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岳飛傳記載：“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郾城之戰），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那麼，在宋金戰爭中，金軍究竟是否存在所謂的鐵浮圖、拐子馬的精銳部隊？

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所著的《岳飛傳》是研究南宋抗金英雄岳飛的權威之作。鄧廣銘先生認為“拐子馬的正確解釋是左右翼騎兵”，而“三人為朕，貫以韋索，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之說是不存在的。那麼，事實的真相是否真的如鄧廣銘先生所言呢？

據鄧廣銘的考證，南宋一代的歷史記載當中，最先提及拐子馬的並非是在郾城之戰，而是親自參加了順昌之戰[1]的楊汝翼，他在戰後寫了《順昌戰勝破賊錄》，其中有一段文字說：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還至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按同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號鐵浮圖，又號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官軍殺傷。先以槍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鄢墩摺＜力斗敵。自辰至戌，賊兵大敗。遽以拒木障之。少休，……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

方其接戰時，酈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鬥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十損七八。

當時的順昌通判汪若海儘管在作戰期間不在現場，可是事後“躬往戰地，或訪親身臨戰之人，或質被擄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寫成了一篇《札子》，其中有專談“鐵浮屠”和“拐子馬”的一段：

兀朮所將，號常勝軍。……其所將攻城士卒好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子馬，人進一步，移馬子一 步，示不反顧。

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

（六月九日）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衝入虜軍中，手相扯郟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於城濠而死者。

血戰自辰時致申，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X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扣東門，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弩射走。

兀X既大敗，乃移寨於城西門，開掘濠塹，……欲為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

鄧廣銘先生所引的這兩種史料非常重要，正確理解它，就解開了“鐵浮圖”之謎。無論是《順昌戰勝破賊錄》的作者楊汝翼、還是《札子》的作者汪若海都沒有說金軍的“鐵浮圖”及“拐子馬”是同一個兵種，也沒有說金軍的“鐵浮圖”是騎兵，事實的真相是金軍的騎兵雖然利害，但只利於野戰，而攻城只能靠步兵。而金軍的“鐵浮圖”並非是騎兵，而是攻城的步兵。《札子》描述“鐵浮圖”時稱：“兀朮所將，號常勝軍。……其所將攻城士卒好鐵浮屠，又日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子馬，人進一步，移馬子一 步，示不反顧。”這裡所說的“拒子馬”，亦叫“拒馬”（據〈宋史兵志十一〉記載：“〈熙寧〉八年，詔：“河北拒馬，或多以竹為之，不足當敵。令軍器監造三萬具赴北京澶定州。”）拒馬並不是馬，而是防馬的障礙物。金軍在作戰時為了顯示不後退的決心，用拒子馬放在“鐵浮圖”軍的後面，“鐵浮圖”軍前進一步，拒子馬也跟着移動一步。

在中國古代實戰中，也有用拒馬“維以鐵索”以達到阻攔對手騎兵的例子（《五代史南唐世家》記載：“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不過，在宋金順昌之戰中，金軍是否也用鐵索維拒馬，則不清楚。但是，金軍的“鐵浮圖”軍作戰時的確是“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因為金軍的這種作戰方式，不單止在順昌之戰使用過，在陝川戰場上與宋朝將領吳玠、吳璘兄弟作戰時也使用過。在宋朝紹興二年的饒風嶺之戰中，“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2]拿金軍在此戰中的戰術與順昌之戰中“鐵浮圖”軍“三人為伍”的戰術相比較，何其相似。不過此戰金軍究竟有沒有“以皮索相連。”史料沒有記載。但在紹興四年二月的仙人關殺金坪之戰中，則有史料明確的記載金軍的攻堅步兵用“鐵鈎相連。”在此戰中，金軍攻宋將吳璘駐防的壘壁時，“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3]身披重鎧的金軍用鐵鈎相連着前進，這與順昌之戰中“三人為伍，以皮索相連”的“鐵浮圖”軍相比較，又何其相似。至於金人為何要用“皮索”或“鐵鈎”把進攻中的士兵連在一起，可能是為了防止有人臨陣退縮吧。上述事實足以證明，所謂的“鐵浮圖”只是金軍攻堅的步兵，在歷史上是存在的。

探討了金軍的“鐵浮圖”之謎，該輪到金軍的“拐子馬”了。

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編篡《御批通鑑輯覽》時，認為《宋史・岳飛傳》中“三人為朕，貫以韋索，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之說不通，因而寫了一條“御批”，對之進行駁斥，說道：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兀X等傳皆不載，唯見於《宋史・岳飛傳》、《劉傳》，本不足為確據。況兀X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已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耳目。

《岳飛傳》的著者鄧廣銘先生認為“《通鑑輯覽》中的這條‘御批’，不論用以駁斥‘鐵浮圖’或‘拐子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說服力的。”進而用大量的“史料”推斷出“拐子馬”的正確解釋不過是“左右翼騎兵”而已。那麼事實的真相是怎樣的呢？

據《遼史西夏傳》記載西夏騎兵：“衣重甲，乘善馬，以鐵騎為前鋒，用鈎索絞聯，雖死馬上不落。”這種把人“用鈎索絞聯”在馬背上的西夏騎兵就是著名的“鐵鷂子，”[4]不過，並沒有史料記載西夏騎兵出現過類似金軍“拐子馬”的“三人為朕，貫以韋索”的戰術。

明朝未年，女真人重新崛起建國，史稱“後金，”與後金作戰過的明將熊廷弼在描述後金軍作戰的情況稱：“奴兵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沖前，雖死而後乃復前，莫敢退亡，則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等行事。”[5]後金軍“騎雙馬沖前”的原因，是當一匹馬疲憊或傷亡時可以迅速換上另外一匹馬，繼續衝鋒，這種戰法就是著名的“副馬之制。”[6]後金軍作戰時，不一定僅僅限於“騎雙馬，”也可以騎三馬、甚至四馬。（例如《清史稿馬政》記載：“康熙三十五年，敕出徵兵一人馬四匹，四人為伍，一伍主從騎八匹，馱器糧用具亦八匹。是歲，征噶爾丹，以兵丁馬瘦，褫兵部尚書索諾和職。”）後金軍作戰時騎雙馬、三馬或者四馬沖前時，為了避免眾多副馬四面散開，必然要把其餘副馬長長的韁革系在主馬，對手在遠處看見，可能會產生“貫以韋索，三人為聯”的錯覺。“三人為聯”的真相其實是“三馬為聯”（或者數匹馬聯在一起）。宋金戰爭期間的金軍重騎兵也應該是象後金軍這樣作戰的，明將熊廷弼就宣稱後金軍的戰術效法金軍阿骨打、兀朮。宋軍遠遠看見金軍的重騎兵部隊，就誤認為是“三人為朕，貫以韋索，”而在近戰時由於宋軍“勿仰視，第斫馬足”的原因，根本沒有機會細細分辨那些“韋索”究竟是系在人身還是系在馬身，不過，有一點是確實無疑的，就是金軍的“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需要指出一點的就是與明軍作戰的後金軍重騎兵，不單止士兵“披重甲”，而且在“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7]這與宋朝時金軍的重騎兵幾乎一模一樣。

綜上所述，宋朝人記載的“鐵浮圖”、“拐子馬”等金軍精銳部隊，由於以各種原因，可能與真實的金軍有出入，但“鐵浮圖”、“拐子馬”在當時確實存在是原型的。絕對並非就是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所說的“左右翼騎兵”那麼簡單。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家軍曾經在抗金戰爭大破金軍“鐵浮圖”、“拐子馬”等精銳部隊，民族英雄岳飛立下的豐功偉績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1]順昌之戰發生在紹興十年，比同年的郾城之戰要早。順昌之戰的詳情可讀《宋史劉琦傳》

[2]、[3]宋史・吳玠、吳璘傳

[4]《宋史・兵志》四記載：西夏“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鷂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飛。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鷂子以為沖冒奔突之兵”。

[5]《明實錄東北史資料輯》第四冊，遼瀋書社1990年版，第2338頁

[6]從史書的記載中看，副馬之制似乎是始於北魏。據《通鑑》載：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拓 跋 王圭 追柔然，諸將請還，王圭 問：“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胡三省註：“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為副。”宋文帝元嘉六年，“魏主至漠南，舍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胡三省註：“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

[7]崇禎時任大學士的徐光啟在《庖言》中說：滿洲人舊都北門，居住的大都是鐵匠，延袤數里。在當時那便是一個規模龐大的兵工廠組合了。因此滿洲兵的盔甲精良，頭盔、面具、護臂、護手，都是精鐵所制，馬匹的要害處也有精鐵護具。（引自《金庸:袁崇煥評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