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王家范

［摘 要］360年前的“甲申之變”，當時有人稱之為“天翻地覆”，其實不過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換代。親歷者事後的歷史檢討，史料較為豐富，然觀點十分混亂，反映了各種不同當事人的觀察視角和心境體驗是何等的不同。本文秉着“記憶史”的思路，以敘事的風格，欲將引起這一歷史事變的各種側面展示於讀者面前。作者所能感慨的是，一個政權的崩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天運、人事”一齊奔來，終究說明“合法性資源”的喪失，是關係政權生死存亡的深層因素，而事變的發生則往往帶有偶然性。
［關鍵詞］明清易代　偶然性　必然性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子民”的身份歸屬一變再變，前後經歷了“大明”、“大順”和“大清”三個朝代。雖說中國歷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換代的習慣（新名詞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敗寇已成常識。但這樣的“半路殺出程咬金”，讓京城裡的人怎麼也弄不明白，剎那間紫禁城的皇帝寶座怎麼倒讓“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給奪了過去？
　　
360年，六個甲子過去了，往事如煙。所幸保存下來的明清易代記載算是多的，僅在京親歷的回憶錄就有十來部，擴大到相關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年前，我搜集並閱讀過這些“記憶”資料，也做過研究。這次重讀，說實話，仍是一頭霧水――歷史永遠是混沌不清的：這結果是偶然還是必然？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這個題目。要對這段歷史進行哲理性的探討嗎？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歷史性的敘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詞稱“後現代”。後現代史學推崇“敘述法”（而非過去流行的詮釋法），認為故事說完了，“敘述者也就死了”，餘下都是讀者自己的事。
　　
歷史學家比過去謙遜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歷史發展規律”來標榜自己職業的絕對神聖――想藉助陳舊的歷史構築未來的藍圖，實在是一種過高的奢望。新的說法，歷史學實際上只是一門重新處理“記憶歷史”的人文學科。歷史既已經遠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樣地得到整體“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記憶碎片，有的是落花繽紛，滿地枯葉，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則是荒蕪零落，依稀見到的只是模糊的歷史背影。但是，以“記憶歷史”為名，拂去歷史學神聖的光彩，決不意味着歷史思考的艱難性和智力考驗的程度降低了。這些陳年往事，無一不是我們先輩煎熬過的人性歷練、社會寫照，也不斷地在拷問後代子孫的智力水平：你們怎麼認識，是比我們聰明，還是依然故我，沒有進步？
　　
崇禎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雖說向來見多識廣，處變不驚，但怎麼也想不到，在短短的兩個月裡，歷史的造化要讓他們經歷接二連三的大事變，體味什麼叫做驚恐萬狀和不知所措。
　　
崇禎皇帝登基已經有17個年頭。18歲時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賢恣意搗亂7年，朝綱千瘡百孔的爛攤子。1即位伊始，對着前任政治狂燒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動聲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賢的勢力消滅殆盡；第二把火，為東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時道路相傳，都以為“大明中興”有希望了。然而，沒有多久，崇禎皇帝對臣僚的謙遜和柔情消失了，脾氣變得越來越壞。令他煩心的是，官僚們辦事不力，相互間的攻擊隔三逢二，無有休止。經心腹太監密查，說是在高尚的詞句和說不清的是非之爭背後，仍在玩門戶黨爭老一套。17年裡，他先後更易內閣“宰相”50人（其中處死2人、充軍2人），任免刑部尚書17人，兵部尚書處死2人、被迫自殺1人，誅戮總督7人、巡撫11人。2崇禎帝辯解說：“朕所誅者是貪欺二字。” 3處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權要錢，說假話大話卻失職連連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於無奈。他發狠說“但要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就滿足了，以此表達對官僚層素質普遍低下的強烈不滿。4當幾度整肅無效，失去耐心之後，崇禎帝再度起用宦官和東廠，重蹈永樂皇帝開創的宦官干政覆轍。
　　
最令他頭大的，則是起自陝北的明末農民起義軍。崇禎執政17年，農民軍跟着他17年，猶如幽靈附身，是專來催命、索命的。應對當政者的剿撫互用，農民軍東奔西突，轉戰秦、晉、冀、豫、鄂、徽、魯、川、甘等九省，死去活來。崇禎九、十年間，農民軍經盧象升、洪承疇等人的合剿，幾臨滅頂之災，可遼東的清兵南下襲明，盧、洪先後抽調到抗清前線，一死一降，無意中幫了農民軍。躲過大劫大難之後，崇禎十三年冬，李自成離開隱伏多時的陝南山區，向連年旱蝗饑饉至極的河南挺進，五戰五捷於中原大地，氣勢極盛（惟有三攻開封無功而返，以黃河決堤、水淹全城為結局，北宋東京的繁華陳跡蕩然無存）。崇禎十六年冬，被崇禎帝強令離開潼關出戰的明軍最後一支精銳部隊全軍覆滅，時勢已經為李自成敞開了一條通向北京的勝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順政權正式成立，並親率10餘萬大軍渡河東征。
　　
因此，甲申新年剛剛撩開它的面紗時，中國的政局實在是迷霧重重，有三個政權相互對峙着，前景深不可測。除正統的大明政權、西北的大順政權外，還有一個從遼東崛起、由“金”改名為“清”的東北政權。努爾哈赤是在統一女真族後，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與明政權處於敵對狀態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極手裡，父子兩代經營50多年，屢敗明軍，邊境不斷東展西擴，基本懾服了蒙古諸部落，崇禎九年（1636年）正式改國名為“大清”。到甲申，年輕的新政權已經長大成人，進入了它的“青春躁動期”。
　　
京城裡的老百姓大約是從三月十六日大順軍攻陷昌平、火燒十三陵的消息傳來，緊張氣氛開始擴散瀰漫。但九門緊鎖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時代，固若金湯，從來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後金的部隊曾幾度抵達城下，都望洋興嘆，轉一個圈便開溜，因此並未意識到將有特大事變發生。不祥的預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裡遭遇到一種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贅肉，數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嘔血病流行，不時聽到出喪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來風沙暴襲擊，“飛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見，或一日再三見”，上上下下都高興不起來。5
　　
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幾乎兵不血刃就城門洞開。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禎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監曹化淳率先打開外城西側的廣寧門，義軍由此進入今復興門南郊一帶。義軍在北面的德勝門、西面的阜城門、西直門三處擺出攻城態勢，炮聲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監杜勛由軟梯入城，代表李自成與明秘密談判，要崇禎帝遜位，未獲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接劉宗敏率軍進入，此後內城各門齊開；中午，李自成由太監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入內殿。沿途百姓早聽得傳令，各各在門前擺設“永昌”香案，書“順民”二字於門上，閉門不出。不到半天的時間，京城的百姓已經從“大明”的子民變成了“大順”的子民。宮中遍搜崇禎帝不得，全城嚴查。二十二日，確知崇禎皇帝已自縊於煤山（今景山公園內，死時虛齡36歲）。李自成下令收屍入棺，予以“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廠公祭，後移入佛寺，有和尚為他誦經。二十七日，大殮畢，下葬於西山的田貴妃墓中，未能入圍昌平明皇陵。6
　　
大順軍占領京城，前後42天，幾度宣布要舉行登極儀式，卻一再推遲，百姓惶惑不解。進城初秩序尚好，店鋪照常營業。轉折發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處抄家，連累店鋪商家罷市，恐怖氣氛逐漸濃重，人心開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長安街出現“貼示”：“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定於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為皇帝，改元義興元年。”謠言四起，甚有說觀音託夢“明當中興”，估計都是吳三桂一類人放風，藉此動搖大順軍心。7吳三桂南下投順途中，獲知吳家被抄，反叛回山海關。義軍高層四月初已經獲悉，經過一段躊躇後，於十二日殺戮大臣勛戚30餘人8。十三日，李自成親率10萬大軍，奔赴山海關前。二十六日，義軍從山海關敗歸，僅餘三、四萬人，城裡軍紀開始嚴重失控。二十九日，在舉行登極儀式的煙幕下，大順軍怒殺吳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燒宮殿和各門城樓，並於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兩路向西安方向退卻。9
　　
此時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吳三桂得勝，將奉明太子進京即位，不知清軍緊跟着也已經於三十日晚抵達薊縣。多爾袞在得知李自成軍撤出後，與吳三桂一起統領滿漢精銳，星夜趕路，於五月初二晚進抵京城腳下。吳三桂受命不准進城，繼續追殺西逃的義軍。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員準備好“迎駕”的一應儀仗設備，身着白色喪服，齊集東郊，打開朝陽門，吹號擊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驚的，“望塵俯伏”，山呼之後，登上寶輿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馬大的滿人（即多爾袞）。不等眾官弄個明白，即有清傳令兵怒喝：着所有內外官民人等，悉去喪服白冠，“我大清攝政王率滿洲兵入城來了！”有腦子轉得快的幾位明官，迅即聯名上《勸進表》，不想被清國內閣大學士范文程嗆白一頓：“此未是皇帝，吾國皇帝（即皇太極的兒子福臨，史稱順治帝，虛齡7歲即位）自去歲已登極矣，何勸進之有？”10
　　
生當明清易代之際，事前、更多的是事後，有許多人都在檢討和思考這段歷史。檢討細緻到了應該任用什麼人、處置什麼人、這個戰役該怎麼打、那個戰役打得如何不對頭，以及執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嘔心瀝血，雖不無“事後諸葛”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說崇禎皇宮裡的一幫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從南開大學歷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給我寄來一份複印件，內容是由杭州人韓順卿在蘇州的故紙堆中發現的，題名為《天翻地覆日記》的手抄本。從文字表達判斷應出自內宮宦官之手，也有學者懷疑它就是久已失傳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記》。其中有這麼一段情節：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萬歲諭娘娘云：“賊陷昌平，悔不從汝言，早令太子南遷。”入夜，賊犯平則等門，竟夜未睡。
十七日早朝，怒書御案曰：“文武個個可殺！［原話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話，清君有時還狗屁不通，明朝沒有發現］”
（此一情節在《烈皇小識》等書中均有記載，《小腆紀年附考》亦采入）
……（罷朝後）大門樓接進偽詔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宮，諭“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語，撫其手。
諭娘娘云：“廷臣惟爭義氣，全忘忠義。十七年辛苦，仍為若輩所誤。朕惟一死報祖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龍不誅，袁崇煥不殺，盧象升、洪承疇不必勤王，賊猶可滅。天運人事，一至於此。”
萬歲又云：“除卻數人，竟無人可圖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於位。後來已補救不及。或者永樂爺殺戮忠臣太過耶？”
　　
撇開《日記》的真偽不論，“娘娘”的看法在當時極具代表性。明方的檢討異口同聲地都這樣說：當年袁崇煥不殺“皮島”上的毛文龍，遼東一幫驕兵悍將就不會叛明而降清，明就會有從背後牽制清人不敢貿然南下的武裝力量，驕悍的軍閥們也無緣替清軍滅明充當“馬前卒”；不是誤中皇太極“蔣干盜書”式的離間計，殺了袁崇煥，遼東的失守以至後來吳三桂的出賣山海關，都可能避免；更要緊的，如果不是把剿殺義軍最為得力的盧象升、洪承疇調到抗清前線，改剿為撫，而是趁熱打鐵，崇禎十三、四年左右，說不定農民軍的事情也就僥倖解決了。此後，回頭全力對付遼東，何至於有“清兵入關”這局悲劇呢？
　　
擱下明君臣各種“假設”不論，再說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關農民軍的“記憶史”，都是別人給他們寫的。那麼多的甲申實錄，都把他們寫成“禍水西來”，所幸還注重描述，北京42天裡農民軍的行動細節，無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讀這些相關資料，頭腦里曾閃過一念：但看義軍東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後，明朝大批官僚、將帥望風而降，爭先恐後“改頭換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瑣，寡廉鮮恥，大明王朝人氣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據《明季北略》等書作了統計，在京自殺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數來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順的高級官員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貫相等，年齡與資歷偏低者占大多數。11需要補充說明的，魏沒有統計在此前後投降的武官和太監，文官投順名單中也有一些是受黨爭之害被誣陷的（南明清查“從逆”，是黨爭的延續）。有一件事更帶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擊者看到，大約是江淮地區的一個前科舉人，不知北京已經易手給清人，仍乘船由運河北上，“大為招搖”，到處聲稱他是去趕“大順朝”的官員招考的。12這一切似乎預示事變也有另一種可能：不是遼東的清兵在中間橫插一槓，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穩皇帝寶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順史”了。
　　
李自成終究沒有做成皇帝。說大順軍因為驕傲而失敗，今天看來是皮相之見。我倒覺得，李自成一幫人身上“樸素的階級情感”未能及時褪去，這對想做穩皇帝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穩之前，就忙於對京城勛戚與官僚實行大規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認為出於建立“財政基礎”的考量，但給人的感覺，總更像窮漢子積久的情緒發泄和劫奪“富有者”急哼哼、時不我待的膚淺心態。他們不夠“狡猾”――不能透徹地意識到這是改朝換代、生死攸關的一局大棋，完勝需要大智慧、大手段。為着徹底制勝對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後走，有時更要捨得拼“炮”棄“卒”，以迷惑對手。譬如對吳三桂，既然知道他軍隊所處戰略地位事關緊要，派人招降他，卻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奪他心愛的陳圓圓，這與劉邦在“楚漢戰爭”緊急關頭，對韓信、彭越的隱忍妥協相比，就知道李自成他們太沒有“文化”，吃了不讀歷史的虧。還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樣一早就下決心“轉世投胎”，與知識分子的關係若即若離，缺乏表示誠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為李自成叫一聲屈。李自成實在沒有朱元璋幸運，他遇到的時代，活躍在功名場上的知識分子，多數心態浮躁，專長內耗，鈎名釣譽，不務實學。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點了明亡的一個死穴：明中期開始產生了一種叫做“道德災變”的社會風氣，知識分子很喜歡唱高調，也熱衷抱小圈子，動輒以“異端”、“偽學”整人，結果假人走紅，真人受氣13，連李卓吾這樣的書呆子也不放過。李自成身邊，投順者甚多，但既沒有李善長那樣幹練的行政高才，也沒有劉伯溫那樣胸富韜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個虛構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證14）。那時中國也不是沒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與“流寇”為伍。清國的大學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間高人，但他“養”在遼東，被太祖、太宗慧眼識中，幫助清人完成了“入主中國”的大業。可以說，毀壞明王朝與李自成帝業，是各類人物的綜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疇等“貳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參與其間。

說一說“第三者”清人的“記憶史”。清人始終堅持，他們不是從明朝手裡奪得江山的。1645年清兵南下，攝政王多爾袞有一封信寄給史可法，半為恐嚇、半為勸降。信寫得很機巧，說：“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肆毒君親。中國臣民，未聞有加遺一矢。”因此，“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朝也。”15 現在看來，明清易代這一官方“辭令”，是清政權深思熟慮後創造的“意識形態話語”（首倡者為范文程）。事隔73年後，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長達2700字的“聖祖長諭”，歷數平生，大講興亡治亂之道，其中有一長段與前說呼應。康熙帝對臣下說：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嘗兵及京城，諸大臣咸奏雲當取。太宗皇帝曰：“明與我國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國之主，不忍取也。”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寇，入承大統。昔項羽起兵攻秦，後天下卒歸於漢；其初，漢高祖一泗上亭長耳。元末陳友諒等並起，後天下卒歸於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覺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應天順人，撫有區宇，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為真主驅除耳。16

我仔細琢磨過康熙帝的說法，覺得“味道濃極了”。康熙帝既承襲先輩的“話語霸權”（得手了，什麼話都可以說；那時沒能力，可以說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層意思：過去我們是尊重你們大明天子為“共主”的，可你們的皇帝不爭氣，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丟了，這怪誰？在中國，在歷史上，誰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誰有能力為天下掃除“亂臣賊子”，“應天順人，撫有區宇”，把握中國全局。在這種“英雄不問出身”典型的中國話語背後，還包含有強烈的反駁：別以為我們是“少數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頭領；你們過去的皇帝，一個是小小的亭長（最多相當於鄉長），一個是窮村小廟裡的和尚，你們怎麼就沒有覺得不對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這裡只能說一項：清人在入關前後，對漢族王朝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等“合法性資源”一直是在努力學習、認真鑽研的，也很重視發揮為他們服務的漢族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方面，與過去遼金、蒙元相比，都可謂“當刮目相看”。因此，機會到來時，在運用漢族意識形態資源，收籠人心方面，真是“後生可畏”，緊緊抓住“救民”、“安民”這二條漢族統治的“祖訓”不鬆口。例如入關前，即宣稱“此行除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隨軍大學士范文程在代表多爾袞接受吳三桂投降時，特別強調此次“兵以義動”，是為你們報君父之仇，“國家欲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後，立即宣布廢除明末加派，減輕民眾負擔；另一條也很厲害，下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對在京明官一攬子包下，概不追究他們“從逆”大順的“政治問題”；發現強迫剃髮感情上有大阻力，從策略考慮，果斷暫緩薙髮，能進又能退。17因此清兵在華北、西北的軍事行動，幾乎通行無阻，頗得漢人的協助。現代清史研究的開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講義》裡評論這段歷史，也說：“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襲明制。明之積重難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頗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世祖制序頒行天下，直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所未有。清以為明復仇號召天下，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稱讚滿族為“善接受他人知識之靈敏種類，其知識隨勢力而進”，前期諸帝比明中後期都強，可惜末代子孫“死於安樂，以致亡國滅種”。18
　　
當時，無論是明人還是清人，都明白事變是由所謂“流寇”即農民起義引起的。不是農民軍17年對明的長期消耗，幾無可“勤王”之兵（明的軍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會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輕易地闊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際的“記憶史”，議論的焦點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責任”上來：大明政權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變得不堪一擊，拱手與人？
　　
“記憶史”在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勝其多，觀點卻十分混亂。皇帝那邊直到臨死前還冤氣沖天，覺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寫“記憶史”的也有不少同情這種說法。另一種聲音則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禎皇帝，埋怨他專斷自負，隨意殺戮，喜怒無常等等。總括起來，總不離導致王朝滅亡的那些陳舊老套，例如皇帝剛愎自用（或昏聵荒淫，但崇禎不屬於此），“所用非人”，特別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夢死，貪婪內鬥，“不以國事為重，不以百姓為念”，雖了無新意，卻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證。
　　
有沒有可質疑的餘地呢？我想是有的。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樣可以拖它百來年，甚至長達一、二百年？萬曆皇帝“罷工”20年不上朝，經濟不是照樣“花團錦簇”，惹得一些史家稱羨不已？再說徹底些，無論哪個王朝，農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裡去，農民個別的、零星的反抗無時不有，但真正能撼動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謂“有壓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來解釋王朝滅亡，總有“燒火棍打白果――夠不着”的味道。
　　
重讀明清易代史，新的發現和體會也有一點。近幾年西方人對明清史研究的熱情很高，出了不少書。他們的視角獨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裡，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其實這項研究，中國學者梁方仲、全漢升走在前，只是沒有引起國人足夠注意）。一萬噸白銀，相當於當時中國的三億二千萬兩白銀。弗蘭克等人為了向歐洲中心主義展示“造反有理”，說那時不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論巨額“白銀資本”的流入，促進了中國當時“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增長。
　　
這一項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異的“白銀”功能，在明代歷史上，是否像弗蘭克說的那樣，使明史變得一片光明？還產生了別的什麼效果沒有？假若經濟形勢真那麼好，明末的社會動亂和政權的崩潰，當如何解釋？很明顯，從“白銀資本”話題出發，有一個疑問是必須被提出，並加以深究的：這麼多閃閃發光的白銀到哪裡去了？在哪些人手裡？作什麼用途，是用以發展經濟、改善國民生活了呢，還是用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了？
　　
不錯，從眾多的“記憶史”里，也能夠確證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銀數量，多得驚人。崇禎末僅國家財政收入，已經上漲到年約三千餘萬兩白銀.19五六十年間，民間負擔增加到三倍。崇禎五年有人揭發，淮陽巡撫半年內即有贓款17萬兩私入“小金庫”，不防突然調任，僅支二萬離去，餘額盡為後繼者所得。後者又兼了緝私的“巡鹽”，欺匿鹽稅21萬兩20。然而，數額巨大的白銀儲備，花在奢侈性消費方面，多少還能對各類“生活服務業”起點“推動”作用，遺憾的是相當部分卻被收貯在國庫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們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實據，竟是因為他們死到臨頭還抱住不放，最終被大順軍抄沒，原形畢露。
　　
據《甲申核真略》、《再生紀略》、《甲申傳信錄》等書記載，甲申正月初一，前線告急，內閣向皇上詢問庫藏究竟還有多少銀子。崇禎愁眉不展，含糊地說：“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不願透底。三月初十，義軍離北京越來越近，為籌措軍餉，皇帝派太監向大臣、勛戚、大璫逐家強行“捐銀”。眾人各各哭窮，都說“家銀無多”。龍顏大怒下，老皇親張國紀捐二萬，皇后父親捐一萬，其餘“未有及萬者”。退休太監頭司禮監王之心最富，紛傳家產在30萬兩以上，也只肯認捐一萬兩。大學士陳演推託“從未向吏兵部討一缺”，向來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順“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來：陳演被拘，派人送四萬兩至劉宗敏府，結果為家僕告發，“先後搜掘黃金360兩，白銀48000兩，珠寶盈斗”。太監王之心家，搜得白銀15萬兩，珍玩珠寶大抵價值也在15萬兩左右。在皇后父親周家，搜得白銀53萬兩，“緞匹以車載者相屬於道”。據說大順軍早有“坐探”潛入京城，對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劉宗敏等對他們的“追贓”定出了“指標”：內閣大臣級為十萬，各部、院、錦衣衛以及順天府長官七、五、三萬不等，科道監察官員和吏部官員五萬至三萬［這是受賄最多的部門］，翰林三萬至一萬，其餘部屬（司長、處長）則各以千計。當然，這種“毛估估”也有個別是虛誇的，有的被酷夾而死，仍不足此數。但若考慮到這些官僚勛戚還有收貯或存放在別處的大量金銀，例如票號、錢莊，以及蓄藏於老家的，占有的白銀肯定還有不少未被大順軍抄走。在京抄得總數多少？《懷陵流寇始終錄》的作者說：劉宗敏上交一千萬兩，而李岩、李牟“用刑寬，所得少，以己物充數”。李岩有否其人也成問題，此說只能姑妄聽之，但總數有千萬兩之多，似不算誇張；這裡，還沒有包括各書透露的大順軍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數。《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觸義軍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兩，少者亦有一、二百兩。
　　
從國庫里抄沒的有個大約的總數。據目擊者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敘述，從四月十日起，即有馬騾等車輛不斷裝運各庫銀錠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騎計。據他觀察，所載的內庫“鎮庫銀”，刻有“永樂”字號，每錠500兩，每騎二錠（千騎則為一百萬兩），其它尋常元寶則打成包裹搭裝在一起，不易辨認。估計白銀總數是3700萬兩，黃金為若干萬兩。21趙士錦任職戶部，比較清楚底細。他在《甲申紀事》中說：載往陝西的銀錠上有萬曆年號，因萬曆八年以後所解內庫銀尚未有動，計白銀三千餘萬兩，黃金150萬兩。白銀數與前楊士聰比較接近，再將黃金折為1500萬兩白銀，總價值約為4500萬兩白銀。史惇在《慟余雜記》裡說崇禎帝確實以為內帑已空，為廠監內臣所欺隱，一直蒙在鼓裡，結果盡為“闖賊”所得，“宮中得金銀七千餘萬”，此恐得之道路傳聞，未必確鑿。我約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宮和官僚手裡的白銀，總數至少在五千多萬兩以上，約占弗蘭克所說白銀總數的1/6。至於貯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紳私宅里的白銀，其數亦當十分可觀。文秉為明末內閣大學士文震孟之子，依據父親及親友所藏大量邸報奏疏抄件，按年彙輯成《烈皇小識》，保留了揭發官僚賄賂的諸多“原始材料”。書中記載崇禎三年，後金兵入犯永平（今盧龍縣，屬唐山地區），鄉官白養粹降敵。督師孫承宗命遼東明將祖大壽（此人後降清）、馬世龍退敵。收復永平後，“叛人白養粹已死，其母尚在，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遂將白母用極刑，乃盡出其窖藏，蓋幾百萬雲”。河北的一個鄉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銀達幾百萬兩，由此推想全國官吏聚斂的總數會有多麼大！弗蘭克不理解“國富”、官富不等於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銀子過過手氣，就算闊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還得交進官府（明末賦稅是要交白銀的）。
　　
各書記載，都對京城勛戚、官僚的貪財吝財以及種種媚態，極盡暴露譏諷的能事。例如對大順長官將士使用賄賂舊技，多有送金銀珠寶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兒上門的，無恥至極。清朝康熙年間計六奇匯編的《明季北略》，因收錄雜蕪、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謹慎態度。其中收錄有宋獻策、李岩兩人的長篇對話，我估計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澆自己心中的憤懣，顯屬編造，卻點出了大明政治與白銀貪婪的關聯。大意是：李岩問明朝經科舉選官入政壇非常不易，“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多見也？”宋獻策的解釋，大明天下，滿朝公卿，哪個不是坐享榮華富貴，年薪豐厚，怎麼肯隨便捨棄？剛考上的，會說“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頂。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則認為“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因此宋獻策總結說：他們每個人都認為“功名”是自家辛苦掙得來的，各處和各個環節都得花費白銀，子母相權，贏利至上，棄舊事新，把忠義二字拋到九霄雲外，是毫不足怪的。
　　
以上所述，足以說明社會實情與弗蘭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徑庭。在明代，白銀滾滾，並沒有顯著改善民眾的生活；白銀的誘惑，倒是極大地刺激了當權者的貪慾――要知道，白銀不只具有資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於貯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銀時代，官僚層的貪婪，是實物經濟時代所無法比擬的。明中期以來廷臣間無休止的爭鬥，以及亡國前後投降失節之風的極盛，都與白銀的誘惑不無關聯。後者在甲申變故中暴露淋漓盡致，前一種情景，則可援引周延儒事為證。周被崇禎帝罷歸後，於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內閣首輔，就是由復社張溥、吳昌時等人集資六萬兩白銀，賄通親信內監辦成的。事後證明復社此舉愚蠢至極。周延儒以及與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里為奸，無所不至，贓證纍纍，萬目共見”，最終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禎帝因“交通內監”無情誅戮，復社亦蒙受污穢。22總之，白銀的權力化，權力的白銀化，從明中葉開始直到清亡，除順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斂外，貪污賄賂的規模是一波比一波擴大，官場腐敗，人心不古，吏治每況而愈下。明清官紳消費奢靡成風，“春風薰得遊人醉”，自然覺察不到岩漿的“地下運動”，突然井噴，懸崖勒馬也就來不及了。
　　
文秉描述編寫《烈皇小識》的心情是“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發問道：“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其實，凡說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問“殆由天運，抑或人謀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獨然。23
　　
現代人往往指“天運”為迷信、愚蠢，不屑一顧。今天我要為這一說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羅列幾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證據；但若強行證偽，每一款都很難單獨成立。然而，還有一種因素長期被忽略，或者說意識不那麼強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後期，東亞大陸適逢稱為“小冰河”的自然災變周期，從中國到朝鮮普遍受災，西北與中原尤為嚴重。正是這一“天變”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國政壇才最終演繹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發”。
　　
最近韓國學者朴根必、李鎬澈在我國《古今農業》上發表了題為“《丙子日記》（1636—1640）時代的氣候與農業”的論文，指出“17世紀的東亞通常被稱為近代前夜的危機時代，即所謂的寒冷期(小冰河時期)”，這種災害性的氣象危機，因有《丙子日記》的發現，在朝鮮境內已經得到確證。我國中央氣象局科學研究院編著出版的《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以及相關論文集刊，也證實1470年至1644年為我國旱災嚴重（且旱澇互生）的歷史時段，其中全國性大範圍有旱象的年份為18年。24現在看來，由於氣象史專家搜索的歷史資料不全，實際情況遠比他們已經調查的要嚴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鄭廉在清初著有《豫變紀略》一書，因對農民戰爭期間河南省情熟悉，記載詳盡，在明清易代諸書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他對河南全省災害，作了詳細的統計年表，閱後觸目驚心，摘錄於下：
　　　　　　
崇禎3年 旱。
4年 旱。
5年 大旱。
6年 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
7年 夏旱蝗。
8年 夏旱蝗，懷慶黃河冰。
9年 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
10年 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
11年 大旱蝗，赤地千里。
12年 大旱蝗，沁水竭。
13年 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斗米千錢，人相食。
14年 二月起大飢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
15年 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豫變紀略》還抄錄了呂維祺給朝廷奏摺的全文。呂氏曾任兵部尚書，退休在家，目擊河南災情嚴重、備受征派增餉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寫於崇禎七年，字字瀝血，不忍卒讀：
　　
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輓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采草根木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征，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貧，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25
　　
易代之際棄官返鄉的宋應星，除所著《天工開物》向為學人推崇外，尚有刻於崇禎末的政論著作《野議》。他是預感到危機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該書《民財議》一文里，點出了“民窮財盡”的時代要害，也說到了多年災荒對北方農業生產的影響，亦轉錄於下：
　　
普天之下，“民窮財盡”四字，蹙額轉相告語……其謂九邊為中國之壑，而奴虜又為九邊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之魚耳。有饒數物者於此，白鏹黃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纏篋盛而來貿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齒所聚者，惟三吳、八閩，則人浮於土，土無曠荒。其他經行日中，彌望二三十里，而無寸木之陰可以休息者，舉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熾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26
　　
這一輪“小冰河期”，綜合南北方志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崇禎一朝才達到災變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態勢呈倒U形。27魏斐德《洪業》開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災害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政局的影響，援引埃爾文的統計，1585－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40%。28但從整個周期看，不是自然災變立即就會引發社會動亂；清初順治朝和康熙前期，儘管仍處於災變期內，社會秩序卻在逐漸修復之中，兩者的關係絕非完全重疊“同一”。
　　
嗚呼，說不盡的明清易代種種歷史原委！面對偶然、必然的哲學難題，甲申之際的各種人，都表現出一種迷惘：說完全是天變所致，是也不是；否則“謀事在人”，又怎麼說？難道混沌的歷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裡所說，有一種神秘的綜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氣運”？那麼，“氣”是什麼，“運”又是怎樣產生的呢？
　　
王夫之說“氣運”，概念演繹得有點神秘，但反覆讀《讀通鑑論》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實還是得從“人氣”、“民心”上去發揮。每當王朝中後期，總會有神經過敏的知識分子憑感覺跳出來，大叫世風日下，國運不濟，實際上卻是：什麼都可能發生，也可能什麼都不發生。但有一點沒有疑問，“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有憂患意識，意識到危機，說明還有希望。凡屬王朝滅亡，都是麻木不仁，聽不得危言聳聽的警告，結果什麼毛病都改不了，天災人禍一齊奔來。天災可能造成經濟恐慌，若無人禍烈火澆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
　　
(原載《史林》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