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關於張國光的“雙兩說”

　　問：目前要開展水滸的研究工作，除了以上所說的一些問題之外，是否有什麼干擾和阻力？

　　答：坦率地說，從文革結束、撥亂反正以來，在水滸研究工作中造成最大的干擾，就是張國光所提倡的“雙兩說”，也就是“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說”。這種“學說”在學術研究上沒有一點基礎，全部是虛擬的。所用語言完全是一派政治語言，建立這個“學說”的根據也都是政治人物的言論與政治著作。

　　為了便於說明問題，請容我先說幾句題外的話。韓愈在《師說》中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敦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作為人文學者，能不能為人“解惑”，是他的學力如何，是否在學術上作出了貢獻的一個很重要的衡量標準。所謂“解惑”，並不是照着課本回答問題，而是要去解決別人所解決不了的難題。你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稱不上是一位真正的專家學者。

　　試以羅爾綱先生治學的實例來說明問題。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有事跡純屬虛構，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資格，幾令後人無從反證者。例如前清洪、楊之役，有所謂賊中謀主洪大全者，據云當發難時，被廣西疆吏擒殺。然吾儕乃甚疑此人為子虛烏有，恐是當時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雖然，既已形諸草奏，登諸實錄，吾儕欲求一完而強之反證，乃極不易得。茲事在今日，不已儼然成為史實耶！”事情的經過，正如梁啓超所介紹，當時盛傳太平天國同時有兩個領袖，洪秀全代表上帝會，洪大全代表天地會。太平軍在廣西永安州突圍，洪大全被廣西疆吏擒獲，向清廷獻俘，在北京凌遲處死。咸豐帝都受騙了，誰還翻得了這個案。羅先生如果是不負責任的人，別人問到這件事時，他只要點個頭，說一聲“太平天國是有兩個領袖”也就沒事了。但他經過仔細探討，於1954年夏寫了一篇《洪大全考》，終於揭穿了這場由清朝官員所設計出來的大騙局，使這一件百年疑案水落石出。從此，再也沒有人去提洪大全這個名字了。梁啓超認為很難解決的難題，終於被羅爾綱先生所解決。所以2001年7月出版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編選的學者文選《羅爾綱集》一書，第一篇文章就是《洪大全考》。

　　再舉一例，在與太平天國有關的史料中有一本書，叫做《江南春夢庵筆記》，作者為沈懋良，自雲曾在太平天國治理下的南京城內生活10年，為贊王蒙得恩的近侍。在逃出南京後，憑記憶寫成此書。其中“逆蹤七十二則”，為許多學者所引用，連老一輩的專家簡又文也上了他的當。後來羅爾綱先生以確鑿的證據指出這是一部大偽書，就再也沒有人去引用其中的文字了。

　　一位真正的學者，一生就只知道默默無聞地做學問，憑自己深厚的學力，解決一個又一個的大難題，作出一個又一個新結論，維護了真理，推動着學術不斷地前進。而有些冒牌學者，從不埋頭做學問。他所關心的，並不是中外同行學術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人物的言行舉動，並且隨時窺測政治動向，以便及時拿出能為政治服務的“研究成果”。張國光的“雙兩說”，正是這樣的“成果”。

　　請先看一看高日暉《近二十年<水滸傳>批評綜述》一文對“雙兩說”的介紹（此文發表於山東菏澤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按張國光的觀點，金聖歎刪改本之前的所有版本中的宋江都是投降派，七十回本的宋江則變成了革命派，金聖歎所有‘誣衊’宋江的言論都是有意為之的一種‘保護色’。此說一出，立刻引起了廣泛的爭論。這一觀點的提出和論爭，實際上是建立在版本研究基礎上，所以問題的焦點是金聖歎是否真的如張國光所說搞了一個‘保護色’，而這是很難說清楚的，恐怕只有問金聖歎自己了。”原來這種“雙兩說”（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說）只是張國光個人主觀臆斷的說法，本來就是一件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正如文中所說“恐怕只有問金聖歎自己了”。按照法律上“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張國光說金聖歎如何如何，應該由他舉證。他如果舉不出，則這種說法就是無根據的，荒唐的，根本無法成立。

　　為了把“雙兩說”的內容介紹得更清楚一點，不妨再舉兩篇文章作證。

　　一是傅隆基《評“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說》一文，首發於1982年第1期《華中工學院學報》哲社版，後被收入中華書局1994年版《水滸研究論文集》。文中說：“根據張先生（指張國光）的‘兩種《水滸》，兩個寧江’說，就是金聖歎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滸》之前的一切《水滸》版本，無論是百回本，還是百二十回本，無論是繁本還是簡本，都是‘鼓吹投降主義’的‘主題思想反動的藝術作品’，它們對人民的鬥爭只能起‘腐蝕作用’。而經過金聖歎的批改，《水滸》的主題思想、故事情節、人物形象就起了‘根本’的變化，《水滸》就由‘反面教材’變成了‘由武裝反抗到底的紅線占主導地位’的‘革命教科書’了。在原來的《水滸》中，宋江是一個‘投降派’、‘叛徒’、‘內奸’、‘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只是經過金聖歎的批改，宋江就由‘原來的叛徒、特務、戰犯三合一’的‘奇醜’，一變而為‘人中俊傑’，成了‘堅定的革命派’、‘打着紅旗的造反英雄’、‘一個徹底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上面的引述沒有違背張先生的原意，那麼，對這樣的觀點，實在不敢苟同。一部書，一個人物，只要這麼一批、一改、一刪，就完全變了樣，由‘腐蝕劑’變成‘革命教本’，由‘叛徒’變成了‘英雄’，天底下豈有這樣的神話？金聖歎又哪來的這種魔術師般的法力？鑑於張先生的‘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說在學術界有一定的影響，我們對這個問題不能不為之一辯。”

　　二是歐陽健、蕭相愷《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評“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論》一文，載於重慶出版社1983年版《水滸新議》一書。文中說：“‘兩種《水滸》，兩個宋江’說，是貫串於《研究》（指張國光著《水滸》與金聖歎研究》一書）的核心論題，是張先生為‘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重新評價金聖歎批改《水滸》的功過’而提出來的基本觀點。按照張先生的意見，《水滸》的‘金本與舊本在思想體系上是根本對立的：舊本《水滸》以忠義標題，它塑造的主人公宋江乃是叛徒、特務、戰犯三合一的典型。因此，這部小說是貫串着投降主義黑線的書；只有經過金聖歎的批改，它才變成鼓吹武裝反抗到底的革命課本’。而宋江這個人物也就成了‘既無投降醜史，也無投降思想’，‘打着紅旗的造反英雄’。按照《水滸》的故事情節，把寫了招安的所有本子歸為一類，稱為‘舊本’，而把金聖歎的批改本單闢為一類，稱作‘金本’，這本無可非議。問題是張先生為了拉大‘舊本’和‘金本’的距離，一方面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苛求‘舊本’，另一方面又以評價現代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的詞句給‘金本’戴上一頂頂桂冠。這就使得對於‘舊本’和‘金本’的評價均違背了客觀實際，使人難以苛同。”

　　這篇文章中還提出了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的看法。

　　其一是指張國光在批“舊本”《水滸》的主要論點和論據，“莫不與‘評《水滸》運動’時的論調如出一轍。它給宋江加上除‘叛徒’而外的‘特務’與‘戰犯’這樣兩項現代型的大帽子，恐怕連梁效、羅思鼎之流也會望而興嘆，而《研究》（張國光本人著作）居然稱讚自己的觀點等於對‘四人幫’評《水滸》去火抽薪，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不如直率地把事情點明：這是張國光在“賊喊捉賊”，他自己本來就追隨了“四人幫”批《水滸》運動的隊伍，寫了不少文章（比梁效、羅思鼎還要賣力）。在“四人幫”垮台以後，他居然說自己的觀點是拆了“四人幫”的台，進行丑表功。這樣的說法當然“難以令人信服”。

　　其二是點明了“雙兩說”的實質，“乃在於把《水滸》這樣一部偉大的充滿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的長篇小說推到了封建反對動文學一邊。這是完全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也是對於三十年來《水滸》研究的一種倒退。”

　　這裡的話就說得夠直率了：張國光提出了“雙兩說”，其目的是在全盤否定《水滸》這部偉大作品，對於水滸研究來說，這是“一種倒退”。

　　問：您自己對張國光“雙兩說”的看法如何，可否提一個明確的意見？

　　答：可以。根據“揭穿假象，去偽存真，實事求是，據實立論”的原則，我認為“雙兩說”不能成立。具體意見如下：

　　一、說“兩種水滸”是錯誤的，水滸只有一部，如果說“兩種水滸”是指兩種版本，那也是錯誤的，因為水滸有多種版本，不止兩種。要問究竟有多少種？要在認真研究之後，才能作出定論。

　　二、張國光把各種版本的水滸分為兩類，一曰舊本，二曰金本，這種分類也是錯誤的，因為世界上並無“金本水滸”。他之所謂“金本”，事實上只是水滸的一種版本而已。如果金聖歎另起爐灶，重新寫了一部水滸，那才可以說是金本。既然沒有所謂“金本”，也就不應該有“舊本”之說。水滸只有一部，不論各種版本的篇幅長短，情節增刪有何不同，那只是一部水滸的發展變化而已，都不會變成兩部水滸。

　　三、宋江也只有一個，說“兩個宋江”是錯誤的。水滸中的宋江，不管他接受招安沒有，都只是作品主角一個人的發展變化，不會變成兩個人。而所謂“金本”中的宋江，被說成是“打着紅旗的造反英雄”，純屬虛構，事實上並不存在。

　　四、對於金聖歎，應該作出正確的評價，讓他恢復本來面目。他是明末清初的一個文人，頗有才氣而不得志。他批水滸，有不少地方是批得好的，也有批得不好的，總之是有一定的貢獻，需要認真研究，作出實事求是的評論。張國光把他描繪成一位革命之神，法力無邊的魔術師，只要他一批、一改，水滸就從“腐蝕劑”變成“革命課本”，宋江就從“叛徒”、“內奸”、“戰犯”三合一的奇醜變成“打着紅旗的造反英雄”。而且，金聖歎心裡怎麼想的，張國光居然全都知道，這顯然是荒唐無稽的。

　　以上所說，就是對我“雙兩說”的簡單扼要的評論。希望通過媒體，公之於世。如果得到大家認可，或者基本上認可，那麼，所謂的“雙兩說”也就應該從此畫上句號，不可能再傳之後世了。如果大家認為我的評論有錯誤與不足之處，也請不吝賜教，以便繼續研究改正。

　　在本節的開頭，我提到了羅爾綱先生的兩項科研成果。一是破解了百年疑案，把洪大全從歷史記載中清除出去；二是判定《江南春夢庵筆記》是一部大偽書，不再讓它以假亂真。以這兩件事與張國光的“學說”相比，就可以看出真假學者之大不相同。羅爾綱先生是通過自己的艱苦研究，把假人、假事、偽書一一揭穿，清除混亂現象，推動學術研究。張國光則是在有意添亂，把十年浩劫中的一些亂象（如亂批《水滸》，惡罵宋江）用學術成果的形式（即所謂“雙兩說”）保存下來，讓《水滸》研究工作長期不能正常發展。對於國家、社會，誰起了積極作用，建設作用；誰起了消極作用，破壞作用，這不是一目了然的嗎！

　　我根本不認識張國光其人，因為學科領域的不同，也沒有在任何會議上見過面。2000年2月他在《零陵師專學報》上發表文章誣衊已經去世多年的羅爾綱先生抄襲盜竊他的“雙兩說”文章，引起公憤，我才於2001年9月在《廣西師大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加以嚴厲批評，他也未作回答。我們個人之間，毫無瓜葛；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但是為了掃除在水滸研究工作中間的思想障礙，不得不指出“雙兩說”中的一些嚴重錯誤，以正視聽。

　　一、不論是治學、辦事，我們都希望解決問題，而不是無事生非，製造問題。在學術上，如果發生了爭論，出現兩種或者多種意見。有學力的學者，就會通過認真的探討，發現與排除一些假象，找出真象，大家的意見最後就會歸於一致。冒牌學者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學力，根本不敢去觸動問題本身，卻在玩弄文學遊戲，把本來應該加以理順的混亂狀況變得更加混亂，這就阻撓了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張國光去研究《紅樓夢》，就說有兩部《紅樓夢》；去研究《西廂記》，就說有兩部《西廂記》。對於古書，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分為二”或“一分為X”。對於古人，亦復如此。人的一生要有許多發展變化，如果一旦發生變化（例如宋江接受了招安），就說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這能說得過去嗎！所謂“恍如隔世”，其實並未隔世；“判若兩人”，也並非真的成了兩個人。“如”與“若”都有“好像”之意，絕不是真的一變為二。孫悟空先是大鬧天宮，後來皈依佛法，我們難道可以據此而提出另一個“雙兩說”——兩部《西遊記》，兩個孫悟空。或者根據孫悟空能夠七十二變就提出“七十二個孫悟空”之說。如果這樣信口胡吹就能著書立“說”，這個學者也就太好當了。

　　二、“雙兩說”中的一個關鍵人物是金聖歎。因為有了金聖歎“點鐵成金”，水滸才從“腐蝕劑”變成“革命課本”，宋江才從“叛徒”變成“英雄”。因此，張國光多年來一直努力神化金聖歎，但是又不敢真正研究金聖歎。因為一旦認真研究，金聖歎就成了凡人，再不能神化了。歷史上的金聖歎究竟是個什麼人物？是不是因為抗糧哭廟案被誅？1991年第4期《山西師大學報》中有曲家源一文，介紹了金聖歎的真實面目與被殺的真正原因，可供參考。文章的大意是：金聖歎一生中從未參加過任何實際政治活動，無論是明末東林黨反魏忠賢閹黨的鬥爭，還是明亡之際造成嘉定屠城的反剃髮鬥爭，這些發生在他身邊的鬥爭他都沒有參加，很難想象他會在體弱多病鬚髮皆白的老年去參加抗糧哭廟的活動。在抗糧哭廟的當天被捕的11人中，並沒有金聖歎。他是在80天以後被府教授程翼倉供出來的。程本人也沒有參加哭廟，他的招供只是出於推測。蘇撫朱國治的奏疏中說“丁子偉、金聖歎、姚剛為首鳴鐘擊鼓，聚眾倡亂是實。”實際上金聖歎並無口供，只是口呼先帝。《辛丑紀聞》的作者評論曰：“奏疏口供，皆非實據，撫臣為搞，文致其辭，四大人署名而已。”曲文中說：金在程翼倉寫“參任維初六案”的同時，寫了一篇譏諷任縣令的雜文《十弗見》，程翼倉因此而檢舉了他，朱國治也因此而殺了他。金聖歎《沉吟樓詩選·春感八首》中對順治帝感恩戴德，歌頌備至。要說此人如何進步，如何革命，那是完全脫離實際情況的欺人之談。

　　三、正因為上個世紀20年代有了“金聖歎腰斬水滸”之說，張國光才得以建立“雙兩說”。所以他把這種說法視為命根子，不許任何人對此發生懷疑。周嶺《金聖歎腰斬<水滸傳>說質疑》一文發表，張國光趕快跳出來“企圖及時遏制報刊對周文的擴散”（這是張本人說的話）。其實，學術上有何不同的看法，可以討論，可以批評，需要這樣氣急敗壞地“及時遏止”它的“擴散”嗎？事後，張國光是寫了文章去批評周嶺，但是文章的題目卻令人吃驚——叫做《魯迅等定讞的金聖歎“腰斬<水滸>一案”不能翻》。還用上了“定讞”這樣的法言法語。學術無禁區，什麼問題都可以加以研究，哪些案子可以翻，哪些案子不能翻，你張國光有何權力加以規定？這種霸王語調，像是學者說的話麼！

　　羅爾綱先生多年來一直不贊成“金聖歎腰斬《水滸》”的結論，深知當年探討情況，也深知張國光用以支撐“雙兩說”的所謂“根據”從何而來。所以張國光視這位與世無爭的老學者為眼中釘，恨不能除之而後快。在羅先生生前，他估計自己力有不逮，當面寫信則阿諛奉承，背後則不斷搞小動物，一再用不正當手段“封殺”羅先生的文章。這些活動，羅先生大都了解，我也聽到不少。羅先生不屑與這種人計較，一概置之不理。羅先生去世以後，他才跳出進行攻擊，說是羅先生曾經盜用了他的“雙兩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四、“雙兩說”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徹底否定金聖歎批改之前的《水滸傳》。張國光在他的著作《〈水滸〉與金聖歎研究》一書中說：“首先列為批評對象的就應該是<忠義水滸>的原作者（姑認為即羅貫中、施耐庵等人）、增訂者（楊定見、袁無涯等人），以及在序跋、評點中大力鼓吹“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和歌頌李逵、吳用、花榮等人‘服毒自縊’與宋江‘同死而不辭’的李贄、葉晝等人。”他這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要知道在金聖歎出生之前，《水滸傳》早已成書。金聖歎對批改此書是有一定的貢獻，我們並不抹煞他。但是要說只有金聖歎批改過的《水滸傳》才是文學名著，才有積極作用，金聖歎批改以前的《水滸傳》，不論什麼版本，全是毒害人民腐蝕劑，這種觀點的荒謬性讀者自可判別。

　　十二、關於今後的水滸研究

　　問：您為什麼要到山東菏澤來幫助建立一個水滸文化研究基地？

　　答：因為這裡是歷史上的水泊梁山地區，許多水滸故事都是在這個地區醞釀成熟的，因此也可以叫做水滸之鄉。我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片大平原，距離這裡不遠。我非常讚賞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人耿直毫爽的性格，慷慨悲歌的豪情，遠大的眼光與開闊的胸襟。現在已經是四月份了，在幾番風雪之後，春天已經來到，菏澤市即將慶祝牡丹節，在這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上，雲淡天高，晴空萬里，大地回春，牡丹盛開。在這樣的環境裡工作，我會信心百倍，把研究工作做出成績來。

　　問：您將開展哪些工作？

　　答：我想分為四個方面來談。

　　其一，是對《水滸傳》這本書的研究，要讓它恢復名譽，重放光采。據我所知，在上個世紀30年代、40年代，四大古典小說之中，《水滸傳》始終是印數最多，讀者最多的。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是印製最多的一家。到了現在，《水滸傳》的印數反而遠遠落在《紅樓夢》之後。不能否認，文革中對《水滸傳》的批判嚴重地破壞了此書的名譽。至今人們一聽到《水滸傳》，就會想到“反面教材”、“投降派”、“叛徒”、“內奸”等等不好聽的話，而心存顧慮。我們不去做為《水滸傳》恢復名譽的工作，請問誰做！我建議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寫出一份有理有據的研究報告，在網上公布徵求意見。獲得學者與廣大讀者通過後，把它壓縮為一篇簡短的說明，建議今後出版《水滸》，都把這篇說明印在書前。這篇研究報告和這篇說明，全都對事不對人，只把真實情況說明即可，不必提到個人名字。說明只不過是為《水滸》恢復名譽，幫助讀者了解有關此書的一些爭論的經過而已。

　　對於《水滸傳》的許多版本（目前能夠買到的版本也就只有70回本與120回本）的整理糾錯的工作需要立即展開。經過一段艱苦的努力，把這個糾正本整理出來，可以叫做通行本。70回本和120回本分開整理，在說明中我們只介紹爭論經過，並不歧視任何一個版本，以後哪個本子會被淘汰，寧肯讓時間來考驗，不必由我們去促成。如果讀者容許不同的版本長期共存，大家各取所需，那也未嘗不可。總之，為《水滸傳》恢復名譽一事，我們責無旁貸，義不容辭。

　　其二，我們除了研究《水滸》一書之外，還要研究水泊梁山地區所出現的一切水滸故事，包括已經收入《水滸傳》的和沒有收入《水滸傳》的。作這一類研究工作的時候，這裡的山川地勢、風土人情、生活習慣、方言詞語，都會對研究工作有所幫助。再把研究領域拓寬一點，我們還需要確定這個地區之所以產生水滸故事的原因，與水滸故事產生之後對這個地區的影響，這就建立了一個叫做“水滸文化”的新課題。這個新課題的研究成果，既可以推動旅遊帶來的發展，也可以作為地區決定經濟發展決策的重要參考資料。

　　其三，通過研究工作，進行海內外的學術交流，進行編輯、出版工作。也要出版普及讀物。此書本來就是從民間故事發展而來，我們豈能忘懷！此書編者如果一開頭就只選幾位主角（特別是林、魯、武等人）的故事加以編織，寫得深透，寫得細緻，已足以寫成一部大書。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前重後輕，虎頭蛇尾。在普及工作中，大可借鑑揚州評話選材的辦法，編選重要情節，不及全書；也可以參考一些外文譯本，不像寒珍珠那樣全譯，只譯精彩部分，例如：香港英雄《中國評論》第一卷（1872—1873）載有《一個英雄的故事》，就是林沖故事。1965年紐約出版了英語《中國文學選集》，其中就有《智取生辰綱》的故事。1933年巴黎出版了法語《水滸傳》節譯本魯智深拳打鎮關西與武松打虎的故事。1955年在維也納與海德爾堡同時出版用德語節譯的適合青年閱讀的《水滸傳》普及本。我們也希望能夠出版給青少年閱讀的《水滸傳》中的林沖故事、魯智深故事、武松故事等等。《水滸傳》一書是由古代的群眾創造出來的，我們應當努力把它普及到當代群眾中去。對於一切普及讀物，我們照樣負責校訂、加注。不僅是對成人，對於少年兒童讀物也要關照，要向少兒的遊戲活動提供最精煉最有趣的故事，讓《水滸傳》充分發揮積極作用。從幼兒起就培養他們的正義感、自豪感、陽剛之氣、俠義精神，使他們將來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合格的接班人——龍的傳人。

　　林治波：您的談話使我們深受啟發。今天我們的確應當樹立一種認識，不要把水滸作為一部歷史來研究，而作為一種文化來研究。我覺得，《紅樓夢》與《水滸傳》，是我國小說乃至我國文化中婉約與豪放的兩個極致，各有其代表性。與紅樓夢研究的紅火相比，這些年來水滸研究過於冷清了。其實，兩者不可偏廢。許多水滸故事，歷史上雖無其事，而有其神，今天的青少年可以從中得到精神的滋養，從而多一點陽剛之氣和俠義精神；同時，通過研究可以對書中的糟粕和以往研究中的亂象進行分析批判和澄清，儘量祛除其負面影響，這對於健全民族精神、振興民族文化、推動民族復興，是很有意義的事情。希望史教授主持的水滸研究能夠順利開展，多出成果，有機會下次再採訪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