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發現不等於沒有。既然通過史書可以推測出它們的存在，就應該從“為什麼這些東西沒有出現”的方面去思考。

　　鞍鐙產生於東亞是肯定的，但它們的發明是否來自中原漢地呢？從需求促成發明的角度上講，很難想象一個以稼穡為生的農耕民族會比終年騎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對此有更急切的需求。從而可以推斷，最早發明鞍鐙的榮譽更應該屬於匈奴等北方民族。這樣，尋找其實物證據為何不存的方向就應轉向匈奴。

　　如前面所說，公元4世紀入侵歐洲的匈奴人使用木製的馬鞍，而他們所使用的原始馬鐙也只不過是繃帶、皮帶或者用一種亞麻織成的腿帶。由於無論是原來居住還是西遷途中經過的地域，多半是稀樹草原和沙漠，缺乏樹木，這必定會限制製作高橋馬鞍的數量而僅供貴族和作戰士兵使用；同時在需要將供應不足的木材用於製造馬鞍和弓的情況下，也不大可能再改進製造木質馬鐙，致於主要用於打造武器的金屬則更加缺乏，用其製造馬鐙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紀時的軟式原始馬鐙應與兩漢時代的匈奴馬鐙無大差別。反觀馮素弗墓的雙馬鐙，已經是很成型的東西，自然不會是後世馬鐙的祖先。那麼在此之前，必定經歷過一個相當長階段的原始狀態。因為西方記載中匈奴的“繃帶”狀軟式馬鐙已具備了後世馬鐙固定雙腳的功能，因而與長沙西晉墓騎俑僅用於上馬的單鐙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馬鐙的祖先，而上馬用的鐙具只不過是為真正的馬鐙提供了外型上改進的榜樣而已，因雙鐙也有幫助上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進之後單鐙就被取代了。 說到這裡，一看便知，原始純木質馬鞍和用皮革、麻纖維製作的馬鐙（或者說只是一種“綁帶”而已），甚至是後來使用木製而無金屬外皮的馬鐙，都是極易腐朽而難於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夠保留下來，那些外表僅僅是一條麻布、皮帶的物品，要準確判斷它們的用途也是難上加難。這就是為什麼始終沒有發現漢代馬鞍尤其是馬鐙的原因。

　　除去這些，還有一些國外考古發現和國內存在爭議的藝術作品。如上世紀初蒙古匈奴墓地的發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諾音烏拉山脈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隨葬品，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採金工程師偶然發現的，1924年對它進行了科學性發掘。……幸運的是發現了一隻中國漆杯，上有兩段銘文，因此得以確定六號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紀初左右。事實上，這是匈奴單于烏珠留的墓。……主要的運輸工具是備鞍的馬匹。馬勒、馬嚼和馬鞍類似於斯基泰時代阿爾泰地區的同類物件。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兩塊皮墊構成，不過少數馬鞍配有一個木框，前後裝有鞍頭，並且配備馬鐙。配有馬鐙的馬鞍象徵了一大進步。”(29)烏珠留單于死於東漢初年，如果能夠證實這真是烏珠留的墓，無疑是給漢代鞍鐙的存在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另外據稱大英博物館藏有一個貴霜（公元1~5世紀）銅壺，壺壁浮雕花紋上有兩個手持長矛的騎馬騎士，馬上均有繩索狀腳鐙。(30) 而雲南石寨山發現的處於西漢時期的古滇文化青銅戰爭場面貯貝器的頂部，也有一個騎無鞍馬者的鎏金塑像，其雙腳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繩圈中，起到馬鐙的作用（圖5），雖然其形制決定了只能用於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說明馬鐙的早期形態應近乎於此，而不是由上馬用具發展而來，同時也表明了高橋馬鞍的發明不一定早於馬鐙。西漢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頭橫臥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線刻的鞍鐙，是歐亞大陸能見到的最早騎鐙，但其製成年代受到懷疑，原因是有人認為其上騎鐙系後人所刻。而證據確鑿的反映西漢馬鞍和兩漢馬鐙的文藝作品一直都沒能找到。 鞍鐙的實物不易保存是客觀現實，可為何漢代的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中也沒有它們的影子？這個問題比較令人費解，但至少有一種解釋可以初步說明其緣由，那就是審美方面的原因。在歷史傳統中，一件新物品投入應用後，經常可能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在美學上被人們——尤其是藝術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製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會保留它出現前的樣子，即藝術創作上的“慣性”。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中國晉代以後也不乏表現沒有鞍鐙或有鞍無鐙之騎手和馬匹的作品。比如圖6中的持槊騎兵和圖7的披鎧騎士，皆無鞍鐙的痕跡，而使用長槊的作戰方式與加劇騎手不穩定性的重甲騎兵的產生，都是以鞍鐙的使用為基礎的。再如在唐朝，馬鐙的使用已經很普遍了，“昭陵六駿”身上的鐙具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圖8），但圖9中的騎馬隊伍卻都未裝備馬鐙，如果說是平民百姓缺乏財力倒還罷了（其實一副馬鐙也不見得是什麼很貴的東西），而這裡卻是堂堂王家的盛裝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會很短，否則規模如此浩大、擎着眾多旌旗就沒有意義了，那為什麼所有的人還都讓雙腳空垂在那裡受累呢？這只能說明繪製這幅畫的人無視馬鐙的存在，也許他是感覺不美觀，或是有其他什麼原因，但終歸是未將其畫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中國，在西方中世紀以後的美術作品中，也往往出現忽視馬鞍和馬鐙的傾向，如圖10中的匈奴王阿提拉，既無馬鞍又無馬鐙。眾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橋馬鞍和原始馬鐙打敗了羅馬人的大盾、投槍和短劍。此種“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難說得通。這種東西方藝術創作中共有的“慣性”對鞍鐙進入藝術作品起到了相當大的阻礙和遲滯作用。

通過對以上文獻和考古文物的資料觀察，可以看出，儘管至今為止尚沒有實物和藝術作品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高橋馬鞍和馬鐙這兩項對騎兵來講至關重要的發明，在兩漢時代仍然應該是已經投入應用的。正是它們使匈奴成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們推動了漢帝國在政治、軍事上的大幅度擴張，為將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固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影響擴散到北亞和中亞奠定了基礎。相信隨着漢代考古的進一步發展，兩漢時期的馬鞍和馬鐙最終會揭開它們朦朧的面紗。

　　註：
　　⑴《百卷本中國全史·中國秦漢軍事史》史仲文 胡曉林 主編 顏吾芟 著 人民出版社

　　⑵《中國古代兵制》黃水華 商務印書館出版

　　⑶《阿提拉的傳奇——匈奴人入侵歐洲》[德]艾克·施米茨 收於《斯芬克斯——歷史的秘密》系列叢書 [德]克里斯蒂安·胡夫 主編

　　⑷《歐洲歷史上的戰爭》[英]邁克爾·霍華德

　　⑸《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諾斯

　　⑹《通典》卷一四九

　　⑺《史記》卷十·孝文本紀

　　⑻、⑿《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

　　⑼、⑽、⑾、⒇、(22)《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

　　⒀、⒁、⒂《漢書》卷六·武帝紀

　　⒃《漢書》卷七·昭帝紀

　　⒄《史記》卷七·項羽本紀

　　⒅《史記》卷一○九·李將軍列傳

　　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七·太宗

　　(21)《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23)、(26)《漢書》卷四九·爰盎晁錯傳

　　(24)、(25)《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

　　(27)、(28)《後漢書》卷一八·吳蓋陳臧列傳

　　(29)《中亞東部的游牧人》N·伊什詹茨 收於《中亞文明史》第二卷 雅諾什·哈爾馬塔 主編

　　(30) E. Errington and Cribb, The Crossroad of Aisa, London: 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 1992, pp. 163~164 摘自《古道西風——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林梅村 著 三聯書店2000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