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河洛文化與中原文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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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瑞澤

（河南科技大學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 洛陽 471003）

摘要：作為地域文化，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使兩個既相區別又相聯繫的文化。其區別從地域范 圍、文化內涵、存在時間都表現出各自的不同。因為兩種文化存在時間的在北宋以前部分重疊、地域範圍也有重合之處，導致其文化內涵有相似之處，河洛文化在某個時段是中原文化的核心。

關鍵詞：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地域範圍；內涵

中圖分類號：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近年來，河南乃至全國學 術界研究和宣傳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的學者頗多，兩種文化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 ，是否是一種文化的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或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學術界雖然說有人提出了 這一問題並做過回答，但是，並未完全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據近年所從事的研究，我認為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是兩種既相區別又相聯繫的文化。

眾所周知，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是一個地區社會經濟、人文現象經歷了 長期的歷史積澱之後而形成的，是一個地區所獨有的，因而文化有地域的差異；文化還滲透在一個地域社會群體的行為系統之中，並支配着社會群體的價值體系和觀念體系，所以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精神內涵的差異。弄清了 文化的基本特徵之後，對於我們分析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區別有着重要的學術意義。

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區別首先在地域 範圍上。作為地域文化，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地域範圍，不同地域範圍內所產生的文化因地域範圍的大小不同而有所差異。所以，對這兩種文化的理解的前提，就是要首先弄清中原地區與河洛地區的地域範圍的區別，只有弄清了兩種文化的地域範圍，才能夠真正地了解兩種文化因地域範圍的不同而產生的文化內涵的差異。

大凡學術 界或者普通的文化載體，對於中原文化的地域範圍並沒有人做過論證，那麼，中原地區的地理範圍到底有多大，為了 弄清這一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引用學術 界相對權威的“中原”概念的解釋。“中原”一詞《辭海》中有兩種解釋，其一是指平原之地；其二“謂中國也，別於邊疆而言”，“古稱河南及其附近之地為中原，至東晉南宋亦有統指黃河下游為中原者”。[1]《辭源》在解釋作為地域名的“中原”時，也說：“狹義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帶。廣義的中原，指黃河中下游地區或整個黃河流域。”[2]兩部權威的辭書對中原文化地域的解釋，在中國古代史籍中也得到印證。漢景帝時期所發生的七國之亂，主父偃評價說：“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是因為“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3]這裡的中原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陸游的《示兒》詩中所說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 祭毋忘告乃翁”說的“中原”顯然就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我們所論及的中原地區主要是以此種解釋為主。這樣看來，在中國歷史上，關於中原地區的地理範圍也大小有別，並隨着中心地區影響的變化而擴大或者縮小。這就說明中原地區的地理 範圍包括了 今天河南省和周邊地區一些省份的一部分，甚而擴展到黃河下游地區。這就是說，中原地區的大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有所變化。

河洛文化的地域范 圍近年來學術 界論述的比較多，據我們研究，河洛地區是指以洛陽為中心，東至鄭州、中牟一線，西抵潼關、華陰，南以汝河、潁河上游的伏牛山脈為界，北跨黃河以汾水以南的濟源、焦作、沁陽一線為界。雖然說這一看法目前仍然有爭議，但已經得到學術 界的大多數人認可。而且，河洛地區的地理概念從司馬遷以後就基本形成定論的，凡是古籍中出現“河洛”一詞，在一般的情況下都是指河洛地區。[4]而中原地區的地域概念的形成則經歷了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大約在春秋 時期開始出現中原地區作為地理意義上的概念，但是並沒有被人們所接受。經過兩漢時期的發展，中原一詞仍然是原野和地理概念相互出現，這就是兩漢時期的史書中，中原一詞不能完全指中原地區的原因。到了 六朝時期，由於西晉王朝覆亡，黃河流域被少數民族占領，大批居民南遷，這些離鄉背井的人雖然漂泊在異鄉，但仍然時時刻刻不忘故土，因而過去不被人們提起或看重的“中原”開始作為一個地區頻頻出現在人們的口頭上來。[5]由之可見，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所產生的地域概念的形成不同。

再從中原地區和河洛地區中心城市的變化也反映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因時代的變遷，中原文化地域概念的中心城市，隨着封建王朝以及以後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變化，如秦漢以至隋唐時期，中原地區的中心在洛陽，而到了北宋時期，中原地區的中心則轉移到了開封，到了民國乃至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原地區的中心城市則逐步轉移到了 鄭州，這就是說，中原文化的中心是隨着時代的變遷而發生着變動，一味地固守某一個城市是不科學的。河洛文化的中心城市只能是洛陽而不會是其他城市，而且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沒有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成為其他城市。這可以說是兩種文化中心的鮮明差異。近年來，學術界有一種為了符合當前的需要而將河洛地區的中心城市移往其他城市，顯然是不科學的。

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的第二個區別是存在時間上的不同，我們知道，作為區域文化，這兩種文化所存在的時間是不一樣的，雖然說其起始的時間有重疊，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中原文化所存在的時間較之於河洛文化的時間要長，河洛文化在宋代以後就呈現出衰落的跡象，關於宋代以後河洛文化衰落的趨勢，戴逸先生曾經作過論述，這種衰落的趨勢對於當時中心城市洛陽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中心城市的衰落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文化現象走向 終極。而中原文化在宋代以後則呈現出鼎盛的發展趨勢，並呈現出中心不斷變化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6]這就是在目前的狀況下，中原文化的發展較之於河洛文化明顯處於優勢的原因。

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的又一個區別是內涵上的不同。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相比較，其內涵具有各自的特點，以中原文化而言，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中原文化的發展以其靈活多變的文化品質，不斷地吸取周邊地區其他區域文化的優長之處，使其自身不斷升華，形成了 今天的特色，這就是包容萬象，海納百川的文化品格。而河洛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在其發展的早期，特別是在隋唐以前，河洛文化尚具有上述中原文化的特色，而到宋代以後，特別是元明清時代，因為政治中心的變遷，河洛地區因為不再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河洛文化未能及時地適應已經變化了的形勢，因而形成了文化的衰退現象，這充分體現了文化必須適應時代的變遷的而適 時地作以調整，才能保證文化永遠常新。這就牽涉到文化的適應性問題，前者適 應性較強因而延續下來，而後者則沒有這樣。

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內涵第二個不同在於兩種文化一種是以社會大眾文化為基調的，而一種是以社會上層為依託，中原文化因為地域范 圍的廣大，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植根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普通民眾中間，因而不斷地汲取文化發展過程中所需的營養，才能夠代代延續下來，而河洛文化因為地域範圍相對狹小，在發展過程中，雖然也具有容納八方的文化精神，但因為文化的融合 主要依靠社會上層而來完成，所以當時世變遷以後，社會上層文化坍塌以後，河洛文化迅速衰退，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當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文化的變異性問題，因為隨着南遷移民的增多，河洛文化在南方以及海外所呈現出的遍地開花的現象，則說明了河洛文化的外傳和另外一種表現形式，這也是近年來學術 界普遍關注的河洛文化與南方客家文化的關係問題。

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內涵第三個區別在於因為存在的時間不同所產生的差異，雖然在隋唐以前，河洛文化與中原文化都是中國社會的晴雨表，但是到了宋代以後，中原文化所顯現出的歷史功能繼續存在，而河洛文化則沒有了 這種功能。司馬光所說的“若問天下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說的實際上是宋代以前的事情了，到了宋代以後，中國社會政治中心的不時變動，導致 河洛地區中心城市洛陽的歷史地位較之於以前有所下降。北宋時期，中國的政治中心轉移至開封，雖然說洛陽仍是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但是，其地位明顯要較開封低的多，而到了明清時期，洛陽的政治地位已經大大下降，雖然明代在洛陽分封了 王子進行管轄，但其與東部一些城鎮相比已經落後，民國乃至解放初期，開封所具有的地位明顯比洛陽高，這就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中原文化的繼續發展較之於河洛文化有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文化發展的基礎。

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內涵的第四個不同在於中原文化在後期幾乎容納了 河洛文化的內涵，也就是說到了宋代以後，河洛文化已經融入了 中原文化的發展序列中去了，這不是因為洛陽重要地位失去的原因，而是因為中原文化以強大的發展勢頭取代 了 河洛文化在歷史上所曾經發揮的作用。所以說，論述兩種文化的差異性時，我們應當看到中原文化在宋代以後對於河洛文化的包容性問題，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到宋代以後仍然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性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我們說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有其必然的差異，但是，作為曾經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共生、共存的文化現象，其聯繫是必然的，具體而言，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因為地域 範圍的重疊，因而，其文化現象在某些方面是一致 的。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原地區與河洛地區的重合之處，而且，這些重合 的地區，恰恰是當時文化發展的中心地區，這就說明了 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河洛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起着主導作用。或者可以說，河洛文化在一定意義上是中原文化的核心，這不僅僅從地域範圍表現出來，而且從文化的內涵、特色等方面 都有所體現。

其次，中原文化與河洛文化因為存在時間的部分相同，也使我們能夠總結出兩者的相同之處。如果從先秦時期算起，中間經歷了秦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王朝，到北宋時期，兩種文化的發展發展所經過的時間也是一 致的。這種時間的一致性，使兩種文化在同一地域必然會產生彼此聯繫 和相互一致性。再加上上述地域范 圍的重疊，兩種地域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一致 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部分學者認為河洛文化就是中原文化的重要原因。究其實，兩種文化之間因為部分時段和地域的相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其共性多於差異性，從而導致人們的這種認識。

其三，從文化發展的內涵來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中的精華和典型代表。我在前面提到了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種的精華。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兩種不同名字的地域文化，可以發現其內涵也有許多相似之處。學者在論及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內涵時都提到了兩種地域文化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即因所處的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成為各種文化交融、匯合 的中心。趙芝荃將中國早期文化分為六個文化區，即黃河上、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和遼河流域文化區。他指出：“這幾個文化區有的是東西毗連，有的是南北相鄰，組成一個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五角形格局，共同存在於黃河、長江以及遼河流域，歷時三千年之久，這就不可避免的要使它們發生頻繁的接觸、相互交流與融合。中原地區位於各文化之中心地位，毫無疑問它較其它文化區有更多的文化交流與融 合的機會，成為聯繫各文化區的紐帶。”“如果從文化分布區方面 來講，那就是中原地區是當時交流、融合和錘鍊各個地區文化精髓的大熔爐。”[7]很顯然，趙先生在這裡將中原文化提高到各個文化大熔爐的地位，這可以說是把握住了 中原文化形成的最基本要素。陳昌遠先生在談到河洛文化時認為，河洛文化也有自己的特點，與周圍的諸文化各不相同，而是吸收各文化的長處，萃取百家之長，而最後形成統一的文化體系 並形成中心，表現出自己明顯的正統性和穩定性，而且反過來又向四周輻射發展，最後融合於中華民族的整體文化複合之中。[8]這就是說河洛文化是吸取百 家之長而形成的，反過來又影響到周邊地區的文化。在這裡我僅僅舉出了兩位學者的觀點，究其實，這種觀點可以說代表了學術界大部分的看法，是對河洛文化與中原文化內涵重迭的准 確論證。

其四，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獲得 了 再度復興的歷史機遇。這既有社會客觀條件的良好環境，也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品格的因素使然。我們知道，新中國建立後，河南作為中國中部最重要的省份，迎來了快速發展的契機，國家“一五”期間在河南所投入的大規模經濟建設項目，改變了河南不合 理的經濟布局，使中原地區的中心城市鄭州迅速崛起為全國經濟的重心。而改革開放以後，中原地區的中心城市的功能也發生了 大的變化，如鄭州是以商業為主的城市，洛陽則是以重工業為主的城市，特別是立體交通框架的建立，使兩個城市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愈發凸顯，並逐步形成了 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特別是中央政府實施西部大開發以後，河南成為中西部交通的橋梁和西部開發的橋頭堡，起着溝通東西、連接南北的重要作用。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充分發揮中原文化和河洛文化的優長，振奮民族精神，我們必將譜寫出兩種文化重新融合，再現雄風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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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辭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87．

[3]史記（ 卷112）[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薛瑞澤．河洛地區地域範圍研究[J]．洛陽師 范學院學報，2005，（1）．

[5]薛瑞澤．中原地區概念的形成[J]．尋根，2005，（5）．

[6]王彥武．論中原文化的幾個問題[J]．中州學刊，2001，（4）．

[7]趙芝荃．史前文化多元論與黃河流域文化搖籃說[A]．河洛文化論叢（第2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6．11．

[8]陳昌遠．先秦河洛歷史地理與河洛文化歷史地位考察[A]．河洛文化論叢（第1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50．

（原刊《學習論壇》2006年第3期）

作者簡介：薛瑞澤（1962- ），男，河南靈寶人，河南科技大學河洛文化研究所、鄭州大學中原文化資源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河南科技大學學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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