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個半”的歸宿(ZT)

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學舉行大會，聽取並討論學校支部局的報告，由於分歧很大，會議最後只好進行投票表決，結果大多數學生反對這個報告，只有29個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為年紀小、個子低、態度也不堅定，還只是個團員，被稱為半個。據參加過這次大會的毛齊華（曾任浙江省政協主席）回憶，“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提法是中大學生余篤三（曾任紅四軍政委，1933年被張國燾殺害）為了挖苦這些人而叫出來的。以後的王明宗派集團就是從這29個人發展起來的。由於當時沒有記錄，29個人的名單並不確定，後來流行的29人名單中的有些人（比如王明）並未參加那次大會。不過，王明宗派集團的主要成員基本上都包括在這個名單裡了。
幾十年過去了，這29個人都走完了各自的人生之路，其歸宿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四類，簡要介紹如下：

第一類 開國元勛

楊尚昆： 28個半中的很多人雖然曾經一度輝煌過，但後來的結局都不大美妙，只有楊尚昆是個異數。除了文革期間一段外，他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直至最後成為國家主席。究其原因，大概是楊的性格比較平和之故。他回國沒多久就擔任中宣部長、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等高級職務，其時正是王明路線猖獗之際，但他並沒象其他人那樣滿口教條、滿腦宗派、驕橫跋扈。任三軍團政委時甘當彭德懷配角。抗戰時當北方局書記，後來當軍委秘書長、中辦主任，仍舊不事張揚，踏踏實實幹自己的事。大概就是這種性格得到了毛鄧的賞識而得以重用。至於晚年形成楊家將勢力並最終受挫，主要是乃弟的關係。

張聞天（洛甫）： 洛甫是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理論水平極高。不過，早期的他由於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學理論有些食古不化，思想觀念充斥着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對毛澤東符合實際的政治軍事路線缺乏了解，他批判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態度非常激烈，用詞也非常尖刻。遵義會議後，雖然與博古分道揚鑣，但教條主義宗派主義觀念仍未從思想上真正得到認識，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對四方面軍的態度就是新形勢下的新表現。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張國燾應負主要責任，但洛甫博古等人會師之初的簡單粗暴態度也有相當責任。後來要把總書記職務讓給張國燾也證明了他的不成熟。不過，從此以後，洛甫基本上是有功無過了。廬山會議上的表現更是達到了讓人欽敬的高度，明知毛澤東對他心有芥蒂，明知支持彭德懷可能會身敗名裂，但為了捍衛真理，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毅然站出來表明態度，可歌可泣。

王稼祥：王稼祥是個典型的書生。終其一生，書生本色不變。他到中央蘇區最早，曾以“搖鵝毛扇子”（陳伯鈞語）的身份，參與任弼時顧作霖對毛澤東的圍剿，但一旦認識到毛澤東路線的正確，就第一個從王明宗派陣營中殺出來，毅然站到毛的一邊。這時，任弼時、顧作霖、鄧發、項英、劉伯承正在寧都會議上對毛大加撻伐，博古的臨時中央也是在一年後才來到蘇區。這就是書生本色，只認理不認人。後來，王在遵義會議上把毛推上了領導崗位，又在1938年帶回共產國際的指示，擊敗了王明的挑戰，對毛來說，可謂功莫大焉。毛是個恩怨分明的人，因此一直重用王，長期擔任軍委副主席，王在七大落選中委後毛專門為他說情，十大時又安排他進中委。王稼祥的性格內向，善思考不善交際，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多年，除軍團級的領導認識外，對軍師級的幹部竟然都不認識，不免給人一種孤傲的印象，七大中委落選，這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澤東了解他的性格，在延安曾安排他擔任中央國際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對這件工作沒興趣，也不認真抓。毛那句名言“抓而不緊等於不抓”，就是批評他的。

陳昌浩： 陳昌浩這個人在28個半中比較另類。首先，他是唯一一個真正指揮軍隊的統帥；其次，他的功大過也大。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他功不可沒，西路軍的毀滅他也罪責難逃。他精明強幹、英勇善戰，對敵鬥爭堅決，他冒着風險坐飛機向黃安城裡敵人扔手榴彈的故事很一直為四方面軍的人津津樂道；但張國燾為了清除異己，殘殺紅軍將領，他又是重要幫凶。28個半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宗派思想嚴重，但表現形式前後不同。早期是從中央到各根據地當欽差大臣奪權，打擊當地老幹部；後期則是在各自獨立的根據地形成新的宗派。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這一點特別明顯，洛甫、博古、凱豐等（甚至包括李德）為了維護中央派的利益，對四方面軍大加打擊；陳昌浩則站在新宗派一邊，對中大的一幫老同學充滿敵意，關鍵時刻不顧大局，追隨張國燾南下。在這方面，洛也好、陳也好，眼光顯然都比毛澤東短淺，不知道大敵當前，聯合禦侮是第一位的，可惜當時毛澤東還不能完全控制局勢，結果釀成了一四方面軍分裂的悲劇。西路軍受挫後，陳昌浩性格變化極大，晚年膽小怕事，豪氣全無，文革時更是選擇了自殺之路。這一點和李立三很相似，李立三也是早年大權在握時狂得沒了邊，飽受挫折後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文革初以自殺了斷。

張琴秋（女）：戰爭是殘酷的，對男人如此，對女人尤甚，敢於直顏面對這種殘酷的女性都是偉大的，張琴秋就是位偉大的女性。張琴秋不是那種花瓶似的女性，她曾經擔任過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婦女獨立師長，還親自指揮打過仗，這種經歷在中共女革命家中是獨一無二的，如果後來沒有離開軍界，她很可能會成為55將軍中唯一的女中將。張琴秋長得漂亮、能歌善舞，但經歷坎坷，1932年紅四方面軍西征，張琴秋身為師政治部主任，不得不離開她的丈夫沈澤民，而且這一離開就是永訣。到川陝後，她和曾中生等人與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做鬥爭，遭到了張國燾的打擊報復。和陳昌浩結婚後不到一年，又趕上西路軍失敗，孩子在戈壁灘一出生就死了，然後又被馬家軍俘獲，吃盡千辛萬苦，顛沛流離，直到抗戰爆發才被周恩來營救出來。好不容易回到延安，又受張國燾牽連被粗暴批判一通。不久，陳昌浩赴蘇聯，第二次婚姻再告結束。後來與老戰友、原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蘇井觀結婚，1964年，身為衛生部副部長的蘇井觀又因病去世。不久，文革爆發，張琴秋因不堪凌辱，跳樓身亡，以死抗爭。回顧這位奇女子一生，真如古人所言，紅顏命薄呀。

何克全（凱豐）： 凱豐這個人很有意思，儘管他曾經貴為政治局委員，但知道他的人並不多，前段時間中央台演《延安頌》，很多人看完後，向我諮詢，這個政治局開會時頻頻露面的凱豐是幹什麼的？呵呵。凱豐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義會議上指責毛澤東“不懂馬列、只讀過《孫子兵法》”（其實當時毛還沒有讀過《孫子兵法》）。當時，博古下台已定，凱豐依然堅定的支持博古，是很講義氣的行為，不過，這種義氣此時並無積極意義，實質是頑固的宗派主義觀念，對黨和紅軍是有害的。黨的七大上，凱豐本是中委候選人，但伍修權發言揭發他在遵義會議上的表現，並反對他做候選人，結果凱豐被擼了下來，這也說明他並不是多麼有代表性的人物。凱豐對敵鬥爭還是很堅決的，曾被敵人逮捕坐牢，堅貞不屈。長江局時期，凱豐對王明的做法是不滿意的。還有，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寫的，他還主持過延安文藝座談會。1955年凱豐在中宣部副部長任上病故。

徐以新： 16歲時就追隨周恩來參加過南昌起義。從蘇聯回國後分配到鄂豫皖根據地，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蘇區的外交委員會主任，年僅20歲。到川陝蘇區後負責與楊虎城部的統戰工作，與楊簽定互不侵犯協議，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線。後因反張國燾被關押，直至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才被釋放。後參加西路軍，失敗後，討飯回到延安。抗戰時期先後任魯藝政治部主任、中直機關黨委書記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黑龍江的縣委書記，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駐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1994年逝世後錢其琛曾撰文悼念。

王盛榮： 六屆四中全會後被派往團中央工作，後到中央蘇區，任團中央少先隊總隊長。當時同在團中央工作的陸定一、張愛萍晚年回顧往事時對王當時的左傾宗派行為都頗有微詞。王盛榮曾於1931年當選為中革軍委15位成員之一，按說他跟軍隊沒什麼關係，這點讓人不解。抗戰時期從團中央調中組部工作，1945年底任齊齊哈爾工委書記。解放後曾任中南有色金屬工業管理總局局長。

第二類 革命烈士

秦邦憲（博古）： 博古和王明是摯友，兩人的思想觀點、作風都很接近，都是嚴重的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所以王明逃跑時把中共中央放心的交給了只有24歲的博古。兩人的區別在於王明更自負，對黨、祖國更缺乏責任感。而博古因為到了中央蘇區，親眼目睹了戰爭的嚴酷性，自己不懂軍事，知道只靠背馬列教條解決不了現實問題，因而缺乏自信，於是先把希望寄托在李德身上，後發現李德不行，壓力沉重，湘江失敗後曾想自殺 ，最後雖不大情願，但還是把總書記的位置交了出去，說明他還是有一定責任感的。不過，遵義會議後，雖然他的宗派主義思想大大弱化（並未消除，長江局時代又有所表現），但教條主義思想仍根深蒂固。在延安主持解放日報時，辦報方針仍然充斥着黨八股。所以毛澤東針對這些教條主義者搞延安整風，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是非常有必要的。現在有些人想否定延安整風，是不對的，整風后期康生搞搶救運動、肅反擴大化是錯誤的，但不能因此抹殺前期思想整風的重大意義。總體而言，博古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遠遠低於洛甫王稼祥，而對革命事業的破壞則甚大。

沈澤民：資格很老，中共還未成立時他就是黨員了，是上海小組的成員之一。參加革命後一直從事文學創作，雖然天資聰穎，革命熱情很高，但他這類人小資情調比較嚴重，理想主義色彩較濃郁，而對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患有嚴重的左派幼稚病。一旦掌權，必然好心辦壞事。他到鄂豫皖後是張國燾排斥異己、打擊老幹部的重要幫手。張國燾率四方面軍西征後，他率25軍堅守根據地打游擊。剛打個勝仗，形勢略有好轉，就又忘乎所以，再次左傾盲動，結果使部隊遭受重大損失，無法在當地生存，只好北上長征。他也於1933年11月病逝於紅安。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是無庸置疑的，但對革命事業的傷害也是很大的。由於他的表現，中央對他的評價一直沒有明確，直到1963年他的遺骨重新安葬，名字後頭才加上了“同志”二字。

夏 曦： 早年參加新民學會，1921年入黨，後到毛澤東主辦的湖南自修大學任教。大革命時期在湖南與郭亮齊名，當過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也算個老革命了，其閱歷和王明這幫書生完全不同，真搞不懂他怎麼會和他們攪到一起。按理說，把夏曦放到革命烈士一類里實在是太抬舉他了，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造成的破壞比國民黨幾十萬人的圍剿都厲害。要是當初不是把他派到湘鄂西，而是派到中央蘇區，有毛澤東這位老大哥鎮着他，可能他不至於變得那麼瘋狂。我懷疑夏曦後來殺人殺得都心理變態了，後來溺水而死算他運氣。夏曦的罪惡表現讓我們看到，不受監督的權力實在是可怕。

陳原道： 回國後先後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順直省委組織部長、江蘇省委常委。1933年被叛徒出賣被捕，在南京雨花台壯烈犧牲。其妻劉亞雄也是蘇聯留學生，曾任順直省委秘書長，解放後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等。劉亞雄之父劉少白更是傳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議員，後受女、婿感召，追求進步，遣散家財，參加中共，解放後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宋盤民（宋盤銘）：從蘇聯回國後，分配到湘鄂西根據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少共中央分局書記，紅叄軍九師政委。地位和鄂豫皖的陳昌浩相同，但命運卻大相徑庭。他因不滿肅反擴大化，被同為28個半的夏曦作為改組派抓了起來，後賀關趁夏曦不在把宋釋放，夏回來後，又把宋抓了起來並於1933年12月公審槍斃。

殷 鑒： 1931年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被捕後關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著名的草嵐子監獄），為所謂“61人叛徒集團”的成員，在薄一波等人被營救前病逝於獄中。

何子述： 曾與王明博古王稼祥一起反對立三路線，受到李立三處分，被派往天津工作，不久，被捕犧牲。

第三類 可恥叛徒

王 明（陳紹禹）： 30年代初依助外力爬上中共最高位，從此完全唯蘇聯人馬首是瞻。毛澤東曾評價他是：對別人（蘇聯）的事考慮得太多，對自己（中國）的事考慮得太少。屬於老一代的香蕉。為人專橫跋扈，心胸狹窄，又嚴重缺乏自知之明。寫的歪詩不過是順口溜的水平，卻自視甚高，還出版詩集。1956年赴蘇治病，中蘇關係破裂後，站在蘇聯一邊與中共為敵，1974年病死於莫斯科。

孟慶樹（女）： 王明夫人。一個非常霸道的女人，王明也讓她三分。1983年病死於莫斯科。

李竹聲： 曾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六屆四中全會後任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1934年6月任上海中央局書記時被中統逮捕，特務向他勸降時辯不過他，後派高級理論特務勸降成功，遂叛變，並供出盛忠亮地址，使其隨後被捕。後任中統科長，解放後被抓獲，1973年病死獄中。

袁家鏞： 又名袁孟超、宋三。1933年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後任全總黨團書記。1934年6月與李竹聲等16人被中統逮捕，後叛變，當了中統特務，改名嚴英。

盛忠亮： 又名盛岳。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傳部長，李竹聲被捕後接任上海局書記，1934年10月被捕叛變，後當了中統特務。盛忠亮後來曾寫過一本書《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現在最流行的28個半的名單就是出自他的這本書。

王雲程： 曾任中山大學支部局組織部副部長。1931年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32年任團中央書記，後兼任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中統逮捕，遂叛變，並使羅登賢廖承志等被捕。

孫際明： 又名孫濟民，曾任團中央組織部長，與王雲程同時被捕叛變。

朱阿根： 又名朱志遠，曾任中山大學支部局組織部副部長。1931年至1933年任江蘇省委常委、組織部長。

汪盛荻： 又名王勝弟，1932年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第四類 下落不明

王保禮： 蘇州工人，曾任中山大學副校長（花瓶性質）。

杜作祥（女）： 曾任上海局婦女部長，後被捕。

朱自舜（女）： 又名朱子純。

李元傑：

蕭特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