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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儒學發展史後記

陳 寒 鳴

現在奉獻給學界同仁和讀者諸君的《中國儒學發展史》，初由先師黃宣民先生於上世紀80年代中後葉草初起例、親定綱目，並組織一些中青年志同道合的學者（尤以其學生為主）分頭撰著。從那時起，黃師即以其抱病之軀，不僅組織領導着大家深入研究作為中國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學形成發展的歷史，而且他自己也親自閱讀大量史料，撰寫着若乾重要章節，並且，還要審閱、修改參著者們先後報送給他的稿件。就這樣，黃師及其合作者們便逐漸完成、累積起一批與目前已經出版的《中國儒學史》或《中國儒家學術史》從體例到觀點均有所不同的稿件。然而，就在《中國儒學發展史》尚未完成所有章節的撰寫，黃師亦未能修改完所有已成稿件之時，生活清貧而治學勤苦、工作辛勞，加以迭遭種種家庭困厄性變故的黃師，不幸於2001年2月16日病辭人世了。他是帶着未能最終看到《中國儒學發展史》的完成及其出版的憾失，依依不捨地離開這人世的。因而，作為黃師晚年陪侍其左右並在他彌篤之際感知到他這深深遺憾的我，這幾年來一直把如何承繼先師遺業，完成並出版《中國儒學發展史》以慰先師在天之靈，作為一項神聖的使命。現在這書稿總算完成，並將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了。我為之而稍稍鬆了一口氣。

黃宣民先生，1934年11月出生於江西萍鄉，1959年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旋進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歷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跟隨著名學者、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創者之一的侯外廬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工作。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思想史研究室主任、《中國哲學》主編、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湘潭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江西上饒師專朱子學研究室顧問等。黃師自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開始在《新建設》、《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有關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學術論文；70年代，參加侯外廬教授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和郭沫若教授主編的《中國史稿》的撰寫工作；80年代參加侯外廬教授主編的《中國思想史綱》上、下冊和國家“六五”社科計劃重點項目《宋明理學史》上、下卷的撰寫，同時又是“宋明理學史”研究課題組的聯繫人。在較長一段時間，黃師是侯外廬教授的助手。他協助外廬教授重訂了《船山學案》（嶽麓書社1982年版）、《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著作，選編了《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下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參加整理了外廬教授的回憶錄《韌的追求》（三聯書店1985年版），還協助晚年身染沉疴的外廬教授撰寫了大量文章。可以說，他是海內外學界享有盛譽的侯外廬學派的重要傳人之一。

我與黃師的認識、了解乃至結為師生，乃緣於我上世紀80年代初葉給侯外廬先生所上的一封求教信。那已是1981年春間的事了。其時，我已參加工作（在江蘇鎮江光學儀器廠做工），曾連續三年參加高考，卻均“高分”落第（即文史科目考分頗高，而數學考試最高時僅得18分，故而總分趨近於錄取分數線，卻又始終過不了錄取分數線的卡），很為之苦惱。不過，由於自幼受家庭（主要是我父親）影響，加以高考溫習過程中逐漸培養形成起來的讀書偏好和習慣，使我對史學、尤其是中國思想史的學習與研究有了愈益濃烈的興趣。當時社會生活中，我所經歷的兩大事件，即（一）中華全國總工會組織、號召、領導開展的“振興中華”職工讀書活動、（二）學術界、思想文化界乃至影響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文化熱”給我以十分強烈的鼓舞、震撼，並使我對學習、了解並進而研究中國思想史的興趣更為濃烈。於是，我貿然致書侯外廬教授，向他老人家傾訴我的苦惱，談我讀完《中國思想通史》後的心得，稟述我對中國思想史上有關問題的看法以及有志於學習並進而研究中國思想史的願望。不數日，我即收到一封蓋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公章的手寫的復函，稱：“您給外廬同志的信已收悉，但他因長期臥病在榻，無法給您親自覆信，但他得知有您這樣一位有志於中國思想史的青年，感到十分快慰。”信中還以轉述外廬教授語氣的方式，向我提出了幾點要求，點示治學之門徑並明確開列了一張基本必讀書目。其後，我才得知這封字體古樸典雅而其對於我這一生又是有着至深至巨影響的復函乃是黃師親筆所寫！

其後，黃師不僅其本人時時予我以關懷和教誨，而且先後將姜廣輝、馮天瑜、劉澤華、方克立、祝瑞開、張豈之、何兆武、李學勤、林英、崔大華、吳光、龐朴、林甘泉、鍾肇鵬、陳谷嘉、李澤厚諸先生介紹給我，囑我要以他們為師，多學多識多有長進。又在1990—1991年間，熱情洋溢地把我介紹給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的王煥宇先生，請他破格允許我參加到研究生班中，一方面得到全方位的知識訓練，另方面更直接身臨其境地感受到學術文化的氛圍。在諸多經黃師所介紹的、並確實給了我不少教益的老師中，我最銘感難忘、且確實受益最多的無過於姜廣輝老師了。我正是在黃、姜二師教誨下一步步成長起來的，也正是通過他們才了解到侯外廬學派，體悟到外老學術、思想、人格的偉大和博大精深，也進而自覺地以外老學派的方法去研究和體悟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

在長期的接觸、交往中，我逐漸地了解並日益加深着對黃師學說思想的體認。以陋學之見，黃師雖無煌煌巨著存留於人間，但他不僅是外廬教授學術思想的傳承者，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承繼了侯派學說思想傳統而能有所開新。

譬如，黃師早年即從事於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長期以來他對戊戌以前的王韜、鄭觀應等早期維新派，戊戌時期的變法維新派，以及辛亥革命時期的民主思潮和“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思潮都進行過廣泛而又深地探討，並大體都有自己的評價。迨至其將逝世前幾年，學界、包括與其情誼深篤的師友因了新近考古或文物資料的發現而提出所謂“走出‘疑古時代’”的籲求之時，黃師仍諄諄告誡我道：“必須要注意新材料，但同時不可放棄批判性、懷疑性的精神。顧頡剛先生的疑古之學是有不容輕否的思想史意義的。”他之所以如此說，是因其始終認為至少自“五四”以來，“懷疑”就是民主主義思想的哲學表現之一，對之絕不能輕否。而謹慎地將這種精神運用於科學研究之中，是完全可以在包括思想史學在內的整個歷史學領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或者至少是可以找到諸多需要研究解決的課題的。

再如，黃師對於明代思想文化有較為廣泛的涉獵和較為深地。他認為，從朱學到王學，從王學到反正宗儒學的“異端”思想，再到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乃是明代思想史的主調。而王學則是明代思想學說的巔峰。對於王艮及其所開創的泰州學派的研究，我以為是黃師生平學術研究中最具特色處之一。他在邱漢生先生研究成果（見《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基礎上，又依據大量史料考證出王艮靠販鹽發家的身世；他還先後發掘、整理、標點出版了《顏鈞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韓貞集》（同上）及鄧豁渠的《南詢錄》（《中國哲學》第十九輯，嶽麓書社1996年版）等等，並發表了《明代平民儒者顏鈞的大中哲學》，在海內外學術界激起了強烈反響。我亦在黃師的深刻影響下，先後在《浙江學刊》、《晉陽學刊》、《河北學刊》、《中州學刊》等諸多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系列性學術論文，繼容肇祖先生在上世紀30—40年代間出版的《明代思想史》中提出明代中後葉、尤其是晚明思想界出現“平民化”跡像，以及外廬教授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最為表彰人民性思想文化精神的學術傳統基礎之上，明確標舉出明代中後葉出現了“平民儒學”思潮。此一稱謂，迄今已大體為海內外學術界同人共認。

又如，金華朱學本是宋代理學的一個重要派別，但前人很少研究。而黃師則通過研讀大量史料，發掘出金華朱學所具有的不同於其他朱子學派的思想特色：其一是帶有濃厚宗法色彩的道德觀，宗派性很強；其二是強調“分殊而理一”，注重由“傳”以求“經”，循此而發展了朱學沉埋於故紙中的支離煩瑣的箋注學風；其三是疑經精神，反映出正處於上升時期的朱學面貌。他還指出形成發展並活躍於宋、元之世的金華朱學開啟了明初理學。受此觀點啟發，並在黃師的直接指導下，我經研究後，撰文認為金華朱學是明初洪武儒學的主流。而方孝孺的死難，則標誌着金華朱學的終結。

多年來，黃師特別注重中國早期啟蒙思想文化與近代啟蒙思想文化的連接。他認為，早在明清之際的社會進步思想之中，就已經出現了民主思想與科學思想的萌芽，這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具有近代意義的思想因素。如早期啟蒙者所提出的公天下觀念、公僕觀念、公是非主張、法律平等要求和平均地權的思想，這些都是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的這種和分析，對於釐清中國思想文化近代化歷程並進而探析中國思想文化現代化問題極有裨益。

晚年的黃師，最為關注並肆力研究的是中國儒學形成發展史。他曾綜論儒學史，指出：從儒學形成發展的歷程來看，先秦的孔子以上古以至三代、尤其是西周禮樂文明為淵源，繼承“禮”學而又創造性地提出“仁”學，開創了儒家學派。漢代儒學的特徵主要在於其所提出的天人之學。到宋代，儒學發展成“聖人之學”即道學（或稱之為理學）。到明清之際，早期啟蒙儒學的出現，標誌着儒學由傳統而向近代型態的轉化。他認為，中國儒學思想理論的高峰在宋明理學，而學術成就的高峰則在乾嘉漢學。總之，儒學是依隨着時代的運演和變革而不斷發展變化的。集中闡述他這些精闢之見的學術論文《中國：社會變革與儒學的演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上發表後，旋為《新華文摘》全文轉載，並在學術界、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黃師為此而收到許多讀者來信。黃師對於中國儒學史綜論性的思想觀點，成為現在奉獻給學界同仁和讀者諸君的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的總體指導思想。

黃師平生最喜歡明清之際的大學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一段話：“古今上智相積，而我生其後，……承諸聖之表章，經群英之辨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間，豈不幸乎！”黃師認為：“人類共同創造的智慧、尤其是數千年來的人們創造並積澱下來的豐富智慧，無論是從歷史的角度看，還是從現實層面說，或者是瞻望於未來，都是人類自身發展的重要條件，乃至內在推動力。我們要以‘坐集千古之智’的恢宏氣度去充分前人的智慧，豐富、發展與提高我們自身，然後將自己的所有的知識能力、學問、思想與智慧等全部奉獻於社會，造福於人類。這是學術工作者、特別是史學工作者的使命和天職。”他本此宏願而勤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晚年的黃師除擬主編一部《中國儒學發展史》外，還計劃主編《理學與中國社會生活》，整理出一套較為完備的《泰州學派歷史文獻》，並獨立完成泰州學派、金華朱學以及唐仲友其人其學、鹿善繼與燕南王學以及《侯外廬學案》等的研究專著，更有心願邀約諸同志、聚集一批有志而又富於才學的青年學者承繼外廬教授遺願，完成《中國思想通史補》。他還將自己長期以來的讀書筆記、摘鈔的大量資料卡片及在《二十五史》、《皇清經解》、《清經解續編》、《通志堂經解》、《續通志堂經解》、《百子全書》、《全唐文》、《朱子語類》、《二程集》、《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黃宗羲全集》、《方以智全書》、《船山全書》、《傅山全書》等等上所作的眉批、旁批（內中含有非常豐富的黃師對諸多學術問題的獨到之見）分類整理出來，然後形成並出版一部與顧炎武《日知錄》相類的《柳下居讀書雜鈔》。為了完成這些龐大的學術計劃，臨歿前數年的黃師，在承受着他家庭屢屢飛來橫禍而使他不得不承受着內心憂傷和巨大精神與情感打擊的同時，在承受着長期以來的疾患帶給他的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的同時，仍頑強地工作着。他對工作是那樣的執著、認真，且又始終是以一種“不苟且”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學術工作。如在發掘整理出版湮沒已久的《顏山農遺集》的過程中，他不僅為完成此書的標點、為完成首部《顏山農年譜》及具有填補學術研究空白意義的長篇學術論文《平民儒者顏鈞的大中哲學》而嘔心瀝血，並且為了使研究更加落到實處，在身患重疾的情況下三赴江西永新，作實證性的田野考察（訪問山農故里、拜訪山農及其同時代友好的後裔以期尋求到更多的資料等等）。即便是如此辛勞，黃師仍一如既往地對等着同志和學生，認真閱讀、修改着他們送過來的一篇又一篇文稿，從觀點、行文到所引證的資料，反反覆覆地推敲着，並熱情地接待着他們或其他人一次又一次地學術性訪談。即以我個人而論，我所發表過的不少文章（如《試論顧頡剛先生的疑古思想》、《顏回與顏氏之儒探析》、《程敏政的朱、陸“早異晚同”論及其歷史意義》等等）就不僅得到黃師的指導，而且更蒙他一次次親筆修改。……就這樣，處於情感與心理極度憂苦和工作十分辛勞之中的黃師，再也承受不住日益加劇的肺心病對他的最後一擊了；他終於不得不離開了他深愛着的這人世間，永遠地與他眷戀着的親人、酷愛着的學術事業告別了。

黃師走了，未逝者在悲傷惋惜之餘，大多都在想着如何使他的遺願得以實現的問題。幾年來，每每遇到學界前輩師長或同輩友人，總會有“黃先生的《中國儒學發展史》還有可能最終完成並出版嗎”相詢者。這使參與此書寫作的諸同志、尤其是黃師的學生們深深感到，將這書完成並予以出版，還是必要的，至少有着完成黃師遺願、紀念黃師的意義。由於種種因素，尤其是受黃師歿前其本人及黃師辭世後其公子黃勤兄的囑託，整理、增補、從而完成由黃師初創的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並使之公開出版的工作便落到了我的肩上。如今，在參著者諸老師、同門，尤其是姜廣輝老師的指導與幫助下，這項工作總算告結；復承天津市社會科學院的周堅先生介紹給中國文史出版社，這部《中國儒學發展史》出版在即了；更承黃師生前老友、南開大學的著名學者劉澤華教授慨允作序，使全書增添光彩。我為之而感自寬自慰，亦覺可以告慰黃師在天之靈了。但同時，我似乎又有着一種更加沉重的感受，就是陋學如我來完成這項工作，能夠忠實而又全面地展露黃師的學說思想和學術意圖嗎？如今完成的這部書稿能夠合乎黃師所期望的學術價值嗎？對於我來說，不僅無法回答這樣一些問題，而且很為無法回答這些問題而深感愧疚。不過，我所能說的只有一句，就是倘若學界同仁和讀者諸君以為這部書還有價值，那一定是黃師及參著諸老師、同門的功勞；至於若有種種謬誤，則其罪責盡歸諸陋學之我。

最後，將此書各章節撰寫情況略作說明。“緒論”：黃宣民、姜廣輝、陳寒鳴；第一章及其附錄：黃宣民、陳寒鳴、王啟發、吳銳、梁濤；第二章：王啟發；第三章及其附錄：惠吉星、陳寒鳴、陳其泰、張踐、王啟發；第四章：張海燕、陳寒鳴；第五章及其附錄：張文修、姜廣輝、陳寒鳴；第六章及其附錄：陳寒鳴、黃宣民、姜廣輝；第七章及其附錄：陳寒鳴、黃宣民、姜廣輝、張克偉、賈乾初；第八章及其附錄：陳寒鳴、姜廣輝、黃宣民、陳其泰、蕭綱；第九、十章：張文修。陳寒鳴對全書做了統編統校工作。由於此書的有些章節（如第十章等等）成稿於十餘年前，受時間及諸多因素影響，不可能再詳作修改了。凡吸取學界有關成果之處已儘可能在相關注釋中予以說明，倘有疏漏，尚祈見諒。

謹以這部書稿敬獻給恩師黃宣民先生！

陳寒鳴

2005、4、15日於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