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烏熱”這個地點同時出現了在當時中印行動的範圍內。不錯，這個“烏熱”確實成了中印最早的正面直接爭奪邊界地區之一，並成為雙方正式談判的由起。烏熱是個高山牧場，當地人把它當作夏季牧場，同時也是印藏間的一個邊境貿易市場，傳統上，藏方宗本會來收稅。1956年，印方突然派出人員趕走藏方人員，此事報告外交部後，中方將其作為印方新侵領土開始與印度交涉（後來發覺其實烏熱糾紛已經有年代了）。1958年（外交部的動作真慢），中方代表（這代表里又有楊公素，此公當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真可謂是少有的主要當事人了）前往印度與印方談判，這是中印為領土爭議進行的第一次官員級的談判。談判中雙方連談判區域都沒能達成一致，不過據楊公素回憶說，因為當時並未交峰辯論，所以“氣氛良好，談判空虛，無果而散”。
　　
　　中方代表回國後，去北京外交部匯報談判情況，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聽後，對中印邊界原則發表了重要指示——“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方針，仍應是在邊界未經兩國政府商談確定前，力求使邊界現狀能夠穩定下來，既要堅決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陰謀，也要嚴守中央業已批準的控制線，不越過印方控制線。對印度新的侵占，必須及時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對印方幾年前侵占地方（指我進軍西藏前後期間）我須採取不承認態度，至於是否提出交涉看情況而定。對‘麥克馬洪線’事實上我不越過，但應逐步將‘麥線’以北重要地點控制起來，發現印度軍隊侵入麥線以北地區，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當地部隊應避免武裝衝突。難以判明"麥線"南北的地方、習慣上雖屬西藏而在線南的地方我暫不進駐。阿里方面發現印方新的占領，我通過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時應儘量避免發生武裝衝突。新藏公路地區，印方越界人員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處理。”（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

　　這段指示後來經常被一些人解釋成是放棄麥線以南地區的宣示，並將此與以後59-62間中國政府對待中印邊界上的一系列政策、行動都聯繫起來，指責其一開始的政策就是準備接受麥克馬洪線，全面向印度投降云云。

　　然而，其實仔細分析陳毅的這段指示精神，只能說，當時中國的政策是仍然將主要希望寄托在談判解決問題的想法之上（想要談判解決，自然要以避免衝突為主），我們後人可以根據已發生的歷史批評當時對國際關係的想法過於理想化，但從“對印方幾年前侵占地方（指我進軍西藏前後期間）我須採取不承認態度”就可以看出，說政策就是準備完全放棄麥線以南地區是誇張不實的（當然也不可否認，在中央了解了藏南的實際情況後，恐怕也就沒有抱着能通過談判得到全部爭議地區的奢望）。同時還可以看到，在這一指示中，對印我力量對不同的地區，下達的處理方針也不相同，規律是對比越是對我有利的地區，處理的態度就越是強硬。東段要避免武裝衝突，而在新藏公路地區就可以抓起來（在這段指示下不久就發生了空喀山口事件，見注九）。對此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中方高層對待邊界糾紛的態度實際上取決於如果發生衝突時雙方可投入力量的評估。另外，楊公素關於朗久事件（亦見注九）的回憶也證明，中方正在不斷採取實際行動，一方面鞏固已有控制區，一方面為下一步的談判作積極準備（當然，後來並沒有能談，不過這是起初無法想到的了）。
　　　　
　　同時還需要說明一個極重要的背景：在1958年，西藏舊貴族和宗教勢力掀起的叛亂已經開始大規模漫延，實際上，以廣義上的藏區而論，早自1956年，康藏地區的大叛亂就開始了。而到了1958年，這些在康區已經受到打擊的殘部正紛紛逃入西藏，與舊藏地方勢力結合，象所謂的“四水六崗衛教軍”已經給駐藏部隊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和麻煩（西塞羅網友在河裡對這支叛軍有過專文介紹），整個西藏完全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狀況。在這種條件下，駐藏部隊的主要任務只能是保衛西藏本部主體及其重要城鎮，準備迎接（潛在）叛軍的挑戰，而不是急於與印度打邊境甚至全面戰爭。

　
　　實際從印度方面的動作也可以看出西藏局勢的變化對於雙方在邊界問題上態度強硬與否的關鍵性影響。比如批評藏南等中印邊界問題主要是由於新中國對印軟弱，甚至有意放棄領土造成的人，往往說在1956年，周恩來就通過緬甸向印度傳話，暗示願意接受麥線，反而導致了印方進一步胃口大開，對麥線以北和阿克賽欽地區提出主權要求，喪失了對印邊界談判的主動。但對此說，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如上已述，印方對中印爭議地區的奪取，主要是在1953年前完成的，而1954-1959這段時間，相對來說，印方對於邊界地區的搶占要緩和的多，直到1959年，又突然大大提速。如果尼赫魯早在1956年就認定中方會完全接受麥線，他甚至可以更多占大片地區，為什麼在1956-1959間，印方對邊界地區的搶占速度和規模既無法與之前比，也無法與之後59-62年間比？而為什麼到了59年，印度又改變“蠶食”政策，再次企圖大規模北進，是什麼導致了尼赫魯在三年之後突然開始執行極為強硬的對華政策？（1959年3月22日尼赫魯給周恩來寫信，正式向中國提出大片領土；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兩國官員舉行會晤，分別提出和審查對方提出的邊界主張的論據，印方要價極高，且毫無妥協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絕與中國繼續舉行談判）。 這幾年中，所有可能的影響因素中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軍隊在西藏陷入止叛和平叛的工作，其次是中國經濟上遇到了“三年災害”，再次是在外交上，除了原來與西方的對立，又與蘇聯公開發生嚴重分歧。按任何嚴肅的邏輯推理，這都是尼赫魯改變態度最可能與最主要的原因——趁着西藏叛亂之際，中國內憂外患之際，再象51-53年那樣大撈一票。老實說，從印度的立場出發，這一策略應該是正確的。當然後來事實證明，尼赫魯們被一連串所謂的“拿破崙式的勝利”沖暈了頭腦，高估了自己在邊界附近的實力，更過分低估中國的力量；具體用兵上又犯了先驕後躁的錯誤，導致了62年在軍事上的慘敗。不過這是後話了。

　　在中央駐藏人員請示後，外交部下發了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注八），後來又發來中央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方針——就是中印邊界以穩定為主，確保我已控制線，避免武裝衝突，印方過去占領的地方要收集證據視情況時提出交涉，新占領的通過交涉撤退。據楊公素回憶說，這一方針的背景是——當時中方還只認為印度的企圖是在繼續占駐英國的侵占線，占着對他有利的控制線點，製造糾紛，迫我談判承認它的邊界主張。如果楊說的確實是當時中方包括高層在內的對於中印邊界的真實想法，那麼可以說，這時中方是幻想通過談判，以類似亞東等問題的方式一樣解決問題，這裡是有判斷失誤的（對印方的決心）。根據這些指示，PLA派出了邊防部隊進駐一些重要據點，並對另一些地區如烏熱等派出巡邏隊，以求阻止印軍進一步蠶食。對印軍占領的地方則採取交涉，加強對邊界地區情況的調查（亦見注八）。

說到59-62年的西藏叛亂。在大多的公開介紹中，似乎就是PLA簡單的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事實上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初期關鍵的拉薩之戰就贏得十分凶臉，如果不是舊藏軍的戰鬥力太差，如果他們有康藏叛軍的素質，如果他們有一個比較完善的作戰計劃，以兵力對比，PLA很可能會吃大虧。而一旦在拉薩敗北或者僅僅是不能速勝，整個PLA的駐藏部隊就都成了被分割的各個孤立集團。即使拉薩之戰獲勝，PLA隨後也沒能實現聚殲叛軍主力的戰略計劃，叛軍大多安然退出國境，其後數年，PLA不得不將主要精力都投放在平叛上，加上“三年災害”已經來臨，這時候同樣不可能是和印度開戰的好時機。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毛澤東會在1959年下令在中印實控線上單方面後撤20公里（（雷英夫口述回憶，《文匯讀書周報》））。但關於這一點，雷英夫的回憶卻同時又提到“1960年1月，我方又下令採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實際控制線20公里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先提出警告，勸其撤退，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經說服後，發還武器，讓其離去。”——奇怪的是，如果PLA真的完全退出實際控制線20公里，那麼怎麼還會有命令部隊在此區域內“不開槍，不巡邏，不平叛，不打獵，不打靶，不演習，不爆破”的需要？如果PLA不是仍然完全或至少部分控制着實控線一側，又怎麼會有“對前來挑釁的入侵印軍……勸阻無效時，才依照國際慣例解除其武裝”的可能？聯繫當時的情況，我的推測是，所謂“後撤20公里”實際很可能只是將實控線一側20公里內的固定哨所暫時後撤，但仍然會有部隊不時巡視。顯然，這些（固定哨所後撤以及“幾不”）舉措都是為了防止印度完全倒向達賴，支持、武裝叛軍的而在外交上示好的需要。而在叛亂基本被徹底平定的62年就爆發了中國“忍無可忍”的對印反擊戰，難道僅僅是巧合？

　62年的中印戰爭，如今倒是這段歷史中最為人所熟知的了。相關的資料都不難查到，所以就只簡單的說一下：中印邊界自衛反擊作戰自1962年10月20日開始，至11月21日基本結束，10月20日至28日為第一階段，主要是擊潰了印第七旅，俘其旅長，攻克了克節朗-達旺地區，其間比較重要的事態還有，10月22日以國防部名義正式宣告我軍“沒有必要受非法的‘麥線’約束”；第二階段主要是從11月16日到21日，我軍從西到東，全線大捷，特別是在東段，當面印軍主力基本全部被擊潰，我軍前鋒直逼中國所主張的“習慣線”，甚至可以說，當時只要我方願意，飲馬布拉馬普特拉河也應該不是件難事的。可以說，這是建國之後的對外戰事中打的最暢快淋漓的一場。不過也正是由於戰場上壓倒性的勝利，使得更多的人反而更加不理解其後的無條件全面撤軍，有的人更是藉此抨擊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視國土如棄履，為了個人的“天朝心態”而丟掉了所有的勝利果實。但這種批評是相當不公正客觀的，檢視當時各方面的條件，就可以看出，作出主動撤軍的決策是非常符合對於當時中印雙方在邊界上可投入力量對比的清醒估計。
　　
　　任何略知軍事常識的人（即使是在下這種半瓶子醋）都知道，對於一場戰爭，初戰的勝負並不一定具有決定性意義，那取決於（失利）一方有沒有繼續打下去的決心和實力，而62年的印度兩者都不缺乏。前者，印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輿論一致高呼要“收復”失地；後者，印軍當時總兵力數十萬，也有大容量與可靠的交通設施可供迅速調兵至前線地區，只需很短時間就可以恢復甚至擴大戰場上軍事優勢。——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一句，取得了輝煌大捷的我軍叄戰部隊，主力僅僅是一支師級的藏字419部隊，僅4個多團，幾乎沒有重裝備（能運輸到前線的最大口徑火炮只是120迫擊炮，炮彈還是靠當地民工背的），更不可能有空中支援（當時我們的空軍比印度強，但問題是在西藏既沒有可供支援前線作戰的機場，也沒有適合在西藏氣候地理條件下作戰的飛機），這支英雄的部隊從此跨入了我軍頭等主力的行列，現在是我軍唯一的正式山地師。然而，無論是中國參戰部隊的勇猛善戰、機智靈活，還是印軍的指揮低下、戰技生澀，都不是可以長期依靠的條件。歷史證明，一場長期化的戰爭，最終的勝負必然取決於雙方國力能夠並願意投入的多少上。事實上，即使這種初期戰果甚至也是完全出乎中國方面自己最樂觀的預料。在戰前的估計會上，作為前敵總指揮的張國華也只認為能夠“打得贏”卻沒能擺出必勝的客觀理由，而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毛澤東甚至估計：“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雷英夫口述回憶《文匯讀書周報》）我們都知道，無論如何評價毛澤東，他的膽量氣魄極大都是毫無爭議的。雖然說戰前不料勝先料敗是軍事好手和庸材之間的區別之一，但能讓毛澤東如此擔心仍然可以讓我們看出，中國方面對於這場戰爭的勝負以及最終導致的結局是沒有多大把握的。
　　
　　而這一顧慮，歸根到底還是一個交通困難導致的後勤補給問題。建國之初的PLA，歷經千錘百鍊，是世界上最優秀、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從總體來說，當時的印軍與PLA並不在一個層級上，但是，正如有力氣並不代表在所有場合都能施展、可以施展出所有力氣一樣，例如金門之戰，一水之隔就使得葉飛兵團主力只能坐視戰友苦戰不支，再如何憤怒卻也無能為力。而在當時的物質、科技以及國內外政治條件下，無論是從外來威脅的主要方向考慮，還是從實際可以長期維持的角度考慮，都是無法在西藏長期布署大批主力部隊的。而從注三中更可以看到，即使不考慮從內地進藏的交通問題，可從西藏前往藏南地區，雖然直線距離要比前者短，但卻是更大的挑戰。因為此時要面對的對手，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喜馬拉雅山脈。就是清朝的福康安都明白，越過喜馬拉雅山的戰爭優勢無法持久，即使他的對手僅是小小的尼泊爾，更何況是當時國力（不是軍力）基本和中國同一等級的印度（還不考慮其它強國可能的武裝干涉）。現代戰爭很大程度上打得就是後勤戰，再強大的現代軍隊，沒有了後勤供應也會不堪一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那麼，中國在62年戰爭中的收穫究竟是什麼呢？當然首先是爭取到了中印邊境上長期的基本穩定。毛澤東當初估計，中印邊界上打一仗，可以爭取十年的邊境安定（這一細節也與坊間流傳的有所不同），而實際上，這種安定基本維持到了現在，已經四十多年了，其中即使是發生最嚴重的對峙的1987年，雙方最後也都克制住了，沒有發生大的衝突。值得注意的是，早自七十年代，印方在中印邊境地區，特別是在東段上，就一直具有了壓倒性優勢的軍事力量，但幾十年來，始終沒有敢藉機復仇。除了可能的中國戰略核力量的威懾力外，應該說，也有當年PLA奇蹟般的勝利餘威尚在也是個重要因素。僅此一項，節約的資源就是非常巨大的，中國當年為了防備蘇聯和美國入侵，在三北、在沿海布防，花費的資源和或有損失之大有目共睹，更不用說如果發生真的衝突，大炮一響，黃金萬兩啊。其次，是無意的副產品——老巴成了我們最鐵杆的朋友，通過這條線，無論是在外交上，還是一些敏感活動上，都有不少意想不到的收穫。不過說實在的，這只能說是中印關係破裂後的極為勉強的彌補，畢竟，印度的塊頭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但話又得說回來，老巴至少在目前為止，表現得它是一個很忠實的盟友，比中國從前任何一個大力援助過的國家都有良心）。再有，就是助長國威，連印度這麼大個，三下五除二就被打了個大馬趴，不管印度是不是不服氣的在旁邊喊：“我是沒準備好”，所有人仍然得承認，新中國實力非凡。沒有包括這次在內的幾次外戰勝利，當年中國也沒有資格成為中美蘇大三角中的一員，雖然是其中最弱而且是弱得多的一角，但是畢竟能擠進去就極不錯了。八十年代中國外交上的一段黃金時期，及在此基礎上打開的改革開放初期比較良好的局面，其實大部分底子還是靠建國初打下的，其中也包括對印戰爭的一份功勞（當然如果估算比例的話，並不大）。
　　
　　從上面的史實和邏輯分析可以看出，從1954年到1962年的時期內，仍然沒有任何站得腳的、難以辯駁的證據及建立在其之上的推測可以表明：中國政府高層中有或有過一個放棄整個藏南的實際計劃或事實政策。相反，能得出的比較可靠的推論只能是：中國在這段期間，因為一直有大量不利於與印度攤牌的客觀限制條件，所以一直抱持着企圖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或至少暫時緩和矛盾的策略。而62年戰爭大勝時“突然”的撤軍決定，也是建立在對於後續局勢發展的清醒認識上的——勝利的成果固然是出人意料的巨大，但同時也可能是個巨大的陷阱，如果被勝利沖暈了頭腦而作出就地堅守新取之地的話。
　　
　　不過，該檢討的還是得檢討。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對印外交政策有沒有失誤？有的，主要是確實存在着對國際關係思考過於理想化的問題，這是國際共運和傳統王道思想帶來的國際浪漫主義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於高層外交思維中的後果。反映在對印的具體策略上，就是在61年叛亂氣焰已經被基本打下去，駐藏部隊的力量與藏民人心的收取上都有了很大改善之後，而印度卻仍在步步進逼時，仍然以為靠後撤、隔離就可以穩定邊界狀況，這被事實證明顯然是判斷失誤的。另外，在62年大獲全勝的情況下，東線是不是可以不撤得那麼徹底，比如在麥線以南至少保留幾個象徵性的據點，也是可以探討的（不過西段就並沒有撤得很徹底，見附圖十，東段是否實際也是如此，不得而知）。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五六十年代絕大多數時候，這種浪漫、天真的思考方式並沒有占據決策的主要考慮地位，尤其在中印邊界這個具體問題上（實際上，這種浪漫主義外交政策的毛病主要出在另外一些涉外事務上），出台的（對印）忍讓政策基本都是由於當時的實際條件所限，甚至可以說是不得不走的棋步——如果不想在最不利的時間、條件下進行攤牌的話。

　　另外，當初採取那些“軟弱”的政策、措施，除了不想和印度過早衝突之外，也有保持與印度關係，祈望印度也能夠最終以同樣的態度來商討問題。當然，上面已經提到，我們現在可以認為，這是過於天真的想法。但在這點上，也必須考慮到，當時印度和中國的關係一度相當友好，雙方除了在邊界上的爭端外，似乎結成了牢固的准盟友關係。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以說是整個50年代），認為最終可以通過談判解決領土爭端，不僅是中國方面的想法，其實也是印度方面的想法。事實上，在50年代，整個第三世界（當然，當時還沒有“第三世界”這個稱呼）國家中，都有一股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全麵團結起來，成為一個獨立的、能與美蘇陣營抗衡的力量的想法。只不過，印度以尼赫魯為首的領導層，大都受過長期的西式教育及薰陶，對於建立在西方規則基礎上的現代國際鬥爭方式和特點的了解更透徹，而且他們在獨立運動及獨立初的印巴分治、土邦歸屬鬥爭中積累了相關的豐富經驗，所以在與中國的邊界爭端中同時採取了兩方面的策略，爭取到了更大的主動。不過在“稱讚”印度的策略高明的同時，仍然要指出，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印度有這樣選擇的自由度。天然條件是國際競爭中各國不平等的起始點，而在藏南上，印度的（對中國）天然優勢極大，這是無可否認，也不應迴避的事實。
　　
　　任何公正客觀看待問題的人，都不會認同將某件歷史事件完全從當時的背景、條件下割裂、抽離出來，單獨進行看待的做法。因為那樣除了可以把歷史當成麵團，隨心所欲的按自己的需要解釋外，沒有任何意義。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在藏南問題上，各方在各個時期採取的態度與策略是不可能繞開當時所面臨的局勢背景的。如當PLA入藏時，麥線以南地區主要要點都已經多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國能從內地調入西藏的力量嚴重受限，同時西藏本部內部卻又有重重潛伏危機，在這種條件下與印度開戰能是能收回藏南？還是更有可能會丟掉更多控制區，助長印度氣焰；甚至導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個“獨立西藏”（這是當時美英都非常樂意樂見、甚至已經私下向印度積極鼓勵的）？很顯然，任何對國家負責的領導人或者政府，都不可能也不應該在那種極端不利的條件冒險決戰，而只能是選擇暫時維持、穩定邊界現狀。事實上，新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扭轉這種局勢，比如通過談判的和平手段儘可能收回外國特權、爭議領土；大力加強內地與西藏交通建設，儘量彌補在後勤上的致命弱點；宣傳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澤與舊嘎廈政府爭奪藏民人心，為全面、深入的鞏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礎、作準備；同時占據實控線以北要點，阻止進一步的入侵，了解地理、歷史知識，根據力量對比，對不同的地區採取不同的策略。最後更是進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從中央、認同國家的自治區政權。了解西藏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其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真正忠誠與服從中央的地方政權，實現了國家對西藏基層的直接有效治理。
　　
　　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些努力的成果似乎成了理所當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實現的，而沒能取下藏南卻成了極大的罪狀。政府的尷尬在於無法公開承認無力在與印度的對峙中保持藏南，何況自己還把失地數字說得那麼大（這倒本是所有國家對爭執領土的通例——即先畫進地圖再說，而國朝還有個要和民國、包括逃台後的國民黨競爭的壓力），這本來只能是心照不宣，而不可能在公開場合進行宣傳的（公開承認無法收復甚至保護領土是任何政府都不肯承認，也不能承認的，那在政治聲譽的損失上將是災難性的）。於是有些人正好利用這種不得已又不能說的苦衷，先以要誓死捍衛每寸國土的高姿態搶占道德制高點，然後不負責任、斷章取義的摘取某些情況進行上綱上線的大批判。遇到這種麻煩的情況，政府又乾脆發揮了本朝的“特長”——閉口不談。而攻擊其的人更不會替他們解釋具體情況。時間一長，大多數人除了僅僅知道一個“藏南九萬失地”之外，對於事情真實的來龍去脈自然一無所知。說實在的，這是標準的鴕鳥政策給自己製造或者說擴大麻煩的例子。扯開說一句，這又一次證明，僅靠一味的隱瞞和拖延，從長遠看，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任何問題，而且只會增添更多的困難。只有真實、完整與透明的披露非必需保密的信息才是最有利、最聰明的政策（當然，這裡並不排除披露技巧的重要性，太遠了，不提了）。

　　另外，在藏南問題上，還有一些誇大其詞、但又流傳甚廣的說法，比如聲稱藏南有着極為豐富的、而中國現在甚為短缺的森林和水（能）資源，如在我手，必得厚利；又比如藏南土地肥沃，印度已經向其移民六七百萬之多，如果藏南在我們手中，向那裡大量遷進內地移民，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西藏問題云云。在這裡也略作分析。根據天涯社區的尼丹小網友通過直接的印度數據考證（http://www1.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worldlook&idArticle=34318&flag=1），整個印度“阿魯納恰爾邦”（中印藏南爭議領土印控區基本都在該邦）現人口也不過一百餘萬，其中有部分地區尚不在中方主張區內，如果再考慮到其中人口最密集的，位於中國主張習慣線附近的有關地域本來就是有大量原住民的兩屬地區（這個問題的詳細解釋請參考呂昭義先生的《關於中印邊界東段的幾個問題》），很顯然，所謂“印在藏南移民六七百萬”一說是完全失實的。這同時也顯示，企圖在藏南地區大量安置內地移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當困難的，很可能不比直接向西藏本部移民更容易（其實藏東南部分地區的海拔也不比雲貴、西北高原高得太多，僅從理論上，向那裡大量移民也不存在移民很難以適應氣候條件的因素）。至於藏南的兩大資源——森林和水（力）。前者，還是一個如何不經印度，合乎成本的運輸出來的問題；而後者，好象如今最宏偉的水利構想——南水北調，其中最最樂觀的人也只敢想象“五江並調”，腦筋最遠動到怒江頭上，我甚至還沒看到有把雅魯藏布江水調到缺水的西北的科幻小說，因為與其那樣，似乎還是從南北極運冰山更便宜方便一些。至於發電，首先西藏大部分潛在水力資源現在就在我方控制區內，其次，除非把電力賣給南亞地區或是能源傳輸技術有質的突破，否則藏南即使開發了大量電力也無處可用。
　　　
　　順便談一下藏南問題可能的走向。近期，中印雙方在邊界談判上有加速、突破的兆象，最明顯的莫過於溫總理訪印時達成了關於邊界走向的原則協議。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以清晰天然的地理特徵為劃分中印邊界原則”一語，因為喜馬拉雅山脈是中印之間最無可爭辯的“清晰的天然地理特徵”，所以一般推測，這可能暗示將來的中印東段，即藏南地區的中印邊界線走向主要將和麥線差不多。但中方完全接受麥線也是不可能的，那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感情上都是無法向海內外交代的。在中印邊界劃分原則中，另外一句“考慮敏感性和民族感情”，應該就是指這一點。當然，根據“清晰天然地理特徵”，印度在中西段同樣必須基本放棄他們的領土要求，由於和我們差不多的長期宣傳影響，不作一定象徵性調整，協議估計也同樣過不了印度國內的關。所以，中印邊界的明確劃分仍然是一件極其複雜棘手的工作，雙方同樣有難以大幅退讓的理由。即使達成了，估計雙方國內也都少不了直衝雲霄的痛罵聲。而且據在下猜測，中國內部的不滿會更大，畢竟從目前推測估計，我們（將）在地圖上的失地更大（附圖十一1-4），而我們要求藏南的理由（至少是對其中部分地區），比印度要求阿克賽欽的理由更占得住腳。不過現在畢竟都是憑空猜測，無法作準。以我個人認為，如果中西段基本保持，東段能收回達旺、色達地區，在洛隅、察隅也有至少部分象徵性收穫，是可以接受的底線。否則還是寧願在法律上繼續拖下去。至於有人以可以等待時機為理由，拒絕任何不收取全部爭議領土的妥協方案，我倒是很不以為然。首先，如上述很多資料已表明的，所謂藏南九萬失地，很大一部分或者說大多數本來是無主地或是兩屬地，為了這些長期和印度這樣的周邊大國對峙，而不是儘可能化敵為友，在可預見的時期內都是弊遠大於利的。其次，藏南遠沒有宣傳中的重要、富饒，對於中國的地緣及經濟戰略地位也在可有可無之間。領土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但並非至高無上。中國現在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發展及必須保證的主要方向都肯定是東方的海洋，而西部當以穩定為上，與印度即使不能再復曾經的親密朋友關係，也不應該樹為死敵。這都決定了對藏南只能採取和平妥協的解決辦法。既然以談判完全收回藏南已是不可能的，那麼就應該現實的儘可能多的收回一些地區。至於有人提到簽了約，一旦時勢有變卻無法乘勢擴大收益，將會追悔莫及。我以為其實仍然是太好人了。在任何可預見的時期內，要發生了中國有能力以可接受的代價大取藏南之地的變化，必然是印度有劇變，或者是如蘇聯那樣的崩潰，或者是被外敵徹底打敗。這兩種情況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似乎沒有發生的可能，而如果真出現了，那種亂局下，只要有決心，還怕找不到廢約的藉口？地圖嘛，人畫得，人就能改。關鍵時刻只有國家的力量才是決定一切的根本。
　　
　　最後要向地圖愛好者聯盟的Elite、東郭逡、14軍等網友表示感謝和致敬，沒有他們的辛苦、卓越的收集、考證、製作原始資料、地圖，並無私上傳共享，本文大半將會是無源之水。

　　也要感謝前駐藏高級幹部楊公素先生、雲南大學呂昭義教授、美國藏學專家梅.戈爾斯坦先生、著名網友尼丹小、愚人-等諸位，他們的著作和文章所提供的歷史及背景資料對於本文的作用猶如骨架之於人身，再次向他們表示致敬。

　　還要感謝天涯社區的陳小黑網友，沒有與他究根問底式的辯論，一向懶惰的筆者是不可能會提起筆完成本文的，所以也要向他表示致敬。

　　最後要感謝能看到這裡的讀者，並致以最崇高的敬禮——因為你們居然能夠忍受看完了如此繁瑣、無趣而又喋喋不休的濫文。寫本文的過程中，俺最大的收穫就是——終於從懷疑自己是個廢柴進步至充分認識到在下確實是個廢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