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入朝前，毛澤東原希望蘇聯空軍能在志願軍入朝後兩個月內即行出動。但斯大林卻告訴中國，要推遲出動空軍。因為，當聯合國軍逼近鴨綠江邊時，安全降落地帶縮小了，斯大林擔心蘇軍飛行員可能被聯合國軍生俘而引發美蘇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志願軍於10月19日入朝後，聯合國軍全面後撤，發生上述問題的風險降低了，於是蘇聯空軍從11月1 日開始就加入空戰、與聯合國空軍交手了。所以，實際上蘇聯空軍不但沒有推遲出動，相反還提前出動了，在志願軍入朝後11天即進入空戰、開始為志願軍提供空中掩護。

　　在中、蘇兩國新的資料公開之前，美國學者惠廷認為，中國與朝鮮戰爭的關係有以下四個特點：一，中國認為自己首要的任務是解放台灣，而在朝鮮對聯合國軍採取行動應由莫斯科負責；二，中國當時面臨嚴重的經濟、內政問題，所以它對朝鮮戰爭唯恐避之不及；三，中國並未精心策劃、引誘聯合國軍深入朝鮮北部，以便殲滅之；四，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並無派兵入朝的準備。另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郝雨凡和翟志海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他們認為，“當朝鮮戰爭於1950年6 月25日爆發之時，中國像美國一樣沒有思想準備”。本文以上的分析證明，這些結論是不成立的。

　　志願軍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及其結果（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從中國出兵朝鮮後的行動中可以發現中國在此次參戰行動中的諸多目標。首先，中國要消除因聯合國軍占領北朝鮮而帶來的直接或間接的軍事威脅，保障東北和鴨綠江上水電站的安全。其次，中國領導人希望藉助蘇聯的援助，讓解放軍取得現代化戰爭的經驗，並用蘇聯的武器裝備換裝，建立中國自己的技術兵種和軍事工業，讓中國的經濟復興獲得新的動力，並增強解放台灣的能力。筆者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史學家可能忽略了這一組物質主義導向的目標。

　　美國學者查閱前蘇聯政府的檔案文件後發現，“在斯大林於1953年3 月逝世之前，他與毛澤東之間的大部分通信是關於中國請求蘇聯給予武器裝備的”。中國出兵朝鮮一舉，從蘇聯得到了很高的回報，斯大林及其繼任者不僅用嶄新的蘇造武器替中國裝備了100 個步兵師，並幫助中國建立了能有效作戰的空軍、海軍、炮兵、坦克兵等技術兵種，而且還援建了300 多項大型工程項目，使中國得以形成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如果把蘇聯從1945到1955這10 年間為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加在一起，足以裝備300 余個步兵師。可以說，蘇聯對中共的武器轉讓規模是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這樣超大規模的援助是毛澤東以前的近代中國的歷任統治者無法企望的，蔣介石從美國得到的武器援助遠比毛澤東少，而且美國並未為中國援建過大型工程項目。毛澤東的幸運就在於找到了一個堅實的靠山，然而，為了獲得這些援助，在朝鮮作戰的數十萬志願軍付出了生命和鮮血的代價。

　　中國在朝鮮的作戰目標並不是建立在北朝鮮的長期性支配地位，也不是在鴨綠江南岸北朝鮮境內建立便於中國防衛的緩衝區，而是在軍事上摧毀聯合國軍的有生力量、重獲戰爭主動權，在政治上解放全朝鮮、迫使聯合國接納中國、使美軍撤出台灣等。為了實現這一系列作戰目標，志願軍入朝後連續發動了五次戰役，前三次和第五次是進攻性的，第四次則是防禦性的。這五次戰役中，前四次是成功的，最後一次則失利了。志願軍能大量殲滅聯合國軍、突破三八線、令華盛頓大失臉面，使斯大林相當滿意。更重要的是，志願軍在遠東拖住了美軍的有生力量[7] ，減輕了北約在歐洲對蘇聯的壓力。同時，由於志願軍的參戰，北朝鮮當局免遭滅亡之命運，然後又得以光復三八線以北的原控制地域。從軍事學角度來看，志願軍的第一次戰役是隱蔽設伏、突然襲擊，因此並不能顯示雙方真正的實力對比；而志願軍的第二次戰役的大獲全勝則具有歷史性意義。美國軍事史作家弗朗克蘭和道林認為，這次戰役是二十世紀中的決定性戰役之一，體現了中國軍隊具有相當的指揮和作戰能力，能戰勝裝備優勢、訓練有素的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

但是，由於中國軍隊缺乏重型武器和空中力量，無法在連續作戰中保持優勢，這場戰爭後來變成了雙方拉鋸式的僵持局面，中國不得不放棄占領韓國全境的計劃。當時，毛澤東一再指示彭德懷以疲兵突破三八線，因為毛擔心斯大林懷疑志願軍攻占韓國的決心。由於朝鮮半島東、西兩岸的海岸線不易設防，所以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所要求的攻占韓國的作戰目標其實並不現實；即使勉強實現了，也很可能只是個暫時的、曇花一現的成功，很快就會被敵軍從後方登陸、切斷後路、包抄圍殲。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一再頂住來自莫斯科、北京和平壤的要求南進的壓力，堅持穩紮穩打，始終未深入韓國追擊聯合國軍，這才使志願軍得以避免重蹈金日成初次攻占韓國失敗的覆轍。彭德懷的決策雖然阻止了蘇、中、北朝鮮政治領導人的戰略企圖，但基本上維持住了志願軍作為戰役勝利者的姿態。

　　雖然志願軍與聯合國軍在朝鮮的對抗基本上是以地面作戰為主的局部戰爭，但是，這場戰爭還存在着升級成核戰爭的可能性。在第四次戰役期間，曾出現過美國對志願軍或中國本土實行核打擊的可能。據38軍112 師326 團前任團長李耀庭回憶，當時為了預防美國發動核打擊，志願軍司令部曾命令部隊不得過度南進和過度集中。如何控制戰爭的範圍、避免誘發核戰爭或世界大戰，成了朝鮮戰爭里中國、蘇聯、北朝鮮方面不得不小心對待的問題。例如，在第二次戰役期間，作戰地域處於以安東為基地的米格15戰鬥機的作戰半徑範圍內，如果當時蘇、中空軍全面出動、實施對地支援，截斷西線聯合國軍的南逃之路、炸沉東線聯合國軍的撤退船隻，將可能成建制地殲滅更多的聯合國軍，使戰果更輝煌。但是，北京和莫斯科卻抑制了這一衝動，自我限制空戰的規模和烈度，從未空襲聯合國軍的地面和海上部隊，更不去襲擊聯合國軍空軍在韓國和日本的基地，以免刺激美國對志願軍和中國本土進行核報復。

　　中國出兵朝鮮之後，原來針對台灣的軍事態勢便從進攻性轉為防禦性。毛澤東曾設想，乘朝鮮戰爭爆發之機，可對在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運用引蛇出洞再殲滅之的策略。他為此指令沿海各省（除少數幾個地方外）均不得大建要塞，應當先讓敵人登陸和深入內陸再圍殲之，以削弱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有利於未來的解放台灣的戰役。但國民黨當局未曾渡海反攻大陸，引蛇出洞的策略未達目的。

　　通過外交談判解決朝鮮問題（1950年10月至1951年7 月）

　　在出兵朝鮮之前，中國的外交努力旨在爭取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和設法讓聯合國軍止兵於三八線。中國出兵之後的外交努力便轉變為確立有利於中國、北朝鮮、蘇聯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在朝鮮戰爭的初期，中國對志願軍能否有效地抗擊聯合國軍心中無數，一度定下了這樣的停戰談判底線，只要志願軍能占領平壤—元山鐵路線以北的地區，就可以展開停戰談判。為了保留停戰談判的空間，中美之間曾通過中間人秘密傳遞書信，中國方面急切地想知道美國方面的談判先決條件。但不久以後聯合國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這些秘密聯繫便從此中斷了，中國從未承認過這些秘密的遞信活動。

　　在朝鮮戰爭的停戰談判問題上，斯大林的態度不如毛澤東那麼強硬。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的態度要比斯大林更積極。斯大林曾經有這樣的期待，志願軍占領包括漢城在內的部分韓國領土後，中國可用這些領土與美國交換，爭取讓美軍撤出台灣，進而讓聯合國接納中國、諸大國共同簽訂對日和約以及朝鮮停戰協定。中國政府曾接受了斯大林的主意，將這一精神納入停戰談判的先決條件。

　　志願軍從第一次戰役到第四次戰役，作戰基本上是順利的。彭德懷本欲挾第二、第三次戰役勝利之餘威，向敵方提出舉行停戰談判的要求，其目的除了要解決朝鮮問題之外，也包括上述的斯大林的設想。如果當時能按照彭德懷的意見開始談判，也許中國獲得的利益比後來實際得到的還要多，甚至可能創造攻占台灣的條件。然而，當時毛澤東看到志願軍進展順利，就想進一步擴大戰果，以為志願軍能夠迫使聯合國軍在戰敗或劣勢的地位下坐到談判桌前來。這樣，中國政府提出了四項強硬的停戰談判先決條件：外國軍隊撤出朝鮮、朝鮮人民自決內政、美軍撤出台灣、聯合國接納中國。其意圖是讓聯合國軍無法接受、從而得不到喘息的機會。這也許是毛澤東軍事生涯中最大的敗筆之一。當時，美國提出的停火談判條件是“先停火、後談判”，而毛澤東則針鋒相對地堅持“先談判、後停火”，並兩次拒絕了聯合國的和平建議。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其實對中國是極為有利的，其中包括尋求解決台灣問題和中國的聯合國席位問題。可是毛澤東當時對軍事形勢的看法過分樂觀，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現出決不對美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的姿態，因而拒絕了聯合國的第二次和平建議。

　　不久，志願軍在第五次戰役中失利，此時中國領導人才認識到，在志願軍現有的武器裝備條件下，要通過戰場勝利把聯合國軍逼到談判桌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志願軍第五次戰役的失利成了中國對停戰談判的態度由硬轉軟的分水嶺。由於志願軍在三八線以南的推進相當有限，不但無法為北朝鮮當局奪得整個韓國，甚至連在開始停戰談判前占領更多韓國領土這個目標也無法實現。最後，韓國和北朝鮮基本上還是按戰前的邊界各自恢復了自己的控制區。 1951年7 月，中國不得不放棄了上述的四項強硬條件，以與聯合國近乎平等的地位坐到了談判桌前，而中國在停戰談判中基本上什麼也未得到。

　　對中國出兵朝鮮的評價

　　中國留美學者陳建指出，在中國出兵朝鮮的結果這一問題上，流行的觀點是，“朝鮮戰爭為中國帶來的後果是非常負面的：出兵朝鮮導致成千上萬中國士兵傷亡，造成軍費猛增，阻礙經濟復興，令台灣無法收復，令北京至少在短期內更加依附於莫斯科，令中國遲至七十年代初才被聯合國接納”。中國軍方的學者徐焰則認為，志願軍的傷亡數字雖然很大，但並不高於聯合國軍的傷亡數字[8] ；同時，儘管1951年中國的國家預算中軍費幾乎占了一半，但到1952年這一比例已降為三分之一；雖然中國在出兵朝鮮上花了很多錢[9] ，但卻從蘇聯得到了巨額貸款作為獎賞，此一巨額貸款幫助中國奠定了國防和工業現代化的基礎。

　　筆者認為，中國在朝鮮戰爭中至少有這樣一些收穫。首先，中國在朝鮮的軍事勝利為它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大國的地位。牛津大學戰略學教授羅伯特·奧內爾指出，從朝鮮戰爭的第二次戰役開始，在此後的三年戰爭中，中國冒升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這一成就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近30年中源源不斷流向中共的蘇援餉械所帶來的結果。與毛澤東及其同事不誠實的聲稱相反，中共若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永遠也不可能獲得這一成就的。其次，中國成功地以出兵朝鮮換取到了大量蘇援，為中國的軍事、工業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如果不是毛澤東一直採取錯誤的、有時甚至是愚蠢的經濟發展政策，中國的現代化完全可能走得比實際的歷程更快更好。

　　朝鮮戰爭是否導致中共失去了收復台灣的機會呢？據中國學者楊奎松描述，1949年7 至8 月，劉少奇訪蘇的目的之一便是請求斯大林為解放軍攻打台灣提供直接的海上和空中援助，但斯大林只答應給間接的援助，如幫助中共建立自己的空軍。那時，斯大林擔心直接的蘇援會引發美蘇直接軍事對抗，進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1949年10至 11月，解放軍渡海攻打兩個島嶼失敗後，毛澤東於1949年和1950年之交訪蘇期間再次向斯大林提出了上述請求，但斯大林仍然未讓步。楊奎松認為，毛澤東在訪蘇初期對斯大林不滿，正是因為斯大林拒絕了毛的這一請求，而不是因為中國國內所流傳的斯大林對毛澤東提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一事的回應模稜兩可。因為在前蘇聯政府的檔案中找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來證明，毛澤東當時曾對斯大林關於中蘇同盟條約的回應產生不滿。斯大林1950年拒絕給中共海上和空中支援以解放台灣的真實原因，可能是斯大林想利用台灣尚未統一、中國未被聯合國接納兩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與美國對抗而不得不嚴重地依賴蘇聯。為了掩蓋這一目的，斯大林將朝鮮問題與台灣問題、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掛鈎，他語氣堅定地告訴毛澤東，只有朝鮮解放了，才能解決後兩個問題。

　　由此可見，在五十年代初期，由於解放軍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戰能力，其實並無能力攻擊台灣，再加上斯大林拒絕給予支援，所以，在朝鮮戰爭爆發前，解放台灣的機會事實上就已經不存在了。因此，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決定將台灣戰役推遲二至三年。可以假設，如果中國當年未出兵朝鮮，也許中國可早一些進入聯合國，從而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但是，當中國領導人盤算出兵朝鮮的得與失的時候，大量的蘇援是非常現實、急需、又可以立刻到手的，而改善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一事則要虛得多。虛實相較，輕重易辯。

　　朝鮮戰爭並不是使中國轉而依附蘇聯的分水嶺。自中共於1921年成立以來，這種依附就始終延續不斷。雖然毛澤東在1941、1942年採取對蘇不合作態度曾一度引起了中蘇關係的緊張，但在朝鮮戰爭期間中蘇友好關係確實達到了頂峰。只是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蘇關係才變得緊張起來。斯大林支援國、共兩黨的地緣政治學考慮是，阻止中國落入外國特別是日本或美國之手、或落入對蘇敵對的政權之手，他在這方面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但蘇聯也確實幫助中國在軍事上扭轉了相對於西方的頹勢，此“功”不應被忽略。當今天中國人強調中國站起來了的時候，不能 “忘記”了蘇聯在中國擺脫外來統治和威脅的歷史進程中曾扮演過的決定性角色，不應該對過去俄國人的義舉忘恩負義，也有必要從過去對毛澤東才幹的過高估計中醒覺。

　　從國內政治的角度看，朝鮮戰爭也有負面效果。正如徐焰指出的，其中最嚴重的是，毛澤東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之後，中國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這大大增強了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使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在“集體領導”中相信毛甚於相信自己，因而導致毛的專制統治日益強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系列苦難。

　　「作者附註」本文是作者的博士論文TimesItalic{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Korean War，May 1949-July 1951的中文摘要。該論文已修改成書，書名為《中國出兵朝鮮最新揭秘》，其英文版將由英國麥克米蘭出版公司作為major publication 出版，中文版擬由台灣麥田出版公司出版。

　　「注釋」

　　[1] 在政府檔案方面，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當事人的日記和通信錄方面，有《周恩來書信選集》；還有當事人的回憶錄如《彭德懷自述》；在二手文獻方面，還有許多面訪記錄，以及間接提供了史料的一些出版物，如文革後才重新向公眾開放的《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一書。

　　[2] 這些俄國專家包括岡察洛夫、沃爾科岡諾夫、巴扎諾夫、丹尼索夫等人。

　　[3] 一位姓陳的解放軍院校的教授曾透露：“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就朝鮮戰爭問題曾有往返電文317 件。有些文件中提出的預期效果未能達致，便不予公布。即使在公布了的文件中，分析性的內容通常也已隱去。”

　　[4] 蘇聯插手中國的國內政治和軍事活動由來已久。從1924至1927年，莫斯科給了國民黨至少3 ，000 萬元、 12萬支槍、500 至600 名軍事顧問。由海路運送的蘇援槍械先後六次在廣州、汕頭卸貨，裝備了蔣介石的部隊；而由陸路運送的槍械則經烏蘭巴托至五原，裝備了馮玉祥部。自接受蘇援槍械後，國民黨的實力大增，遂得以控制全中國。蘇聯對中共的扶持更是中共發展壯大的基本條件。已有不少回憶錄透露了中共成立前後蘇聯源源不斷供給活動經費的史實。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記載，中共早期的領袖張太雷每月從他處領取大洋220 元，是當時香港海員工人月薪的十倍。二戰期間蘇聯駐延安的特使弗拉迪米洛夫在日記中也寫道：“我親眼目睹了這類金錢移交。毛對此十分清楚。他自己就得到了不少。”負責坐鎮上海租界領取和分配蘇聯匯款的人可能就是陳雲，中共在各根據地、白區各地下黨能否形成氣候與經陳雲處得款多寡有相當關係。中共在贛南、閩西建立根據地，也與就近奪取汕頭、廈門或廣州口岸以接受由海參崴運來的蘇援槍械有關。所以，在井岡山時代，中共曾先後八次發動以奪取上述港口為目標的戰役或戰鬥（包括三打潮梅），不過均告失敗。江西根據地失陷後，紅軍在長征中轉向綏遠、寧夏、甘肅地區，也與靠近外蒙、接受蘇援槍械有關。西安事變前，中共與張學良所簽密約的核心就是中共同意分撥蘇援餉械給東北軍。西安事變後，蘇聯竭力撮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並同意供給國民黨30個師的重武器和局部空中保護，但交換條件是國民黨必須供給共產黨每月60萬元的軍餉（前後共發了三年）。在1937年至1940年期間，莫斯科可能通過外蒙和新疆為中共秘密運送了數萬支（非蘇造）槍械。蘇聯紅軍於1945、1947年又兩次將日本關東軍的70萬支槍械（其中20萬支來自駐朝日軍）交給了中共。據原抗聯領導人彭施魯回憶，蘇聯還曾將在歐洲繳獲的部分德造武器和捷克造武器交給中共。這些來自歐洲的槍械可能是通過北朝鮮轉運的，據記載，北朝鮮曾將2 ，000 車皮的“日軍遺留”戰略物資交給中共。從1942年至1949年，美國通過大規模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45個步兵師，而從 1945到1948年之間，中共主要依靠蘇援槍械卻組建了210 個步兵師。

　　[5] 當時，蘇聯對中共採取的報復手段是，突然撤銷了蘇聯對新疆當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轉而反共，此舉使中共失去了連通蘇聯的後方依託。當盛世才扣押毛澤東之弟毛澤民等中共在新疆領導人時，蘇聯紅軍尚未撤出烏魯木齊、卻故意見死不救。時隔半個世紀，中共元老黃火青仍對此事唏噓不已。

　　[6] 《世界知識》1950年10月13日所載的軍事分析家鄧超一文即暗示了此項戰略。

　　[7] 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可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機動兵力只有十至二十個步兵師，朝鮮戰爭曾吸住了其中的大部分。

　　[8] 根據志願軍和聯合國軍的統計數字，志願軍的傷亡人數為39萬，聯合國軍為50萬。聯合國軍的傷亡人數應有三分之二即30多萬乃由志願軍造成。39萬對30多萬，雙方幾乎打了個平手。

　　[9] 關於償還蘇聯軍事和工業貸款一事，徐焰指出，還款高峰期是1957至1964年，平均每年還款金額是10億元人民幣左右，而同期中國的國家財政支出平均每年是40億元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