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的抉擇

北京四中高二5 班 張皓 指導教師 劉剛

首都悲劇──王朝地理思想

久居北京，每每感受首都擁塞的交通和種種城市問題。直到非常時期，看到二環路上沒有了往日的擁堵，聽到爸爸感慨道：“這才叫開車兜風，以前二環路整個就一停車場。”又聯想到，前些天看到清華大學方可博士寫的一篇文章《北京會被迫遷都嗎》。這引起了我的話頭，以前也寫過關於城市地理的文章，這次我也想再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都，張恨水在小說《啼笑因緣》裡說“首都，就是首善之區”。首善二字，一語道破首都的優越性，深一步說，這是源於中國根深蒂固的王朝地理思想。所謂王朝地理思想，是指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形成的以首都為中心的地理秩序的尊卑觀念。《禹貢》分天下為 “五服”：首都附近五百里的地區叫做“甸服” ，在地理秩序中是最高的一級；其次每五百里一個等級，依次為“侯服”“綏服”“要服”；而最偏遠的地區則稱之為“荒服”，在地理秩序中是最低級的。山川本自然，但人為地賦之於等級之後，就會使居於京城或“甸服”“侯服”的百姓產生優越感，使居於 “綏服”“要服”“荒服”的百姓產生卑怯感，從而有利於統治。幾千年來，這種地理上的尊卑感就成為我們民族心理中深厚的文化積澱，從而影響着我們首都和其他城市的發展。

正想“北京人在紐約”是很多北京人的夢想，外地人在北京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因此，凡是有一點能耐、門道的，無不挖空心思往京城裡擠，要不短短五十年北京城區的人口怎會從100 多萬增加到700 多萬呢? 而被優越感慣壞了的北京人，當年不過上了一下山、下了一下鄉，就仿佛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幾十年來喋喋不休地訴苦。那些至今生活在“荒服”里的百姓，才真叫委屈。

近些日子關於國家大劇院的建設議論紛紛，但有一點是毫無異議的：國家大劇院必須建在北京，這也是典型的王朝地理思想的反映。為什麼最好的劇院必須建在北京? 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最好的大學、最好的醫院、最好的車站、最好的機場、最好的公司、最好的賓館必須建在北京?

理由只有一條： 北京是首都。這在我們每個人的觀念里幾乎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中國最好的大學不是北大清華，而是廣西桂林、青海西寧或是浙江溫州的某一所大學，大家就會感到不可思議。可是，美國的哈佛、耶魯、斯坦福大學就一個都不在華盛頓。我們的國家大劇院又為什麼不可以建在上海、杭州、深圳或其他什麼地方呢?

以史為鑑——長安城的衰敗

中國的城市建設，歷來偏重主觀願望而忽視地理基礎的承載能力。無限地人口膨脹、無限地擴張性建設，最終會使都城不堪重負。漢唐長安城的悲劇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漢長安城位於渭水南岸、龍首原以北，始建於公元前3 世紀末，面積36平方公里，號稱當時世界第一大城，歷為西漢、新、東漢、西晉 、前趙、前奏、後秦、西魏、北周和隋的都城。到隋初，使用近百年的漢長安城已是污水沉澱、“壅底難泄”、連飲水也成問題，隋文帝只好廢棄舊都，在龍首原以南另建新都──大興城( 即唐長安城) 。

唐長安城面積84.1平方公里，連同續建的大明宮87.2平方公里，當時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但它對環境的破壞和對資源的掠奪也是災難性的。唐代中期維修宮殿，附近的山上已沒有大樹，要遠涉黃河到今山西砍伐木材。由於人口劇增，經由洛陽水路轉運的糧食難於為繼，有時連皇帝也為吃飯發愁。唐末，朱溫挾唐昭宗“徙都”洛陽，長安居民按籍遷居，長安成了永遠的廢都。

現今的科學技術已有很大發展，當年長安城所遇到的具體問題，今天或許可以解決。但王朝地理思想帶給都城的災難性的後果( 主要表現在人口的激劇增加和對資源的掠奪式利用) 卻是我們應當警惕和深刻反思的。

“蜀山兀，阿房出”這樣大規模的植被破壞是咸陽、長安二城衰落的原因，玉泉山泉水的枯竭也正是北京不堪重負的徵兆，況且還有難於解決的新問題出現。因此在都城建設中，要特別考慮地理基礎的承載力，依據客觀條件而非主觀願望研究確定其合理的容量，運用政策、規劃等手段調控其規模，實現可持續發展。否則，首都被迫遷出北京並不是杞人憂天、痴人說夢。

北京渴了──遠水不解近渴

2002年，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說：北京有關方面承認，未來10年水源短缺將是中國國內最具挑戰性的問題。由於中國旱災情況日益嚴重，再過30多年北京將面臨沙漠化的危機。時任總理的朱容基指出，如果沙漠化問題不能予以控制，遲早要將首都遷往他處。

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中國革命戰爭決定性階段的勝利都是在北方取得的，有雄厚的群眾基礎；從國際安全上看，蘇聯、蒙古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成為可靠的鄰居；北京獨特的地理與人文特色也適宜於擔當一個革命時期的大國都城角色。“北京”在國際上已成為中國的代名詞之一。但我們不能不看到：定都北京的成本太高了！而且隨着城市規模和人口的超常規發展，這一趨勢有日益惡化的危險。城市功能的過分集中，帶來了普遍的生態環境和人口膨脹的壓力；豐富的文化資源優勢遠遠未發揮出來，甚至不斷遭到破壞。

就水資源而言，北京人均占有量為300 立方米左右，僅為全國人均占有量的1/7 ，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4 %，在世界各國首都中居百位之後。最新的計算表明：平常年份北京將缺水2 億立方米，枯水年缺水11億立方米。2010年，兩項數字會分別達到9.9 億立方米和近20億立方米。現在北京主要供水源密雲水庫來水量日趨減少，如遇旱年，北京將難逃“水荒”之苦。而且，北京缺水已經多次影響到了鄰居們──天津等市多次限時供水，來保證北京人的用水。

北京市社科院的一個專門小組，長期研究水資源供應與城市人口容量的關係後得出結論：2005年，北京可支撐的人口容量為1277.77 萬人，其中常住人口1156.01萬人，外來人口121.76萬人。這一結果是北京人口容量的最大值。但實際北京總人口在1997年即突破1500萬大關，其中常住總人口1210萬人，外來人口350 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從水資源供應的角度看，北京的人口已超負荷300 萬人，而這一數字仍以每年20萬人的速度在增加。

北京的生態環境壓力則遠比我們想象的嚴重：大量地下水長期超采以後，形成2000 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漏斗區，最嚴重的東部地區過去40年已下沉了700 多毫米。有專家指出，地面大面積下沉最終會影響整個城市建設，導致地基不穩，牆壁開裂，道路中斷等嚴重後果。

現在，南水北調工程被很多人看作是解決京、津地區缺水的“靈丹妙藥”。但以最多人贊同的中線工程為例，它的投資達1000多億，工程量大，工期長。且工程實施後，被引水的漢江中下游流域將嚴重缺水，三峽水庫的發電和用水也將受到較大影響。何況，中線工程流經的豫、魯、冀、晉也都是缺水大省，這流經家門口的幾百億立方水對誰都是香餑餑，如何分配將大有爭議，能有多少流到京津將大有疑問。

不堪重負──北京“滿目瘡痍”

北京曾經是世界十大污染城市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材料稱，北京在1999年的空氣污染程度位列全球第三，在這樣的環境中每人每天相當於吸兩包煙。儘管近兩年，北京有幾次擁抱藍天，但北京西北高、東南低、三面環山的簸箕形終歸不易污染物的擴散。

荒漠化的威脅也直逼京城，最近的沙丘群離北京僅70餘公里，並處在“北京盆地”的上風向，即使不大的風力，黃沙也會直撲“腳下”的京城。2000年和2001年春季，北京連遭沙塵暴襲擊，其情其景至今令人心悸。

北京的“人口爆炸”更讓人觸目驚心。16年來，北京常住總人口每年淨增近20萬人，流動人口每年淨增量則超過20萬人，相當於每年增加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上海近年的社會經濟發展很快，但主要城區的人口已呈負增長或零增長。北京何以有這麼大吸引力？從根本上看，北京的政治、文化和全國經濟管理中心地位是人口劇增的最大的“魅力”。

北京政府曾花巨資建設的14個衛星城人口增長一直十分緩慢，這說明北京城區功能聚集已十分嚴重。人口過於集中在市區，使得北京城區人口密度比巴黎、倫敦、東京等大都市要高得多。與此相對應的是，北京未開發的土地資源僅占全市總面積不足4 %，人均耕地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其後果之一是北京的蔬菜供應已離不開外省支援。

最令人痛心的問題還是對古都的“建設性破壞”，這是北京的“內傷”。1911年，北京大約只有相當於現在二環路內的面積，人口76萬，現在城區人口擴張到700 多萬，大量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被“克隆”在古都的中心區。而最能代表東方文化特點的城牆、護城河、胡同、四合院等被大規模吞噬，僅最近的10年間，北京的胡同就由6000多條銳減到2000多條。筆者常常去東方廣場，從長安街一邊進去，出北門一抬頭就到了“東單三條”，東單一條、二條都成了歷史！

前不久，公布的國家大劇院即將上馬，該工程的主要設計者（法國人）就曾表示：“國家大劇院的設計要阻斷歷史！”從景山上向南望去，一大片現代化飯店參差不齊地冒出，儘管其中個體設計不乏獨到之處，卻對故宮和古都核心區域的和諧景觀造成極大破壞。有報道，一些設計師對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透露了秘密：“北京的寫字樓租金是世界上最貴的幾個城市之一，如按規划進行設計，開發商不滿意，因為他們總是希望提高建築層數或容積率來獲取高額利潤，他們又總能找到各種各樣的關係來修改規劃條件。”長此下去，北京豐富的人文歷史資源將何以自存？

誰來買單──高昂定都成本

在我國各大中心城市發展過程中，北京從中央得到的各種支持是最多的，巨大的投入並未產生相應的效應，反而面臨多重危機的邊緣，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就是這座文化古都既是全國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事實上還有全國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的職能。以中國之大，由一城而兼此數中心之職，對有3000年歷史的古都來說，確實不堪重負！這種功能設計使得城市規模無限制地擴大，城市的有限空間受到多種功能的擠壓，脆弱的資源與生態系統無法承受，一言以蔽之，高昂的建都成本已到了國力和北京市自身難以支撐的時候了。

在古代運輸條件惡劣的情況下，東南地區供給天下財富大半，如果都城離此太遠，則定都的成本過高，必將影響國力的增強和政權的鞏固。對此，法國著名學者布羅代爾曾指出：15世紀初中國放棄了因長江之利而對航海開放的南京卻定鼎北京，“背離了利用大海之便發展經濟和擴大影響的方針……正是在這時候，中國在爭奪世界權杖的比賽中輸了一局”。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更是以歷史學家深邃的筆觸寫到：北京“這一宏偉都市遠離它的經濟源泉，維持這一中心所用的人力和物力在明代滅亡和在帝國時代結束之前，一直消耗着政府的收入和人民的財富”。輸送漕糧的南北大運河成了明清兩代朝廷的生命線，因此在遭受旱災時，寧可讓運河沿岸地區顆粒無收，只要漕糧未過，運河不得用於灌溉；每逢黃河下游決溢成災，為了確保運河暢通，往往寧可暫不堵口。

今天，現代化的運輸條件已從根本上消解了大規模物資運輸方面的諸多不便，但我們仍不能不考慮定都成本問題，也就是一個經濟投入與產出效益的問題。從這種意義上講，積極主動地調整原有首都的功能，或者乾脆重起爐灶再建新都，將能夠有力地整合各種資源，及時卸掉妨礙社會進步的重重包袱，首都本身也能夠及時擺脫過分的功能疊加而獲得“新生”。

面對抉擇──不可能的任務？

據筆者了解，早在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正面臨各類威脅是應該遷都的，這一度引起很大的震動。在前幾年開發西部的熱潮中，也有人提出遷都西安，以實現國家發展戰略的真正轉型。我認為在新的世紀，北京面臨諸多挑戰，應早做籌劃。目前，有4種設想可供北京選擇：

一是維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變，只是對城市結構和職能稍作一點調整。這種設想認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是中國各民族的“心臟”城市，文化底蘊豐厚，城建基礎好，人口素質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級的機構、人才，是一個最能代表中國的城市。至於北京發展中遇到的障礙，不妨採用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建設衛星城、增加基礎設施投入、改變部分土地使用功能等辦法加以解決。這是目前占主導地位的說法。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思路很好，但原有的城市慣性很大，短時間內很難有所成效，臃腫的機構“尾大不掉”，攤煎餅的城市發展不會戛然而止，況且沒有充分估計到北京在新世紀長時間內面臨的人口、資源危機。僅從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戶籍控制可謂極其嚴格，但從1980年以來還是淨增了300 萬人口（還不包括數目更大的流動人口）。

二是建設“副都”。主要是分擔目前城市中心區過於龐雜的部分功能，在中心區和周圍地區的分中心區之間起橋梁作用。可以較快見到成效。總規模以80～100 萬人口為宜，地點可在北京近郊的順義、昌平一線，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

一說到這兒，我便想起了梁思成梁先生，梁先生的高瞻遠矚令人深表敬意，倘若聽了梁先生的話——保護老北京（城牆以內的北京完整保留），那麼北京將與巴黎相提並論，成為東西方文化的經典範例城市。同時，以公主墳為中心建立中央辦公區，就像新倫敦與老倫敦、新巴黎與老巴黎一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只是，歷史沒有如果……

三是實行“雙都”“三都”或“陪都”制度。“雙都”一般是指一個政治都，一個經濟都。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實行這種制度，如荷蘭、南非等。兩個首都的職能分開既能避免城市的過度膨脹，也能使政治中心免受利益集團的控制和影響，從而保持政治的某種獨立性。具體策略上，有人提出以北京為政治都，上海為經濟都；有人提出可考慮在西安、武漢、成都、蘭州等城市中選擇一到兩個作為“陪都”，以解決中國實際存在的東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問題。

其實，我們歷史上早已實行這種制度了，漢有“東西兩京”，唐有“東西二都”，宋有“五都”，明有“南北二京”，民國時也立有陪都。筆者認為，根據當今的中國形勢，宜立三都——北京為政治都，上海為經濟都，西安為文化都。當然，“雙都”“三都”制也只是在中國現有的城市系統內打轉轉。不能將視野擴展到整個中國和民族的發展大方向上，何況現在每個大城市都有自己難念的經。

四是遷都論。這種觀點認為中國應另擇一佳地建立新都，一是為北京“減壓”，讓這座古城成為真正代表中國的“文化之都”，而將其它功能分解出去。二是改變目前區域發展嚴重失衡的局面，樹立21世紀中國的新形象。

與民更始──另起爐灶重開張

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主動遷都，通常表現了對未來發展的高度自信，因而總是伴隨着一系列振奮人心的壯舉。遠者如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彼得大帝遷都聖彼得堡，近者如巴西遷都巴西利亞、德國遷都柏林等，莫不以遷都為契機，秉持“與民更始”的決心，推動國家改革和建設事業的全面展開，提高政府整合社會資源的能力，張揚民氣，增強全民族的凝聚力，最終得以成功實現國家戰略的一系列宏偉目標。

對於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東、中、西部和南北方等不同區域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日漸擴大，這已成為影響中國穩定和持續發展的頑疾之一。目前東部地帶以占全國13.4%的面積、41.15 %的人口，占有超過60%的GDP ，而西部則以23.11 %的人口、56.9%的面積占有14%的GDP.北方和南方在社會經濟領域出現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趨勢。儘管中國政府千方百計致力於縮小這種差異，並在2000年全力啟動“西部大開發”戰略，但從自然地理環境、區位、歷史慣性、經濟基礎和體制上看，中西部地帶特別是西部地帶在相當長時期內是難以趕上東部快速前進的步伐的。

這不能不讓我們另闢蹊徑，設想在中部與西部、南方和北方聯接處的樞紐地區建設新都，培育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政策拉力”，以此來根本改變中國生產力分布嚴重失衡狀況，推動全國範圍內人口、資源和社會經濟大重組。重起爐灶建新都還能為根本改善行政效率提供契機。依託新都的“後發效應”，有效避開既得利益者的多方阻撓，推行一系列旨在裁減冗員、提高效率等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高效、完善的新體制，當政者便不至於受多方牽制而無所作為。

哈薩克斯坦遷都中部小城阿斯納爾，該國政府趁機將公務員總數削減一半，既保留了其中的精華部分，又使一些三心二意的人脫離政府機構，巧妙地實現了政府改革的目標。從行政效率上看，新都提供的相對集中而又合理分布的空間環境，將能大大遏制施政過程中的拖沓、繁瑣和互相扯皮現象，這早被巴西利亞、伊斯蘭堡等新都所證實。

新都構想──張白紙好作畫

綜合多方面因素考慮，中國未來遷都的方向應該是南移西進，以適應全國範圍內的均衡開發和“地氣南遷”的戰略態勢。近20年來，白手起家的現代化的特區城市就建了5 座，依託日趨雄厚的中國經濟實力，建設一座新都已非難事。

中國未來的新都應選址在哪裡？從大的地域來看，新都應選址在長江和黃河之間、漢水流域附近比較適中。通過對不同區域的對比分析，筆者認為：由襄樊、荊州、荊門、宜昌4 座城市相圍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帶可為首選，我們可稱之為“襄荊宜三角地帶”。這塊兩萬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內地勢平坦，水源充足、氣候溫和、工農業基礎雄厚、資源供應充足。更重要的是，這一地帶處在中國南北和東西相交匯的地理中心，是聯接華北、西北、西南、華東和中南地區的戰略樞紐地帶，開放性大，四面連通性好，真正據東進西出、南來北往之要衝，其獨特的區位優勢目前全國沒有任何其他地帶能與之相提並論。

至於巨額的遷都費用問題，通過對部分國家遷都行動和計劃的比較，我們假定未來新都中心區的人口在60萬左右，則基本建設費用約為2200（±200）億元人民幣，加上周圍衛星城鎮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總數應不少於3000億元，3000億！這對正處於經濟起飛階段的中國來說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我們的國力能承受得了嗎？

早在1999年中國GDP 總值已超過8 萬億元，銀行存款餘額高達9 萬億元，表明中國整體經濟實力已較雄厚。如果將3000億分攤在10-15年左右，每年不超過300 億元，不到GDP 的0.4 %。要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結束以後開工，隨着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走強，這一投入最終可能不到年均GDP 的0.2 %，將比三峽工程投資占同期（1994年至2009年）GDP 的比率還要略低，對國民經濟和政府財政的壓力並不明顯，更不會造成災難性的巨額赤字和劇烈的通貨膨脹。

分散之道──我們拭目以待

未來新都是平地起新城，從城市職能上看，以政治中心為主，兼有部分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教中心的職能，但是絕不能搞成那種多功能、綜合型的所謂“國際大都市”。否則必將影響今後首都功能的正常發揮，違背了遷都的初衷。

如果冷靜思考一下，遷都對北京來說則是一種“解脫”。北京積澱了數千年來無數中國人的光榮和夢想，中華文明中最深沉的品質和最光輝的理性都可以從中找到濃縮的一頁。今後的北京，不僅要成為文化之都，還要成為東方文化之都。

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亮麗的畫面：我們設想的未來新都與北京、上海一起，共同承擔起泱泱大國的政治、文化和經濟中心職能，各展其長，互為依託，不失為一條理想的首都職能分散之道，這也必將意味着中國發展進程的重大前進。

200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