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 –1945）

提出集體記憶這一概念的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分析了記憶與遺忘的社會情境後指出：有多少團體就有多少集體記憶，特別是取得了社會支配地位的統治團體，會通過教育、宣傳、紀念活動等各種方式，重構、改造乃至操縱過去，以形成社會凝聚力，使其統治正當化，繼而獲得民族國家認同。

因此，對過去的追憶並非簡單的信息檢索，而是動態的、建構性的過程。所謂集體記憶，就是一個團體，從歷史中選取所需的碎片，服務於當下的自己。

是的，現在的確會塑造過去，但過去也會塑造現在。

如此一來，歷史自然會喪失客觀性和連續性。

好在，除非採取流氓的方式，對歷史的重構總會受到制約，比如可供利用的過去畢竟有限；又比如你不能任意地選擇，就像無論願不願意，美國人都要面對奴隸制、德國人都要面對納粹大屠殺一樣，而且在同一社會中，不同團體會各持一端、彼此爭奪對過去的重構權，由此構成“記憶的政治”。

所以，記憶不是任意的！

過去總是一個持續與變遷、連續與更新的複合體。我們或許的確無法步入同一條河流，但這條河流卻仍具有綿延不絕的特徵。一個社會根據當下的需要，可能會將過去翻新，但即便如此，通過一套共有的基本約定和象徵性規則，各個前後相繼的時代也會保持它基本的生命力。

如果不是因為1982年6月日本發生了教科書事件，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可能會封存更久。

當時，日本文部省通過了一套對日本侵略史實有多處篡改的中學教科書審定。書中將日軍“侵略華北”寫成了“進入華北”，將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歸結為“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

有歷史學家將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歸納為三次固化：

第一次在1946—1948年間，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南京審判）對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為主要標誌。

第二次在1982年之後，以日本篡改教科書為回應，開始了一系列建館、立碑和編史行動；

至於第三次，便是2014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設立。

其間的1949年—1981年一段，成為這一事件記憶的空白！

這些歷史節點，不僅與國內政治文化情境緊密關聯，也與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相互糾纏”。

李斌先生的《東京審判》

抗戰勝利後，對戰爭罪犯的審判正式啟動，國民政府“以德報怨”。

1946年6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顧問向哲浚在法庭開庭此中指出，針對平民的謀殺和大屠殺、酷刑、強姦、搶劫、搶奪和肆意地摧毀財產等，是“日本戰爭行為的模式”，“日本軍隊所犯的這些反人類罪行發生在其所占領的中國的每個省份，時間從1937年—1945年。這些行為的一個突出例證發生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後，當中國軍隊的所有抵抗都已停止、城市已完全由被告松井石根將軍指揮的軍隊所控制後，暴力和犯罪開始發生，並持續了40天。”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是對日本戰爭行為模式的審判，其象徵意味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

為發動民眾控訴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從而推進證據的調查與收集，國民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945年12月18日，離開8年後的蔣介石抵達南京巡視，國民政府同時公告：對南京市民所遭受的苦難遭遇深表關切，號召民眾檢舉、揭發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軍暴行。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舉行了還都南京的儀式，蔣介石在講話中再次特別提到南京大屠殺：“回想到民國26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時，首都同胞慘遭大屠殺的悲劇，我們就應該痛定思痛，時時不忘我們八年來在敵人鐵蹄下所受的奴隸牛馬暗無天日的生活”。

同年6月11日，為配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相關的調查機構，負責南京大屠殺的罪證搜集工作，並開始了一次大規模的、全民參與的廣泛調查。

為喚起民眾協助調查，相關機構和團體多次在報刊上刊登廣告或在大街小巷張貼公告。新聞媒體對喚醒民眾的大屠殺記憶發揮了很大作用，“大屠殺”、“暴日屠城”、“南京屠城”等字眼頻頻見諸報端。對“12月13日”這個南京淪陷的特別日子，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戰後，民眾對日軍的暴行歷歷在目，記憶猶新。南京市民紛紛向政府申訴大屠殺冤屈，呈文內容涉及人口傷亡、人員失蹤、財產損失等諸多方面。對於一些劫後餘生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而言，由於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對國民黨政府的調查和審判，有人的態度冷漠，“不願重撫創痕”，那些被日軍強姦後的婦女尤其如此，有的人甚至“噤若寒蟬，或否認其事”。

對此，政府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和引導，越來越多的倖存者和遇害者家屬紛紛參加進大屠殺調查和審判中。以戰犯谷壽夫案調查為例，1947年1月26日，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谷壽夫當年駐地中華門外第十一區公所開設調查庭，當天大雪紛飛，“應訊人均冒雪前往，計報到者百二十餘人”。

為大屠殺死難者伸冤昭雪，是社會民眾感情的自然表露。劫後餘生的大屠殺倖存者在向政府陳訴、檢舉日軍暴行之外，還在報刊雜誌上撰文，介紹自己的慘痛經歷。一些知識分子也意識到保存這些史料的重要性，着手搜集此類資料。

與此同時，一些社會有識之士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建議，如：

建立遇難軍民的紀念性設施，載其事跡，以慰幽靈，並使我千萬世之後代，有所憑弔，有所警惕；

救濟被害人及其家屬，使生者有所養，死者有所安；

褒揚慈善機關，似宜分別題贈匾額或頒發獎章，以示褒揚，以彰善德；

設置蠟人館，讓人見之觸目驚心，震駭鬼神，“使我炎黃帝胄，染於目而烙於心，而思所以圖存之道也”。

這些建議中的一部分得到了實施。

1947年12月13日上午，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集合南京各機關、團體和學校代表，在毗盧寺舉行了“首都陷敵殉難忠烈同胞紀念大會及公祭典禮”。大殿上系起了一張彩牌橫幅，下面供奉了大屠殺遇難者的靈位，頂上懸掛着蔣介石的輓聯“永念國殤”，兩旁懸掛着各機關團體贈送的40多幅輓聯。儀式先由市參議會、市政府、市黨部和各學校代表在哀樂聲中各單位逐次舉行公祭，然後全體聯合由陳議長做主持人全體公祭。當天下午，南京市民眾團體與市民自由前往毗盧寺進行了祭奠。

只是，隨後爆發的國共全面內戰，極大地制約了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審判以及對遇難同胞的紀念。

中共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初即給予了高度關注，《新華日報》等報刊曾刊登多篇揭露日軍暴行的報道。至於戰後的南京大屠殺審判，中國共產黨仍然繼續予以關注，但由於中共視國民政府的法庭為舊“法統”，是致力剷除的對象，所以並未報道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等戰犯的審判。

1948年1月28日，田中軍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場被執行槍決

1949年以後，中共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對社會開始進行全面改造，美國成了中國的大敵，直到20世紀70年代，反美始終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凡是美蔣所為，都要顛倒過來！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7月6日，為紀念七七事變12周年和解放戰爭3周年，南京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曾參加過東京審判的陳福寶等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以親歷見聞紛紛控訴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抗議的焦點從日本轉成了美帝，抗議的訴求也變為“迅速締結對日和約，以鞏固世界和平”。

南京大屠殺的施暴者，頃刻間竟被“一邊倒”的中日和平的呼聲所取代！

這是抗議日本嗎？荒誕嗎？可事實就是這樣！

再看看今天的“動態清零”180度大轉向，歷史只不過重演而已！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南京大屠殺再次被利用。1951年2月11日，6萬餘工人舉行了“紀念‘二七’反對美帝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同年3月8日，12萬婦女走上街頭，舉行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控訴與抗議南京大屠殺暴行的目標，再次指向了美國。

美國與南京大屠殺暴行究竟是什麼關係？

當時所有的宣傳活動都沿着這樣的思路：從控訴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暴行開始，連帶控訴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引導民眾逐步認識到“美、蔣、日、特務是一家”。

在這樣的宣傳指導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被歪曲。西方人士組織的難民區被描繪成日美“忠誠合作的產物”，是“受難的難民區”，是用巧妙的名詞欺騙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

曾經不顧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責為大屠殺的參與者和兇手！

但是，作為一場由政府主導的大屠殺控訴運動，開始不久就銷聲匿跡。因為南京的民眾看不到在南京大屠殺中應該仇恨美國的事實。

約翰·拉貝（John Rabe，1882－1950）。時任任西門子駐華總代表、代理德國納粹黨南京分部副部長的他，目睹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以一己之力保護了很多中國人

事實上，正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人士，對面臨生靈塗炭的南京人，積極展開了感人的人道救助。

1937年11月22日，留駐在南京城內的西方人決定，仿照饒家駒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難民區的模式，建立一個“南京安全區”，給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他們成立名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私人機構，推舉西門子洋行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任主席。當時所劃定的南京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鼓樓醫院等教會機構為中心，占地約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馬路為界：東面以中山路為界，從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從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劃線至西康路；西面從上面提到的北界線向南至漢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東南劃直線，直至上海路與漢中路交叉路口。界內分設25個難民收容所，最多時收容難民約25萬人。

約翰·拉貝當時的住所，現為國際安全區紀念館

日本軍占領南京後，於1938年2月下令解散南京國際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強行命令平民離開難民區。2月18日國際委員會及難民區不復存在，最後一批難民營被迫於1938年5月關閉。

在日軍入城後長達數月的屠殺期間，安全區內共收留難民25萬。為了救助數量龐大的難民，維持他們的生活，庇護他們少受日軍傷害，國際委員會及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20多位西方成員和數百名中國成員，為此進行了艱苦的鬥爭。

25萬人得以倖免！

救助者反倒被指控為屠夫？

歷史，往往會被篩選、利用，但無中生有、甚至顛倒黑白，則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做派、無恥行徑！

1960年日美簽訂《新安保條約》，再次激怒了中國政府，南京大屠殺被再度提起。1960年5月13日，南京40萬群眾在新街口、雨花台等地舉行了集會和示威遊行。5月21日、24日又分別集會。

這些遊行集會仍然延續了50年代初的做法，群眾手舉標語，高呼“反對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中日兩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等口號，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暴行再次與美帝的陰謀罪行相聯繫。

梅汝璈（1904－1973），中國法學家、律師、政治人物，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

其實早在50年代，曾經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便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南京大屠殺暴行。1961年，他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上發表了《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一文。根據印象深刻的暴行實例以及遠東法庭的審訊和判決中所確認的一些事實和論斷，將南京大屠殺與納粹在奧斯維辛屠殺猶太人的暴行相比較，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也進行了論證，呼籲中國學術界和出版界克服困難，努力填補在南京大屠殺研究方面的空白。

1960年，南京大學歷史系部分教師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調查，通過翻閱檔案、收集照片、走訪倖存者與見證人，編寫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一書。兩年後適逢南京大屠殺25周年，作者又對初稿進行了審定和增補。江蘇人民出版社計劃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江蘇新華印刷廠甚至印刷出了清樣，但最終沒能出版。

這是建國以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本研究著作。

南京大屠殺不是完全不被提及，只是偶爾為之，包括被塗上了濃厚的階級鬥爭色彩而出現在高校的歷史教科書中，其內容都是揭露國民黨政權消極抗戰、賣國投降的內容，比如：

國民黨政權是“腐朽墮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證，同時也是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的證明。國民黨反動派反對發動人民參加抗日戰爭，反對共產黨動員人民抗日，甚至企圖利用抗日戰爭削弱共產黨和人民革命力量。這是反人民的片面抗戰路線。在這種路線的指導下，國民黨戰場一開始就出現了節節敗退的局面，直至造成了南京大屠殺……

在這樣的敘述里，國民黨成了南京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是民眾應該痛恨的對象！

而真相卻正相反，而且在大部分時間裡被遺忘。

是有意為之！

現今披露的資料表明：抗日戰爭的最大贏家是中共。對此，毛澤東曾多次在不同場合毫不掩飾地同情、甚至感謝日本：

1954年12月1日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毛澤東說：“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於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不那麼恨了，而是採取友好態度”。

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1960年，毛澤東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說：“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1961年，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說：“……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中國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

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談及南鄉三郎時說：“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30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2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120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中又說：“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2萬5千人軍隊，打了8年，我們又發展到120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呀！”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還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我喜歡這種人，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麼社會民主黨，什麼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它欺騙的一面……”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中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澤東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結果在最後的中日聯合公報中，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改成了：“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於是，侵華沒有了，罪行不見了。

當我第一次見諸上述這些文字時，驚訝得難以置信！這真是他說的嗎？

千真萬確。

如果有任何更加確鑿的證據來反駁，請告之。

對此，有人解釋說：這是“偉人”的嬉笑怒罵，是幽默，是“哲學家”的辯證法。

然而，上述表述全部都是正式場合，而且幾乎都是面對日本人！這該作何解釋？

他曾說“詩言志”，但在他一生所作的詩詞中，竟沒有一篇與抗日戰爭有關。

這或許並非偶然。

即使從所謂積極的意義上去解釋，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不惜犧牲323萬中國官兵、2200萬中國無辜的平民，有誰會認為這是正確的、理所應當的？

如果是，那還談什麼國家公祭？國家創傷？

如果這些並不是他真正想要表達的，那麼什麼才是？

惟一的解釋只能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即使是數千萬中國人的生命，不足惜哉！

看看後來的中國和2022年的現在，很不幸，歷史一次又一次在國人面前重演！

這或許才是南京大屠殺30多年不為人知的真正原因！

也正因為如此，才會有日本右翼勢力修改教科書的猖狂。

張純如在公眾面前駁斥日本人的挑釁

1982年啟動的“建館立碑編史”活動，已是毛澤東去世的6年後。倘若毛澤東沒有去世，還會有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嗎？還會觸發中國人的憤怒與愛國熱情嗎？

自上世紀80年代後，南京大屠殺逐漸從學院研究中走出，公眾史學、大眾書籍和影視等流行文化對集體記憶的影響更為直接與深遠。這方面首推張純如於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一書，該書面世後立即成為暢銷書並被翻譯成包括中、日文在內的多種語言。

正是這位勇敢的女士，在抗日戰爭結束半個世紀後，讓南京大屠殺重現國際視野，讓南京大屠殺這段被遮蔽的歷史重新為廣大民眾所知。

我便是從那時才知道這一事件的。

此後，一批新近發掘或整理的證人證言和目擊者記錄相繼出版，包括：中國歷史學者朱成山主編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集》，德國在華商人約翰·拉貝（John Rabe）的《拉貝日記》，中國歷史學家兼教育家章開沅主編的《天理難容：美國傳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殺（1937—1938）》，美國在華傳教士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魏特琳日記》，以及日本侵華老兵東史郎的《東史郎日記》等。

美國傳教士、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 –1941）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聯合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申請中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請成功後日本政府的反對再次表明，日本侵華戰爭雖已在70年前結束，但至今硝煙未散。

隨着近兩年日本的修憲，南京大屠殺勢必還會被頻繁提起，這一當代記憶宿命般地處於中日“相互纏繞”的歷史與現實的旋渦之中。

還有一事應該提及，2016年11月11日，美國高檔連鎖百貨店諾德斯特龍（Nordstrom）的一款在售T恤，引起背面的圖案，再次引發華裔的強烈爭議。那是一幅南京大屠殺題材的照片，前景是一位冷漠的西方面孔的女人，她背對着是，一名舉起屠刀的日本兵正欲砍向跪在地上、雙手被反綁的中國平民。

圖案中的紅字是：為什麼冷漠？

網友George Li對此指責：“當商品傷害到公眾感情的時候就需要有人為此道歉。有人敢在文化衫上印製屠殺猶太人的圖片嗎？有人敢在文化衫上印製奴役非洲人的圖片嗎？”

網友Crystal Peng則指責：你知道發生在南京的那段歷史嗎？這是“幸福”？你是在開玩笑嗎？

諾德斯特龍公司得知此事後，多次“真誠地道歉”，表示：“我們感到非常抱歉，產品已經被移除。我們將改進我們的工作流程確保之後此類型的產品不會被提供。”

品牌所有者米歇爾（Michael Scarpellini）也對此事件做了回應：我是該品牌的所有者，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們沒有冒犯任何族群的意思。該產品是由設計師安德列（Andrea Marcaccini）設計的，想要表達的意思是：通過衣服會意具有“爭議性”的慘痛歷史，以提醒大家關注更加美好的未來。文化衫上的“幸福”一詞的意思是給予設計師表達其想法的機會，如果這些造成了誤會我們感到非常抱歉，因為作為意大利人及該品牌的所有者，我們非常理解戰爭的痛苦以及戰爭對於人民意味着什麼。

服裝設計者安德列則在道歉的同時解釋說：其實衣服上所印製的照片是“反戰”以及“反對冷漠”之意。“為什麼冷漠？”才是這件產品的主題以及想要傳達的觀念。他還表示，因為在西方世界裡沒有人曾經談起過發生在中國的大屠殺事件。產品本身沒有任何冒犯性意味，相反，這是對那些“心胸狹隘的、充滿偏見”的人的抗議。這是關於抗議的一種藝術化的表達方式，並不是侮辱。

可是，部分民眾對這些道歉並不買賬，有華裔網友說：“你當然應該道歉。但是中國人不會接受的，印製類似這樣的圖片並不是開玩笑，這不是笑話，照片反映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中國人被日本軍國主義的屠刀殺害。我們不會接受你的道歉。”

更多的華裔民眾也紛紛對此進行譴責：

“好X蛋”

“作為一個華人，我感到這是嚴重的侮辱。我覺得諾德斯特龍和設計師都是無知的。請分享我的話，並且抵制這種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衣服。”

“太XX了，諾德斯特龍竟然賣帶着日軍在南京屠殺平民的恐怖帽衫。牌子上還寫着‘幸福’。”

“不管是誰，這件衣服都太過分了。這不是時尚，不管我多喜歡諾德斯特龍，這樣的錯誤都不能被原諒。”

有人呼籲，“請大家去白宮請願書上簽名!要求白宮立刻介入!要求賣家和創作人道歉以及立刻停止銷售。”圖為白宮網站請願截圖。

國人在近幾年常常將“XX必須像我們道歉”掛在嘴邊。我同時相信，世界或許已開始習慣去面對這樣一批憤怒者了。

一次次的“辱華”事件，不斷地激起部分國人的一次比一次激烈的憤怒，他們義憤填膺甚至破口大罵，大有將辱罵對象“蕩平”之勢，套用一句文革語言：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只是，真正需要向國人道歉的，究竟該是誰？

我想問，在表達憤怒之前，你們真的知道南京大屠殺的來龍去脈嗎？真的了解有關南京大屠殺這一事件被遮蔽的過程嗎？你們真的清楚當年毛澤東對日本侵略者的態度嗎？

如果回答是No，那麼請先補課歷史！

如果回答是Yes，那麼請問：你們的憤怒從何而來？又該向誰去表達和發泄？

對歷史的無知固然可悲，那些試圖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右翼固然可惡，但作為長期以來完全不了解南京大屠殺的國人，首先應該反思與檢討的，是我們自己！

當張純如第一次踏上南京這塊浸透着30萬同胞鮮血的故國土地，面對這塊遊蕩着30萬先輩亡靈的昔日屠場，她便向國人發出這樣的告誡：

“忘記大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我們真正的憤怒從何而來？又應該指向誰？

沒有什麼恥辱和愴痛是可以被徹底清除的。

在那些不肯沉睡的記憶里，在雖已結痂的傷疤下，永遠都有流淌的血。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