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白玫瑰——德國反法西斯青年舒和兄妹的故事

　　　　　　　　　　　　　　作者：虎頭

　　2003年11月28日於我是個難忘的日子。它之所以難忘，並非因為它是個星期五，而是因為德國電視二台(ZDF)的一個節目。當時我剛吃過晚飯，坐在柏林東邊輕軌環線之外的禮光區舸碧街學生宿舍九樓的更上層樓齋里，因為喝了點革命的小酒，蒙朦朧朧幹不成活兒。窗外是北德漫長的冬夜，門口則毫無美女來訪的跡象，一切都昭示着今夜無望遭遇激情。我只好開始疊昨天洗完的襪子，一邊打開那台老掉牙的彩電聽個聲兒，預備疊完襪子睡覺。

　　德國電影二台正播“德意志俊傑”(unsere Besten)，評選德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十大名人，跟咱們評“體育十佳”差不多，每個候選者都有專家介紹，然後當場由觀眾打電話評選，最後完全按觀眾的投票決定排名。我邊疊襪子邊漫不經心地看着。咱們雖然是第三世界的窮教授，但電視台這種招徠觀眾的傳統招術卻並不陌生。能有什麼精彩?

　　精彩超乎想象!

　　因了這個節目，我在這個晚上正面遭遇激情。

　　當時節目裡正介紹舒和兄妹(Geschwister Scholl)。

　　1978年我16歲，那時我就開始與德語發生關係。然而直到25年之後的2003年，我才第一次聽說舒和兄妹，可見他們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政經泰斗。哥哥漢斯與妹妹索菲都是慕尼黑大學的學生，哥哥學醫，妹妹學的是生物與哲學，也沒什麼了不起；哥哥比妹妹大兩歲多，更沒有什麼了不起；哥哥死時24歲，妹妹死時22歲，顯然都還來不及成為了不起的明星。他們倆死於同一天同一個地點，這比較少見，但認真說起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是他們為什麼而死。

　　1943年2月22日下午四點到五點，離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徹底滅亡不到一千天，他們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Stadelheim)的蓋世太保監獄被處決，因為他們在慕尼黑大學散發反納粹傳單。與德國傳統的嚴謹拖拉相反，納粹法庭的效率驚人，2月18日他們被捕，22日審判，當天就執行了。

　　舒和兄妹如此年輕，他們並不想死，可奇怪的是他們卻不怕死——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死。妹妹索菲在笑赴刑場時說：

　　“多麼美麗的艷陽天啊!而我必須離開。可今天在戰場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麼多充滿希望的年輕生命……如果我們的行動能喚醒千百萬人民，那我們雖死何憾?”

　　在他們被處死之前，為了提高這次死刑的警示意義，納粹“人道”地讓父親羅伯特、母親瑪格達萊娜和其他兄妹與他們見最後一面，妹妹英格·愛茜·舒和因此而有幸親歷這對英雄兄妹的最後一刻：

　　“先帶過來的是漢斯。他身着囚服，但步履輕快，步容莊正，毫無懼色。他的面孔消瘦，好像剛剛經過一場大戰。他親切地彎腰越過隔離線和每個人握手。他說：‘我沒有仇恨。我已經超越了一切仇恨。’

　　爸爸擁他入懷，說：‘你們一定會被載入史冊的。上天自有公理在。’

　　他囑咐問候所有的朋友。當他最後說到一個姑娘的名字時，一滴眼淚出現在他的臉上。他隔着隔離線彎下腰來，不想讓任何人看見自己的眼淚。然後他就走了，像來時一樣鎮靜。

　　之後，一個女看守帶來索菲。她穿着自己的衣服，鎮靜悠閒地走過來，腰杆像標槍一樣筆直。沒有任何地方能像監獄一樣讓你那麼快地學會挺直腰板走路。她滿臉灑滿陽光微笑品嘗着家裡帶來的甜食：‘謝謝。我還真沒吃午飯呢。’

　　這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生命的非常肯定。

　　她也瘦多了，可媽媽注意到她皮膚嬌嫩，容光煥發。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媽媽說。‘不過幾十年而已，’她輕描淡寫地說。然後她像漢斯一樣加重了語氣：‘我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媽媽無法承受同時失去兩個孩子之痛。可今天媽媽的勇敢和鎮靜讓我們的擔心顯得多餘。索菲明顯放下了心。媽媽再次對她說：‘索菲，耶穌與你同在。’索菲堅定地、有點像下命令似地說：‘還有你，媽媽。’然後她也面帶微笑，無畏無懼地走了。”

　　正式行刑之前，獄卒把索菲、漢斯和他們的同志克里斯蒂安·普羅普斯特(Christian Probst)安排到一起，他們共同抽了生命中的最後一根煙。只不過幾分鐘而已，可這幾分鐘對他們有着非同小可的意義。

　　“我從來沒想到死有這麼容易。”克里斯蒂安說，“再過一會兒咱們就能在永恆中再見了。”

　　然後他們便分赴刑場，索菲是第一個。她連眼皮都沒眨。我們從來沒想到這個姐姐這麼勇敢。劊子手也說他從來沒見過這樣視死如歸的死刑犯。

　　在行刑的一剎那，漢斯高喊一聲：

　　“自由萬歲!”

　　科學研究證明，人類作為一個生物物種，其個體最大的恐懼就是死亡，因為個體死盡即意味着該物種的滅絕，所以人怕死，跟咱們肚子裡的膽的大小其實毫無關係。關係在基因那兒。那麼，要有怎樣堅定的信念，才能讓舒和兄妹超越這種植根於基因中的恐懼?

　　那是信仰。

　　舒和兄妹的信仰是：納粹這樣的暴政沒有理由在我們這個星球上存在。

　　他們對納粹的憎恨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相反，他們都曾狂熱地信仰過納粹。漢斯15歲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索菲12歲時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聯盟，他們熱切地參加納粹組織的一切活動，並因他們的熱情和創造力而先後成為這兩個組織的佼佼者。

　　你的所作所為就是你的命運。希特勒把所有反對自己的人都稱為“叛徒”，並始終認為自己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背叛”。他到死都沒有弄清楚，真正讓這些早先的狂熱追隨者變成“叛徒”的並非別人，正是他自己。所以他變成“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乃是他自己為自己所規定的命運。

　　1942年大學放假時，漢斯接到命令和同學一起去俄羅斯前線野戰醫院實習。出乎納粹組織者意料的是，這三個月旨在堅定納粹信念的實習卻讓漢斯有機會與戰爭零距離接觸，前線橫飛的血肉和冰冷的死亡讓本來就對納粹信念開始動搖的漢斯徹底認清了納粹的實質。

　　回到德國，漢斯身邊發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抱着吉他彈唱俄羅斯與挪威民歌被禁；看史蒂芬·茨威格的小說《人類群星閃耀的時刻》(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也被禁；一個敢於說真話的年輕老師莫名失蹤；當然，還有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對猶太人的迫害。這些事情像沼澤地的腐葉一層層堆積上來，讓漢斯胸中塊壘橫陳，不吐不快。

　　1942年夏天，盟軍大規模空襲科隆之後，亞歷山大?施摩萊爾(Alexander Schmorell)和漢斯·舒和第一次散發了他們自己印刷的傳單。傳單的第二個主題是反抗納粹暴政和爭取個人自由。它的最後一個主題在納粹統治的無邊暗夜中彈響了振聾發聵的金屬之音：沉默服從納粹的德國人即是納粹罪惡的脅從犯!

　　沉默的脅從犯。這是一個很重的罪名，然而在人類歷史中卻是一個常見而精當的罪名。

　　人類自從有社會那天起就有“主流民意”。猛人創造歷史，少數服從多數。社會的主流是各色各樣的猛人，代表多數的主流民意經常就是這些猛人的意識。主流民意的傳染性超過非典，一旦降臨必橫掃千軍如卷席。在鋪天蓋地的主流民意面前，真正能做到毛澤東所說的“反潮流!硬着頭皮頂住!”的，屈指可數。

　　舒和兄妹，就是千百年來德國可屈的一個指頭。1942年的德國，普通民眾受戈培爾恬不知恥的法西斯宣傳荼毒既深，很多人對納粹教義奉若圭臬；剩下的雖然對納粹教義未見得心儀，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執行命令不是犯罪”的服從心理讓他們寧願在現實面前閉上眼睛。

　　舒和兄妹的偉大，就在於他們敢於挑戰這種怯懦的“主流民意”。在第二號傳單中，他們向德國民眾揭露了納粹在波蘭屠殺30萬波蘭猶太人的暴行；在第四號傳單中，他們寫道：“我們不再沉默。你們不幸而有我們——你們的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們暗夜難眠!”

　　實際上漢斯和索菲既非手握重權的封疆大吏，又非名滿天下的博導，更非動動嘴皮子就來一百萬的明星，他們不過是兩個普普通通的大學生而已。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理應鐵肩擔社會道義的民族精英，天下興亡，干我甚事?努力念書，畢業弄個肥缺趕緊買車買房是正經，何必費心費力去反希特勒，功名利祿沒指望不說，弄得不好蓋世太保一來，肥美人生可就現場玩兒完了!以區區兩個大學生與希特勒的納粹戰爭機器對抗，不是以卵擊石，又是什麼?

　　當時，絕大多數德國人都是這麼想的。

　　正因為當時絕大多數德國人都是這麼想的，所以希特勒才能橫行天下，所以希特勒才能殺人如麻，所以希特勒才能先給猶太人，然後給德國人帶來如此絕世災難。

　　歷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脅從的人民慣出來的。所以對暴君的出現，每一個具體的“人民”都是有責任的。在總統搞個小蜜馬上就要下台的國家，是沒有暴君存在的社會基礎的。有德國教授專門就此寫過一篇文章，認為德國人連遭兩次世界大戰浩劫說到底是咎由自取，翻譯成北京話，就是“活該!”翻譯成四川話，就是 “背時!”

　　舒和兄妹就不這麼想。他們明知自己勝算寥寥，卻依然奮勇出列，替天行道，做擊石的那第一個雞蛋。他們的精神與二十世紀初中國的一位偉人息息相通，就是那個因皇帝臨陣陽痿而改革失敗、明明可以逃出生天卻定要留下以頭相祭的共和英雄：“不有行者，誰圖將來；不有死者，誰鼓士氣! 歷來變法，必有流血。流血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這個在腦中如電光石火，出口即晴天霹靂的偉大名字!

　　這就是Zivil Courage——普通民眾不畏威權反抗一切壓迫的那種以卵擊石、響遏行雲的勇氣。我把它翻譯成“平民勇氣”。

　　我在網上查到了索菲的照片。她是個嬌小溫柔的姑娘。我第一眼就愛上了她，不是因為她的生日跟我一樣都在5月9日，而是因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着Zivil Courage那青春永不老的驚人美麗。

　　Zivil Courage雖然美麗，卻十分弱小，所以像希特勒這樣的獨裁者並不重視他們。他重視的是那些手握軍權、曾數次放置炸彈想炸死他的軍內反對派。據說希特勒專門下令把絞死那些軍內革命者的情況拍成電影，作為飯後甜食反覆觀看。而像舒和兄妹這樣的大學生，可能他們被處死的事情希特勒都不知道。

　　希特勒重視錯了。他不懂“千夫所指，不疾而亡”，他不懂“人心向背，所向披靡”，他甚至忘了“民可載舟，亦可覆舟”。舒和兄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們的力量卻正在於他們的微不足道。他們就是納粹德國這座大山壓在最底層的那一粒微不足道的種子，沒有陽光、沒有雨露、沒有沃土，甚至沒有空間，然而他們頑強地發出稚嫩的新芽，頑強地伸出不屈不撓的根須，頑強地開出耀眼的花朵，頑強地結出不可抗拒的果實。是的，他們沒有戈培爾覆蓋整個德國社會的電影、電視、報紙、雜誌等宣傳利器，他們只有薄薄的一頁油印傳單而已。然而，就是這薄薄的一紙，其殺傷力卻令戈培爾所有的宣傳機器都望塵莫及。他們不僅勇於以卵擊石，而且他們甚至一定要撞在那塊石頭最硬的地方：“從希特勒的嘴裡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是謊言…… 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納粹邪惡存在的人，他們遠遠沒有理解這場戰爭的形而上的背景……我們必須在邪惡最強有力的地方攻擊它，這個最強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權力!”(摘自第四號傳單)

　　在他們被捕前兩天，索菲曾向朋友說過：“已經有如此多的人為了這個暴政而死，現在應當有人為了反抗這個暴政而死了!”而就在這一天，漢斯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走過太多的彎路。我知道，深淵正在我面前張開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圍了我求索的心靈——但我義無反顧地踏入深淵。想想克勞德爾(Claudel)的那句話吧：La vie, c｀est une grande aventure vers la lumiere!(生命就是導向光明的歷險)。”因為無知所以無畏的人到處都有，但舒和兄妹卻是因為有知所以無畏。

　　真正的痛苦是沒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為他們有真誠的信仰。牢獄之災，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讓他們止步的痛苦。

　　漢斯甚至相信痛苦能給人力量。他在1942年8月24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堅信痛苦擁有無窮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一個浴缸，我們將從中浴後重生。” 離開位於慕尼黑威特斯巴赫宮(Palais Wittelsbach)的死牢時，他用鉛筆在牆上寫下了：“為反抗所有的暴力，善待自己!”對於自己再次入獄，漢斯早就預言過。在俄羅斯實習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寫道：“也許我將再次入獄，也許還有第三次、第四次。監獄不是最可怕的，也許它甚至是最好的東西……在獄中我找到了愛，而伴隨着愛的一定是死亡，因為愛從不要求回報，因為愛不需要代價。”

　　那麼，是什麼讓舒和兄妹忘卻了所有的恐懼和痛苦呢?是什麼讓他們如此輕鬆地超越痛苦、視死如歸呢?好像宿命，這個答案就在由庫特·胡伯教授(Kurt Huber)執筆，由舒和兄妹散發的第六號，也是他們最後一期傳單中：

　　“自由與尊嚴! 十年了，這兩個美妙的德語詞被希特勒及其同夥榨幹了汁液、砍盡了枝葉、擰歪了脖子，讓人一聽就忍不住地噁心。只有希特勒這樣拙劣的業餘演員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個民族至高無上的價值扔進豬圈。十年來他們剝奪了德國人民所有物質和精神上的自由，毀滅了德國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礎，這充分證明了他們嘴裡誇誇其談的自由和尊嚴到底是什麼……同學們!德國人民在看着我們!他們期待着我們!1813年我們戰勝過拿破崙的暴政，現在我們要用同樣的精神力量去摧毀納粹的暴政!”

　　四年之後，1946年7月11日，在遙遠的東方，國民黨特務悍然暗殺了民主鬥士李公朴。在四天以後的李公朴追悼會上，另一位民主鬥士聞一多發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最後一次演講》：“你們殺死了一個李公朴，會有千萬個李公朴站起!……我們都會像李公朴先生那樣，跨出門去，就不準備再跨回來!”演講完畢，聞一多先生旋出會場即遭國民黨特務暗殺，真的沒能再回到他剛剛離開的家。

　　果然，就有千萬個李公朴站起來了，就有千萬個聞一多站起來了，當時的愛國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國民黨就這麼倒了。那時的國民黨不明白，殺死聞一多就等於自殺。

　　就是這個聞一多，寫下了偉大的愛國詩篇《七子之歌》，在半個世紀後的1999年，在澳門回歸祖國的光榮時刻，再次打動了無數的中國青年。他和李公朴一樣，都是足以與舒和兄妹並肩而立的當之無愧的自由鬥士。

　　自由是一個怎麼看都美麗動人的字眼。1789年，剛剛穿越資產階級大革命驚濤駭浪的法國議會通過了由拉法葉起草的《人權宣言》，開宗明義就石破天驚地宣布“人人生而自由”。要知道當時的法國是世界上等級最森嚴的國家之一，拉法葉說出這句話，需要何等的勇氣!《人權宣言》還規定人民生而擁有自然和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財產”，而國家和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就在於保障人民這些不可剝奪的權利。

　　1948年通過、現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共同簽署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同樣認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並且強調：“對人類大家庭所有成員固有尊嚴、平等和不可剝奪之權利的承認，是世界上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

　　那麼什麼是“自由”?《聯合國人權宣言》說得很清楚：“自由是人在不損害他人權利的條件下從事任何事情的權利。”

　　可見，“自由”是普世公認的人人生而具有的權利。

　　這是對自由的抽象定義。然後“自由”具體是什麼?具體到舒和兄妹身上，納粹對他們的起訴書就是他們踏上自由航船的那張船票；納粹對他們的死刑判決就是歡送他們飛向永恆的自由彼岸的二十一響禮炮；希特勒這個能讓小兒停止夜哭的惡魔不過是助他們登上人類思想自由的奧林匹斯山的最後的那塊頑石。自由就是他們在 1943年2月22日那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用自己滾燙的青春和鮮血織就的英雄花；自由就是他們從那一剎那開始的永垂不朽的生命。

　　索菲就義之後，有人在她的監號里發現了對她的起訴書，在起訴書的背後，赫然寫着兩個字：“自由”。

　　在他們的傳單中，他們甚至預言了當今歐洲統一的基本原則：“新歐洲的基礎是：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護國民不受國家暴力的任意欺凌。”整整六十年之後，在法國前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歐洲憲章》中，我們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這些話。兩次被世界大戰摧毀得只剩下廢墟的德國今天再現繁榮富強，難道能說與舒和兄妹的慷慨就義毫無關係嗎?

　　什麼叫慷慨就義?“慷慨”就是意氣風發，“就”就是閒庭信步而去。

　　“義”呢?

　　聽說過這段話吧：“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這就是成語“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來源。這話是孟子說的。可孟子說這段話的目的是為了引出下面的話：“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

　　你知道“義”是什麼了吧?

　　捨生取義!舒和兄妹的思想，相當於我們的“亞聖”。

　　我們中國人講究家庭觀念，傳統上說死去的親人變成鬼後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才會有老人不願意拆遷。他們不是不知道住新房好，他們是怕逝去的親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可半個多世紀之前，重慶歌樂山有個叫渣滓洞的地方，就有幾個共產黨政治犯寫過兩句話：“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還家。”

　　那是真正有信仰的英雄。

　　索菲雖然是女人，可依我看她也是個死不還家的雄鬼。她在臨刑之夜不僅睡得很香，而且還做了一個夢。她的妹妹英格是這樣記載的：“當索菲在臨刑的早晨被搖醒的時候，她坐在她的監鋪上講述了她剛做完的夢：‘我在陽光燦爛的日子抱着一個嬰兒去受洗禮。嬰兒穿着長長的白袍。到教堂必須通過一座陡峭的山。我穩穩地抱着嬰兒走上山去。突然我面前出現了一道冰川深澗。我剛把嬰兒在身邊放下，就墜入了深淵。’然後，她向同監號的犯人解釋自己的夢：‘那個嬰兒就是我們的信念。任何東西都無法阻擋它的成長。我們是它的開路人，但我們必將在它成人之前為它死去。”

　　真正的視死如歸。他們確實不用回家，因為死亡對於他們就是自由，而自由是他們永遠都不會拆遷的家。

　　1943年2月23日，舒和兄妹被處死後的第二天，納粹在《慕尼黑新新聞》中這樣報道他們的死：“……人民法庭於1943年2月22日以陰謀顛覆國家罪與通敵罪判處24歲的漢斯·舒和、22歲的索菲·舒和(均來自慕尼黑)、23歲的克里斯蒂安·普羅普斯特(來自茵斯布魯克的阿爾德安斯)死刑並剝奪公民權。本判決已於當日執行。這些不可悔改的反動案犯在房屋上刷寫反國家的口號並散發陰謀顛覆國家的傳單，不知羞恥地對德國武裝力量和德國人民的抵抗精神犯下了滔天大罪。與德國人民的英勇抗敵相比，這樣邪惡的行為只配立即處以名譽掃地的死刑。”

　　在法西斯統治下的德國，無數的判決書都是這樣寫的。當時納粹認為法西斯德國是千年帝國，當時他們認為以納粹的名義審判就是以上帝的名義審判，當時他們認為所有以納粹的名義處死的人都會名譽掃地。

　　他們完全錯了。

　　舒和兄妹今天在德國就是平民勇氣的代名詞。德國不僅有很多中小學校以舒和兄妹為校名，甚至還有人呼籲以他們為建校於1472年的慕尼黑路德維希·馬克希米里安大學冠名，這個大學現在的校名是兩個建校的國王的名字之和。在德國這個對任何事情都有八個以上的意見、減丁點兒稅也要在議會爭論一年多的國家，所有的人卻在一個問題上出奇地意見一致，那就是舒和兄妹“當然是”所有青年的楷模。如果這也叫“名譽掃地”的話，那我們寧願名譽掃地!

　　看看在“德意志俊傑”的評選中，能與舒和兄妹並肩都是誰吧：一手領導了德國戰後重建的總理阿登納，一手創建了在全球擁有七億信徒的新教領袖馬丁·路德和一手奠定了共產主義理論基礎的哲學偉人馬克思。再看看排在舒和兄妹後面的都是誰吧： 1970年在波蘭華沙反納粹起義紀念碑前驚天一跪的德國總理勃蘭特(他因此被視為德國人真正開始反思納粹罪行的代表)，創立了輝煌賦格王朝的樂壇領袖巴赫，無論按什麼劃分都當仁不讓的世界文豪歌德，被視為德國現代印刷術發明者的約翰內斯·古登堡，德國歷史上首次統一全國的普魯士帝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和公認改變了人類宇宙觀的科學奇才愛因斯坦。舒和兄妹名列這些偉人之前!如果拿這樣的名譽去掃地，你想想那應當是怎樣偉大的地吧!

　　文天祥說過一句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當然說的是他自己。但他說的也是舒和兄妹。人類歷史之所以浸泡在連綿不絕的戰爭、迫害、屠殺、種族滅絕的血海之中還能散發出如此迷人的光彩，就是因為我們還有文天祥。

　　就是因為我們還有舒和兄妹。

　　與舒和兄妹有關，有幾個人值得一說。

　　首先就是他們的父母。我覺得他們特別偉大。舒和兄妹的父親本身就是一個Zivil Courage的例子。1942年，希特勒的戰爭機器還在節節勝利向前，絕大多數德國人都還沉浸在“德意志帝國”的狂熱之中，他就公然在大庭廣眾之下稱希特勒為“那個抓老鼠的”，並因“攻擊偉大領袖”而被判入獄。

　　白髮人送黑髮人，古今中外皆為人生大忌，遑論同時失去兩個子女。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父母遇到這種事情一定早就哭得神志不清、眼若桃花了，可他們連一滴眼淚都沒掉。只有與慷慨赴死的兒女具有同樣堅定的信仰，才能做到這一點。想想舒和兄妹那偉大的母親吧!再想想他們的父親對漢斯說的最後兩句話：“你們一定會被載入史冊的。上天自有公理在。”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說過：有其子必有其父。我的這句話在舒和兄妹身上找到了佐證。如果你有大英雄的兒女，你要想想你的言行是否配得上他們!舒和兄妹的父母與他們堪稱絕配!

　　我第二個關心的就是宣判舒和兄妹死刑的法官。

　　納粹的本質規定了他們只能是惡魔而不可能是上帝，所以“上天自有公理在”。納粹向來宣揚他們的法西斯德國是“真正的法制國家”。一個法制國家最後的道德底線，是法官在神聖的法庭上作出的判決能經得住一千年法律和社會倫理的檢驗。然而，這道判決下達不過三五年，這些法官就統統作為被告登上了道德法庭。舒和兄妹雖然死了，但真正名譽掃地的卻是這些當初神氣活現地站在法庭上判處他們死刑的法官。我非常遺憾沒有找到這些法官的下落，不知道他們是否真正受到了應得的審判。如果真上了審判台，他們會怎麼說呢?一定會爭先恐後地把自己描繪成“只不過是執行上司的命令”的可憐蟲吧?

　　歷史證明，神氣活現的助紂為虐者，最後多半都會淪為不折不扣的可憐蟲。

　　還有一個人值得一提：雅可布·施米德(Jakob Schmied)，慕尼黑大學的看門人。1943年2月18日，當天上紛紛揚揚地飄下瑞雪樣的傳單時，是他頭一個衝上屋頂抓住了舒和兄妹，當時他們包里還有大量未散發的傳單，所以不僅被抓了個現行，而且鐵證如山。後來堅決把他們交給警察的，也是這個施米德。舒和兄妹這麼快就被判處死刑，跟我們親愛的施米德立場堅定、反應敏銳、人證皆獲有決定性關係。

　　我想舒和兄妹是不會怪他的。他們一定會寬恕他。說到底他不過是納粹法西斯教育的一個其實根本不值一提的犧牲品。我甚至沒有找到文字證明他因為這個案件得到了納粹哪怕一個馬克的獎賞。也許他認為這是他作為一個德國人“應盡的義務”吧?但我想，當納粹的暴政成為過去，當自由的陽光普照德國大地，當施米德終於意識到正是自己親手謀殺了德意志社會的良心，他還能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嗎?他是否也會“暗夜難眠”?他是否會懺悔?可惜我沒有找到關於施米德下落的文章。但我會繼續找下去。

　　還有被舒和兄妹案株連的那八十多人。他們或者是活動小組的中堅，或者是外圍，有的甚至只不過是熟人而已。這些人都被逮捕、被嚴刑拷打、被判處徒刑，有些人也被處死。然而我沒有找到任何文字說明他們中有人曾經反咬舒和兄妹一口以圖減輕自己的痛苦。他們的名字雖然並沒有像舒和兄妹那樣在每一個重要的場合都被人提起，但他們卻與舒和兄妹一樣，是當代繁榮富強的德國不可或缺的那塊基石。他們的血沒有白流，他們同樣是德國歷史上永不湮滅的珍寶。

　　我們身處的社會人慾橫流，所以速食文化大行其道，所謂“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這句話拿來指導年輕人鬧戀愛，還可聊以敷衍，如果拿它來指導自己的政治行為，可就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不信者參見希特勒的下場。

　　可現代社會又是高智商的，它輕易看透了自己“疏影橫斜水清淺”的小家碧玉形象；這個社會更是明智的，它十分清楚自己絕對無力超越自己的淺薄，就像我們不能跳過我們自己的光影。缺什麼補什麼，所以這個社會就特別喜歡談論“永遠”：永遠的潘玉良、永遠的羅大佑、永遠的張愛玲、永遠的F4……

　　永遠到底有多遠?

　　永遠近在眼前。

　　永遠就是你把歷史切成無限小的橫截面，在每一個橫截面上你仍然能找到它鮮活的存在。

　　永遠就是沒有任何功利所在而為人民世世代代心口相傳。

　　永遠，說穿了就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和口中。

　　忘了告訴你舒和兄妹反法西斯小組那個美麗的名字：白玫瑰。

　　我那天晚上狂熱地參加了評選的整個過程，並且不惜手機投票花歐元的巨大破費哆嗦着手反覆參加了投票。我不僅投了舒和兄妹一票，而且還投了歌德、馬克思、路德和愛因斯坦一票(規定可以重複投票，但不能投同一個人兩票)。

　　舒和兄妹最後得了五百萬票，相對總人口只有九千萬左右的德國來說，這是一個大得驚人的電視觀眾比例。

　　所以，我的這一票對他們是否當選根本就不重要。

　　然而，這一票對我卻很重要。因為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熱情、執着、信仰、不畏強暴、視死如歸……關鍵的是，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Zivil Courage。

　　以他們的歲數，如果他們活在今天，他們很可能就是我的學生。

　　然而我真誠地認為我應當拜他們為師。

　　兩千多年以前，韓愈寫過一篇《師說》。他把老師依不同的標準分為三等：授業、解惑、傳道。

　　舒和兄妹於我而言是最高標準的老師：傳道。

　　我投出的這一票就是我自己的白玫瑰。

　　永遠的白玫瑰。

　　這六個中文字標誌着白玫瑰也將永遠活在中國。

　　還忘了告訴你，怯懦的納粹是怎樣謀殺舒和兄妹的。

　　他們是在斷頭台上被斬首處死的。真真正正的拋頭顱灑熱血。

　　他們是為世界上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人而死的。不論膚色，不論種族。

　　看着他們青春而高貴的頭顱隨着黑亮的鍘刀落下而死不瞑目地在永恆中輕舞飛揚，看着他們熾熱殷紅的鮮血在陽光中一路灑滿歷史，41歲的我眼中濺滿了1943年的淚。

　　2月22日，那是個春天觸手可及的日子。

　　那是我還遠未出生的年代。

　　然而我知道，他們是為我而死的。

　　(七稿寫於北京臥藏居)

作者簡介: 馮曉虎　男，1958年生，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德語副教授。出版過《沉浮萊茵河》等著作。

□　《當代》2004 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