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戰役勝利的幕後及影響(ZT)

作者:楊奎松

　 60年前的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於甘北，緊接着發動了以西渡黃河，奪取寧夏，接取蘇聯軍事援助為目的寧夏戰役。在國民黨中央軍東南兩面夾擊下，特別是受到胡宗南指揮的國民黨部隊快速推進的衝擊，紅軍主力於10月底被沿着黃河切為兩段，除兩萬餘人西渡外，大部紅軍被迫撤離黃河東岸，並在胡宗南及張學良十幾萬國民黨軍的進逼之下，節節北退，形勢極其危險。[1]在這種情況下，挫敗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特別是能否沉重打擊胡宗南指揮的中央軍，就成了中共和紅軍能否繼續在甘北和陝北堅持的一個戰略關鍵。因此，西安事變三周前紅軍在甘北一舉殲滅胡宗南部隊一個旅的山城堡戰役，不僅對當時中共和紅軍的去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而且對爭取東北軍，推動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也有相當的心理影響作用。以往，在談論山城堡戰役時，人們往往只注意到紅軍在軍事上的成功，卻很少注意到其成功背後的東北軍的配合和這一成功對西安事變的影響。本文僅就此作一說明。

中共中央被迫決定放棄陝甘蘇區

還在10月初紅軍二、四方面軍即將會師之前，中共中央就注意到跟進在二、四方面軍身後的國民黨中央軍是其實現下一步寧夏戰役計劃的嚴重威脅。但當時中共中央估計在西北“剿總”指揮下的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等部[2]推進速度不會很快，他們很可能會花一兩個月時間憑據西蘭大道來構築封鎖線，因此，十、十一月間“如果四方面軍之渡河技術能保證迅速在靖遠、中衛地段渡河，則自以為早渡為妙，對南敵一般可暫取鉗制手段”，否則就合力給這些追敵以相當打擊，爭取拒止該敵至次年二月，以確保能夠取得蘇聯裝備回過頭來打破其封鎖線。[3]

紅軍會師後，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於11日下達了《十月作戰綱領》，決定一面以部分兵力逼向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寧各地，遲滯其前進時間，“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蘭大道於我手中”，一面迅速集中一、四方面軍主力進占黃河以西有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的各個戰略要點，並於11月10日以完成一切攻寧準備。[4]但至10月24日，當四方面軍已取得渡河條件，並已開始實施渡河之際，毛已敏銳地注意到國民黨中央軍占據西蘭大道，有進一步北進可能。他擔心一旦中央軍進入甘北，紅軍將全部被壓在甘北狹窄區域內，那時，因向北攻擊馬鴻逵、馬步青並奪取遍布土圍子的寧夏地區帶有陣地戰性質，需要較長時間，南面中央軍的大軍圍逼將使紅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嚴重不利局面。因此，他當時即提出：“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尤其是如何打痛先頭之胡宗南部。只不過，在他看來，做到這一點還不甚困難，“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5]��

　然而，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與毛炳文等部之先頭部隊僅幾天時間就緊追紅四方面軍逼近紅軍渡河口的靖遠及打拉池一線。鑑於此，彭德懷於29日發布在海原至打拉池一帶殲敵的命令，要求四方面軍尚未渡河的部隊停止渡河，準備配合向古西安州及海原以北關橋堡一帶集結的一方面軍，於31日前在打拉池以東以南做集中部署，準備東西兩面夾擊北來之敵。毛澤東亦親自去電，鼓勵部隊爭取“一戰而勝”，使“全局轉入佳境”。[6]不意，敵28日即進占郭城驛，30日已前突至靖遠，11月1日更全面占領由靖遠、打拉池至古西安州、海原、鄭旗堡一線，不僅原來受命留守靖遠渡口護船的四方面第五軍被迫放棄渡口，護船隨先前渡河的四方面軍前線指揮部西渡，而且原定在海原、打拉池以北集中殲敵的計劃也被迫放棄，河東紅軍全部離開黃河東岸撤至海原以北，西渡攻寧接取援助的寧夏戰役計劃自然也因此而告夭折。

　 11月1日，前敵總指揮彭德懷與朱德、張國燾及任弼時會合於關橋堡，經研究，仍決定爭取在關橋堡附近尋機誘殲一部中央軍，以阻敵北上。對此，毛深表贊成，提議：爭取繼續扼守關橋堡，吸引胡敵先頭兩師，然後全軍從三面出動攻擊該敵。他同時通知彭德懷等：國民黨中央軍“關麟征稱：率師近日以來星夜追剿，所過之地給養萬分困難，官兵日夜不得一餐，……以情勢觀察，不獨關師，追各部當有相同困難，目前敵疲憊已達最高度，宜以此特別情況激勵士氣，集中全力消滅敵人，爭取全戰役之勝利”。但毛也估計到，敵先頭之師到關橋堡後很可能發生戒心，停下來等候後續部隊不上此當，並擔心地形不利作戰。[7]果然，敵先頭之周祥初、孔令恂兩師稍停後才續進，而其行動路線又確實不利紅軍側擊。結果，誘殲胡宗南中央軍一部的計劃再度落空。

　隨着紅軍被切為兩段，中央軍步步北進，紅軍不僅根本無法實現接取援助的計劃，而且因為被壓縮在定邊、鹽池以北，豫旺以東，曲子鎮以南這一狹小空間內作戰，周旋的餘地越來越小，不要說部隊越冬被服無處解決，就連籌糧和休息的時間都得不到。隨着前線一次又一次提出作戰計劃，又一次次地被放棄，毛亦深知對中央軍作戰之不易，故雖一再提醒前方：“部署得好有打着可能”；“再忍耐幾天有消滅周孔一師的希望”，等等，但也並不強令前方冒險一戰，每每囑咐前方要“依照實況審察裁決，總以打得最適當為目的”，甚至提出“不可能時則向金積、靈武、豫旺出動，誘敵深入以利機動”。但是，此時形勢之嚴峻，中共中央是相當清楚的，因此他們還是不斷地在向前線指揮官強調就現在地區殲滅南敵一部，阻止其迅速推進的極端重要性。毛從開始時希望一舉殲滅敵一、兩個師，到主張集中力量打一個師，最後變成“就是一、二個團也好”，其目的也不外就是想要“使敵進得慢些”，爭取使紅軍能夠有時間“籌糧休息”，奪取寧夏的計劃顯然已不在考慮之中了。

在中央政治局幾位成員共同研究之後，中共中央於11月8日提出的《作戰新計劃》已明確表示：“胡、毛、王、關各部北進，我寧夏計劃暫時已無執行之可能”，故紅軍除準備在11月關橋堡至金積、靈武之間爭取消滅中央軍一部以外，應準備於12月上旬以後分兩路出動：“一二兩方面軍組成南路軍。第一步占領鎮原、西峰、合水、正寧、寧縣地域，第二步占領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縣地域，第三步占領韓城、宜川、延長地域。”“四方面軍之兩個軍組成北路軍，在靈武、鹽池地區待機，待綏遠東抗戰起後開始出動。第一步安邊地區，設法奪取安邊城；第二步橫山、榆林地區，以佯攻兩城姿勢吸引二高(指高桂滋、高雙成部—引者注)及二十一師向北增援，以便恢復瓦市、延川一帶，並吸引神府殘敵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區，與南路軍同時到達黃河沿岸。”之後，南路、北路兩部於適當時機渡河入晉，實行東征。第一步占領同蒲路，第二步爭取東出冀豫晉之交，第三步出至直魯豫之交，第四步出至皖豫魯，第五步出至鄂豫陝，爾後再轉回西北。屆時已經西渡之紅軍西路軍將完成接通蘇聯接取援助的任務，紅軍裝備之改觀自然使其獲得相應的生存條件，國民黨大軍的圍攻也就不足為懼了。[8]

　 只要稍微分析一下這一新的作戰計劃即可看出，這實在是一種逼不得已的辦法。

第一，此一計劃無疑是一種內戰計劃，這不僅與當時國內的政治情勢嚴重不合，就是與中共中央1936年8月公開發表告中國國民黨書，表示願意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旗幟下與國民黨停戰議和以來的政治主張，也是相違背的。計劃固然一再表示：此一行動仍在“爭取擴大統一戰線在全國勝利，爭取與南京訂立協定”，一旦取得妥協，即放棄此一計劃，“依協定行動”，但事實上這個計劃一旦實施，必然對南京形成更大威脅，從而引發更大範圍和更大規模的內戰，國民黨將有更充分的理由堅持其以消滅紅軍為目標的“安內攘外”政策。

第二，紅軍剛剛經歷了大量減員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歷盡千辛萬苦才找到了這塊落腳點的廣大紅軍指戰員，對沒有根據地的長時間的轉略大轉移仍然記憶猶新，他們當然不願意再度陷入到這種被敵人圍追堵截的困境當中去。更何況此行所經之地，遠非南京政府當時還鞭長莫及，且交通條件惡劣的西南西北地區，在這些地方取糧徵兵滿足紅軍給養固然較易，但也便利於蔣介石調兵遣將，因此紅軍此番征戰的形勢也必然較上次長征更為險惡。

第三，計劃書所規定的紅軍主力南路軍東渡之前的第一、二、三步行動路線，無疑是從避強趨弱的角度設計的，但選擇東北軍、特別是十七路軍駐防地區，而不是選擇中央軍設防地區作為攻略方向，雖然有助於紅軍實現“擴大紅軍，解決給養”的目標，卻不可避免地要與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盟友的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發生直接的衝突與戰爭。計劃儘管明確指出了此舉“不是消滅張學良楊虎城”，但它將損害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剛剛建立起來的西北統一戰線關係是可以想見的。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最終肯定了這一新的作戰計劃。會議承認：本來打寧夏就沒有多大把握，一是靠張學良，設法讓中央軍停在西蘭大道上不再北進；一是靠打，消滅他兩個師，但是都沒有辦到，現在紅軍的地方越來越小，幾萬人擠在這裡，糧食、被服、兵源都無法解決，因此暫時脫離蘇區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首先向東過黃河，走不通再向東南走豫鄂邊。之所以要先向東，不僅僅因為其他方向走不通，而且也是從政治、糧食和兵源幾個方面綜合考慮的結果，尤其是政治上，可以再度打出到河北抗日的旗號，使蔣找不到藉口，一邊打，一邊仍設法與蔣妥協。但無論如何，再度長征已不可避免了。中央書記處當日電告共產國際稱：因寧夏戰役被蔣軍破壞，“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占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之後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行決定”。[9]

張學良王以哲萬難之中極力配合

張學良此前始終在秘密支持中共和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役。[10]戰役開始前，因原駐守甘北的騎兵軍軍長何柱國不了解張與中共結盟的秘密，每每與紅軍發生衝突，經彭德懷提出後，張即迅速將何柱國調開，而派在陝北就與負責與紅軍秘密交往，這時已被調來甘北分守豫旺、固原、慶陽一帶的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全權負責甘北軍事指揮，並與紅軍負責前線指揮的彭德懷司令員就近通過電台具體協調兩軍行動。因此，在整個寧夏戰役進行過程中，雖然南線國民黨中央軍步步緊逼，威脅甚大，始終處於紅軍側背的東北軍卻基本上沒有對紅軍的作戰造成什麼影響。十月三十日發生的唯一一次破壞性行動也是何柱國部下的騎六師第十六、十七兩團的擅自之舉。當時一方面軍為配合四方面軍進行“海(原)打(拉池)戰役”正向西安州、鄭旗堡和關橋堡地區集中，側後之騎十六、十七兩團突然出擊，迫使紅軍迅速回兵反擊。此事經解釋後，並未引起任何不快。相反，紅軍很快即將俘獲的兩團人馬放回，而張學良則乾脆槍斃了對此次行動負有責任的騎十六團團長，以警示其下屬。[11]

　紅軍寧夏戰役失利，無法得到蘇聯援助，無疑使張學良深感不安。因為保持與紅軍秘密結盟關係的重要前提，是紅軍必須取得蘇聯的援助，在與國民黨中央軍的對抗上取得穩固的地位。寧夏戰役的失利，顯然給紅軍與東北軍的進一步結盟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困難。本來，紅軍和東北軍準備以甘北、陝北為其西北大聯合計劃的重要根據地，現在卻因為紅軍的失利而將中央軍引了進來，使之漸漸地落入了中央軍的控制之中。這樣一來，不僅計劃中的結盟將無從實現，而且因為中央軍進入甘北，與東北軍聯成一線，東北軍將再也無法用瞞天過海的辦法來保持與紅軍的和平合作關係。打也打不得，和也和不得，張學良處境之難，頗能想見。更為重要的是，本來就擔心不是中央軍對手的張學良，原本是多少寄希望於紅軍的，紅軍的失利自然使其心理上進一步蒙上了一層陰影。

既然紅軍打不過中央軍，他不能不設想暫時放棄與紅軍結盟的計劃，針對毛澤東來電問“他有何辦法停止內戰”，並請他代為籌劃對策，他左思右想，都拿不出一個好的辦法來，其唯一的設想就是首先在軍事上尋找出路。

據中共中央派駐張學良處的聯絡員劉鼎報告說，張考慮到的出路有三：第一為且戰且退出神木；第二為直趨綏遠抗日前線；第三為走當年徐海東紅二十五軍老路，出鄂豫陝再兜圈子轉回來。而三策中，直趨抗日前線，使蔣打無藉口，以求最終停止內戰為上策，暫保實力，兜個圈子再回來為中策，步步退讓則為下策。[12]

不難看出，張學良的想法與中共中央頗多接近，雙方都已看出，紅軍要想繼續在現在地區堅持下去，已經不可能了。其實，中共內部也有將領提議“以主力出綏遠”，“調動日軍”，猛烈擴大民族革命，但問題是，冒險入綏，不僅這時正在對偽蒙軍隊作戰的國民黨傅作義部不會歡迎，而且很可能造成正在引起舉國關注的轟轟烈烈的綏遠抗戰陷於停頓，把內戰引入綏遠，畢竟陳誠率領的國民黨中央軍這時也在綏遠作戰。因此，這時唯一可走的看來只有兜圈子這一條路了。

　但是，即使要兜這個戰略大圈子，對於紅軍也是一種冒險，因此也需要相應的準備和休整時間。因為，這時長途跋涉而來的第二、四方面軍不僅疲憊不堪，急需休整[13]，而且因所在地區本來就貧瘠至極，部隊不光時時斷糧挨餓，眼看嚴寒將臨，大批南來的士兵甚至還穿着破爛的草鞋和衣不蔽體的單衣單褲。這種情況，不要說再去做艱苦的長征，就是就地打下去，也會把部隊拖垮了。因此，這時中共中央一面致電共產國際的電報呼籲莫斯科儘快提供援助，聲稱：你們多耽擱一天，紅軍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一面分別派人向張學良和宋慶齡借款，以渡難關。

為獲得寶貴的休整補充時間，中共中央仍舊不能不設法在甘北給尾追紅軍之後的國民黨中央軍以一次較大的打擊。為此，中央軍委一面部署下一步戰略計劃，一面電示前方各負責人：“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後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14]

　11月中旬，前敵總指揮部與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設想誘敵深入，在山城堡一帶尋機給緊隨紅軍身後的胡宗南部以重大打擊了。15日，彭德懷在給各部首長的指示中明確提出：“敵胡(宗南)、王(均)、王(以哲)有分三路向東追擊可能，”，“豫旺縣豫旺堡以東山城堡、環縣、毛居井地域人煙稀少，土塞亦多，地圖與實地區多不符，極有利於我軍作戰。我們應在上述區域威脅該敵二、三個師。”據此，彭命令少量部隊擔任誘敵任務，其他各部分別按照指定路線向該地區集中。對此，中共中央亦明確表示贊同，因而指示地方黨及其武裝給予配合。毛亦特別提醒彭：應設法首先派一部箝制由萌城推進的敵人，並“速以二方面軍有力一部或大部拒止王以哲東進”，如此則可集中一軍團、十五軍團及三十一軍首先消滅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推進的胡宗南部丁德隆師。[15]

　毛電中所以提到必須拒止王以哲部東進，是因為這時西北“剿總”一再催令王以哲部之東北軍務必與胡宗南部中央軍保持推進速度，並嚴令其必須在限定日期內進占指定地區，因此，王以哲部這時只好與胡宗南部齊頭並進，相互倚衛，這使紅軍指揮部深感為難。彭這時多次致電王以哲，說明先是在豫旺堡，後是在同心城，紅軍幾度欲給胡宗南部主力以重大打擊，均為避免與東北軍衝突而“一再退讓”，並盡力予以方便，然而東北軍卻一進再進，始終與胡宗南部保持同步，有時甚至超過胡宗南部，使紅軍無法實施對胡宗南部的作戰計劃。彭明確勸告王說：還望凡能贊助弟方者，務請委曲設法，胡軍本來輕視他軍，兄部緩緩前進，彼亦未必見怪。

但實際上，王以哲所受壓力也極大。一方面，東北軍與紅軍妥協的消息早已傳遍南京，故南京方面早已在東北軍中安插諸多耳目嚴密監視，王稍有不慎即會暴露秘密，招來橫禍，因此，他已多次說明，“為避耳目計，弟以不後胡軍為宜”；另一方面，10月底蔣介石親來西安訓示後，南京對西北“剿總”軍事剿共的部署督促甚嚴，大量補給源源不斷，使其沒有藉口拖延不前，同時又幾乎每天都用飛機投送命令逼東北軍向前推進。以前沒有中央軍時，東北軍還可以假裝推進受阻，如今天上有飛機監視，地上有中央軍的速度作參照，又沒有拖延的藉口可尋，王以哲除非抗命，否則很難不進。因此，就連張學良也明確講：過於延緩於各方均不利，總以於協同中不露痕跡為宜。鑑於這種情況，要給胡宗南部以打擊，毛自然要考慮採取軍事手段拒止東北軍的問題了。

　 當然，張學良、王以哲這時格外小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對紅軍的作戰缺少信心。畢竟，寧夏戰役剛剛失利，面對中央軍20幾個團的優勢兵力和裝備，很難相信紅軍的作戰能夠取得成功。但考慮到紅軍確實困難已極，不戰又不能停止中央軍之進逼，且確如彭德懷在電報中所說：倘使紅軍受蔣軍壓迫至大不利時，東北軍處於孤立，前途將受同樣不利，因此，在再三思忖之後，王以哲仍決定冒險為紅軍創造一次作戰機會。

　　11月17日，王以哲電告彭德懷稱：現東北軍又奉令向山城堡、環縣一帶前進，並限20日前完成任務，若有違誤即革職拿辦。為配合友方，東北軍決於16日進至豫旺堡，然後緩至19日再出發前往山城堡。考慮到胡部一向不按指定路線前進，必緊隨紅軍身後急進，應有作戰可能。但王仍顧慮紅軍不是胡的對手，因而再三叮囑：“為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無謂犧牲”。[16]

山城堡勝利推動張學良走向事變

此戰紅軍等待已久，自然不能輕易放過。王以哲部一下子緩進三天，使胡宗南孤軍暴露在紅軍的面前，是非打不可的。毛澤東的雄心更大，他接連致電彭德懷，說明：“王均部遠在同心城，王以哲已電令其豫旺堡以東地區盤桓數日，蔣介石令胡軍向定、鹽急進，丁(德隆)、周(祥初)兩師為斷備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中全力放手作戰，消滅丁德隆”。他並主張，以四軍擔任正面誘敵任務，然後集中四個軍先打胡敵右路之丁德隆師，同時放正在南來途中的周祥初、孔令恂兩師北進數十里，在我軍消滅丁師後，爭取再橫掃周、孔二師之側後，打一兩個大勝仗。為此，他甚至進一步提出：“王以哲十九日開始從豫旺堡東進，計程三天可達，但我們必須阻滯之至七天以上”，以便紅軍主力能從容作戰。[17]

經過幾天準備和誘敵作戰，彭德懷終於指揮紅軍在21日晨抓住了這一戰機。丁德隆師當日孤軍突向山城堡時，遭到紅軍將近兩個軍的全力打擊，突前的廖旅首先中伏被殲，增援之第二旅亦被紅軍阻擊部隊擊潰，丁師迅速全線敗退萌城一帶。此戰開創了紅軍首次全殲胡宗南一個旅的戰績，毛關於立即爭取第二個勝利的計劃雖然沒有實現，但它無疑已極大地振奮了紅軍各部的士氣，也大挫了胡宗南的銳氣。胡宗南部因此迅速與紅軍脫離了接觸，並告誡王以哲務必小心行事。此種情況對張學良自然會有所觸動。

　 對於紅軍的勝利，張學良頗感振奮，故當即發來賀電。只是，在張看來，胡宗南也不過一血性軍人，對其不宜一味硬打，給以教訓後亦應施以政治攻勢。故他電報中強調：對胡軍勿結仇敵，應盡力爭取一切政治工作，曾施之於何柱國及東北軍之被俘者，合應施之於胡軍。對此，毛澤東也非常清楚，只是他深知，對中央軍的策略只能是先打後和，非消滅其一兩個師不能使其重視紅軍。因此，他復電稱：對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爭取之，彼不再進決不打他，僅在彼向鹽池進攻時準備消滅其一二個師，但打後仍進行統一戰線政策。中共中央強調說，無論對蔣，對胡，只有戰爭的刺激和教訓才能使其懸崖勒馬，再消滅其一個師，則其將無計可施也。那時，紅軍經過一短期休息訓練後，即準備展開新步驟。

　紅軍打掉胡宗南的一個旅，當然不能根本改變當前的困難局面。不過，這一仗對其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危機，仍舊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緩解作用。據報蔣介石也因此“萬分焦慮”，以致於國共兩黨正在南京舉行的談判也出現了一些明顯的變化。山城堡戰役前兩天，陳立夫還態度強硬地轉達蔣介石的條件稱，共產黨要想妥協，必須同意由南京收編其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作為過渡，目前紅軍只可暫時保留3000人。而在12月初，陳立夫再次緊急電召在上海的潘漢年去南京時，卻告訴潘，蔣先生已做出重要讓步，不再堅持收編紅軍和師長以上幹部出洋半年回國按材錄用等條件，同意接受紅軍改編，只是人數要限制在3萬以內。[18]

　 同樣，得知紅軍的戰績後，張學良也再度對紅軍的作戰能力抱以相當的期望，因而對紅軍是否必須離開甘北開始發生懷疑。顯而易見，提出紅軍離開甘北的問題，是因為中央軍在陝甘如果真的沒有對手的話，那麼倒霉的不僅是紅軍，也是東北軍，因為東北軍將別無選擇，或者接受蔣令與紅軍自相殘殺，或者不堪相殘揭竿而起，到頭來不管是聽命還是不聽命，都沒有好下場。而紅軍的戰績，特別是中共中央的自信，無疑使張又重新看好紅軍，希望紅軍能夠不必離開。因為，紅軍離開甘北，除非揮師前往綏遠抗日成功，否則都只會延長和擴大內戰，以致無限期推遲張學良所期盼的舉國抗日局面的到來。況且，在幾個月的秘密結盟過程中，張學良已經認定，東北軍要想打回老家去，就要掀動舉國抗日，而要舉國抗日，打回老家，首要條件就是聯合蘇聯；而要取得蘇聯的援助，造成抗日的實力，就要藉助於中共與紅軍。紅軍一旦離開甘北，他東北軍也就失去了結盟的對象，爭取蘇聯援助的希望自然也就無所寄託了，打回老家去的願望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實現。基於這種考慮，張開始設想使紅軍留下來的方法了。

　 首先，基於對南京所定“援綏之軍，未派有東北軍”，“對日方案，序列中有馮玉祥、唐生智而無良”一事“忿怒不已”，張學良取合法方式於11月27日正式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敵”，強烈要求調遣東北軍北上參加綏遠抗戰，並以蔣不答應，部隊將難以統馭為由相要挾。[19]此舉其實不只是為滿足其自身的抗日願望而提，它還包含着一舉解決當前西北危機的重要目的。因為，張學良已經獲悉蔣介石正努力設法擴大綏遠抗戰規模，這是東北軍要求參戰的最好的也是最後的機會了。如果真能派東北軍北上抗日，西北內戰勢必會因為十餘萬東北軍調走而陷於停頓，此其一。東北軍轉入綏遠，不僅不會與紅軍隔絕，而且雙方可以更便利地就聯蘇抗日結盟合作，此其二。綏遠是當年蘇聯通過外蒙援助馮玉祥的重要通道，東北軍進駐綏遠，還可以便利紅軍接通蘇聯與外蒙，使紅軍未能成就的戰略目標較容易得到實現，此其三。

　在與蔣介石打過多年交道，並為先安內還是先攘外多次爭論後，張學良當然不會寄全部希望於蔣介石的批准上。他顯然還在考慮其他可能使紅軍留下來繼續合作的方式。11月30日，張學良通過劉鼎致電中共中央，一面表示將盡力設法使軍事剿共迅速停下來，但說明長期停頓很困難，紅軍也要儘速找到堅持的辦法，一面則宣稱：從各方面看，一二月內定有變動，紅軍只要能設法牽延一二月時間，則西北之聯軍可成矣。這裡所說的“一二月內定有變動”，看上去既包含着對綏遠可能爆發大規模抗戰的估計，也暗含着在不得已時破釜沉舟的打算。因為這裡所說的“西北之聯軍”，指的無疑是張學良5月間與中共密謀建立“抗日反蔣”的西北聯合政府時準備成立的那個西北抗日聯軍。[20]在中共中央已經改行“逼蔣抗日”方針幾個月以後，張學良這時重提這一被放棄了的以“抗日反蔣”為宗旨的方案，清楚地顯示出張學良這時正在考慮萬不得已時公開與紅軍結盟。

　勿庸說，西安事變的發生有着十分複雜的原因，事變前二十天紅軍山城堡戰役的勝利未必可以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並且，從張學良這時所提出的一兩個月“變動”的時間表看，也不能說他在這裡所暗示的“變動”就是十二天后的“西安事變”。但是，紅軍在山城堡取得對國民黨中央軍的勝利之後，張學良的態度由比較被動轉趨積極，進而很快主動地走向了西安事變，這個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說紅軍的山城堡戰役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張學良下決心走向西安事變，應該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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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實施寧夏戰役的內容詳見拙作：《中國紅軍打通國際路線戰略方針的演變》，《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特輯；《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王均、胡宗南和毛炳文均屬西北“剿總”，分別是第一路第一、二、三縱隊司令。

[3]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與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610頁。

[4]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28—629頁。

[5]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33、637頁。

[6]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38—639頁。

[7]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4—645、647頁。

[8]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48、650、652—653頁

[9] 《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1月13日。

[10]有關張與中共結盟的具體內容可參見拙作：《西安事變新探》，大東圖書公司1995年版，第二章(西北大聯合計劃)。

[11]張德良、周毅著《東北軍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5版，第348—349頁)對此事之記述，無論時間和情節都與事實有所出入。

[12]轉見前引《西安事變新探》，第224、270頁。

[13]據各種報告，此時二方面軍傷病嚴重，部隊疲勞過度，已幾乎喪失戰鬥力。

[14] 《中央軍委給朱、張、彭、賀、任的指示》，1936年11月15日。

[15] 《彭德懷致各首長並朱、張、毛、周電》，1936年11月15日；《毛致彭電》，1936年11月17日，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63頁。

[16]前引《西安事變新探》，第245頁。

[17] 《毛致彭電》，1936年11月19日；1936年11月20日；並見前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67，669頁。

[18]參見拙作：《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第24—26頁。

[19]見畢萬聞主編：《張學良文集》，第2輯，第1199，1050頁。

[20]參見前引《西安事變新探》，第2章(西北大聯合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