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關於水滸的主題與林沖的入書

　　問：那麼《水滸傳》一書的主題究竟是什麼？

　　答：其說不一。這也正是我們今後需要探討的重點所在。有人提出“多主題說”，認為主題不止一個，我也贊成，反正要經過認真探討，才能得出相對正確的結論。

　　問：您自己有具體的意見嗎？

　　答：有。我認為出自《水滸傳》的一句成語“逼上梁山”，就是此書的主題。前面我已說過，許多水滸故事都是水滸的基本作者（說書的與編雜劇的）編寫出來的，我認為，唯有林沖故事是加工者（流落江湖的文人）的傑作。下面，我將說出自己所持的理由。

　　在專制王朝的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許多老百姓被逼得走投無路，只好奮起反抗。書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寫的這一類故事，其中最有光彩的人物是林沖。作者（也無論此人姓施姓羅，或者是個無名作者）選中林沖作為逼上梁山的主角是選對了的。此人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北宋中央軍高級教官，雖然手中無權，從他的身份來說，也是統治集團內部人物。連他都遭受到這樣的殘酷迫害，一般小老百姓又將如何？林沖雖是軍人，平時很講禮數，對人謙虛，辦事謹慎，對於橫逆之來，一再忍讓。他發現調戲自己妻子的惡棍竟是頂頭上司高俅的衙內，只想忍氣吞氣，息事寧人。直到遭受陷害，刺配滄州，還在逆來順受，希望熬過災難，他日重回東京，再圖團聚。可是高俅就是不肯放過他，非把他置於死地不可。當他作為一個囚徒被分配看守大軍草料場時，高俅派陸謙、富安前來縱火。在天寒地凍的雪夜裡，他們估計林沖不會外出，一旦火起，必然燒死，即或能從火中逃出，燒了大軍草料場，也是一條死罪，想不到林衝出外買酒，才逃過了這一劫。當草料場火起，必必剝削地爆響，讀者的肺都要氣炸了，直到林沖返回，知道真情，奮起手刃仇人，草料場大火沖天而起的時候，讀者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林沖雪夜上梁山的故事真正激動人心，贏得了千千萬萬讀者的無限同情。大家不僅同情他，也連帶同情那些被苛政所逼走投無路而上了梁山的好漢，承認造反無罪，上梁山有理。林沖這個逼上梁山的典型理所當然的成了這個大悲劇的主角。

　　我之所以判定林沖故事不是說書、演雜劇的民間作者的創作，而出自最後修改全書的江湖文人之手，依據有二：其一，在《宣和遺事》中雖有林沖之名，但在南宋說書、元代雜劇中，完全找不到林沖故事；其二，林沖的出場，是以《三國演義》中的張飛為模特兒，因此林沖故事必然產生在《三國演義》之後。林沖怎生模樣？“豹頭環眼，燕頷虎鬚”，“手持丈八蛇矛”，請問這不是張翼德是誰！

　　這位創造林沖故事的作者實在高明。在修改全書的時候，他發現這麼一部大書竟然沒有一位中心人物，堪作典型。不管你把梁山泊、水滸寨寫得多麼威武雄壯，但是這一批草莽英雄的身上，多多少少總有一些毛病，要想說明梁山事業的正義性，總還顯得不夠。舉例說吧，魯智深嫉惡如仇，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生所作所為，充滿了俠義精神。因為行俠仗義，後來逼上了五台山（還不是梁山）。可惜他有點兒莽撞，要救金翠蓮，是小事一樁，本來不必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但他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從此走上逃亡之路，就顯得做事不夠穩重。當了和尚，老是戒不掉酒肉，總得算是不足之處。武松被譽為復仇之神，但是作為英雄人物，總是快意恩仇，而且草菅人命，所作所為，還做不到大義凜然。晁蓋是個小地主，地頭蛇，還和私商往來，做些不法生意。他的仗義疏財，結交江湖豪傑，說穿了，其所疏之財，也多是不義之財。他的上梁山，並非不得已，而是想發橫財，自蹈法網，沒有什麼冤屈可言。鄆城小吏宋江，一出場給人的印象就不好，明明是包二奶，還說是做善事。做個小吏，還要仗義疏財，財從何來？顯然兼跨黑白兩道，既吃俸銀，又收賄賂，不算貪官，也是污吏。水滸英雄只是這一班人，別說希望“圖王霸業”，就是希望爭取同情，能夠立足，亦非易事。要那些民間說書、演雜劇的作者描繪一些草莽英雄，他們可以說得頭頭是道，演得酣暢淋漓，這是他們的看家本事，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要他們去塑造一個典型人物，正義之神，使天下後世改變對梁山英雄的印象，去掉這部小說“誨盜”的惡名，這就不是他們所能做到的了。因為他們平時很少接觸這樣的人物，胸中缺少這樣的模特兒。

　　雖然林沖故事的素材來自元雜劇的“衙內戲”《蔡衙內奪妻》，但是也得有高手來加工。林沖的後來居上不僅使梁山上出現一位正派的英雄，而且讓《水滸傳》這部小說大大地提高了檔次，得以作為古典名著立於中國正宗文學作品之林。

　　《水滸傳》的主題是什麼？我們可以各抒已見，認真討論，不必忙於下結論。我還可以再補充以下的看法。

　　《水滸傳》裡征遼部分文字不多，而且是在續加部分，它不是《楊家將》，反侵略，保家衛國，不是它的主題。

　　《水滸傳》不反皇帝，梁山英雄在與官兵敵對之時，還放聲高唱“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因此，推翻宋朝，另立新朝，不是它的主題。

　　《水滸傳》更不反對皇帝制度。李逵始終反對招安，力主“殺去東京，奪了鳥位”。他是梁山上最敢說話，口無遮拉的人，他的話可以視為梁山上的“底線”。既然要去東京奪了鳥位，則這個“鳥位”還是要保存的。因此，推翻專制王朝，建立民主政府不是它的主題。

　　《水滸傳》裡描寫市民生活的文字確實不少，而且涉及到一些小市民的低級趣味。如王婆說的一本“捱光”經，與潘、驢、鄧、小、閒的五字真言。但是《水滸傳》不是《金瓶梅》，男女風情不是它的主題。

　　還有，如果從一本書的內容分析它的主題發生困難的話，探討一下書名，以及其中主要的政治口號，也許能夠作為參考。《水滸傳》的主題難以判定的原因是：它存在許多不同的版本。70回本到梁山大聚義為止，沒有招安情節，被認為是反政府的，堅持革命的；100回以上的各種版本都有招安情節，則被認為是投降的。這樣，主題就有了很大的出入。但是，不管什麼版本，書名都是《水滸傳》，梁山上的政治口號都是“替天行使”。其中有沒有微言大義，傾向於哪一類主題（反抗政府還是投降政府），是值得作一番探討的。

七、關於水滸書名和替天行道的口號

　　問：聽說《水滸傳》書名的出處是羅爾綱先生發現的，書中“替天行道”的口號的出處是您發現的，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答：不錯。羅爾綱先生發現“水滸”的出處是在20世紀40年代；我發現“替天行道”的出處是在20世紀50年代。其實，發現某個詞語的出處是很簡單的事，鑽研一門學問的時間久了，接觸的資料多了，有時就能突然發現想找的根據，成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問：您能否把這兩次發現的情況介紹一下？

　　答：完全可以。先說書名，水滸的“滸”字讀hu，不常用。《說文》解釋說：“水涯也。”就是水邊上的意思。水滸二字聯用，出自《詩經·大雅·緜》：“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愛及姜女，聿來胥宇。”這是一塊地方，也就是周王朝的祖先開墓創業的地方。1944年秋，羅爾綱先生在四川李莊鎮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因患瘧疾，在家休息，偶讀《詩經》，竟發現了《水滸傳》書名的出處，如獲至寶。以“水滸”作書名，確實是微言大義。“水滸”是“水邊”之意，正是“微言”、“大義”是什麼呢？那就是作者把水泊梁山比作周王朝的祖先開墓創業的地方，希望梁山起義事業能夠興旺發達，最後建立起像周王朝這樣長達800年的大王朝。說明作者（不知道是誰）對梁山起義事業是肯定的，是推崇的。

　　過去有人解釋過這個書名的含義沒有？有過。明代萬曆年間，袁無涯刻《忠義水滸傳全書》，就在“發凡”中說：滸，水涯也。宋江把自己所居之地稱為水滸，是表示不敢據有梁山泊，要學姜太公居於東海之濱，等待機會來輔佐周文王的意思。

　　明末的金聖歎則對“水滸”又作出一種含義相反的解釋。在《貫華堂水滸傳》序二里，他說：“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處則有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也。”他把宋江等人痛恨到極點，要把他們流放到窮荒去，不同於中國。

　　袁無涯與金聖歎兩人的解釋，都是從水涯、水邊之意遐想開去，無邊無際，想到哪裡說到哪裡，自然不可輕信。羅爾綱先生發現“水滸”是個地名，是周王朝開幕創業之地。以此地作書名，自有肯定梁山事業之意，而非無稽之談。在幾個月之前，《雲夢學刊》2005年第6期發表了李萬生《水滸書名及相關問題》一文，作者在文中說：《水滸傳》書名出自《詩經》，“梁山一百八人嘯聚水泊之邊，是將興未興，與《詩經》所敘相近。他們最終沒有建立政權，以招安結束，可以說是始於水泊，終於水泊。可見此書名為《水滸傳》是十分貼切的。”羅先生在60年前已經發現“水滸”出處一事，這位作者不一定知道，他既找到了“水滸”真正的出處，理解其含義自然也就和羅先生相同。

　　問：您對梁山泊的政治口號“替天行道”的出處是怎麼發現的？

　　答：對於我所不了解其含義，或者不了解其出處的詞語，我有一個笨辦法，就是先去查工具書。不管它解釋得是否正確，總能給我提供一些線索。在20世紀40年代的桂林，我居然在一本匯集各種會黨資料的專業工具書上查到了“替天行道”的詞條。那上面解釋說，這是“民間幫會起事用以號召之常用語”。我和聶紺弩先生商量（當時我是《力報》記者，他是副刊“新墾地”的編輯）。他說不妨到道家經典中去查出處。此後又過了十多年，我是在把出處徹底查清，又找到了足夠的旁證之後，才把結論公之於世。

　　1958年，我在《關於<水滸>里的“替天行道”的解釋》一文中說：“我認為：‘替天行道’出於《道德經》。它的原文是這樣的：‘天之道，其猶張弓歟！有餘者損之，不是者補之。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不足以奉有餘！’用這句話來概括說明一切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真是一針見血，恰到好處。我以為：水滸英雄所堅決反對的，正是這種‘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之道’他們要替天行道，就是要實行‘損有餘以補不足’的‘天之道’。”

　　這種“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現象，也就是現成所說的“馬太效應”。《新約全書·馬太福音》中有這樣的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不論古今中外，從感情上說，窮人們都會反對這種損害窮人的“人之道”，而希望推行有利於窮人的“天之道”。

　　問：“水滸”這一書名的出處，“替天行道”這一政治口號的出處，全都查清楚了。可不可以這樣說：凡是肯定這個書名，肯定這一條政治口號的人，就是肯定農民起義，對起義農民抱同情、支持態度的人。

　　答：我想還不能這麼說，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從情理上說，固然有很多人都同情農民起義，但是經過很理性地考慮，有人就會不贊成用起義的辦法來解決社會矛盾。因為大起義的風暴一旦掀起，每每腥風血雨，玉石俱焚，千百年積累起來的物質財富與文化精品，毀於一朝，全社會所付出的犧牲是太大了。他們希望用相對緩和一點的辦法來解決矛盾。再說，許多人對農民起義，也包括一切弱勢群體的起義是同情的，肯定的，但是對某些起義領袖則頗有微辭，這些人有可能是野心家，他們很會利用起義群眾為自己拼命，在群眾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推倒了舊的暴君之後，可能又把新的暴君捧上了皇帝的寶座。在研究《水滸傳》時，很多人對宋江的狡詐就十分不滿。

　　其實，“水滸”不過是個書名，是一塊招牌而已，“替天行道”也不過是標語、口號而已。招牌雖然好看，口號雖然動聽，梁山頭領們究竟做到了沒有，做到什麼程度？是力所難及，一時做不到呢，還是有心作假，掛羊頭賣狗肉？那又需要認真探討，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楚的。就算此書作者（還不知道是誰）用“水滸”這個地名作書名，用《道德經》中的一句話“替天行道”作為梁山好漢的政治口號，也不過是對梁山事業抱有一種“期許”之意而已。而且，這也是作者一廂情願的事，梁山頭領們認不認識“滸”字，知不知道“水滸”二字的深意？對“替天行道”一語能夠理解到什麼程度？還很難說。

八、關於水滸傳的作者

　　問：《水滸傳》的作者是誰，這個問題目前難以定論，但還是請您提出一個初步的簡明扼要的答案。

　　答：如果希望說得相對正確一點，那就應該說，是集體創作。不過這個集體是個特別大的集體，從時間上說，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長達四五百年；從空間上說，東至東海海濱，西至太行西嶽，南至長江下游，北至長城內外；縱橫好幾千里。在這個時空之內，有不計其數的作者都為寫成這部大書出了力，把他們的心血留在字裡行間。不過這些作者相互之間都沒有見過面，因為他們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那些說書的，天天都在說，天天都在修改；那些演戲的，天天都在演，天天也在改進。凡是改得好的，比較成熟的故事，最後都寫進了書裡。這本書稿又不斷地被加工，加工者，大都是流落江湖的文人。說這個大創作組總數有千百人，一點也不誇張。不過他們從來沒有開過會，沒有商量過創作計劃，一切編寫，修改工作都按長江後浪推前浪的規律默默無聲地進行，自己修改前人的創作，又讓後人來修改自己的創作。有許多地方，後人修改前人的書稿是改好了，但是也有改糟了的地方，還不乏改來改去，重複勞動，白費工夫。所以一改再改，改了幾百年，直到最後成書，還存在以下這些毛病，或者叫做不足之處。

　　一、前70回既有人想反上東京，奪了帝位，也有人朝思暮想，希望招安。下半部中亦復如此。不僅全書沒有統一的主題，前後兩部分全都沒有統一的主題，造成聚訟紛紜，至今還得不出一個明白的結論。

　　二、此書真正精彩的篇章，不過是40回之前幾個主要人物的活動，如魯智深、林沖、宋江、武松、李逵等人。這以後許多攻城打仗的情節，都是那些民間藝人所不熟悉，只是為了拉人上山湊數才安排的。所以就精彩不起來，怎麼修改也沒有用。

　　三、那些民間藝人所塑造起來的人物，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毛病，因為他們平時所接觸的只能是這些江湖人物。只有林沖是由後來的加工者江湖文人所塑造起來的，他一出現，立刻後來居上，成為全書的中心人物，逼上梁山的典型。

　　四、人物太多了，反而成為負擔。如果只有36個頭領，不勉強湊民108個，此書必然精彩得多。前重後輕，是此書一個難以克復的大缺點，那個決定把36人擴大為108人的決策者應該對此負責。

　　五、此書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結構，是由許多小故事堆砌而成。有些小故事十分精彩，但是組合在一起反而被沖淡了，凡是由民間小故事聚合而成一本大書的著作都有這種毛病。如果像揚州評話《武十回》那樣，把精彩部分儘量發揮，藝術上的成就必然更大。

　　六、綜觀全書，其中某些故事似有重複之嫌。例如兩個紅杏出牆的女人都姓潘，其中一些情節也頗相似。這絕不是作者為了賣弄才華而故用險筆，實在是把許多小故事揉合在一書中而出現的難以避免的漏洞。

　　對於《水滸傳》的作者問題，陳松柏《〈水滸傳〉作者研究八說》一文說得既十分周到，又精簡扼要。對於初學者來說，這是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

　　問：如果要您答覆，這本書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誰，您會怎樣回答？

　　答：我認為此書是由一些民間藝人在宋、元、明三代的長期中逐漸積累，逐漸修改而完成的。民間藝人編寫成許多水滸故事，這對最後成書，起了主要作用。江湖文人把許多故事編纂成為一書，對於最後成書，只起了次要作用。把此書的作者說成一兩個人——羅貫中或施耐庵，既非事實，也不公平。

　　問：對於施耐庵的問題，現在說法不一。有人主張繼續探討，有人認為無此必要。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無此必要。有人說，經過考證，確有此人。我認為：我們要找的，是《水滸傳》的作者，而不是施耐庵其人。如果拿不出確鑿的證據證明他是《水滸傳》的作者，則我們找出了施耐庵又有何用！還有，我們不探討施耐庵的問題，但是並不反對別人去探討。我們雖然沒有探討這個問題的計劃，如果別人進行探討，有了出乎意外的收穫，那也是大好事。

　　我認為：對於一部文學作品，研究作品的本身是主要工作，探討作者的情況是次要工作。如果探討作者的情況已經山窮水盡，再無發展了（對《水滸傳》作者的探討已是這種情況），難道我們對作品的研究就進行不下去了嗎？當然不是。了解作者的情況，對於研究作品本身會有很大的幫助，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隨着作品的不同，探討作者的情況作用也不一樣。研究《紅樓夢》和《儒林外史》時，了解作者情況十分必要，因為這兩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一手寫出來的（暫不談讀書的問題）。作品本身常常是作者的自傳，了解作者對於了解作品確實非常重要。研究《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情況就不一樣，它們的作者不是真正的作者，只相當於現代的一個編書者或責任編輯，他與作品的內容關係不是那麼密切，因此，了不了解作者情況，就不十分重要了。更何況《水滸傳》的作者施、羅二人還不是真名，而是託名、化名。

　　弄不清作者，作者不可考，其實並不影響我們對作品的研究，與評論其價值。例如我們的《古詩十九首》，其中所寫的離愁別緒，委婉動人，對後世詩歌發展的影響深遠，超過了後來的任何一位大詩人。但其作者為誰？已不可考。此後南方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與北朝民歌《木蘭辭》也是如此，雖然影響很大，就是考查不出誰是作者。

　　九、關於《水滸傳》的版本

　　問：《水滸傳》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版本，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請談一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

　　答：《水滸傳》的版本之多是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開始出現的事。這與皇帝極不負責、萬事不理頗有關係。明代是個極為專制的王朝，大權都集中於皇帝一人之手。文武百官都要對皇帝負責，皇帝卻不需要對任何人負責。萬曆帝是個懶得要命的皇帝，平時只在宮中享樂，二三十年不上朝，致使百官認不得皇帝，見面時還要太監從中介紹。萬曆30年（1602）全國13處巡行御史缺少9處，全國各地郡守缺了一半。萬曆34年（1606）中央六部大員都出現空缺，無人遞補，二品官內，只有戶部尚書趙世卿一人。特別可怕的是司法官缺人，大量案件無人審理，犯人長年關在牢裡，無人過問。不僅被告被關，有些原告與證人也長期被關，直到關死為止。許多國家大事，皇帝自己不管，又不責成別人去管，各級政府，缺員嚴重，該管的事，都不想管。雕版印書的事，完全放任自流，私人書坊老闆，任意刻印古書。只要能夠賺錢，想怎麼刻就怎麼刻，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所以顧亭林在《日知錄》中說：“萬曆年人，多好篡改古書。”那時候既不要書號，又不講版權，只要政府不管，書坊老闆就有極大的自由，冒名也好，盜版也好，只要好銷，什麼書都敢改，什麼書都敢出，書籍市場上，一片混亂。那時候出的書，距今已400年，經過無數次的水火刀兵，絕大部分都毀掉了，能夠流傳到現在的，是極少數。這裡說的刻印本。至於手抄本，那當然就更多了。因為400年來，各地的書場還在說書，他們的本子（話本）還在發展之中，改進之中。就全國來說，包括刻印本與手抄本在內，各種各樣的《水滸傳》真是不計其數。

　　問：《水滸傳》有許多不同的版本傳世，在您看來，這究竟是壞事還是好事？

　　答：據我所知，有不少人認為這是壞事，至少是麻煩事。因為這給水滸研究工作者帶來了極大的工作量，面對流傳下來的各種版本，專業研究工作者就有義務作出必要的解釋，並向讀者推薦最完善的版本。

　　對於這個問題，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是好事。從400年前流傳下來的一批亂七八糟的版本，不管怎麼說，總是可貴的有用的史料，經過耐心整理，歸納，分析，就可窺見當時的社會現象。一件古物留下來，還能說明一連串的問題，更何況是文字資料。其中有盜版，我們就要問：為什麼會出現盜版。其中有冒名，我們就要問：為什麼會出現冒名。每解決一個問題，都揭開了一幅歷史真相。我把這些亂七八糟的版本比做一團亂麻。解決一團亂麻的辦法有二：對於無用的東西，我們可以不管它，斷然作出自己的決策，這叫做快刀斬亂麻。對還有用的東西，我們需要愛惜他，耐心進行整理、研究工作，這叫作細心理亂麻。這個工作量很大，但也絕不是無限大。每一根亂麻都有來蹤去跡，總有理順的一天。也就是重現了《水滸傳》逐漸形成逐漸成熟的原過程。我們應該有決心來從事這一件理亂麻的工作，更何況在今天以前，已有不少學者，包括幾位老前輩和一些青年學子，做了不少梳理工作，卓有成效，已經初步理出了頭緒。

　　十、關於招安

　　問：在20世紀20年代那一場有關《水滸傳》的爭論中，也就是“金聖歎究竟腰斬了水滸沒有”的爭論中，大家都希望能找到一種“原本”，認為只要找到了原本，問題就能解決。請問，所謂“原本”，究竟是指什麼版本？

　　答：是指《水滸傳》最初成書，由許多分散的水滸故事編纂成為一部大書時的最初刻印本。這個“原本”至今都沒有找到。當時雙方爭論的焦點是：如果原本是70回，沒有招安情節，就證明金聖歎沒有腰斬水滸；如果原本是100回，有了招安情節，則說明70回以後的部分被金聖歎砍掉了，才成了流行的70回本。爭論的結果是，大家接受鄭振鐸的意見，認為原本是100回，是金聖歎腰斬了水滸。

　　對於這個結論，羅爾綱先生是不贊成的。但是當時的胡適是中國公學校長，鄭振鐸是中文系教授，羅爾綱先生只是個學生，沒有發言權。羅先生後來在《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一書的自序中說：“《水滸傳》原本究竟是七十回還是一百回，這不是一般版本的爭論，而是有關這部著作的性質問題。原本為七十回，至‘梁山泊英雄驚惡夢’止，便是反抗封建統治宣揚農民起義的名著。如果原本為一百回，有受招安，征遼、平臘，那便是奴才傳。”

　　羅先生認為當時的討論過於草率，結論下得過早，這一點我完全贊成。任何學術問題，不經過廣泛討論，只由少數專家閉門作出結論，都是不妥當的。但是我也不贊成羅先生把招安問題看得過重。一本書究竟是英雄傳還是奴才傳，不能只憑有沒有招安情節來作結論，而要看這本書的總體精神。

　　問：作為一位歷史學者，您是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招安事件的？

　　答：首先我覺得《水滸傳》是倒了霉，在所有的明清小說中間，我們不要求任何一部小說的主人翁去反皇帝，唯獨要求宋江和梁山好漢去反皇帝。在《三國演義》中，許多英雄人物不斷地換老闆，換來換去絲毫也不影響他英雄人物的身份。水滸人物就無此自由，只要受了招安就成了臭狗屎，永世不得翻身，這算什麼道理！

　　“招安”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停止戰爭，恢復和平，不再殺人流血，這不是壞事。在兩千多年的專制王朝統治之下，農民人數雖多，但是始終是個弱勢群體。農民起義總是在饑寒交迫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被迫奮起反抗的。動亂事件大部分是由天災所造成，小部分是由苛政所造成，即所謂“逼上梁山”。如果天災已經過去，生產得到恢復，或者由於某些苛政的廢除，老百姓有了生路，大家放下武器，回歸和平生活，這總算是好事。造反不是應聘，不是自己報名參加，千百萬人一旦生路斷絕，起義的隊伍如海潮洶湧而至，你想參加也得參加，不想參加也得參加。退潮之後，要把所有參加造反的人全都殺掉，既不人道，也不可能，招安赦罪，有何不可？有些含冤受屈的人，走投無路，逼上梁山，一旦平反，亦可赦免。總之，有個招安的辦法，不把亡命之徒逼上絕路，自有可取之處。有些農民起義的領袖，在作戰形勢不利之時，也常常把接受招安作為一種鬥爭策略、緩兵之計，暫時找到一條生路。

　　如果濫用“招安”，好事也會變成壞事。例如有些地方官對盜賊進行招安是受賄買放，官匪勾結；有些農民領袖蛻變為野心家，“想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還有些慣盜慣匪長期脫離生產，匪性難改，成了老油子，今天接受招安，明天又造反。凡此都是個人的犯罪行為，不是“招安”這種辦法的過錯。特別是在敵國外患入侵的時候，在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時候，對農民起義的隊伍以民族大義相號召，讓他們轉化為保衛國家的力量，這樣的大好事在真實的歷史中確有過好多次。元雜劇《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寫宋江受招安後出征遼國，獲勝立功，這雖非史實，卻也反映了老百姓有此良好願望。

　　總之，老百姓並不歧視受招安後為國立功的英雄。他們先是打擊貪官污吏，獲得老百姓的好感，招安後又能為國立功，成為雙料英雄。對於“招安”一事，老百姓並不反感，這和個人的叛變、變節、逃兵、投降等可恥行為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我們只要對這個問題有了正確的認識，在今後的研究工作中，就會減少許多無謂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