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兩起大屠殺
我並不是要在“六四”這個非常的日子裡，一心要給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揭短、抹黑，我指的是“六四”流血慘案的發生不過是一個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歷史的繼承，在以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卻有發生過與此相類似的，對自己的手足同胞以及無辜民眾所進行的有組織、有計劃的規模性大屠殺。

注意區分清楚：我指的不是其它勢力對中國共產黨人所展開的屠殺，也不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其他人的那些少量的、零零星星的殺人，而是公開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名義，對另一大批共產黨員及普通無辜的民眾展開的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 ( )

人們每當一控訴起中國共產黨的草菅人命、隨意殺人，就要追根溯源，聯繫起當年中央蘇區的“肅反運動”，又飛快過渡到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舉出無數的證人證據，以作為中國共產黨“血腥殘暴”的有力旁證。殊不知，同中共黨史上真正達到規模殺人、批量殺人的場面比較起來，這兩次運動只能算是最溫和不過的“小兒科”級別，有大量親身經歷的“證人”的存在，只能說“證人”遠遠還沒有被殺絕，能夠有朝一日站出來舉證控訴。

在中國共產黨發展至今83年的歷史上（恰好和已故毛澤東同齡同歲），真正達到大屠殺規模的“肅反”，和直接指揮、策劃、組織、實施進行大批量殺人的“惡魔”級人物只有兩個，就是夏曦和張國燾。

先看夏曦。

1931年3月初，夏曦來到湘鄂西蘇區，作為黨中央派來的最高代表，出任中央分局書記，權威絕不亞於今天的“三個代表”。

1932年4月，夏曦開始以“肅反”為名實施第一次大清洗，被捕殺的各級紅軍幹部和地方幹部達千餘人，其中師以上幹部27人，都是賀龍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和骨幹力量。其中，僅在洪湖地區被屠殺的基層幹部和群眾就有一萬多人。

這還不算完，1932年8月，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又殺掉一大批人，這一次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一般群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

1933年3月，夏曦結合根據地內的“清黨”又開始第三次“肅反”，這次殺掉洪湖紅軍的著名創始人，有着傑出才能的領導人段德昌，還有王炳南（不是後來從事外事工作的那位王炳南）等以及紅軍數千名幹部戰士。“我失嬌楊君失柳”的柳直荀，也是在這一次被殺掉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將第一號國家級的烈士證就授予了段德昌的親屬，當時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這位國家級的第一號烈士，是由中國共產黨自己一手造成的。）

&nbs; p; 1933年6月，夏曦第三次“肅反”尚未結束，又開始第四次“肅反”，結果，殺掉宋盤銘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三千多人。

夏曦在位前後只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竟然共殺掉紅軍和根據地幹部，戰士和群眾達數萬人。你說此人狠不狠毒，如果說夏曦是劊子手，此話一點都不謂過。

如果說夏曦的手狠，同張國濤比起來卻遠遠不如，張國燾的手段更加殘忍毒辣，令人髮指。

張國濤1931年4月進入鄂豫皖蘇區，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層領導人、共產國際派來的最高負責人這“三個代表”的身份，直接出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主席。

同年9月，半年時間不到，張國燾就開始抓人殺人。僅1931年的9—11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在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十分之一，達到2500多人（陳昌浩回憶錄），但據徐向前的回憶錄說，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

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僅在紅二十五軍一個軍就被殺害數千人，紅二十五軍原有1萬2千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千人。其中，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千9百人，馬上就殺掉2千5百人。軍長許繼慎被用繩子活活勒死，另一個軍首長周維炯被用亂棍活活打死。紅三十團一個團，被殺的班以上幹部就有500多人。

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公開宣稱：“就是有1萬2萬也不奇怪，------”

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在原四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張國燾在1932年肅反殺人時的數千具屍骨，在當地的紀念館裡，保存着肅反時被無辜殺掉的村幹部和普通村民的名單。一位原來的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被殺掉的有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

在1933年6月以後，張國濤又在新開僻的川陝根據地開展大屠殺，不僅殺害了紅四軍的第一任軍長鄺繼勛（也是用繩子勒死），其他最高層領導人曾中生，余篤三等凡不滿張國濤的人都被殺害。其中曾中生因為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不敢公開的殺，是在長征的途中，在張國燾的住房裡被用繩子活活的勒死的。

解放以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有大約5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些都是被張國燾殺害的無辜者。張國燾經常親自審訊，嚴刑拷打、刑訊逼供，張國燾殺人的最主要幫凶和最得力助手就是陳昌浩，其他殘忍的“殺手”還有高敬亭，戴季英。

後來，我曾看到過一些為夏曦、張國燾辯解的文章，說是他們在當時戰爭狀態的條件下，因為沒有條件看管並詳細審查這一批批的人，只好迫不得已殺掉。你看，同樣是被看管的廖承志、羅世文等人不就活過來了嗎？

我們都知道這個“看管”的真正含義是什麼，當時希特勒的集中營，斯大林的勞改營都是後來的事情，夏曦和張國燾沒有那樣的社會條件搬來借鑑，否則，就會出現中國歷史上的兩位“波爾布特”。

夏曦的照片，至今還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的牆上張掛，只因為他死在了戰爭年代，享有“烈士”的稱號。實際上，他是跟在賀龍的身邊參加長征，中間掉進了水流湍急的河裡，身邊的紅軍戰士都恨透了他，扭過頭去裝作沒有看見，任憑他被河流捲走淹死。

張國燾當年若是不跑出去，很可能在這面牆上也為他留下一席之地。

我後來翻看《張國燾回憶錄》和不同種類、不同版本的《中共黨史》，無論是當年的張主席，還是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都對這一段血腥慘痛的歷史閉口不談，就好像什麼事都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為尊者諱”從來是中國的一個歷史傳統，倒是在那些地方的革命紀念館裡，那些非正規的歷史學家們和歷史電視拍片人毫不留情地挖掘了這一段極不光彩的歷史，把它們完整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由此推論，今天中國一切的黨史、歷史著作、教科書，都會對“六四”這一段血案迴避不談。這是一條鐵的定律：在一個社會意識形態受到嚴密控制的情況下，絕不能夠單純從官方精心篩選的文獻中，找到歷史的本來面目，挖掘出歷史的真相。“人為炮製歷史段落”，是這種社會一個明顯的特點。筆者在《社會主義社會與歷史真實性問題》一文中，仔細分析了現時代這一反常的社會現象。

最後，又回到那句老話，對某些生活經歷平凡又單調的人來說，往事如煙，一切很快都將隨風逝去。而對於那些有着刻骨銘心生活經歷的人們來說，往事並不如煙，它會牢牢地紮根在人們的心裡，一代傳一代，永遠傳遞下去，永不磨滅。

因為，歷史是人民寫的。(2004年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