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人民日報記者 林治波

--著名史學家史式教授訪談錄

　　《水滸傳》是我國古典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之一，從北宋末年在說書場上開始萌芽，歷經南宋、元代200餘年的提煉、修改，成為一連串的水滸故事，明初再由民間文人編纂成書。成書300年來，《水滸傳》對中國歷史的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多次農民起義都是模仿水滸故事而發動起來的，因此專制王朝斥此書為“誨盜”之書，而屢次查禁，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才全面開禁。但是從五四運動開始，一些研究者又對此書開展了馬拉松式的爭論，爭論的問題包括作者為誰？主題思想是什麼？從成書以來一共出現了多少不同的版本？經過了80多年的爭論，直到現在，這些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我國著名史學家史式教授今已84歲高齡，他在青年時代曾經參與過《水滸》的研究工作，與老一輩文化界人士多有交往，了解當時的爭論情況。他現已接受邀請，重新主持《水滸》的研究工作。筆者特地拜訪了他，請他介紹80年來有關《水滸》問題爭論的經過，他對這些問題的具體意見，以及今後如何開展研究工作的打算，以饗讀者。

　　問：史老，據我所知，您多年以來一直從事探討中華文化，批判皇帝制度，揭開歷史真相，重寫中華古史的工作。至於對《水滸傳》的研究，大概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答：不錯。我熱中於研究《水滸傳》，大致是在上個世紀的四五十年代。

　　問：您發表文章，公開提出水滸寨中杏黃旗上“替天行道”四個大字是起事的農民自己的政治口號，語出老子《道德經》“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那是什麼時候？

　　答：那是1958年。從那時候起，到現在已經接近50年，我一直忙於研究別的課題，沒有顧上《水滸傳》。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只是因為特殊情況，才寫過兩篇有關水滸的文章。對於水滸的研究工作，我雖然沒有參與，但是始終關注，未能忘情。

　　問：您這一次在嚴冬季節專程訪問山東的水泊梁山地區，是不是有重新投入水滸研究工作的想法？

　　答：正是這樣。這次是一種特殊情況使我產生了重作馮婦的想法。山東菏澤地區也就是水滸故事最後形成的水泊梁山地區唯一的本科高校菏澤學院準備在今年建立一個水滸文化研究中心，並在學報中開闢一個“水滸文化研究”專欄。他們懇切地邀請我來主持這一工作。從我這一方面來說，我從60年前開始研究水滸，至今不能忘情。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藉此機會來完成羅爾綱先生的遺願。我是羅爾綱先生的私淑弟子，在研究太平天國、研究水滸這兩件事上都得到他的指引。解決水滸研究工作中的三大難題，探討水滸成書的真相，是他此生未了的心願，他曾經把這件事託付給我，因此我就有了道義上的責任。當學報主編車先義同志邀請我來主持這一工作的時候，我就坦率地說，希望完成羅老的遺願，是我願意承擔這一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今年已經84歲，不適宜接受任何名義，只能以“顧問”的身份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已。

　　問：對於水滸的研究工作應該如何進行，您有什麼考慮？

　　答：對於此事，我不敢說是內行。因為：一、我不是科班出身；二、沒有拿得出手的像樣的成果。但也不能說是完全外行。對於任何事物，接觸的時間久了，外行也會逐漸成為內行。《紅樓夢》裡的丫鬟，伺候小姐時間久了，也能吟出兩句詩來。特別是近50年來有關水滸問題的多次爭論，我一次也沒有參加，只是一個旁觀者。諺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有時候，不參加爭論的人還更容易看清問題的實質。我自己不一定能解決問題，但是能向今天有志研究水滸的同志們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建議。例如哪些問題必須探討，因為那是解決問題的必經之路；哪些問題無須探討，因為那是鑽不出去的死胡同。而且，《水滸傳》是一部文學作品，讀者的感受，是評論一部文學作品最可靠的依據。評論《水滸傳》絕不只是專家的事，每一位讀者都有發言權。在探討問題的時候，專家們的介紹對於讀者有很大的幫助；但是讀者們（不是專家，沒有先入之見）的感受，讀者們的評論，專家學者們又常常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在這個專欄（包括以後的專輯）中間，我不僅想向專家學者、研究工作者提出一些建議，推動研究工作；有些話，還想直接告訴讀者，讓大家了解《水滸傳》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它是怎樣產生的，它對我們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什麼作用。我們今天讀它，有什麼現實意義，也就是說，還有什麼用處。我想，這就是我希望通過媒體告訴廣大讀者的一些問題。

　　問：這也正是我希望向您採訪的一些問題。因為如何解決《水滸傳》中所存在的許多爭議，不僅為一些專家學者所關心，也是廣大讀者感興趣的。對於這些問題，我理個次序，循序提問，您認為如何？

　　答：我完全贊成。我回答問題的態度是：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二、知道多少，就說多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一、 關於《水滸傳》的現實意義

　　問：《水滸傳》是一部在400年前定型的古典白話小說，這樣的古書在今天還有沒有用？有什麼用？

　　答：有用。不僅僅是有用，而且能對振奮民族精神，充實精神生活，糾正社會風氣，追求社會和諧產生不小的影響。在四大古典小說中《三國演義》偏重於軍事政治的謀略，《西遊記》偏重於神魔故事、寓言，《紅樓夢》則編重於家庭、情愛，《水滸傳》才是最能貼近生活，發揚正氣，在群眾中產生深遠影響的作品，也最能體現出司馬遷在《史記》裡就熱烈歌的見義勇為，濟困扶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

　　在目前這種社會轉型、道德滑坡、重利輕義、人心冷漠的大環境裡，特別需要通過文學作品培養青少年無私無畏、敢作敢為、當仁不讓、見義勇為的品格。水滸精神中的“俠氣”，繼承了中華民族志士仁人的精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道義重於金錢，榮譽重於生命的優良傳統。

　　在我們的教育工作中，需要讓下一代獲得平衡發展。而現今的青少年缺乏陽剛之氣，是一個亟需關注的問題。在目前，陰盛陽衰，欠缺陽剛之氣，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問題，我國尤為嚴重。在我們的古典小說中，《水滸傳》是最能培養陽剛之氣的作品。

　　問：《水滸傳》中，有沒有對讀者產生負面作用的部分？

　　答：當然也有。簡言之，大致有兩點：一是歧視婦女，二是草菅人命。

　　《水滸傳》全書（不論何種版本）對於婦女的歧視都是一致的，並不例外。水滸故事中的婦女，大致可分好女人與壞女人兩類。好女人大都是“影子”，全無個性，連配角都談不上，只算跑龍套。作者刻意描寫的都是壞女人，如閻婆惜、潘金蓮、潘巧雲等人。其最大的罪惡不過是通姦、“養漢”。這些事放在男性身上，不過小節而已，而在女性身上就成了彌天大罪，非得處以殺頭、剜心，開膛破肚，大卸八塊不可。這實在違背人性，讀者看到這些地方，無不感到揪心。後人常常想為她們翻案，原因就在於此。

　　草菅人命，也就是《水滸傳》的一個大毛病，並非偶然出現，而是貫串全書。李逵是水滸故事裡的主角之一，被推為上上人物。他既是“最堅決的革命派”，又是殺人不眨眼的“天殺星”。在江州劫法場，他的功勞最大，殺人也最多，救下宋江以後，目的已達，本該及時收兵，但是李逵“殺得性起”，收不了手，卻對周圍看熱鬧的老百姓一斧頭一個，一路砍過去。他殺了那麼多老百姓，居然不受處分，難道梁山的隊伍就沒有軍紀管着？！打虎英雄武松，被譽為復仇之神。他替兄報仇，殺了潘金蓮、西門慶，都有理由；為了剷除貪官污吏，殺了張都監、張團練與惡霸蔣門神，也說得過去。但是後來濫殺無辜，殺了張家十幾口人，這就很難解釋。他在十字坡進了張青與孫二娘開的黑店，看到人肉作坊，親見牆上繃着人皮，架子上掛着人腿，但對張青無一語批評，也無勸告。草菅人命，有損英雄的形象。

　　二、關於梁山英雄的匪氣

　　問：除了歧視婦女與草菅人命之外，水滸故事對後世還有哪些負面影響？

　　答：還有不少。在這裡，我想先談一下賽珍珠的著作。因寫中國題材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Buck,Pearl 1892—1973）曾經花費四年時間（1928—1931）把《水滸傳》譯為英語，在歐美引起鬨動。她不懂“水滸”這個書名的含義，卻根據梁山英雄互稱兄弟的現象把書名改作《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對於梁山泊中“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人人平等的現象十分神往。與等級森嚴的專制王朝相比，她覺得梁山英雄簡直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其實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梁山上的頭領們和小嘍羅的待遇就大不相同，頭領內部也分三六九等，人人平等的只不過是稱呼而已。而且能夠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也只限於梁山內部的自家兄弟，並不包括其他山寨的人，事實上存在着極為嚴重的幫派意識。

　　我們不可忽略，梁山英雄中的大多數都是遊民。原來不是遊民的，因為長期脫離生產，闖蕩江湖，也逐漸變成了遊民。遊民的兩大特點，一是生活散漫，有不少人之上梁山，是奔着“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瓮吃酒，大塊吃肉”來的。只圖今天過得痛快，對於未來，並無長遠打算。二是幫派意識嚴重，只對本幫派的人，也就是自家兄弟講團結，講義氣，對於別的幫派是排斥的。因此，沒有遠大的眼光，做不成大事業。雖有少數知識分子頭腦比較清楚，看得出危機所在，但是在遊民習性嚴重的群體之中生活，大勢所趨，他們也無可奈何。

　　梁山這個群體，是一大批出身不同，經歷不同，對未來的打算也不同，只有“逼上梁山”這一點相同的人們所組織起來的。雖然歃血結盟，稱兄道弟，實際上除了“暫借水泊安身”的想法相同之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從願意拋頭顱灑熱血救國救民到只想在山寨里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各種想法都有。因此，“水滸氣”在不斷分化，或上升為“俠氣”，或下降為“匪氣”。在社會實踐中，有俠氣的人物相繼為“變法”或“革命”而奮鬥犧牲。無出路的人則組成各種幫會，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成敗利鈍，各不相同。“俠氣”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一種力量，“匪氣”則在社會前進的過程中產生了負面影響。

　　《水滸傳》這部書對中國社會之產生“匪氣”起到了雙重作用。一方面，水滸成書400年來，大江南北，海內海外，有數不清的會黨模仿水滸模式而產生，也就是遊民團體大量產生。這就是過去官方指責水滸是“誨盜”之書的原因。另一方面，毫無社會經歷的青少年在讀了《水滸傳》之後，也會受到感染，逐漸學到了江湖氣——流氓氣——匪氣，這就是過去所說的“少不看水滸”的原因。　《水滸傳》這部小說產生於中國民間，又長期流傳於民間（官方曾經列為禁書），它在民間的基礎深厚。作為中國人，幾乎無人不知道這本書。因此，它在中國人中間所產生的影響極大，包括由它所培養出來的“俠氣”，與受它的感染而產生的“匪氣”，都是難以迴避的。

　　我們國家經過多年的大動盪，舊社會所殘留下來的各種會黨勢力已告中斷。為什麼在年青人中間又會出現江湖氣——流氓氣——匪氣，這與《水滸傳》的流傳，與梁山好漢的遺風不無關係。現在已經不是“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時代，已經不需要結拜異姓弟兄才能創業立業，為什麼還要結交“哥們”甚至“鐵哥們”，還要講什麼“哥們義氣”？梁山好漢是不承認女性的人格與地位的，在梁山上，女頭領也和男頭領同樣的“哥弟相稱”。現在有些女性為了表現自己豪爽、夠朋友，和男性也是稱兄道弟，並不稱姐道妹，也不說“姐們義氣”。

　　現在大吃大喝之風屢禁不止，用公款吃喝有如吃大戶，有些地方財政是被吃垮了的，那種“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豪氣可以直追梁山好漢。為做公關工作而喝酒喝成英雄，或因醉死而成為“烈士”的，屢見不鮮。這與梁山泊上“大碗酒、大塊肉”豪吃成風的傳統難道沒有關係？現在早已不是稱兄道弟拉幫結派才能行俠仗義的時代。在今天，凡是稱兄道弟拉幫結派的人都找不出正當的理由。一句話說穿，都是為了進行勾結，圖謀私利。梁山好漢的“匪氣”實在沒有繼承的必要。凡是具有江湖氣——流氓氣——匪氣的人，一步步發展下去，最後只能是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

　　三、關於《水滸傳》的性質

　　問：您是否認為現在有把《水滸傳》這部小說和歷史混淆起來的情況？

　　答：是的。不但有，混淆得還很嚴重。我只舉個例子就足夠說明問題。不久之前，我曾經訪問過水泊梁山地區，那裡的一位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竟然對我提出了“水滸文物”的問題。我很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如果真有那個時代的文物保留到現在（經過科學的鑑定），那也只能叫做北宋文物，不能叫做水滸文物。我如果拿出一個袋子，說是宋江掉在閻婆惜處的招文袋，你能相信嗎？我再拿出一幅古畫來，說是林黛玉的親筆，你又能相信嗎？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本來是作者虛構的，虛構的人物竟然能夠拿出實實在在的東西，豈不是大笑話！

　　問：拿林黛玉的親筆書畫來騙人，那當然是笑話，但是《水滸傳》裡的宋江，歷史上好像確有其人。

　　答：《宋史》中確有三條記載涉及到“宋江”其人，字數都不多。多的百餘字，少的數十字，全都從南宋人王稱所撰的《東都事略》中抄來的。從這些記載中看來，宋江是“淮南盜”，起事時的規模不大，不過是“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最後是張叔夜以區區一千人收拾了他，“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這和後來說書場上、元雜劇中、明清小說里所描寫的帶領千軍萬馬的宋江全然不同。這不過是借用了史料中的一個名字而加以發揮，把事情越吹越大，把螞蟻吹成了大象。我們對史料里的宋江與小說里的宋江絕不能劃等號，認為是一個人。我們可以評論小說里的宋江，那是評論文學作品，論評文學人物；也可以評論史料中的宋江，那是評論歷史著作，評論歷史人物，絕不能把二者混為一談。

　　問：把宋江的史事（歷史）與宋江的故事（文學作品）混為一談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是始於史學界還是始於文學界？

　　答：據我所知，大致是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是史學界而不是文學界。史學界把水滸故事視為歷史，有其特殊原因。在抗日戰爭緊張階段，全國都在大打宣傳戰。連古人都被請出來為我們出力（如到處都有岳飛所寫的“還我河山”四個大字，時時都聽到“滿江紅”的歌聲），既然先後演出了“林沖夜奔”、“三打祝家莊”等古裝戲，承認這些都是真人真事又有何妨！但是一旦寫進了歷史書，得到承認，要想刪掉，就沒有那麼容易了。那時又正是史學界極力拔高農民起義之時，多有幾次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也是好事。於是，北宋時期最重要的農民起義就有了兩次，宋江起義還放在方臘起義之上。數十年來，多部中國通史都是這樣寫的，各級學校的歷史課本亦復如此。影響所及，連台灣陳致平著《中華通史》也把宋江與方臘並提。在敘述史事時，對宋江的活動也只提到《東都事略》與《宋史》那幾條極為簡略的史料，更無其他。著者坦率地承認宋江之事是以小說代替歷史：“後人就根據這類野史傳說，附會渲染為一百單八將，而寫成一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水滸傳》雖然是一部屬於文學性的小說，其描寫當時北宋政治的黑暗，逼民造反之處，多有所影射，並非全無根據，未嘗不可作為反映當時社會民眾心理狀態的一種參考資料”。

　　其實，宋江起事的規模是很小的，別說難與方臘相比，就連北宋時代起事於川西的王小波也比不上。至於宋江受招安後去打方臘的說法，只是傳說，史料記載中並無根據，不可輕信。或曰：宋江起事後，不是提出了響噹噹的政治口號“替天行道”麼？但那只是元雜劇中的事，史料中無此記載。

　　認為《水滸傳》所寫絕非真事，絕不是一次農民起義的真實記載，還有兩條過硬的理由：

　　理由一：如果《水滸傳》真是記載了一次農民起義的話，這次起義一定發生在北宋宣和年間，這是限死了的，時間不可能隨意後延。但是《水滸傳》裡的許多故事（而且是要主要的故事）全都出現於南宋、元代甚至明初，是由那些說書的、演雜劇的陸續編撰出來，再由一些江湖文人加工而成。一切皆有證據，是後人偽造不了的。

　　理由二：宋元兩代的說書，大致分為講史、小說二類。小說中又分四、五個子目，曰煙粉（愛情）、靈怪、公案（包括俠義）、鐵騎兒（戰事）、傳奇。某書入於某類，標準難定，每有出入。《三國演義》入於講史，從無異議；《水滸傳》應歸何類，未有定論。孫楷第先生所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之分類說明中說：“《水滸》唯方臘事信而有徵，其三十六人雖人名非假，而事實容多捏合，又其書鋪張壯烈或不以演史為主，今逕入公案類。”也就是說：《水滸傳》連“歷史小說”也夠不上，只能列入公案類小說之中。

　　《水滸傳》既然連歷史小說都不夠格，卻長期寫在歷史著作之中，當然是個錯誤。既是錯誤，不論早遲，都應該加以糾正。

　　問：那您認識這件事應該怎麼辦？

　　答：我想，這事雖是歷史遺留問題，習非成是，但是到了法制社會，學術研究不受干擾的時候，問題還是不難解決。可以向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加以糾正。我還想向現在才參與水滸研究工作的青年學子說幾句話。我們在閱讀參考資料，看到老一輩學者一再稱《水滸傳》為“農民起義”的時候，不要好笑，也不要以為他們把小說當成歷史，其實他們完全了解事情真相，只不過當時大家都這麼說，他們也只好這麼說，如此而已。

四、關於水滸研究的曲折歷史

　　問：五四運動以後，《水滸傳》已被承認為正宗的文學作品，而研究工作卻是一波三折，遇到了不少的折騰，請介紹一下情況。

　　答：的確是遇上了一系列的折騰，這裡我可以作個扼要的介紹，以供參考。

　　有人說，20世紀的100年是明清小說的黃金百年。因為專制王朝對長期流傳於民間的白話小說十分反感，認為這些閒書不是“誨淫”，就是“誨盜”。特別是《水滸傳》，是一部教唆老百姓造反的書，更當嚴禁。辛亥革命以後，許多明清小說一朝開禁，大量流傳，再加上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這些白話小說更被捧上正宗文學作品的寶座，從此揚眉吐氣。可是在四大古典小說中間，也有幸與不幸的區別。對於《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等書，20世紀確實是開放世紀、黃金百年；但是《水滸傳》卻一波三折，一再遇到全無必要的折騰。

　　首先是在20世紀20年代，在文學界的水滸研究者中間爆發了一場爭論。即《水滸傳》成書時的原本究竟是70回（沒有招安情節），還是100回（有了招安情節）？如果原本是70回，經金聖歎批改後的流行本還是70回，則金聖歎並未腰斬水滸；如果原本是100回，被金聖歎砍掉了後29回，則流行的70回本就是由金聖歎腰斬而成。其實這種爭論也好解決，解決的辦法是：一，努力搜求原本。一旦發現原本，自然有了答案。二，如果找不到原本，我們可以用現有的各種版本經過縝密的比較、研究、考證，把水滸的成書過程重現出來，也能作出結論。當時小說研究剛剛開禁，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尚未發現，本可繼續發掘有用的資料，縝密研究，不必由幾個人在短時期內拿出不夠成熟的結論。因為一旦有了結論，研究工作也就鬆懈了。可是當時少數的研究者卻急不可耐，急於推出結論。胡適先認為原本是70回，鄭振鐸與魯迅則認為是100回。有不同的看法本是學術研究中的常事，可以繼續探討。但是胡適卻很快地放棄了自己的主張，接受了原本是100回的主張。於是由他們幾個人就輕易地作出了“金聖歎腰斬水滸”的結論。此後的幾十年，既沒有找到原本，認真的探索工作也放鬆了。過早地拿出這一條結論，實際上反而阻礙了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

　　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是日本帝國主義猖狂進攻，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爭取生存、爭取勝利的時代，大家無心去為古人擔憂，探討水滸疑案。史學界研究歷史，戲劇界大演歷史劇，都是為了鑑古知今，鼓舞軍心民氣。不論是拔高農民起義也好，視梁山英雄為歷史人物也好，一切都是為了團結對敵，大家都能接受，並無異議。從這時候起，宋江起義就寫進了歷史書，得到承認。農民起義的領袖梁山泊主將宋公明迅速地取得了與抗金英雄岳飛、抗清英雄鄭成功、天國英雄李秀成等人同等的地位。

　　誰能料到，到了60年代，宋江、李秀成等人又一下子從半天雲里跌進泥坑。《水滸傳》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宋江成了投降派、特務與戰犯。家家批水滸，人人罵宋江，連三歲娃娃也要到水壺裡去抓宋江。把宋江從天神一下子貶為惡鬼，如此折騰，肯定會把人們的思想攪得一片混亂。不過，文革十年，國家遭受那麼大的損失，一部小說《水滸傳》的研究工作遇到干擾，蒙受損失，那又算得了什麼！不過，在撥亂反正，一切從頭做起的時候；在過去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現在要想加以補償的時候；在進入法制社會，一切學術問題都可以放開討論的時候；在我當了50年的旁觀者，現在又以垂暮之年重新參與這一研究工作的時候，為了讓水滸研究工作從此走上正軌，我很想通過媒體，向一切關心此事的學者、讀者提出一些建議。

　　第一項建議：我們確認不論是《水滸傳》研究，還是水滸文化研究，都是學術問題，可以公開研究，放手討論。歡迎從八九十歲的老前輩，到一二十歲的青年學子，都能來信來稿，熱情參加。我們的專欄、專輯，都是公開園地，願意以文會友，建立文字之交。

　　第二項建議：我們確認《水滸傳》是一部文學作品，每一位讀者、愛好者，都能和專家學者平等討論，大家都有發言權。讀者的感受，每每是評價作品的重要依據。

　　第三項建議：在學術研究的範圍內，我們不設禁區，沒有禁忌，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絕不說某某問題不能討論，某某人作的結論不能推翻之類的話。對於學者，不應該有什麼定論。只有不斷地修改或者推翻前人的結論，才能不斷前進。

　　第四項建議：我們已經批評梁山好漢有幫派意識，只對自己“哥們”講義氣，這實際上是一種很落後的封建思想。既然如此，我們研究“水滸傳”的學者就更不能拉幫結派，學術討論，勝無所得，敗無所失，只論是非，絕對談不上有什麼利害關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句話，我們應該永遠銘記心中。

五、關於《水滸傳》的描寫對象

　　問：《水滸傳》是文學作品，是一部小說，不是一部歷史書，這是首先應該肯定的。但是，它寫的是什麼題材，是寫農民起義的，還是寫城市裡的小市民的？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把《水滸傳》看成一部記載農民起義的書，這我不贊成。如果《水滸傳》真是記載一次農民起義，或者基本上是記載一次農民起義的書，那它就是一本歷史書，至少是野史，而不是一本白話小說了。事實真相是：“淮南盜宋江”確實造了反，與官軍敵對，但是人數不多，活動時間不久，就被撲滅了。說他投降後去打了方臘，只是傳聞，並不可靠。他並未到過梁山泊，也從未豎過寫有“替天行道”四個大字的杏黃旗。梁山泊上轟轟烈烈的英雄故事，是那些說書的、演雜劇的藝人們逐漸編造出來的，絕非真實。我們如果相信了，那就是弄假成真。當然，藝人們編造的故事，並非全是他們所杜撰，常常是他們從真實的生活中所提煉出來，雖非真人真事，卻很有典型性，不乏藝術上的真實，更能引人入勝。文學作品的魅力正在於此。但它畢竟不是歷史。把民間故事視為歷史，就會攪得真假難分，影響了歷史的真實，讓人得出錯誤的結論。

　　在某一段歷史時期，我們過分拔高了農民起義在歷史上所產生的作用，認為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果真如此，則中國的歷史很長，大規模的軍民起義次數也最多，每次都起推動作用，這樣七推八推，我們早就被推進了大同社會了，怎麼今天還是個發展中的國家？這是看問題不全面，只看到農民起義的“推動”作用，沒有看到農民起義的破壞作用。我們毫無責怪起義的農民之意，他們是在走投無路之時才奮起反抗的，責怪他們是不近人情；但是，造成了破壞作用則是難以否認的事實。熱烈歌頌農民起義，認為農民起義越多，越能推動社會前進，那是不明事理。

　　有一段時期，史學家對農民起義很感興趣，對農民起義的認定標題也就放得很寬。只要在史料上查到某時某地發生群眾對抗官府的事件，也不問參加的人數多少，衝突的原因何在，事情的性質如何，每每一律稱為農民起義。其實，當時的主角不一定是農民，有時候是市民暴動，有時候是遊民鬧事，有時候是兵變，有時候甚至是流氓團伙打架，豈可一律稱為農民！而且也不能把一切衝突都稱為“起義”。“起義”是褒義詞，是指一種正義的行動。如果農民一有行動就是起義，那麼，在歷史上，我們將如何把農民起義與盜匪區別開來？濫用“農民起義”這塊招牌，對於真正的農民起義倒是一種褻瀆。

　　水滸故事之中，幾乎找不出堪稱農民起義的事件來。第十五回的“智取生辰綱”，算是梁山人物的一次集體行動，有八個人參加。因為描繪生動，選在中學課本中，倒是很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但是分析事件的本質，卻很難令人同情。蔡京的女婿梁中書送給老丈人的生辰禮物被劫，自然大快人心，因為這有反貪官的意味在內。如果用這劫來的十萬貫金珠寶貝去救濟貧苦群眾，那當然是正義行動，令人喝彩。即使不是全部，拿出一部分來救濟窮人，也是好事。即使不敢明拿，暗地裡進行施捨也未嘗不可。可惜晁蓋等人在策劃這件事情的時候，雖然理直氣壯地說：“此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但是並未想到劫富濟貧之事，只想到自己能過一輩子好日子。生辰綱到手之後，他們也沒有拿出一個子兒做點善事。這件事並非劫富濟貧，而是劫富濟富，因為晁蓋是個地頭蛇，常與私商往來做些不法生意的小財主，發了這筆橫財之後，自然更富。其他幾個人雖然不富，也並非窮得吃不上飯，這和吃盡樹皮草根才起來造反的農民完全不能相比，這算什麼“農民起義”！他們8個人中一個農民也沒有，三阮是漁民，算是勞動人民，也只是生活清苦，還不是民不聊生。梁山泊大聚義時，“有篇言語單道梁山泊的好處”，其中說“其人則有帝子神孫、富豪將吏，並三教九流，乃至獵戶漁人，屠兒劊子，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說明梁山人物是兩頭小，中間大。兩頭的“帝子神孫、富豪將吏”與“獵戶漁人、屠兒劊子”人數都不多，人數最多的是中間的“三教九流”，也就是市民與遊民。說來說去，就是沒有說到農民。如果我們一定要說梁山伯里水滸寨中是農民在起義，他們自己的宣言中卻完全不提農民，這就使得我們理不直，氣不壯，十分尷尬。

　　如果梁山英雄是農民起義，那他們必然會提出對土地的訴求。但是一部《水滸傳》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到過土地。如果梁山英雄是農民起義，在各頭領分配工作（各有管領）之時，總應該有人出來分管種地（專制王朝的皇帝還要親耕，皇后還要親蠶。雖然只是個儀式，總還說明他們的重視）。即使梁山上土地不多，種不了糧，種點新鮮菜總是必要的。可就是沒有人分管種糧種菜。菜園子張青派去做梁山泊四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的工作去了。如果梁山英雄是農民起義，則他們只要開闢了一片根據地，則自耕自食，自己養活自己就全無問題，不致於隔一段時間就要下山（向各州縣）去借糧（實為搶糧）。農民有了土地還不能養活自己，那叫什麼農民？

　　正因為這個原因，歐陽健、蕭相愷的《水滸新議》一書中所提出的“市民說”就值得考慮。也無論這個說法是否完善，至少可以幫助我們打開思路，走出困境；可以打破長期以來“農民起義”說的一統天下。把《水滸傳》通讀幾遍，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這些問題：

　　一、水滸故事的作者（是一群人而不是施、羅兩個人）主要是市民，他們熟知宋、元（主要是元代）的市民生活，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大多數故事都寫得十分傳神，寫作的技巧並不在《金瓶梅》的作者之下，從“五婆貪賄說風情”這一段文字就能看出問題。

　　二、水滸故事也寫農民，但是寫得不深不透，只作為跑龍套的配角來寫，表達不出農民的思想感情，因為作者們對農民並不熟悉。

　　三、《水滸傳》寫得最為激動人心的故事都是“逼上梁山”的故事，被“逼上梁山”者有不少人，其中的主要人物不是農民，而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水滸傳》中說他“每日六市三街，遊玩吃酒”，顯然是個市民。

　　一部作品，主題與題材不是一回事，舉例說，兩個人寫遊記，寫的是同一塊地方的自然景色，風土人情，這是題材相同；但是其中一人讚頌此地人情之純樸與耿直，而另一人則批評其人之愚昧與野蠻，主題就不一樣了。一部作品，作者與所描繪的對象也不是一回事，市民作者可以寫農民，農民作者也可以寫市民，只不過是市民寫市民，農民寫農民，能夠寫得更有深度而已。《水滸新議》一書中的“市民說”讓我們打開思路，能夠認真考慮以下一些問題：

　　一、《水滸傳》的作者是誰——一大群基本作者是市民，最後加工的是流落江湖的文人。由於基本作者對許多故事已經寫定，加工者也就難以作太大的修改。

　　二、書中所描寫的對象既有市民，也有農民。對市民對象描寫得有聲有色，對農民對象描寫得模糊不清。

　　三、本書40回以前的部分，對幾個重要角色寫得如生龍活虎，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終生難忘，因為這是作者們所熟悉的生活；40回以後的部分，許多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寫得比較沉悶，讓讀者印象模糊，因為這些事情是作者們所不熟悉的。

　　如果從這個基礎上起步，完全排除頭腦中的先入之見，純粹從作品本身來分析問題，探討問題，我相信是會逐漸接近歷史真相，而能一步步解決許多難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