣很重，很肯定我是惡意。但是，單從這一次發言就判斷我是惡意的，論據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過去的事情，證明我一貫反動，因而現在的胸懷才存在很多惡意。但我卻因此增加了交代歷史的任務，也就是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幾十年與中共之異同，卻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需要給我較充裕的時間。

梁漱溟發言剛剛開了頭，大概講了不到10分鐘，會場上就有人起鬨，不讓他講下去。而起鬨者，很大部分就是那些突然增加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梁漱溟不得不把話頭轉到主席台上，特別是毛澤東身上，以爭取發言權。

梁漱溟說，“我現在惟一的要求是給我充分說話的時間。我還覺得，昨天的會上各位為我說了那麼多話，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想共產黨總不會如此。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表明，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我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梁漱溟講到此，毛澤東嚴厲地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梁漱溟緊接着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

毛澤東插話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梁漱溟說：“這一點倒無關重要。”

毛澤東生氣地說：“無關重要？如果你認為無關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關重要，等到第二屆政協開會，我還準備提名你當政協委員。至於你的那些思想觀點，那肯定是不對頭的。”

此時，面對如此局面，按照梁漱溟的性格，他當然要堅持下去。他說：“當不當政協委員，那是以後的事，可以慢慢再談。我現在的意思是想考驗一下領導黨。因為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您更加尊敬。”

毛澤東對此的回答是：“批評有兩條，一條是自我批評，一條是批評。對於你實行哪一條？是實行自我批評嗎？不是，是批評！”

梁漱溟說：“我的意思是說主席有沒有自我批評的這個雅量……”

據當時一位與會者回憶，當時梁漱溟一再說：“主席，請不要動氣。”

梁漱溟如此強硬地與毛澤東爭吵，顯然出乎很多參會者的意料，會場開始大嘩。許多人大聲呼喊，說梁漱溟是胡說八道，民主的權利不能給反動分子，剝奪他的發言權，讓他滾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亂語，等等。

在這種情形下，梁漱溟當然無法繼續陳述，但他堅持不下講台。他要看看主席台，特別是毛澤東的態度。事後梁漱溟說，自己當時的想法就是，如果他叫我下台我就下台，別的人怎麼喊我都可以不理。梁漱溟拿定了這個主意，並且以為自己這樣做既是符合會議程序，也是合乎情理的。

此時，人們注意的焦點轉移到毛澤東身上。毛澤東此時也開始冷靜下來，他口氣緩和地說：“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講長了，把要點講一講好不好？”梁漱溟說：“我剛才說過了，希望主席給我充分的時間。”毛澤東又說：“你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已經快四點了，便說：“我有很多事實要講，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這又形成僵局，會場上再一次大嘩。接着又有幾位站起來發言，指責梁漱溟狂妄之極，反動成性，不許他繼續發言等等。

之後，毛澤東對會場的人說；“讓他再講10分鐘好不好？”會場便安靜下來。大家的目光對着梁漱溟。

但此時的梁漱溟也很固執，說：“我要求主席給我一個公平的待遇。”

於是會場上再一次譁然，許多人接連發言，對梁漱溟的發言甚表憤慨。

毛澤東說：“不給他充分的說話時間。他說是不公平；讓他充分說吧，他就可以講幾個鐘頭，而他的問題又不是幾個鐘頭，也不是幾天，甚至不是幾個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別是在場的許多人都不願意聽他再講下去，我也覺得，他的問題可移交給政協全國委員會辯論、處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問題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借他這個人，揭露其反動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這個人沒有別的好處和功勞，就有這個作用。因此我主張他繼續當政協委員，現在我提議讓他再講10分鐘，簡單地講一講。好不好，梁先生？”

毛澤東講完這段話，又有好些人站起來指責梁漱溟，梁漱溟倒都能靜心聽着，沒有一句反駁之意。然後毛澤東又對梁漱溟說，梁先生，再講10分鐘好不好？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許多事實要講，10分鐘講不清楚。”

會場又一次出現騷動，梁漱溟依然站在講台上。

因為相持不下，僵局無法結束。毛澤東最後說：“你這個人啊，就是只聽自己的，不聽大家的。不讓你講長話，你說我沒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讓你講，難道說大家都沒有‘雅量’嗎？你又說不給你充分的時間講話是不公平的，可現在大家又都不贊成也不想聽你講話，那麼什麼是公平呢？在此時此地，公平就是不讓你在今天這個會上講話，而讓你在另外一個會上講話。梁先生，你看怎麼辦？”

梁漱溟回答說：“聽主席決定。”

當然會上又是一片喧鬧。這時有人提出，請會議主席付諸表決，看讓梁漱溟講話的人多，還是不讓他講話的人多？少數服從多數。主席台接受了這個建議。執行主席高崗宣布，關於梁漱溟講不講話的問題現在進行表決。毛澤東補充說：“因為這個問題不是政府委員會所列的議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參加表決。”

接着高崗宣布，請贊成梁漱溟講下去的舉手，毛澤東帶頭舉了手，政府委員中的中共委員也舉了手，但占會場中的少數。毛澤東還邊舉着手邊對梁漱溟說：“梁先生，我們是少數呵。”待高崗宣布，請不贊成梁漱溟講下去的舉手時，占到會者的大多數立即舉起手來。此時梁漱溟還想再說下去，但會場中大呼：“服從決定，梁漱溟滾下來！”執行主席高崗對梁漱溟說，“你不要再講了，把你要講的話組織好，你將有機會到另外的會議上充分地去講。”

就這樣，梁漱溟在一片“滾下來”的聲音中被轟下了台。

最後的影像資料

1988年6月15日，香港大學舉辦名為“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的學術研討會，主辦方面原本邀請梁漱溟去港出席，但此時的梁漱溟已不可能出席。但他還是為會議專門撰寫了一篇講話，名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並自己宣讀，拍成錄像，委託另一位與會學者費孝通帶港在會上發表。當日會議開幕後，第一個議程就是放映梁漱溟的講話錄像。這是梁漱溟生前留給人們的最後的影像資料。在短短1000字的講話中，梁漱溟以簡明精要的語言闡述了儒學思想的精華和中國文化的根本所在，並指出這些傳統思想精神在現代依然有存在的價值。

以下為該講話全文：

我從來說中國缺乏宗教，中國人淡於宗教。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現實人生。這是孔子的非宗教態度。

有人將儒家稱為儒教，這不對。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語怪力亂神”。宗教與此相反，它恰恰要議論“怪力亂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顧現實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從前讀書人供奉“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天地”與“君”、“親”、“師”同時供奉。宗教則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於一切，不能與人並列。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家，總是在現實生活中必恭必敬於眼前。宗教則必恭必敬於“上帝”。故說中國人淡於宗教，中國人遠於宗教。故說中國儒家不同於其他宗教。

在上述情況下，外來宗教乘虛而入。中國所有的偉大宗教均為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無不是外來的。中國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於社會，但夠不上宗教。偉大的宗教中國沒有產生過，有則均為外來。中國有的就是倫理。

“上帝”一詞，古書上有，但不重要，而倫理在中國特別重要。倫者偶也，倫理內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對方為重”。這與西方的“個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互以對方為重”，是雙方的，不是單方的。此種精神在任何地域，任何情況下均合乎人情，最行得通的。

隨着注重倫理而來的是講“天下太平”。“天下”，無所不包，不分國內國外；講“太平”而不講“富強”。講“富強”，春秋戰國時有之，但此後均講“天下太平”。“天下”無疆界可言。講“天下太平”，最無毛病，最切實可行。這個精神最偉大，沒有國家，這是人類理想；人類前途不外乎此。

中國此種傳統精神與現代化不相衝突，它在空間上不分地域，在時間上無論何時，均合情合理。

有人說，發展商品經濟要講“利”，而中國傳統強調“義利之辯”，恥於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講義與利，義不是空的；利在義中，義包含了“利”的問題。合乎情理的利叫做義，不是完全對立的。

從上文可以看出，重病中的梁漱溟，對當時中國社會由於改革開放所產生的一些問題有清醒的認識，認為以傳統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完全可以用來克服這些弊病。

6月20日上午，醫生再次檢查了梁漱溟的身體，說心和肺都好，可以做手術。梁培寬對父親說：“李先生、曉青、閻先生都贊成做血液透析。”梁漱溟點點頭。人們正滿懷希望，等待6月24日做人工腎手術時，卻出了意外。

6月23日早上，按照醫院的要求，長子梁培寬到另一個醫院聯繫請大夫來做透析，然後到政協聯繫要車接大夫的事。就在這時，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醫生採取急救措施，心臟跳動始則快到1分鐘170下，繼則急促下降。梁培寬得知父親病危，立刻趕往醫院。

醫生問：“梁老，你感覺怎麼樣？”

梁漱溟斷斷繼續講了最後一句話：“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後閉上了雙眼，安然去世，時上午11時35分。

其時長子梁培寬夫婦和4個孫子都已趕到醫院。

“我要休息”，這就是梁漱溟最後的遺言，他確實太累了。

當晚中央電視台報道了梁漱溟先生逝世消息。第二天（6月24日），《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等報紙和中央電台都報道了“文化名人梁漱溟逝世”的消息，並介紹了梁漱溟的業績和主要著作。

最後的講演

1987年12月25日上午，梁漱溟在其孫子的陪同下，來到中央黨校參加“中國現代哲學史首屆全國學術討論會暨中國現代哲學史研究會成立大會”開幕式。

這是梁漱溟最後一次公開的講演，是他在人生這個舞台上的告別演出。

中央黨校所在地頤和園大有莊是他61年前（1926年）第一次公開宣講《人心與人生》的地方。61年後，梁漱溟又在這裡發表他70年學術生涯中最後一次公開學術講演。

冥冥之中，似乎有什麼在成全這樣的巧合。

在這樣的場合，這樣的時刻，梁漱溟會說些什麼？

他說的話一開頭就讓人大吃一驚：

“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小時候讀書，就喜歡思考些問題，想出家當和尚。當時，別人告訴我，說你所思所談的是哲學，我說這就是哲學啊？你說是哲學，那麼就算是哲學吧。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

“長話短說。我不喜歡哲學，我喜歡從事的是救國運動。當時，中國被日本侵略，割地賠款，所以救國是第一大問題。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國。”

那他的一生在做什麼呢？他說：

我一生的實踐，都是搞事功，主要是鄉村運動。我雖然出身於官宦人家，生長在北京，可我投身於社會的底層——鄉村。在廣東，搞鄉村建設講習所；在河南，搞村治學院；在山東，搞鄉村建設研究院。我自始至終投身於鄉村，不尚空談，注重實幹。鄉村建設運動的主旨是八個字，“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是要把散漫的、只顧自家自身的農民組織起來搞生產，在生產中學習和運用科學技術。這就是我當時所努力、所追求、所工作的目標。我未曾料到，像我這樣一個搞事功的人，卻被人看成是什麼學者，說我是什麼哲學家，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搞了一輩子哲學。

我一生貫徹的是實事求是、不說空話的原則。鄉村雖苦，我這個出生於官宦人家，生長在大城市的人，還是在鄉下和農民一起吃苦，吃苦幹什麼，就是為了實現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個目標，要農民不守舊，在生產生活上都走新的路子——科學技術的路子。

一句話，我一生投身鄉村、實事求是。

設想一下吧，一個公認的哲學家，一個94歲高齡的老人，在全國性的現代哲學史學術會議上，公開聲明自己不是哲學家，“與哲學無緣”！這該讓那些與會者多少尷尬？

其實，梁漱溟沒有說錯，因為他的確從來沒有想到搞什麼哲學，也從來沒有想當什麼哲學家。早年迷戀佛學，後來獻身救國救民，為國事奔走大半生，自然提出了很多理論學說，但他更看重的是實踐。晚年依然嚮往釋家，達到爐火純青境界。

這樣的人，稱他為“哲學家”，是否還是把他看“俗”了？也許在這個意義上，他才反感“哲學家”這個稱號吧。當然，如果勉強堅持呢，則可以稱他是一位“與哲學無緣”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