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敖

——倫敦蒙難羅生門

　　十一月七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有消息如下：

　　紀念國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視制播《倫敦蒙難記》

　　根據國父親撰《倫敦被難記》、《黨支會藏》，胡漢民編《總理全集》與《中國古代名人列傳》等書編劇而成的《國父倫敦蒙難記》，十一日下午四時將在中視頻道播出，這是一出國語電視劇。

　　《國父倫敦蒙難記》的歷史背景是國父在前往英國，準備組織華僑，擴大革命力量時，腐敗專橫的清廷竟以詭計將國父誘入“中國公使館”，幸虧國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機智應變的能力，以及國父英籍老師康德黎的全力協助，才脫離虎口。

　　當時，由於輿論的報導和介紹，使全世界不但公認國父是中國革命領袖，同時也促使國父在大英博物館完成了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國父倫敦蒙難記》即完全依據史實演出國父倫敦蒙難十二天的經過，藉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國父，表達敬意。

　　中視當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國父時，內心嚴肅而莊重，生怕無法將一代偉人的凜然正氣表現出來，而老牌演員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將康與國父間的師生之情，發揮得淋漓盡致。

　　為了看看國民黨最近在宣傳上“新猷”些什麼，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費了一點時間，一邊做工，一邊斷斷續續看了這齣電視劇。一看之下會失望，早在意中；但是邊看邊罵，卻也稍嫌意外，邊看邊罵了國民黨這種lousy宣傳以後，我真忍不住要再寫上一筆。

　　孫中山如是說

　　國民黨筆下的倫敦蒙難事件，其實真相是很“羅生門”的。

　　換句話說，真相是有不同的說法的，並且有的說法還是矛盾的。

　　對立的，包括孫中山自己的說法在內。我們先看孫中山自己的說法。《倫敦被難記》（《倫敦被難記》原文系英文，名為“Kidnapped in london”，由甘作霖中譯，中華民國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以後各處所翻印均本此）中說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倫敦，投宿於斯屈朗（Strand，倫敦路名）之赫青旅館〔注一〕。翌日即至波德蘭（Portland Place，倫敦區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

　　四十六號康德黎〔注二〕君之寓所相訪。康君夫婦招待甚殷，並為予覓相近之舍館曰葛蘭旅店（Gray's inn），使徙止焉〔注三〕。予自是即暫居，每日獨處無聊，輒往倫敦博物院遊覽，或訪各處之遺蹟，觀其車馬之盛、貿易之繁，而來往道途，絕不如東方之喧譁紛擾。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嚮往也。子無日不適訪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藏書，讀而消遣。一日，予飯於其家，康德黎君戲謂中國使館與伊家為鄰，蓋過訪之，因相視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母然，彼公使館中人睹子之面，行當出而相捕，解送回國耳。”予聞夫人言，益相與大笑，初不料後日竟成實事也。一夕，孟生醫學博士（Dr.Manson）〔注四〕邀余往餐，孟生君亦子香港舊識，曾授予醫學者。君亦笑謂予曰：“慎勿行中國使館，致墮陷阱。”予以是於中國使館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遠，歷經良友之告誡，非全無措意者。

　　然予至倫敦，為日猶淺，途徑未熟，彼良友之告誡，於予初無所濟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適值星期，予於上午十點半鐘時，自葛蘭旅店（葛蘭旅店在倫敦霍爾龐Holborn之葛蘭旅店街。霍爾龐區名）赴覃文省街，意欲隨康德黎君等赴禮拜堂祈禱。正躑躅間，一華人悄然自後至，操英語問予曰：“君為日本人歟？抑中國人歟？”予答曰：”予中國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廣東。”其人仍操英語曰：“然則我與君為同鄉，我亦來自廣州者也。”夫中國盛行不規則之英語，名曰pigeon英語，意即商業英語也。

　　華人雖同隸一國，而言語多相撲格。譬如汕頭之與廣州，相距僅一百八十英里，視倫敦之與利物浦猶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語，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業英語相通款。彼汕頭人與廣州人之商於香港者，多以英語相晉接，此足以見我國言語之歧雜矣。

　　予途遇之華人，既知予為粵產，始以粵語相談，且行且語，步履頗舒緩。俄而又一華人來，與予輩交談，於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併而行矣。二人且堅請子過其所居，謂當烹茶進點，略敘鄉誼，予婉卻之，遂相與位立於道旁階砌。未兒，又有一華人至，其最先與予相遇者，即迤邐去。於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強予過從，其情意誠摯非常，予是時已於階砌傍屋之側。

　　正趕超間，忽聞鄰近之屋門砉然而辟，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態度又似諧誰、又似周旋。一紛擾間，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為誰之所居，故中心無所疑懼。初予之所以猶豫不即入者，益急欲往訪康德黎君及孟生博士冀同往禮拜堂，恐中途遲回而不及耳。造子既入門，睹其急遮之狀，且屋字若是寬廣，公服之華人若是眾多，因陡然動念曰：是殆即中國使館乎？又憶中國使館在覃文省街之鄰，意者予向時躑躅之所，必中國使館左右之道途也。

　　予入門後，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與予接談數語，又自相磋商數語，遂遣二人挾予登樓，予亦不之抗。

　　既登摟，復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幾，而二人又至，更挾予上，是為第三層樓，仍令入一室中，其室有窗，護以鐵柵，窗外即使館之屋後也。須臾來一鬚髮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饒有官氣，一入室即謂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國，此間即中國也。”

　　言已就座，徐徐詢予：“汝即孫文乎？”予曰：“然。”

　　其人曰：“實告汝，予得駐美使臣來電，謂汝乘麥竭斯的號輪船遊歷至英，故令我拘汝於此。”

　　予問曰：“拘予何為那？”

　　其人曰：“汝前嘗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唯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然則予之留此，可告吾友乎？”

　　曰：“否！是不能。唯旅館中之行李，汝可草一函，此間人當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書於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給予紙筆，予書中大意謂此身已被禁於中國使館，請轉告康德黎君，傅取予之行李帶下云云。其人閱竟。曰：“函中何能書及被禁二字，汝可別繕一函。”予乃另繕曰：“頃予在中國使館，乞告康德黎君，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知為何許人，厥後而始知其即聲名鼎盛之馬凱尼（Sir Halliday　Marcartney）也。

　　馬凱尼君一轉念間，忽又謂予可逞函告旅館，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並非旅館，除康德黎君外無知者，因以改繕之函授之。馬凱尼唯唯，許為代寄。馬凱尼之所以忽然轉念者，蓋欲借是以搜予行篋，或能得吾同黨之姓名及往來之函耳。計誠狡哉。

　　照孫中山的說法，他的被關入倫敦中國使館，是走在路上，碰到廣東老鄉，兩人以鄉音交談，“且行且語，步履頗舒緩”

　　的，後來又來了一個老鄉，大家一起聊，在他左右，就一邊一個人了。他們請他到家裡坐坐，“烹茶進點，略敘鄉誼”，他謝絕了，遂在路邊又聊天。後來，又來了一位，最先跟他聊天的先走了，剩下的兩位，一陣“情意誠摯非常”的推拉，他已到了路邊的房子旁邊了。“正超趄間，忽聞鄰近之屋門窘然而辟，左右二人挾予而入，其形容態度又似諧謔、又似周旋。一紛擾問，而予已入，門已閉，鍵已下矣。”照孫中山這種說法，他的被關在倫敦中國使館，是在一片粵語發音中的半推半就，是非自願入使館的。不但如此，在康德黎老師戲言何不一訪中國使館的時候，康師母還特別警告過他，並且孟生醫學博士也警告他，‘慎勿行中國使館，致墮陷餅”。可見他從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抵倫敦，到十一日被關進使館前，十一天中，絕未近中國使館一步，更別提身入虎穴，自行進入使館了。

　　只是“派人密尾行蹤”而已

　　但是，孫中山這一說法，若是真的“完全依據史實”，即跟現在已經能夠看到的當時秘件不符。現在我們得知：孫中山在美國時，行蹤就早已被清廷注意，清廷駐舊金山總領事馮詠蘅，就曾向清廷駐美公使楊儒有報告如下：

　　孫文……身材短小，面黑微須，剪髮洋裝，由檀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國金山人，素系檀島銀行副買辦；一名威隆，亦美國人，向在檀島服宮，前次創議廢主，因其未隸檀籍，所謀不逞。均抉厚資，居檀日久，是否孫文同黨，尚難臆斷。唯見同船偕來，交情甚洽。孫文借寓金山沙加冕街第七0 六號門牌華商聯勝雜貨鋪內。聞不日往施家谷〔注五〕轉紐約，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並聞有沿途聯絡會黨、購買軍火、欲圖報復之說。該犯隨身攜帶私刊書冊兩本，雖無悸逆實跡，檢其上傅相〔注六〕書，確有該犯之名，顯系孫文無疑。現將原書設法覓取寄呈，俟訪問該犯赴紐行期，再行電稟。查閱該犯書冊兩本：一系摘錄明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稱杞憂公子〔注七〕；一系上李傅相書，洋洋萬餘言，自稱文素在香港習西醫，已蒙考取，敬乞傅相專委辦農務。兩種文筆俱暢達，昨已附致總署備核矣。

　　楊儒得馮詠裔報告後，就電報北京總署。總署回電說：“孫文將往歐洲何國？偕行洋人系何國人？附搭某船？希確查密電龔使（清廷駐英公使龔照璦）酌辦。英能援香港、緬甸交犯約代拿固妙；否則該匪若由新加坡潛結黨惡內渡，應先電粵督預防，新加坡領事亦應飭其認真查訪。”七月十八日，清廷駐美公使致函駐英公使，說：“因中美交犯（引渡）另約，迄無成緒，此間無從措手，總署深知，故有轉電尊處，援約代拿。”“援約”就是援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中英條約》第二十一款〔注八〕，和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滇緬條約》第十五款〔注九〕，當時清廷盼能援這兩個引渡條約由英國官方“代拿”孫中山，可是，英國政府采罪刑法定主義，引渡條約中既然只限於“香港”和“緬甸”，英國本上就不能適用。八月八日，清廷駐英公使復駐美公使信，就提到：

　　唯查此種罪犯，按西洋章程情形視之，在本國固法無可這；這逃至他國，他國即視為公犯，向無交出之例。俄之子白彥虎，即其明證也。弟已密飭代理新加坡總領事劉牧玉麟，預為籌備，並密查孫文有無黨羽以及熟識之人在坡。如該犯果來歐洲，俟尊處探確電知後，弟當援約與英廷商辦。若英不能代拿，則唯有窺其動靜、探其逃蹤，遵照署電，電知粵督預防，於其內渡時設法兜拿耳。

　　正因為駐英公使全無把握，所以在十月二日，在孫中山抵英後第二天，這位公使在致北京總署電中，有這樣的文字：

　　接楊使函電悉。飭拿粵犯孫文，該犯現由美到英，改洋裝無辮，外部以無在英交犯約，不能代拿，現派人密尾行蹤。璦寢。

　　這樣過了八天，十月十日，他致電給駐美公使，也說：

　　密。孫文已到英，外部以此間無交犯約，不能代拿。

　　聞將往法，現派人密尾。璦支。

　　這些文件，都證明了直到十月十日——孫中山抵英第十天——的時候，清廷中國使館對他都沒有親自捉拿的意思，只是“派人密尾行蹤”而已、“派人密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