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抗戰歷史的一些想法(舊作）
　　抗戰爭論由來已久，不啻冒昧，下面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大家指正。
　　
　　一． 九一八時能否抗戰？
　　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放一槍一彈，退入關內。不管是張學良還是蔣介石承擔直接責任，但身為中央政府軍事首腦的蔣介石總是難辭其咎。為蔣辯護的人總說當時中國沒有可能進行抗戰，暫時的忍讓是必須的。但是中國的全面抗戰爆發於77事變之時，其時的條件亦不充分，但中國的抗戰仍獲最後勝利，可見1931年不能抗戰的理由實在牽強，難以讓人信服。
　　回顧歷史，1931年和1937年中國的情況有多大不同？一是紅軍被趕到陝北，二是廣東地方勢力被清除，蔣系勢力占領貴州、湖北，還有就是胡漢民去世，蔣的敵手去除一個，南京政府形勢改善不少，但軍閥割據的局面大體依舊。中國的工業這幾年雖有所增長，不足以改變落後的根本情況。凡此種種，都看不出中國的情況在1937年較之1931年有多大變化，使得抗戰局面為之而改觀，使1931年不能做的事情在1937年可以做。
　　贏得戰爭的勝利方式有多種，最常見的是與敵進行決戰，殲滅敵軍重兵集團，這是當時中國根本無力做到的。從這點上說，國民黨政府當時的忍讓也無可指責，誰讓國民黨人尤其蔣介石是正規軍校畢業生呢？汪精衛後來的投敵也是基於此分析，在無望獲勝的情況下，要為中國人民贏得一個屈辱的和平而賣身投敵，結果一世英名毀於一旦，令人嘆惜。
　　但是，現代戰爭卻有另一種新手段，那就是無限的全民戰爭的出現，而這改變着傳統的戰爭分析。在過去的貴族戰爭里，打仗有如家常便飯，每打一仗便根據戰役的勝負簽署一個和約，負者割地賠款，勝者見好就收，大家又去準備下一輪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卻將人類戰爭形式推向一個新高潮，人民走上政治舞台，統治者再也不能隨心所欲地決定戰爭的進程，無限全民戰爭成為戰爭的主導形式。在這樣戰爭形式里，負者再不會選擇簽署和約，而是對抗到底，勝者只有徹底消滅對方才能贏得戰爭的勝利。正是這樣，打了敗仗的英國堅決不和希特勒簽約，丟失半壁江山的中國政府也決不和日本妥協，弄得德國和日本陷入戰爭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嚴格說來，中國和英國很有些不遵守傳統戰爭規則的意思，但對於弱者來說，這種要麼亡國，要麼抗戰的無限全民戰爭的選擇卻使他們多了一種抵抗強者的選擇。可惜德國、日本二戰時沒有認清，美國、蘇聯在越南和阿富汗也沒有認清，或許這是強者必犯的錯誤吧。清末時這種無限全民戰爭的方式尚未發明，故打一敗仗簽一和約，留個賣國政府的名聲。當代人士根據現在的情勢提出指責，很有些站着說話不腰痛，他們忘記這種堅決打下去並動員人民打游擊戰爭的無限戰爭方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出現的發明，苛求當時清政府就會這一招未免過分。
　　中國對日本的抗戰，依賴於中國的地大人多，依賴於蘇聯美國對日本的牽制，這些條件在1931年和1937年沒有改變，1937年能打，1931年也能打， 這點上蔣介石確實犯有錯誤。不過對蔣卻不必指責，因為任何一種新的發明開始時都不為人們所認識，其威力不為大家認知，否則人人都是先知了。正如法國人不採用當時的坦克集群新戰術一樣，現場的國民政府不能認清剛發明的全民無限戰爭的威力也無可指責。在打正規戰爭的前提下，工業薄弱的中國選擇句踐式道路可以理解，是一個可以原諒的錯誤。
　　
　　
　　二：關於“攘外必先安內“的評論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歷來為大陸歷史學家所指責，也成為蔣的罪狀之一。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說，如果當時國民政府能認清中國的抗戰不在於能在戰場上打敗日本，而是用全民戰爭與日本周旋，磨垮日本，1931年就應該象1937年那樣在上海開闢戰場，同日本進行全面戰爭，然後向內陸撤退，與日本進行戰略對峙。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根據地將自動變成敵後抗日根據地，成為日本清剿的對象，“攘外必先安內“也就沒有必要。但問題在於，當時的認識是要同日本進行正規軍的決戰，後方不穩就不能專心，因此蔣非要先平定共產黨也就可以理解。
　　這樣說是否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就不能指責呢？那也未必。要知道中國自從南宋以來，對外強硬，反對議和便是中國的傳統，任何議和不抵抗都會喪失輿論優勢，專制如崇禎也不得不殺陳新甲以證明自己沒有議和。不管歷史學家如何指責這種非理性情緒，這種情緒卻是中國現實的政治力量，決定着統治者的合法性，因此是任何中國的統治者必須去引導的一股力量。蔣介石以力量對比為由，拋棄具有絕對合法性的抗日大旗，高喊“攘外必先安內“，使所有的反對者都可用抗日的旗幟來同蔣介石爭奪權利，這才有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李宗仁、陳濟棠的“兩廣事變”，馮玉祥在華北組織的抗戰，才有西安事變，才有一二九運動，才有平津的大學生投奔高喊抗日的共產黨。每讀史至此，總詫異蔣這樣的政壇人物為何不懂做婊子還要立牌坊的道理，要正面和主張抗日的力量對抗，弄得上上下下都不滿？
　　以我之見，政治活動就是做婊子立牌坊，婊子可以做，牌坊也不可不立，對於抗日的呼聲只可疏而不可阻。當時的國民政府應學晉文公“退避三舍“的以退為進的戰術，先發表聲明號召全國團結，放棄對紅軍的圍剿，表示願意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先將球踢回共產黨和其他地方軍閥一邊。以當時王明路線之左，必不接受。如此三番，當全國的人民都認可蔣要抗日而共產黨不抗日後，再對紅軍進行圍剿不遲。這樣，抗日的牌坊也立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婊子也做了，比單純說自己是婊子強多了。“攘外必先安內“這樣的政策只可做而不可說，就像蔣利用追剿紅軍消滅地方軍閥一樣，藏在心裡就行。政治家的任務就是引導輿論，將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的事情，現代國家哪有政治家完全不顧民意率性而為的道理？更何況世界各國的歷史證明，對外戰爭是現任統治者消滅反對者的大好時機，因為它將使反對者喪失反抗的合法性。蔣輕易地丟棄抗日大旗，讓反對者占領民族主義的合法性道德高地，反責怪部下和輿論不理解自己的苦心，這哪裡是一個成熟政治家的口吻，純屬無賴之舉。相比之下，毛澤東則是極善於抓住道德大旗，逼迫反對者投降，觀其利用共產國際逼張國燾就範，用抗日的口號吸引民眾，用不斷革命的主張擊敗劉鄧中共官僚集團，實在是蔣所不能比。蔣在政治上較軍閥們為強，但遠不如毛，敗退台灣宜矣。
　　
　　
　　三：中國抗戰的歷史地位
　　關於中國的抗戰歷史地位歷來爭論不休，西方國家總是貶低中國戰場的地位，我們則總愛誇大中國戰區的實績。以我之見，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關係與遼瀋戰役中圍攻錦州和塔山阻擊戰的關係差不多，我們的任務是牽制日軍的兵力，美國的任務則是對日軍發動進攻，殲滅日軍。戰爭的勝利是大家合力的結果，那種認為中國沒有戰勝日本的觀點是沒有道理的。
　　縱觀上個世紀的以弱勝強的戰爭，弱者能獲勝在於強者無法消滅對手，而由於國內國際因素不得不撤軍，很少有弱者能殲滅敵軍重兵集團的例子。中國相對於日本是一個弱國，我們的工業基礎薄弱，不可能裝備起一支強大的軍隊與日軍進行決戰。但我們是一個大國，日本也無力徹底摧毀中國的抵抗，雙方只能在相持中煎熬，比賽忍耐能力。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其國內對傷亡、經濟困難的敏感度較低，我們不可能像越南那樣指望日軍學美軍撤軍；日本也是一個大國，有德國、意大利作盟國，也不可能像越南那樣無力忍受國際壓力而撤軍。因此，最終打敗日軍還是要靠正面戰場的決戰，這就需要美軍的參戰，因為殲滅成建制的日軍不是我國力所能及。我個人認為，美國不參戰，中國單獨無法贏得戰爭，整個抗日戰爭要打上好幾十年，說不定現在還沒有打完，因為日本也無力摧毀我們的抵抗。那種認為中國單獨作戰也能獲勝的觀點也不合理，除非日本人哪一天忍受不了。但日本人不是美國人，我很懷疑是否有這一天。
　　至於中國戰場是主戰場還是太平洋戰場是主戰場，這有點像比較足球比賽中傳球的功勞大還是射門的功勞大一樣，是一個扯不清的話題。但是有一點需認清，中國戰場在於磨而不在於打，不能簡單地以消滅敵人多少來評判，就像塔山阻擊戰的任務在於守住塔山不讓國軍過來一樣，拿攻錦部隊與防守部隊之間消滅敵人的多少來對比毫無意義。
　　
　　
　　四：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為何不進行全民總動員？
　　在水木清華的BBS上，曾與一位網友辯論日本能否撲滅中國的游擊戰。我以越南、阿富汗、柬埔寨、阿爾及利亞等戰爭為例，說明日軍不可能用100萬軍隊就將中國的游擊戰撲滅。那位網友回敬說：你舉的例子都是局部戰爭的例子，而二戰是全面戰爭，如果美蘇打全面戰爭，越南、阿富汗游擊隊不可能生存。
　　嚴格說，這位網友的答覆是有力的。如果美國進行全面戰爭，胡志明再能幹也必敗無疑。同樣，日本如進行全民總動員，在中國投入三、四百萬兵力，中國也必亡國無疑。可惜，日本剛開始入侵中國不過五六十萬人，在華兵力最高時是抗戰結束時，大約130萬左右，因此不能摧毀中國的抵抗。這就引出一個有趣的話題：日本為什麼不進行全民總動員來消滅中國的抵抗？
　　李宗仁先生曾在回憶錄中說，日本若能一開始就動員五十個師團發動進攻，就能消滅中國軍隊，結果日本逐次增兵，使中國的抗戰堅持了下去。他將此歸咎於日本只有戰術家，沒有卓越的戰略家之故。但這個理由很牽強，因為同樣的命題我們可以問：為何美國不進行全民總動員，在越南投入更大的兵力？蘇軍有五百萬兵力，為何在只有1000萬人口的阿富汗只投入10萬軍隊，如果投入五十萬軍隊不就獲勝了嗎？凡此種種，我們回顧歷史，其實沒有發現任何一個大國為了消滅游擊隊進行總動員的例子。一個是傻瓜，大家都這樣就很難說是偶然。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各國進行全民總動員的情況，可以發現一般只有在兩種情況下一個國家會進行全民總動員：一是強敵入侵，國家馬上就要亡國，如中國、越南等；二是一個國家和其主要敵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法俄德和二戰中美日蘇德間開戰，但沒有發現一個強國為了入侵一個弱國進行全民總動員的例子。事實上，全民總動員不是一個常規手段，每次動員要對國家機器造成深刻的損傷，沒有一個國家不到萬不得已會進行總動員。我們為了抗戰進行總動員是因為我們不這樣就要亡國，在這種關鍵時刻，誰還管得了經濟是否受傷害等等顧忌。對於日本來說，這種緊迫感是不對稱的。中國既不能讓日本亡國，它薄弱的工業能力也不會對日本在整個的太平洋態勢造成重大威脅，只有美蘇這種工業國家才會成為日本的主要敵手。要知道日本是放眼整個亞太地區，中國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局部戰場，因此日本用打局部戰爭的方法和中國交手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日本打中國就用盡所有力氣，那龐大的蘇聯紅軍和虎視眈眈的美國太平洋艦隊誰來對付？實際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才轉入徹底的全國軍事化。
　　這種不對稱的緊迫感造成的不對稱動員局面，在朝鮮、越南、阿富汗、阿爾及利亞等戰爭中表現非常明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有這樣的局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蘇聯是美國最大的敵人，美國不可能投入過大的兵力在這些局部戰場，而要在歐洲保持強大的兵力同蘇聯對峙，儘管美蘇沒有交戰，中美、越美之間正處於戰爭狀態。其實在抗戰期間，日本就在東北保持強大的關東軍同蘇聯對峙，雖然日蘇之間並未交戰。
　　一些網友曾質問，日本人就那麼傻要在東北保持一支強大的軍隊不投入關內戰場？但這不是傻，是一種正常的防備。我們要明白。政治家決定戰略根據的是你不能做什麼而不是你想做什麼，沒有一個國家不到萬不得已時會將自己的側翼暴露給對手，任憑對手抉擇。這裡，我們一定不要上一些書呆子歷史學家的當。那些書呆子往往會根據自己事後掌握的資料，判斷如果如果這樣，你就可以獲勝。我們做個假設，美國人在越南戰爭中獲得蘇聯政治局開會的決議，該決議決定不會向歐洲發動進攻。那些書呆子會說什麼呢？保不定會有人說既然蘇聯已經決定不進攻，美國應該將住在歐洲的兵力調往越南，先將越南遊擊隊消滅，再調回歐洲。只可惜，不管情報有多麼準確，大概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會做這種決策。同樣的道理，日本決不會將東北的安全建立在蘇聯是否打算進攻東北上，而是依靠關東軍使斯大林不敢發動進攻。就算斯大林暫時決定不會進攻東北，可如日本真的將關東軍抽調進入關內，誰知道斯大林到時候會做什麼決策？文件、資料、情報是死的，決策則是根據各種可能的情況、未來可能的變化作出的。
　　作這樣的判斷並非要貶低中國的抗戰，而是對當時中國國力的客觀分析。其實，我們的抗戰已經超出日本的設想，迫使日本進行了局部動員，極大地牽制日軍的兵力。日本本意要征服華北，根本沒有料到蔣介石會在上海開闢戰場。當日本占領南京後，本以為中國政府會和它簽約，豈知國民政府這次居然不簽約，日本不得不繼續進攻徐州，但中國政府還是不簽約。日本又被迫進攻武漢，但沒有想到這是一場無限全民戰爭，中國政府仍然不簽約，日本就此陷入泥潭中：憑局部動員後的常備軍他無力摧毀中國的抵抗，全民總動員後又會將日本置於美蘇的威脅之下。
　　逐次增兵確實是一個錯誤，可惜這是強者通常都會犯的錯誤，因為他們太容易過高估計自己，因此這種錯誤不值得大驚小怪。
　　
　　
　　五：關於共產黨的敵後抗戰評論
　　現在網上有人矯枉過正，說共產黨不抗日。他們的理由就是國民党進行了22次大規模的戰役，共產黨只有平型關、百團大戰兩次。這樣的說法實在不公正。且不說八路軍規模較大的戰鬥還有陽關、神頭嶺、陳村等等戰鬥，這種以戰役來評判的方法，個人以為是不了解抗日戰爭和游擊戰的特徵。
　　抗日戰爭是一場長期的戰爭，中國的任務在於與敵人周旋，拖住敵人，並不在於要消滅多少敵人。只要百萬日軍呆在中國，中國的抗日任務就算完成。游擊戰更是紮根於農村，以小股襲擊為主的一種作戰方式，使入侵者不能在當地立足，反而處處受襲擊。因此，游擊戰本身就不可能舉行大規模戰役，評判其成果在於其騷擾敵人的結果。退一步說，即使要比較消滅敵人，也不應該比較戰役，因為游擊隊消滅敵人是通過積少成多的形式來完成的，100次小規模襲擊的總和不見得戰果小於一次大戰役。
　　一些人總說八路軍7分發展，一分抗日，並舉所謂國民黨間諜沈之岳為證。其實，從張國燾回憶錄看，張聞天、毛澤東當時都反對與日本進行正面作戰，要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毛澤東本人怎麼想我們暫時不考慮，問題在於抗日是否就是同日軍進行戰役規模的戰鬥？拋開意識形態偏見，我們假設我們處於那種地位，我們會做什麼決策？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游擊戰是否是一種抗日的方式。如果我們還承認進行游擊戰是一種可行的選擇，是一種正常的抗日方式，擅長於此道的共產黨選擇這種戰爭形式就無可非議。那種認為以大規模戰役來判斷共產黨不抗日的觀點，簡直就是在說越南戰爭、阿富汗戰爭沒有打一樣，除了倒霉的越軍春季攻勢以外，我們哪裡還能發現這些戰爭中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戰役。
　　再次，建立敵後根據地，大力發展隊伍算不算抗日？我以為，一些網友在這個問題上很有些形式主義，以為抗戰就是拿着槍打日本人就是抗日，發展就是保存實力。日本入侵中國，兵力不足，只能控制一些要點，對於廣大農村一時之間無法深入。在這個空隙里，中國方面的軍隊當然要乘日軍立足未穩之時，搶先建立自己的基層政權，占領面和線，包圍日軍的點。如果毛澤東命令軍隊同日本進行正規作戰，聽憑日本慢慢建立維持會之類的基層政權，鞏固其在華北的統治，那才是破壞抗日。正如圍棋之中敵之要點即是我之要點的觀點，搶在日本人之前率先控制農村，使日本無法利用當地人力物力資源，實在是抗日的必備前提。就算毛澤東真的只想擴張勢力，這種舉動至少也算無心插柳，客觀上達到抗日的最佳效果，至少我在其位，完全為抗日着想，也會採用同樣的戰略方針。
　　以車臣戰爭為例，前一陣讀到當車臣地方武裝襲擊一個地區時，首先就是將與俄軍合作的人就地槍決。其實，我們考察各個游擊戰爭，處決所謂的漢奸、越奸、阿奸等等，都是游擊隊的首要任務。基辛格就說過，對付游擊隊，在村子裡建立民兵比正規軍管用多了，這是越南戰爭給美國人留下的深刻教訓。無論入侵者還是游擊隊都明白，老百姓如水，游擊隊如魚，消滅游擊隊的關鍵從來就不在於如何剿，而在於如何控制農村的老百姓，因此建立農村基層政權是游擊戰的重點所在。因此，入侵者拼命尋找當地合作者，屠殺與游擊隊相關的當地群眾，讓老百姓不敢和不能支持游擊隊；游擊隊也瘋狂處決與入侵者合作的人，使人不敢與入侵者合作，讓入侵者永遠成為一頭莽撞的公牛。應該說將建立敵後根據地同抗日對立起來的思維過於直線化，不了解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三是八路軍是否應該對日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進攻。一些網友總認為八路軍保存實力，沒有向日軍發動大規模進攻。實際上，當時八路軍自顧不暇，生存困難，哪裡還有力量發動進攻。同樣，共產黨指責國民黨躲在後面不抗日，也純屬無理。嚴格說，抗戰後期國共雙方都有些保存實力，不想讓另一方撿便宜，但根本說來，雙方的經濟都瀕於崩潰邊緣，誰也沒有力量發動進攻，都只能進行防禦作戰。至於以游擊戰為主的八路軍，要求其發動大規模攻勢，更是不切實際。下面我們來看看越南戰爭中的春季攻勢。
　　1968年春季，越南政府企圖在南越創造一個奠邊府，以圖刺激美國人民的反戰情緒，逼迫美軍撤軍，為此越軍發動空前規模的“春季攻勢”，向美軍發動全面進攻，更以重兵圍攻溪山基地。可惜美軍裝備精良，越軍傷亡慘重，美方稱越軍傷亡二十餘萬，著名的陳文茶將軍在回憶錄中也承認當時兵力武器損失過半，相當時間後才恢復戰鬥力。付出如此巨大代價後，越軍也沒有攻下什麼重要據點。按美國人的說法，只要將美軍的反攻再維持一個月，就有可能取得越南戰爭的勝利。只可惜美國軍方一向宣傳剿共戰爭接近勝利，這次越軍發動大規模攻勢使美國人民感到上當受騙，反戰運動如火如荼，受不住壓力的約翰遜總統被迫宣布停止對北越的轟炸，美軍在南越的反攻也告中斷。美軍在越南戰爭中本無勝機，這次卻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機會，卻是越共違反游擊戰之規律，以己之短攻敵之長，發動大規模戰役進攻所致。如果當時執政的不是性格軟弱的約翰遜而是里根這樣堅強的人，胡志明這次可要吃不了兜着走。雖然從歷史進程看，春季攻勢激發美國國內反戰運動，使美國無力再將越南戰爭打下去，是越南獲勝的關鍵事件，但這純屬意外，誰會料到僅僅因為越南發動攻勢本身就會引發美國國內大規模的反戰運動。從決策過程本身來看，對美軍發動戰役進攻-取得奠邊府似的勝利-激發美國反戰運動這一思路本身則完全的錯誤，因為它不考慮雙方的力量對比，企圖畢其功於一役，致使軍隊遭受重大損失，差點使整個戰爭失利，不能因其歪打正着而不受批判。回想至此，如此巨大的錯誤居然在戰爭中立下頭功，戰爭有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從上述越南的例子可以看出，要求一支游擊隊對強大的敵人發動進攻是沒有道理的，簡直就是讓人送死。這裡，再次引用基辛格的觀點：游擊戰爭中雙方的勝利標準是不對稱的，強大的一方必須消滅對手才算獲勝，而游擊隊只要生存下來就算勝利。
　　應該說，國共雙方都為抗戰作出巨大貢獻，抹煞任何一方都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