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的主要軍事錯誤(zt)

45年春

沒有明令各解放區組訓野戰部隊

當時抗戰已盡尾聲，華北日軍數量急劇減少，質量也有很大下降，根據地的壓力已很輕；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派遣數支部隊尾隨日軍南下開闢新的根據地，但卻沒有適時地下令老解放區組織訓練野戰部隊，為即將到來的大反攻或內戰做好準備。只是新四軍主力因與國民黨交戰而提前完成野戰化；陝北、晉綏因地理原因，山東和晉冀魯豫因軍事主官的英明領導也保持有一定規模的野戰部隊。上述這些就是45年底到46年初活躍於各戰場的解放軍作戰主力，而其它部隊在抗戰中期將野戰軍地方化後就一直滿足於游擊戰成果。直到日本投降，毛澤東才醒悟過來，急忙下令各解放區組建野戰軍，但以晉察冀為首的大部分軍區既缺乏基幹人員和經驗，更缺乏時間，只是簡單地將游擊隊集合起來驅上戰場進行大規模野戰和攻堅，從而造成嚴重地人員損失。

45年夏

沒有將滯留在延安的各解放區軍政主官遣回

毛澤東在抗戰後期逐漸將各解放區軍政主官以開會、學習、調動等各種名義調回延安並長期滯留。在45年夏德國已經投降，日本也即將失敗的情況下，毛澤東也沒有將這些久經鍛煉的軍政主官火速遣回各根據地，準備對日作最後的大反攻及內戰準備。直到日本投降，毛澤東才用極其冒險的方式，利用美軍運輸機將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等數十位高級軍政主官，同機運出延安，開赴前線。只要看一下這些名字，就知道這是一次可怕的冒險，也是實在沒有辦法的辦法。同時，也是因為這些指揮員的長期不在位，各根據地的建設和作戰準備也因此受到極大的影響。

45年秋

1，下令各解放區以主力接收/攻占大城市

日本投降後，毛澤東為了挽救自己失去的時間和機會，盲目地下令各解放區以主力接收/進攻省會級大城市（在軍事主官不在的情況下），結果無一成功。其實接收和攻占大城市根本就是兩件事：三千人就可以和平接收一個大城市，而缺乏重裝備和攻堅經驗的三萬人強攻也不可能攻占日軍防守的大城市。更失敗的是在各部隊徒勞地強攻大城市的同時，國民黨軍在日偽配合下搶占大批本來可以由中共控制的地區。

所以，當時應採取的方法是以主力攻占中小城市，以一部爭取接收大城市。

2，各解放區軍政主官調配問題

陝甘寧實質上只有一個兵團級單位，作用只是拖住並消弱胡、馬各部，無論是賀龍、還是王震都可以勝任，無需彭德懷這位大才；晉冀魯豫由劉伯承坐鎮，陳賡承擔次要方向，是最穩妥的戰區；華東由粟裕擔任實際指揮，無疑是一個絕妙的解決方法，但在戰爭初期，因羅榮桓離開山東過早，陳毅北上指揮山東野戰軍差強人意，並致使蘇北缺少一環，山東和蘇中被國民黨阻斷，被迫放棄大勝後的蘇中根據地；林彪雖有卓越的指揮才能，但長期不在位，需要較長時間摸索、學習，且為人易失去控制，最適宜的位置是與聶榮臻搭擋指揮華北作戰；而空出來的彭德懷進軍東北足以勝任。

如按上述配置，最不重要的西北方面會比實戰有所遜色；中原方面依舊；華東方面因羅榮桓晚走，陳毅得以在蘇北堅持，華東戰局將為之一變；東北方面彭德懷雖指揮稍弱，但照樣可以聚集起百萬大軍出關，且不用毛澤東去“屢次嚴加督促”；而華北方面林彪可以更早並更好地發揮起優秀的軍事才能，指揮這支大軍迅速解決華北問題。

如彭德懷去華北也可，這樣東北依舊，而華北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完全可以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為解放戰爭作出不輸於其他野戰軍的卓越貢獻。

45年秋

綏遠戰役

鑑於抗戰結束後，國民黨第12戰區主力前出，置於被晉察冀和晉綏根據地夾擊位置，適時發動以消滅傅作義主力為目的的綏遠戰役是必需及恰當的。然毛澤東任命的指揮員卻是缺乏大兵團指揮經驗且資歷較淺的聶榮臻，而以賀龍輔之。作為當時較大規模的進攻性戰役，作出這種冒險的安排是勢必承擔較大風險。結果在實戰中，賀龍的晉綏部隊完成了應盡的責任，而主攻的晉察冀部隊卻表現不如人意，放跑了本該在野戰中消滅的傅部主力；且戰役中聶榮臻又多次出現低級的指揮錯誤，優柔寡斷，將晉察冀和晉綏的骨幹力量消耗在堅城下；而在聶、賀聯名請求終止戰役時，毛澤東卻不顧塞北的風雪、戰士的傷亡和疲憊，繼續要求缺乏攻堅能力的部隊再作努力，結果又以失敗告終，被迫撤退。

其次以當時的局勢，應以賀龍為主、聶榮臻為輔，讓聶在學習中進步；置敵騎兵不顧，以晉綏部隊切斷敵基本退路，晉察冀主力迅速攻擊前進，爭取在野戰中消滅傅部主力；若在野戰中沒有完成任務，則應避免攻堅，主動撤退，再尋戰機。毛澤東雖具優秀的軍事天賦，但性格過於靈動，又缺乏實際的帶兵經驗，未能及時結束這個不成功的戰役。
正史中記載殲敵12000，傷亡7000；

其實聶、賀在電文中提到過的“寒冬已至，部隊缺乏冬季作戰準備，凍傷嚴重，非戰鬥減員已超過作戰傷亡”等，再加上撤退時被傅部騎兵尾追襲擊的損失，估計損失在15000以上。

45年冬

1，東北展開

抗戰結束後，中共因地理之便先期進入東北；又因政治原因，而未能充分發揮先到的優勢；這完全是因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未能估計到抗戰結束後東北的局勢造成的。抗戰如何在東北結束？無非是蘇軍強行攻占；日軍主動投降兩種。無論是否可以派野戰軍進入東北，中共黨政、地方幹部及附屬武裝都可以先期做好準備工作，隨日本投降搶占東北大部分行政體系，並由此發展地方武裝。然毛澤東計不及此，在蘇軍的攻勢開始後才匆忙行動，又以缺乏行政才能的林彪和病弱的羅榮桓為首，致使各部盲目發展，在東北也玩了一次“接收”，使東北人心向背，黨政軍獲利甚少。在國民黨軍的進攻面前，大批收編武裝及地方人員倒戈，其數量已無法統計，但總數應在10萬以上，且由此損失一批關內和蘇聯來的軍政骨幹。

2，建立中原軍區

45年底，在抗戰後期南下的幾支部隊在南方無法站穩腳跟的情況下，被迫北撤；此時，毛澤東沿用土地革命時期的老眼光，選中了孤懸敵後的河南根據地，令新四軍第5師放棄大別山這一較有利的山區根據地，與河南軍區及南下各部會師成立中原軍區。在蔣管區的後方，位於平漢路旁的平原地區，建立一小塊根據地。於是，周恩來據此在談判桌上為此地力爭，毛澤東又不得已下令中原軍區避免摩擦，從而使根據地被國民黨從政治上和軍事上逐漸蠶食，到46年夏季已無以為續的境地，被迫突圍。

其實，這樣一塊根據地在戰時是根本無法長期堅守的，毛澤東為了政治及其它原因盲目建立並堅持是極為錯誤的。適宜的辦法是利用和談之政治手段將其與其它地區交換。
根據正史記載中原軍區有野戰軍、地方軍3萬人，就地安置1萬多，合法向其他解放區疏散1千多；中原突圍中殲敵5090，傷亡？。

實際參與突圍32000人中損失40-50%，未參與突圍之地方部隊查無可考，但總比前者多，否則就沒有主力突圍的必要了！所以估計全部損失在30000人以上（不含基本損失的就地安置人員）。

46年春

1，晉察冀裁軍

為在和談中爭取主動，毛澤東決定以晉察冀為裁軍樣板，第一期裁軍1/3，即總數30萬中的10萬人。電令晉察冀以“和談需求”為契機，“減少財政支出，利於長期打算”為目標，沒有明確裁軍只是手段，保存骨幹準備再戰是實質。毛澤東既沒有事前提示，又沒有時時監督詢問，聽之任之，結果這次應減員增效的裁軍計劃，變成了裁減骨幹，保存、發展地方勢力的大行動。各二級軍區及軍分區紛紛利用財政等手段維護地方部隊，原18萬野戰軍裁成5萬，原12萬地方部隊接收5萬野戰軍後只裁減2萬餘。本來戰鬥力薄弱的晉察冀野戰軍遭此打擊後一蹶不振，幸賴晉冀魯豫第1縱隊留駐才得以渡過46-47年的數次難關。

此次裁軍失控，其根本原因是毛澤東沒有預先通知（或沒有預料到）晉察冀軍區裁軍的目的是備戰，是保留精華裁減老弱，是將游擊隊向野戰軍進化的良好時機。而過分突出“和平”、“財政收入”等事項，造成全面失控的局面。

2，四平保衛戰

既然在進入東北前缺乏準備，到東北後又缺乏實際的成效，經過長途跋涉的部隊在缺少裝備和補給的情況下，毛澤東置戰區意見於不顧，下令保衛四平，給和談增加籌碼；又不將真實的情況和需求告知東北，致使東北將本該分散發展的骨幹集中起來保衛四平。結果8000骨幹的損失不但沒有保住四平，而且也沒有給東北帶來一個月的穩定發展，從時間上和人力上錯過有利的時機。

其實經過山海關之戰，中共已經見識了美械部隊的進攻能力，可以準確預見到國民黨投入主力後的攻擊強度，是當時的東北部隊絕對從無法正面抗擊之。唯一可採取的辦法是以小部隊進行騷擾式逐次抵抗以拖延時間，利用東北廣大的空間消耗敵人、分散敵人，而不是象“保衛馬德里”一樣會保衛某座城市。

四平失守，導致中共勢力在東北全線崩盤，新擴編的部隊和新成立的地方機構基本散失，並拖累部分骨幹的損失，總數超過100000。毛澤東不得已放棄原本可以獲得的長春、吉林等地，下令東北主力撤至江北、一部分向朝鮮和蒙古靠攏以穩定局勢。

46年夏

外線出擊/大同、集寧

6月30日，已經瀕臨絕境的中原部隊突圍，以損失過半的代價拉開了全面內戰的序幕。毛澤東忽發奇想，下令關內各根據地全線出擊，也來不及（或缺乏能力）制訂作戰方案，只是籠統地重複45年秋季大反攻的模式—“向大城市進軍”。幸好各根據地軍政主官已經在位，又有上次進軍失敗（或勞而無功）的教訓，沒有實施毛澤東的這種自殺式的進攻計劃，在聽從毛澤東外線出擊的大方針指導下，沒有去進攻大城市，而是避實就虛地消滅敵有生力量，取得不錯的戰果。唯獨聶榮臻依舊聽從毛澤東的指令，以晉察冀主力發起大同、集寧戰役，再次屯兵堅城之下，再次強攻一月不克，受制與敵騎兵騷擾，又猶豫在攻城和打援之中，最後被傅作義打成兩段，慘敗而逃。

正史中記載殲敵5470，俘虜3400；己方傷亡5000。
然而被打散，被擊潰後之失蹤等其它減員又不計在內，估計損失總數在10000以上。

46年秋

1，蘇北保衛戰

由於45年底——46年初原駐紮蘇北的新四軍開赴東北和山東，使中共在蘇北的軍事存在處於真空狀態。後雖有恢復，但依舊缺乏得力領導，未能形成較強的戰鬥力。在46年夏、秋開始的國民黨全面進攻面前，蘇北根據地被迅速突破，又因陳毅指揮之山東野戰軍缺乏進展。到秋末時，已連累全面獲勝之蘇中根據地被迫放棄，粟裕帶蘇中主力北撤。

蘇北、蘇中根據地接連失守，使中共喪失唯一能夠威脅京滬杭之據點，且損失蘇中富饒地區，在經濟上造成極大損失。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錯誤地將新四軍主力由蘇北移至山東（魯南），且置於缺乏軍事才能之陳毅指揮下，使有用之兵置於無用之地。因山東根據地的核心是在魯中（沂蒙山區），富饒地區是在膠東，魯南的喪失並不會動搖華東的基礎；而蘇北是原新四軍根據地的核心，一旦喪失不但動搖華東的基礎，而且勢必放棄富饒的蘇中根據地。這是嚴重的戰略部署錯誤，非戰區指揮員所能為之，其主要責任顯然是毛澤東。

2，張家口保衛戰

鑑於晉察冀夏季攻勢的失利，國民黨保定綏署所部乘虛進攻張家口，拉開了華北保衛戰的序幕。毛澤東不顧東北失敗的先例和華北部隊屢戰屢敗、缺乏再戰能力的實際情況，再度下令誓死保衛張家口。以聶榮臻為首的華北領導層調集所有力量（包括借用晉冀魯豫第1縱隊），在張家口以東阻擊敵平津保集團的進攻，以弱勢輕裝備部隊實施單純的野戰防禦，被重裝備的國民黨嫡系部隊大量殺傷；在蔣介石利益利誘下，傅作義乘晉察冀主力在東部作戰，後方空虛的情況下，以步騎主力突襲張家口。

在傅部前衛與警戒部隊交火後，晉察冀指揮層感覺到事態嚴重，要求中央執行預定之主動放棄張家口計劃。此時，毛澤東尤認為傅作義不會以主力東進，令晉察冀從前線抽調一部消滅之。在毛澤東的錯誤指導下，華北部隊以強行軍狀態回師；而晉察冀教導旅正在為保衛張家口作最後的努力。幸賴戰鬥力較強的晉冀魯豫

第1縱隊趕到，暫時阻止傅作義部進攻，晉察冀軍政機關才得以基本安全撤退。然因改變撤退方向，時間提前，又未作改變計劃之準備，造成許多物資及部分人員損失。
正史中記載殲敵9400，俘虜13150，是將保衛戰開始前清剿敵地方勢力的戰果統計在內，造成“勝利”之假象。實際因東戰場與美械部隊交戰被動挨打，西戰場倉促與敵騎兵遭遇被動應戰，後又有張家口之失，傷亡應在10000以上，且因根據地被迅速占領，造成大批政府工作人員及地方部隊損失，其它減員至少也有數千。

46年冬

1，南滿根據地建設

46年夏中共東北主力被迫撤退至北滿，其主因是毛澤東的錯誤戰略決策，而毛澤東卻對實際執行之林羅的表現頗為失望，逐將冀熱遼劃歸華北指揮，並造成南滿脫離其控制。其直接後果是在關鍵的46年夏秋季節中南滿地區缺乏有力的領導及戰略方針政策，一直猶豫在是守衛、還是撤退中，沒有象北滿那樣展開有效的根據地建設，浪費了數月寶貴的時間。當深秋到來時，野戰軍雖休整完畢且有一定補充，但地方武裝及政府部門等根據地建設明顯缺乏進展。在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面前，依靠野戰軍雖有“新開嶺“之捷，但因缺乏有力的後勤支持，很快就被占優勢之國民黨軍擠出平原地區，向中朝邊境的山區撤退。

毛澤東此時方醒悟到南滿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性，派遣得力幹部進入南滿堅持鬥爭，在深山老林中與國民黨軍展開冬季防禦戰，“四保臨江”，以巨大的犧牲抗擊進攻，堅持南滿根據地。而處於擴編狀態的北滿主力也被迫在冬季發動進攻，“三下江南”，以大量的非戰鬥傷亡為代價，支持南滿繼續戰鬥。

南滿部隊及行政部門在46年秋曾號稱10萬之眾，而安然渡過嚴冬者不足其半；正史中記載戰果是殲敵3760，俘虜16090。

北滿為支持南滿而三次南下，正史中記載殲敵4900，俘虜10350；而僅“一下江南”即傷亡2000，非戰鬥損失8000；估計整個戰役損失在2萬以上。

2，晉冀魯豫外線作戰

從46年7月初開始，晉冀魯豫野戰軍即連續發動外線出擊，連戰連捷，至46年12月幾乎未回根據地休整過，在實施“巨金魚戰役”時已連續作戰近兩個月，劉鄧幾次要求撤回根據地都遭到毛澤東的拒絕，毛澤東以其詩人的狂熱氣概、意氣風發地將這支“王牌”一用再用。於是不可避免的，因連續作戰而疲憊不堪的部隊其勢如“強弓硬弩之末”，在民權鄭家寨最終走到盡頭，突入寨中攻擊整85師的晉冀魯豫第2縱隊第6旅被反擊擊潰，其第16團被全殲，被俘近900人。全軍盡棄輜重、俘獲，撤回根據地。

在最後的攻擊中，人員損失的絕對數量是不多（不過萬），但損失的卻是身經百戰的戰鬥骨幹，且丟棄大批重裝備及後勤物資，及一支常勝軍的信心和士氣，都對軍隊的建設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而原因不過是毛澤東一時的衝動。

47年春

延安失守以後

延安的失守，使毛澤東不得不選擇到那裡去的問題？去山西是合理的選擇，那裡有安全的環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通訊系統，是任何一個高級指揮機關必不可少的；而毛澤東卻選擇留在陝北，環境惡劣使毛澤東數度遇險、交通惡劣使所有高級指揮官無法與之當面溝通、通訊系統惡劣使國共雙方都數次認為毛澤東已經非俘即亡。沒有人可以懷疑毛澤東的勇氣，但是什麼原因是其一定要留在陝北？是吸引國民黨軍留在陝北？還是要與陝北人民共存亡？這兩個假設都是基於陝北這個次要的局部考慮，作為全國領導人都應知道這個局部和全國之間的關係，決不會因此行動。後來彭德懷還為毛澤東滯留在陝北而發動兩次不成功的榆林戰役，意圖解軍委的後顧之憂（榆林作為一個明顯缺乏進攻能力的據點，對西北野戰軍本身並不構成實質威脅）。

所以，毛澤東選擇留下的理由只有：一是可以撇開所有高級將領獨自指揮全軍戰略（朱德給遣至河東、彭德懷擔負西北軍事、賀龍留在晉綏、葉劍英也不必再來陝北）並插手其不應該參與的戰役指揮；二是可以撇開其厭煩的中央日常工作的糾纏（毛澤東根本就缺乏處理日常工作能力）；三是為顯示其個人魅力以提高已日益下降的軍事威望。就這樣，中共在經歷了戰爭初期的輝煌後（45年秋——47年春），不可避免地迎來了毛澤東獨自領導戰爭（戰略）及干預戰役的波動及挫折時期。

47年夏

1，進軍大別山

孟良崮戰役後，國民黨在山東的重點進攻勢頭已被遏制，此時正是位於晉東南休整之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再度外線出擊的有利時機。該部一旦能夠突破國民黨薄弱的黃河防線，即東進可威脅徐州，西進可威脅鄭州，均可徹底瓦解國民黨最後的進攻集團，為華東野戰軍在魯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打下堅實的基礎。基於此目的，早在47年春，劉、鄧就提出南渡黃河之進攻方案。而此時毛澤東正在陝北野遊，詩興正濃，為了顯示其卓越之軍事才能，也為其揮之不去的“中原”情節，乘劉、鄧之建議附加南渡黃河若取得重大勝利後，既可東進威脅徐州、也可南下大別山區重建中原軍區的作戰計劃。劉、鄧卻不知毛澤東文中大意，只將進軍大別山作為一項預案，製作地圖為參考而已，並未做好南下準備。

6月30日，經過精心準備之劉、鄧主力渡過黃河，大敗擔任河防之國民黨軍並聚殲援軍，取得魯西南戰役之重大勝利；此時東進威脅徐州正是良機，勢比造成國民黨被迫抽調魯中“決戰兵團”回師援救，給華東野戰軍聚殲國民黨主力於沂蒙山區、徹底打破國民黨軍最後的重點進攻取得先機。然而毛澤東在劉、鄧渡河同時已將其進軍大別山作為唯一的選擇，與同日電令（未做預報）華野即時以主力外線出擊，支援中野南下作戰。於是，在中野與國民黨在魯西南鏖戰的同時，華野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組織外線兵團挺進敵後，去“支援”中野，結果因分兵作戰造成數萬重大傷亡、又因缺乏準備造成數萬重大非戰鬥減員。

劉、鄧此時方悟毛澤東之戰略決策，尤想爭執，於魯西南戰役結束後借短暫休整之機提出反對南下之意見；而毛澤東的回答是派遣傷亡慘重之華野部隊一直跑到劉、鄧面前去“支援”其南下。於是，劉、鄧被迫全軍南下，毀裝備、棄輜重、丟下一路掉隊人員，“出敵不意”地進入大別山區去建立中原軍區。根據正史記載到48年春時，劉、鄧大軍12萬人只剩下5萬。而毛澤東卻是將魯西南戰役的戰果算進去藉以烘托進軍大別山之正確、英明、偉大。

2，華東野戰軍外線出擊

47年5月8日，毛澤東電示華野：劉鄧大軍南渡黃河、進擊中原的計劃，但隻字未提需華野外線出擊支援。5月22日，毛澤東指示華野：集中全部主力於魯中、膠東一帶，準備用六、七個月時間，六、七萬人傷亡，各個擊破當面之敵。6月22日，毛澤東尤指示華野：山東戰事仍為全局關鍵，寧可暫時忍耐，不要打無把握之仗。直到6月29日，毛澤東才給華野下令：以兩、三個縱隊出魯南，先攻費縣，再攻鄒（縣）滕（縣）臨（城）棗（莊）；以兩個縱隊經吐絲口攻占泰安；正面留四個縱隊監視該敵。或以兩個縱隊出魯南，以三個縱隊出魯西亦可。直到這時，毛澤東才改變要求華野不分兵，堅持內線殲敵的方針。電文中雖未規定外線出擊時間，但卻特別提出劉鄧大軍於30日南渡進攻。而7月2日在華野電告軍委三路分兵的回電後，毛澤東又指示：必須在七或十天內，以神速的動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區，打開與劉鄧會師之道路，與劉鄧直接聯繫後，並應準備出魯西與劉鄧協同打通隴海路，出淮河開展新局面。

於是，47年6月30日，華野下令3，8，10縱由陳士榘、唐亮指揮向魯西南外線出擊；1，4縱由葉飛、陶勇指揮向魯南外線出擊；2，7，9縱由許士友、譚政指揮留在魯中；6，特縱隨華野總部。7月7日，西兵團（3，8，10縱）冒大雨突入敵後；7月20日，蔣下令魯中5軍等7個整編師西援魯西南，留整11師等4個整編師留於魯中。7月16日，3縱包圍濟寧於己於17日開始攻擊，至21日撤出戰鬥，傷亡3200，部隊縮編2個團。7月26日，華野令3縱挽救1，4縱隊。1，4縱隊出擊魯南後，克費縣殲38旅；而後1縱於7月14日攻滕縣未克，4縱於17日攻鄒縣未克，20日撤退，各傷亡5000，因暴雨東進受阻而西進於西兵團會合，部隊非戰鬥減員嚴重，除2師多轄1個地方團外，其餘各師只編1個團。8月4日，毛澤東指示：“請考慮粟裕同志帶炮兵主力迅去魯南統一指揮該五個縱隊，積極策應劉鄧作戰”。從而結束了華野外線出擊的混亂局面。

從6月30日命令內容分析，華野正處於連戰連勝時期，其不可能主動提出將主力投入外線作戰，所以該命令不是由華野提出經中央同意實施的。從6月30日命令才下達到縱隊一級，說明是毛澤東在劉鄧投入渡河作戰前夕才下令，是不給素來喜歡推翻軍委意見的粟裕時間及用支援友軍的來施加壓力。（但不是保密的原因，因為劉鄧南渡在黃河邊已是眾人均知的事）所以華野會沒有外線作戰準備，而那場暴雨只是加重了外線出擊的難度。從出擊外線西兵團由參謀長陳士榘指揮和南兵團由資深縱隊司令葉飛指揮，並從戰敗後陳、粟主動承擔責任分析，華野總部在7-8月間很可能暫時失去對外線部隊的指揮權？（例：陳毅失去華野戰役指揮權）否則不必要“主動”承擔責任。從8月初華野西兵團和劉鄧大軍在魯西南會師及劉鄧在取得魯西南大捷後滯留該地區分析，劉鄧並不願意進軍大別山？華野西兵團西進有催促其南下之企圖？

從軍委5月8日至6月22日電文到6月29日的突然大轉變及7月2日之回電的迫不及待，其間充滿了一個詩人的幻想與憧憬，而不是軍事統帥智慧與理智的決斷。而8月4日毛澤東電文用了“請”字及“同志”的稱呼只能說明他的慌亂，粟裕對無準備之外線出擊的反對。

正史中記載南麻、臨朐戰役（470717-470730）消滅2個團。斃傷10000，俘虜6000；已方傷亡21586。

而實際7-9月部隊損失估計：
南兵團1，4縱隊：7月份非戰鬥減員各5000，8、9月份應還有不少；7月份作戰傷亡各約5000：到9月份1，4縱隊每師只編1個團。

西兵團3縱隊濟寧作戰傷亡3200，因縮編2個團，估計非戰鬥減員也在三千以上。8縱隊未經激戰，作戰傷亡不多，10縱打阻擊傷亡2000，但因都與3縱在相同條件下作相似路線行軍，估計非戰鬥減員應與3縱相似。

內線作戰南、臨戰役傷亡21586，其他數次阻擊作戰傷亡不會少，其他減員包括2次在敵軍逼近情況下撤出戰鬥及國民黨推進到山東解放區腹地等不利因素應至少在萬人以上。
合計傷亡3.5萬左右，其他減員4萬以上（主要為掉隊及病號）。

造成國民黨軍損失除南麻、臨朐戰役中1.6萬，加上克費縣及幾次不成功的戰役合計應在3萬左右。

毛澤東就是這樣棄“大”（華東野戰軍、山東根據地、毛澤東自己說的全局關鍵）去援“小”（晉冀魯豫4個縱隊），突襲式的下令陳、粟外線出擊，又用華野重大損失逼迫劉、鄧南下，不給戰區指揮員反駁機會、不給部隊準備時間，去維護毛澤東的偉大戰略成功。

48年春

1，臨汾攻堅戰

經歷了47年夏秋季在中原地區的那翻天覆地的動盪、慘烈的大別山冬季爭奪戰，原本已經接近勝利的戰爭又重歸相持狀態。毛澤東在連續毀掉兩支大軍的情況下再也不敢狂發新論，除了派出陳賡等去支持那搖搖欲墜的挺進大別山計劃外，還適時抬出徐向前來指揮晉冀魯豫剩下的部隊給自己找一些事做。徐向前久已靠邊之身能夠重回實位自是感激非常，將毛澤東的宏觀偉略全盤接受，抄光晉冀魯豫軍區的家底去強攻臨汾，從3月攻到5月，傷亡13000多終於拿下，毛澤東急忙命名“臨汾旅”來顯示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其實臨汾守軍也就是殘破的晉軍第66師和重建的西北軍第30旅主力及一些地方保安團，國民黨連着在城裡抓壯丁補缺，才給徐向前湊夠25000人；而徐向前“初出茅廬”，也“如實”上報：斃傷2140人，俘虜22860。

如臨汾這種孤立的中型城市，部隊薄弱，明顯缺乏進攻能力，依靠堅固的城防和空運度日，根本不需要用大量戰士的生命去換取；缺乏重武器的徐向前部（重炮已經在毛澤東英明領導下陷在黃泛區里）完全可以用在其它更有用的地方。而臨汾也可以象新鄉、安陽一樣留到以後再奪取。到那時若不投降，只是一頓重炮及一次衝鋒的問題。

2，東北休戰

經過近一年的遊蕩，中共中央不等不督促滯留在陝北的毛澤東過河。毛澤東雖不願意，但限於近期戰績不佳難以強硬，逐於48年3月渡過黃河，又週遊了2個多月才到達位於河北的中共中央。而此時毛澤東正在和林彪“打”電報，正史中有如下記載：

48年4月 8日，東野提出幾個預案，首選攻擊長春；
4月22日，毛澤東同意東野先打長春的預案；
5月29日，東野又提出以一部圍困長春，主力南下熱河，並與6月5日提出正式行動計劃；
6月 7日，毛澤東認為先攻長春為好，秋季再南下熱河；
7月20日，東野報告準備在8月中旬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戰；
7月22日，毛澤東同意上述方案；

東北野戰軍主力又拖延至8月底才南下，於9月12日發動遼瀋戰役。

這樣在冬季攻勢結束（3月15日）到8月下旬這5個多月時間裡，占全軍數量近1/3的東北野戰軍實際上在觀望度夏，沒有動一步，沒有打一仗；而關內各解放區已經在“傾家蕩產”的狀態下，各野戰軍已經在收羅後方人員參加戰鬥。國民黨已經或準備進入東北對抗預料中的夏季攻勢的各部隊又加入關內各戰場。

從僅有的電文中看，東野在每次毛澤東指示後都拖延近月才回電，且幾次改變毛澤東或東野自己提出的預案。而這其間東北野戰軍的作戰壓力在減輕，林彪以其豐富的作戰經驗和軍事才華是完全可以看清的，這顯然是在拖延作戰時間。而毛澤東即不嚴加督促、又不強令行動，甚至解除林彪指揮權。只能推測以下兩種可能性：

1，林彪企圖在友軍與國民黨兩敗俱傷後，坐收魚翁之利；而毛澤東又不願意得罪這個有力的嫡系，被迫聽之任之。
2，毛澤東不願意中野、華野坐大，秘令或暗示林彪拖延行動。

48年夏

圍困長春

48年春，近10萬國民黨軍被逐漸逼近的東北野戰軍包圍在長春，東北野戰軍基於長春是偽滿首都，城防工事極為堅固，且有第60軍和新7軍防守不便強攻，經毛澤東批准改為長期圍困。到48年夏，長春雖有少量空投接濟仍限於糧食短缺狀態，國民黨為了更長久地固守城市，下令放民出城。而本來一直鼓動長春軍民外逃的東北野戰軍卻突然拒絕讓民眾出城，於是大批民眾被迫滯留在國共雙方之間的真空地帶活活餓死。根據長春解放後中共地方部門會同國民黨長春市政府聯合調查，僅雙方掩埋屍體就達12萬具，且有部分屍體被家屬掩埋或失蹤而不計在內。而根據國民黨將領回憶，長春被圍期間沒有一個士兵餓死。

攻不下堅固的城市而改為長期圍困無可非議，而猶如《雪白血紅》中說到：“在‘兵不血刃’的長春，誰應對無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負罪呢？”在48年夏天實行封鎖時禁止居民離開城市，根本不顧居民死活，把大量饑民驅趕至封鎖線中，在正史中僅以“長時間圍城，也給城市人民帶來了一些苦難。”等掩飾其詞。這種舉動若是短期進行，尚且可說是林彪、羅榮桓之罪？但從48年夏季國民黨開始放老百姓出城到48年10月國民黨長春守軍起義、投降，這長期的行動肯定得到毛澤東的批准，非東北地方軍政所能決定。這既非加速長春糧食消耗，又不是動搖國民黨守城決心。敢問是不是長春的老百姓該死？

48年夏

華東野戰軍下江南（計劃）

毛澤東在中原野戰軍以損失過半的代價熬過大別山的嚴冬後再發奇想，指示華東野戰軍準備下江南再作一次“千里躍進”，第一步是由粟裕指揮華野1、4、6縱隊及軍政幹部約10萬在48年夏、秋季節南下，隨後據實際情況再作進一步派遣。關於該計劃將會造成何種後果，粟裕已經闡述：“華野10萬主力下江南，且不論渡江過程中的變數，過江後將被迫拋棄大部分重裝備及輜重，無法進行大規模戰役，無法有效攻堅，調動了自己卻無法調動敵軍主力，預計人員損失過半且無法對敵造成較大威脅。”這還不包括後期繼續派遣部隊之損失。

毛澤東將此種低劣設想先令部隊作實質性準備再令粟裕研究，分明是企圖以勢壓人。幸賴粟裕以職位及事業為代價，頂住這種巨大的壓力，拒絕執行這種必將斷送數萬、甚至十數萬戰士生命的“宏偉設想”，並依靠陳毅、劉伯承、鄧小平等野戰軍領導的聯合抵制，將毛澤東的第二次“千里躍進”扼殺在腹中。

49年春

軍隊擴編

經歷了三大戰役的勝利，毛澤東躊躇滿志，以“風雨下鐘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豪情壯志實施戰略規劃，卻沒有從軍事戰略角度關注到中國革命已經從戰爭走向和平，猶如毛澤東所說“未來的工作重點是建設一個新中國”，而實際的行動卻是聽任各野戰軍隨意擴充，“有多少武器裝備就擴充多少軍隊”。在49年初的幾個月中各野戰軍無不大肆擴編，尤其以“窮到底”的華北野戰軍和“富到家”的東北野戰軍為最，平均每個縱隊（軍）補充國民黨軍士兵及新兵均過萬。這種擴充對部隊戰鬥力的增長影響有限，卻在其它方面對國家造成嚴重損失：東北野戰軍在49年春夏的南下過程中，每師逃兵數百、病號數千，致使許多部隊從四四制改為三三建制足見非戰鬥減員之嚴重；而華北野戰軍西進過程中也出現大量類似非戰鬥減員。

這種大規模收編國民黨部隊及擴充新兵，未經充分訓練、動員及準備即南下/西進，造成大批非戰鬥減員，給經歷戰亂的國家財政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固然有野戰軍領導的責任，但作為軍委主席的毛澤東也難辭其疚。而且這些新補充的人員在不久以後即需要退伍、回家，又需要一大筆財政開支和經濟、社會動盪。

49年秋

邊境問題

“革命”是屬於正常的國際關係以外的一種特別的行為方式，在革命的即將成功階段，即步入正常國際行為準則前，也是正式建立政府（建國）之前還何以有許多“髒活”必需完成，就軍事角度來說就是邊境問題，為國家、為民族、為子孫後代不擇手段地奪取更多的領土和權益是每一次革命所應擔負的責任和義務，而不是為政府、為政黨、為自身利益而提前止步去搏取更多的“名聲”和維護還未開展的“國際關係”。

本來我還想作一個總結，但幾次想寫又無法動“筆”。因為評介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的所作所為已經超出我力所能及，還是將“總結”留給後人吧！我只能希望於未來，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戰爭中，多一點粟裕的“斗膽直呈”，少幾次自不量力的“堅決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