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略和戰術的角度論黃海海戰 (ZT)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同時在海洋和陸地兩個戰場進行。其中海洋戰場的戰鬥對陸地戰場——進而也對整個戰爭的成敗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黃海海戰是中日雙方艦隊主力的決戰，這一戰役的失利使中國完全喪失了制海權，從而導致了北洋水師的覆滅和整個戰爭的失利。
中國政治家和海軍首腦在戰略上所犯的錯誤，北洋水師將領們在戰術上的一成不變，以及他們膽怯或莽撞的行為導致了北洋水師的戰敗。
當然，從根本上講，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清王朝腐敗落後的制度。但是這已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外，因為清朝的制度早已為歷史學家們足夠充份地予以研究了。
引言：
1895年2月17日上午，倖存的北洋水師官兵和丁汝昌等水師高級將領的遺體一起擠在被解除了武裝的“康濟”號練船上，離開了威海衛軍港。康濟艦上象往常一樣飄揚着既是國旗又是北洋水師軍旗的黃底青龍旗——但在威海衛港內，這卻是唯一一面仍在飄揚的龍旗了。港內那些水師殘存的戰艦，全部降下龍旗，升起了日本海軍放射着光芒的太陽旗。而那些沒有更變旗幟的戰艦，則早已靜靜地停在黃海海底冰涼的泥沙之中。自1885年，北洋水師的兩艘主力艦定遠和鎮遠從德國伏爾鏗船廠駛抵天津以來，這支在10年時間裡吞掉國家無數白銀的艦隊，就在這一天全軍覆沒了，只剩下一艘沒有任何武裝的康濟艦和搭乘它的敗軍之將們。
這些活着的和逝去的敗軍之將們，大都在國內和國處接受過現代化的教育，也曾經指揮中國最具威力的戰艦，如今卻只能履行降約的條款，赤手空拳地在敵艦的巨炮監視下離開戰場，品味戰敗的苦果。對於生者，他們將畢生蒙受忍辱苟存的責難；對於逝者，也還要默默承擔不明不白的罪名①。這些恥辱深深地壓在他們的心頭，以至每當回憶起這場不幸的戰爭，總有些勉為其難，強要為之，則難免言不由衷。何況即使他們真地想要一吐衷腸，恐怕也難以認清使他們登上康濟練船的真正原因。因為如果他們有這種能力，又怎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呢？
當局者迷尚不為怪，然而旁人和今人，每論及甲午戰爭，也大都糾纏於這段歷史的是非曲直之中，無非是丁汝昌、劉步蟾、方伯謙的功過和鄧世昌、林永升的勇烈。就算超出了上述人物的“忠奸之辨”，一般也都拘泥於清政府和淮系軍閥的腐敗落後、洋務運動的不徹底、投降派的賣國、慈禧太后挪用海軍軍費、李鴻章“避戰保船”以及洋員的暗中破壞等等，對於海戰中最重要的兩個要素——戰略和戰術，反而較少論及。本文力圖超越“忠奸之辨”的史觀，只就戰略和戰術的角度來研究甲午戰爭中一次決定性的海上會戰——黃海海戰。
本文不可避免地將要揭示戰敗者的錯誤和戰勝者的明智，而這戰敗者不是別人，正是我們自己；戰勝者也不是別人，正是對我們作惡最多的仇敵。然而正如歷史學家茅海建先生所言：“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於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②這就是106年前“康濟”號練船上那孤獨的龍旗，對於今人的期待。
一、 甲午戰爭前夕中日兩國的海軍
1894年中國海軍有四支艦隊，即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其中北洋水師實力最為強大，南洋水師也有幾艘可戰之艦，其它水師的戰艦僅可作為輔助艦之用。
中國四支水師的建制是地方勢力各自發展海軍的結果，各支水師在戰爭期間互不支援是一種慣例，中法戰爭期間北洋水師即拒絕支援福建水師。所以甲午戰爭中除了北洋水師外，只有廣東水師廣甲、廣乙、廣丙三艦因在戰前參加會操而滯留北洋參加了海戰，中國其它海軍則在整個戰爭期間坐視着陸軍的潰敗和北洋的覆亡，直到馬關約定，它們的經費被用來支付賠款為止。北洋水師向聯合艦隊投降之後，廣東水師委託中方參加投降談判的代表致信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提出歸還廣丙艦，因為“廣東軍艦不關今日之事”③！此信成為一時之笑談，中國各水師之間的門戶之見也可見一斑。
日本海軍各支艦隊於戰爭爆發前夕由新任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海軍中將統一整編為聯合艦隊，伊東祐亨海軍中將擔任聯合艦隊司令。1894年7月22日，伊東召集各艦長開會，決定聯合艦隊的編隊分為以下小隊：本隊第一小隊、本隊第二小隊、第一游擊隊和第二游擊隊。
中國參戰的唯一艦隊北洋水師的主力艦與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艦相比，平均航速慢了近3節，而與第一游擊隊相比則慢了近5節，300毫米以上的火炮北洋水師比對方多5門，200毫米以上火炮多3門，但155門速射炮（當時普通火炮，彈頭與火藥是分離的，需分別裝填；速射炮則彈頭與火藥合為一體，可以整體裝填。因此速射炮的發炮速度比普通火炮快5～10倍）則為聯合艦隊所獨有，而北洋水師所無。從以上簡單對比來看，似乎北洋水師整體實力弱於聯合艦隊——這也正是大多數歷史學家所持的觀點。然而這種對比忽略了兩個問題：1.在大艦巨炮的時代，戰列艦對巡洋艦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黃海海戰期間北洋水師的二級戰列艦定遠中彈159發，其姊妹艦鎮遠中彈220發，都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相反，聯合艦隊旗艦重巡洋艦松島中了1發定遠305毫米主炮的巨彈之後，即喪失了戰鬥力。當黃海海戰的最後階段，聯合艦隊五艘巡洋艦圍攻定遠和鎮遠而無能為力，日本水兵不由驚呼“定遠怎麼還不沉吶！”④其實一點也不用奇怪，因為那個時代巡洋艦的主炮根本射不穿戰列艦的裝甲。擁有兩艘戰列艦的北洋水師相對於只擁有巡洋艦的聯合艦隊所有的額外優勢，不是可以從上述整個艦隊的數據對比中得出的。2.日本聯合艦隊的主力“三景艦”存在嚴重缺陷。“三景艦”指重巡洋艦松島、岩島和橋立，其4200噸級的艦體，320毫米口徑的主炮，難免給人一種威猛的印象，掩蓋了它們先天不足的事實。“三景艦”是日本海軍當局為了對付定遠和鎮遠而設計的，由於日本無力購買戰列艦，故試圖在重巡洋艦的艦體上安裝戰列艦的主炮。根據這一思路，聘請了當時著名的船艦設計師法國人白勞易設計“三景艦”。問題在於再高明的設計也解決不了船輕炮重的矛盾，因此“三景艦”下水後，沉重的主炮導致艦體容易晃動，不僅使行進間瞄準極為因難，而且還降低了的發炮的速度⑤。所以在整個戰爭期間竟不曾有過一艘中國軍艦被“三景艦”320毫米主炮擊中過。考慮到北洋水師兩艘戰列艦的強大威力和聯合艦隊“三景艦”的外強中乾，只通過雙方艦隊整體數據的對比來評價雙方實力就不再可靠了。本文同意這樣的意見：甲午戰爭前夕的北洋水師和聯合艦隊是兩支各具特點、實力相當的艦隊。所以它們在戰爭中的表現，將主要取決於它們的指揮者使用它們的藝術。
二、 甲午戰爭爆發後雙方海軍所採取的戰略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向豐島海面的北洋水師濟遠和廣甲兩艦發動突然襲擊，打響了甲午戰爭第一槍。戰爭爆發以後，朝鮮半島成為雙方爭奪的第一個焦點，因此北洋水師和它的對——日本聯合艦隊也就面臨着相同的任務：爭奪朝鮮半島附近的海域——黃海、朝鮮海峽和日本海西部的制海權⑥。
那麼，北洋水師為爭奪朝鮮半島近海的制海權都做了些什麼?
從豐島戰役之後，到8月10日以前，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水師在威海至大同江口一線巡遊，目的是防止日軍侵擾當前在平壤的清軍主力的後方。其間聯合艦隊護送運輸船隊向朝鮮增援的行動，北洋水師則根本不聞不問。8月10日，聯合艦隊突然出現在威海口外，與炮台短暫交鋒後，採取虛假航線退走。其時北洋水師正在大同江口，得到消息後立即返回，卻未遇敵艦。本來光緒帝和主戰派一直責難丁汝昌“畏葸”，日艦迫近威海後卻擔心京畿的安全，下令丁汝昌巡遊渤海搜尋敵艦，於是北洋水師從威海出發，順時針繞渤海一周，一艘日艦也沒找到。23日，光緒又命水師只在威海、旅順間“往來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⑦三天后，即26日，卻以“觀望延遷”的罪名將丁汝昌革職留任。李鴻章不得不命丁汝昌離開渤海口，赴黃海巡查以平息皇帝的憤怒，緩解輿論的壓力，但不讓其越過鴨綠江口，直到9月12日北洋水師護送運兵船赴大東溝為止。
從豐島海戰後到黃海海戰前，北洋水師就這樣象沒頭蒼蠅一樣在渤海和西朝鮮灣里瞎轉。究其原因根本在於，大清國內身居文武要職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應該怎樣使用這支花費無數白銀建成的艦隊。光緒帝和主戰派一會兒怕京畿危急，令北洋水師守護海口，一會兒又責備丁汝昌藏身威海衛而讓北洋水師主動出擊。李鴻章則把北洋水師看作一支戰略威懾力量，如其奏摺所言：“但令游弋北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倭尚畏我鐵艦，不敢輕與爭鋒，不特北洋門戶無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時有防我海軍東渡襲其陸兵後路為慮，則倭船不敢全離仁川來犯中國各口。……此臣所以兢兢焉保船制敵為要。”⑧他的這種理論只有在聯合艦隊永遠找不到北洋水師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否則雙方一旦遭遇，“猛虎在山之勢”也就成了虛張聲勢，只能靠尖牙利爪以決勝負。既然早晚也得打，不如主動出擊，迫使敵人在對我方有利的時間和地點接受挑戰。按照丁汝昌本人的意願，倒是願意主動出擊，可是怎麼尋找敵人，他也制定不出一個計劃，只知道敵人在哪裡出現，就到哪裡去找；敵人不出現，就巡海迎敵。不過茫茫大海，又讓他從何找起？其實迫使敵人接受會戰的方法只有兩個，那就是攻擊敵人必須援救的目標和保衛敵人必須攻擊的目標。1941年，山本五十六以攻擊美軍所不能放棄的中途島，來迫使太平洋艦隊接受會戰，和1905年，東鄉平八郎在俄軍所必須經過的對馬海峽設伏，以迫使波羅的海艦隊接受會戰，就是這兩種方法的實例。
與北洋水師在戰略上無所適從不同，日本大本營在戰爭之前就制定了以艦隊決戰奪取制海權的明確計劃⑨。但在1894年9月12日以前，對日本而言當務之急是向朝鮮半島增兵，所以聯合艦隊也就暫時將主要精力用於護送運輸援軍及其給養的商船隊。9月12日聯合艦隊護送30隻運輸船抵達仁川之後，日本向朝鮮增兵的行動告一段落，聯合艦隊騰出手來，準備與北洋水師決戰，爭奪制海權。
9月13日，日本陸海軍首腦開會，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估計北洋水師有可能配合駐平壤之清軍而駐泊於大同江口，因此命令伊東祐亨率聯合艦隊向該地進發。15日伊東到達大東灣外之大青島，派第一游擊隊各艦到大東河口和大同江口偵察，均未發現北洋水師。伊東判斷北洋水師主力很可能在鴨綠江口一帶，因為該地是目前從海路增援朝鮮的中國陸軍唯一可以登陸的地點，北洋水師絕不可能放棄。於是16日，伊東率本隊和第一游擊隊及淺水炮艦赤城和武裝商船西京丸，共12艦啟錨，向北方搜索前進⑩。本隊以松島為旗艦，由伊東親自坐鎮；第一游擊隊以吉野為旗艦，由坪井航三海軍少將率領；攜帶赤城緣其吃水淺，可在沿岸和島嶼間偵察；而西京丸則為樺山資紀的座艦——這個狂熱的主戰論者希望親眼目睹即將到來的輝煌海戰。
三、 黃海海戰爆發前雙方艦隊的戰鬥準備、士氣及既定戰術
1894年9月12日，丁汝昌從威海出發，率二級戰列艦定遠和鎮遠，巡洋艦來遠、經遠、致遠、靖遠、濟遠和平遠，舊式巡洋艦——相當於驅逐艦的超勇和揚威，隸屬廣東艦隊滯留北洋，也相當於驅逐艦的廣甲和廣丙，炮艦鎮南和鎮中，魚雷艇福龍、左隊一號、右隊二號和右隊三號，總共主力艦12艘、炮艦2艘、魚雷艇4艘（注釋11），赴鴨綠江口的大東溝，護送輪船招商局新裕、圖南、鎮東、利遠和海定5艘商船及其運載的劉盛休所部銘軍12營陸軍。這一次行動北洋水師並不以尋找敵艦為目的，但它仍然做好了充分的戰鬥準備，在豐島海戰後水師的官兵們總結了許多戰鬥教訓，每一次行動都有針對性地加以準備。根據水師中洋員美國海軍少校馬吉芬的記載：各艦“皆將舢板解除，僅留六槳小艇一隻。”（注釋12）這一是為了防止舢板遭炮火擊碎後破片傷人或引起火災，二是“意在表示軍艦之運命即乘員運命，艦存與存，艦亡與亡，豈可有僥倖偷生之念，或借舢板遁逃，或忍敗降之辱哉？”各艦12英寸炮之薄楯也予以拆除，因為較薄的炮楯不僅防彈作用不大，炮彈破片還有可能在炮楯內飛濺傷人。濟遠在豐島海戰時即發生敵彈破片飛散炮楯內之事，炮長以下7人死亡，14人受傷。此外“與戰鬥無益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項，悉行去除無餘”，以防止火災。“各艦皆塗以深灰色，沿艙面要部周圍堆以沙袋，高可3、4英尺，……以煤袋配備衝要處所，借補沙袋之不足。通氣管與通風筒咸置艙內，窗戶與防水門概為閉鎖。”如此充分細緻的準備工作，可見北洋水師官兵在技術素質上還是足夠過硬的，他們所缺乏者，是戰略和良好戰術的指導。
16日，北洋水師到達鴨綠江大東溝口外。由鎮中、鎮南兩炮艦和各魚雷艇護送運船入口，平遠、廣丙在口外擔任警戒，其餘10艦在口外12海里的大鹿島東南下錨。次日7時，運兵船卸載完畢。9時，艦隊開始“巳時操”。這是北洋水師每天都要進行的一種艦隊常操——它在操練方面是從不懈怠的，所以軍官和水兵們訓練有素，技術嫻熟。而且由於他們近兩個月沒有遇到敵人，朝廷的憤怒和輿論的壓力，以及被這場保家衛國的正義戰爭所激發出的勇氣，令他們士氣高昂，莫不渴望一戰。馬吉芬在記述這戰前最後的一次操練時寫道：炮手“以種種方式裝飾其炮座，若不勝其愛護者，其響往之情盎然可覺。”（注釋13）10時半，艦隊操練結束，廚房正在準備午飯，鎮遠艦桅樓上的哨兵突然高聲喊道：“發現敵艦！”丁汝昌接到報告後親自登上甲板了望，證實確是敵艦，立即下達戰鬥準備。其時為11時許。接着“各艦皆發戰鬥喇叭，音響徹及全隊。瞬息之間，我隊各艦煙筒皆吐出濃黑煤煙。其服務於艦內深處之輪機員兵，已將機室隔絕，施行強壓通風，儲蓄飽滿之火力汽力，借為戰鬥行動之用。先是我由敵吐煤煙已見敵，今我隊各艦煤煙如是，敵隊亦當明我隊之所在，毫無疑焉。”（注釋14）
事實上10時23分，駛在聯合艦隊最前之位置的吉野即發現海平面上黑煙一縷，但不辨為商船還是軍艦。後又發現數縷，知是北洋水師無疑。11時30分乃向旗艦松島報告。伊東祐亨接到報告後下達了第一道命令：“吃飯。”日人淺野正恭在《近世海戰史》中評述道：“日本艦隊其準備之程度，雖不及支那，然無論遇敵與否，常令果腹以待。蓋士飽馬騰，古之善教。食為戰之一大要素，不可不知也。”（注釋15）12時05分，伊東下達戰鬥準備。同時，命令弱艦赤城和西京丸轉至艦隊左側——即非戰鬥一側，以躲避炮火。其餘全部艦隊以第一游擊隊在先，本隊在後，皆為單縱陣，以10節航速駛向北洋水師。（注釋16）
北洋水師方面，丁汝昌與旗艦上的北洋水師總教習德國陸軍大尉漢納根和旗艦定遠管帶劉步蟾商議，將當前的雙縱陣改為楔形橫陣，以直插敵之單縱陣。中午12時20分開始變陣，15分鐘後即在行進中完成。變陣後定遠位於中央，其餘各艦分別在其左後和右後方依次展開：靖遠、致遠、廣甲、濟遠在左，鎮遠、來遠、經遠、超勇、揚威在右。全艦隊呈楔形前進（此時平遠、廣丙及諸炮艦和魚雷艇尚在警戒，故初時中方僅此10艦參戰）。同時丁汝昌還向各艦管帶發出以下訓令：“一，艦型同一諸艦，須協同動作，互相援助；二，始終以艦首向敵，借保持其位置為基本戰術；三，諸艦務於可能之範圍內，隨同旗艦運動之。”（注釋17）
在這場即將展開的，以雙方國運為賭注的惡戰爆發之前，我們先檢討一下雙方艦隊既定戰術的優劣。
關於雙方艦隊所採取的陣型，有論者認為北洋水師失利是其橫隊不敵聯合艦隊縱隊之故。另外一些人士則認為北洋水師的橫陣發揮了其重炮多位於艦首的優勢，而聯合艦隊採用縱陣則是為了發揮其位於兩舷的速射炮之火力，同時橫陣以艦首對敵，暴露面積較小，因此，橫陣反而優於縱陣。對於後一種觀點，值得指出的是：火炮距離目標較遠時，其彈道弧度也較大，所以橫向取准較縱向取准為易；相反，火炮距離目標較近時，其彈道較平直，所以縱向取准反較橫向取准為易。因此呈橫陣的艦隊雖然暴露面積較小，但只在距敵艦隊較近時才比呈縱陣艦隊不易為炮火所傷；而距敵艦隊較遠時反而比呈縱陣的艦隊更容易中彈。那麼橫陣與縱陣究竟孰優孰劣？其實海戰史上使用橫陣與縱陣的艦隊都有獲勝的紀錄。在19世紀兩次重要海戰中，1805年特拉法爾加海戰的勝利者——納爾遜統率的英國艦隊採用的是縱陣，而1866年利薩海戰——海戰史上第一次在裝甲蒸汽艦隊間進行的海戰，其勝利者特格特霍夫統率的奧地利艦隊使用的卻是橫陣。但是兩次海戰的勝利者也都相同之處：都採用以兩或三支分艦隊會攻敵艦隊之一部的戰術。這種戰術符合戰爭最基本的規律：分散敵人的兵力，集中自己的兵力，使己方永遠在決定性的戰場擁有相對優勢的兵力。表面看起來，對方艦隊是一個整體，己方艦隊一方為分二，好像違反了這一規律，然而在海戰中，艦隊行動要受到保持隊形的限制。例如一支呈橫陣的艦隊，從左到右橫跨4000米距離，當它以最左之艦為軸心逆時針轉動90°時，位於中央之艦需移動3140米，而最右之艦則需移動6280米，是前者一倍。可是整個艦隊完成運動的時間必須以最右側艦完成運動所需時間來決定。那麼如果該艦隊跨度只有2000米，全部艦隊完成同一運動所需時間就能夠減少一半。也就是說，艦隊運動的靈活程度與其規模成反比。所以當兩支規模相當的艦隊會戰時，將本艦隊一分為二的那一方就擁有超過另一方倍的靈活性，它有機會利用這種靈活性將兩支分艦隊集中在對方的一翼，從而完成在決定性戰場集中比對方更強大兵力的戰術機動。這正是特拉法爾加戰役的勝利者所實施的戰術。黃海海戰的勝利者伊東祐亨的構 想也是以兩支分艦隊靈活的戰術機動為核心，不過與納爾遜使用兩支分艦隊合攻敵之一翼的計劃不同，伊東打算親率火力較強但速度較慢的本隊當作用來揮舞的左拳，以吸引北洋水師中央部分的注意，而以坪井航三海軍少將率航速較快的第一游擊隊當作用來出擊的右拳，不斷繞攻呈橫陣的北洋水師兩翼。它希望第一游擊隊四艦在繞到北洋水師一翼的外側之後，其火力可以集中傾瀉到後者的一至二艘艦上，而此時北洋水師其餘各艦為己方所敝或距離太遠，因此無法施以援助。當擊沉這一翼一至二艦以後，則繞到另外一翼，以同樣方法再擊沉一至二艦，然後不斷進行這種環繞進攻，蠶食北洋水師，直至殲滅。實際的戰鬥雖然與伊東的設想不盡相同，然而這種思想卻得以貫徹，北洋水師所損失的各艦基本上都是在局部戰場以少打多情況下被擊沉的——儘管從整體上看雙方戰艦數量基本相當。因此橫陣和縱陣的優劣並非問題根本所在，關鍵是聯合艦隊使用了兩支分艦隊，從而得到遠遠超過採取整體陣型的北洋水師的戰術機動性。反觀北洋水師，不僅其機動性受到本身航速較慢和保持整體隊形這雙重限制，丁汝昌的三條訓令更是雪上加霜：它除了使本已呆板的陣型套上更多的枷鎖以外，最要命的是其第三條訓令：“諸艦務於可能之範圍內，隨同旗艦運動之。”這就決定了既使在旗艦喪失指揮能力之後，北洋水師也擺脫不了這該死陣型的束縛。
於是，鬥志昂揚的北洋水師就這樣一頭撞向伊東祐亨的陷井。不過一開始，北洋水師擺出了堂堂陣勢，以宇宙中看上去最堅固的楔形劈向聯合艦隊，其中央正是日本海軍畏如虎豹的定遠、鎮遠二艦。漆成深灰色的戰艦每艘都有一種威而不怒的氣質，艦上的官兵也個個都表現出了視死如歸的豪情。一名日本軍官用望遠鏡看見中國軍艦上“頭上盤着髮辮，兩臂裸露而呈淺黑色的壯士，一夥一夥地屹立在大炮旁，正準備着這場你死我活的決戰。”（注釋18）而在中國凸陣尖端鐵甲艦甲板上“寂靜無聲，有一士官於前檣樓上以六分儀測其距離，每動小信號旗報知距離遠近，炮手低照尺，各炮長手牽索保護測准方位，且為防火災計。”（注釋19）聯合艦隊的水兵們似乎為這種氣概而感到有些緊張，伊東祐亨乃特意准許士兵們隨意吸煙，以安定心神（注釋20）。顯然，北洋水師的戰前準備工作充分、細緻，士氣也比靠吸煙來安定心神的聯合艦隊更為高昂，可是其戰術的低劣足以抵銷前兩方面的優勢而有餘。這種差距是用多少水師官兵的鮮血也彌補不了的。
四、黃海海戰的第一階段：聯合艦隊行險求勝
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雙方艦隊相距5300米，定遠右舷一門305毫米主炮忽發一彈，震耳欲聾的炮聲揭開了甲午戰爭這齣偉大悲劇高潮的第一幕。
這一炮橫向取准無誤，但在縱向上取角偏高，炮彈掠過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上空，落在距其左舷100米處。坪井航三慶幸自己沒有成為戰役的第一個犧牲者之餘，繼續執行其擬定的作戰計劃：先沖向北洋水師的中央部分，佯攻最強之定遠、鎮遠二艦，待逐漸接近後左轉舵以繞攻北洋水師右翼，即最弱之超勇、揚威二艦，“以挫傷其全軍士氣”（注釋21）。按照這種設想，第一游擊隊在距北洋水師5000米處即向左轉彎，一邊發炮一邊撲向北洋水師右翼。當吉野距超勇、揚威約3000米時，開始向其炮擊，後繼之高千穗、秋津州和浪速也隨之開炮。這樣就初步實現了伊東的構想，形成了第一游擊隊四艦攻擊北洋水師右翼之兩艦的局面。
超勇、揚威名不符實，是兩艘1881年下水的舊艦，排水量加起來僅2700噸，一共只有36門炮，但在遭到一共擁有100多門炮的第一游擊隊四艦猛攻時毫不膽怯，發炮還擊，吉野、高千穗和秋津州都有中彈。然而北洋水師左翼和中央各艦為聯合艦隊本隊所牽制，而右翼其它各艦則距第一游擊隊較遠，不能以炮火支援超勇、揚威二艦，同時他們還受到保持隊形義務和丁汝昌訓令的雙重約束，不能離開自己的陣位。因此兩艦隻有孤軍奮戰，不到半小時即喪失戰力，不久超勇沉沒，揚威駛離戰場後擱淺。
當第一游擊隊與超勇、揚威二艦激戰時，聯合艦隊本隊恰好行至北洋水師楔形陣尖端的前方，於是其位於靠前位置的松島、千代田、岩島和橋立與北洋水師中央之定遠、鎮遠和右翼之來遠、經遠交火；本隊靠後之比叡、扶桑、赤城和西京丸由於速力緩慢，與前方的橋立相距愈來愈遠，漸成孤軍之勢，成為北洋水師左翼之靖遠、致遠的打擊目標。12時53分，定遠主桅忽中一彈，造成艦橋劇烈震動，將正在督戰的丁汝昌拋落甲板，使他身負重傷，接着，定遠信號索具也為炮火所毀。從此時起，直到下午5時靖遠艦自行代行旗艦職務，召集各艦之前，北洋水師除依定遠進退之外，沒有任何指揮。同時聯合艦隊主隊也遭北洋水師各艦打擊，12時55分，松島320毫米主炮旋轉裝置為炮火所毀。
按照既定構想，伊東祐亨打算讓本隊繼續前行，而第一游擊隊則在擊沉超勇、揚威後順時針繞行到北洋水師後方，此時率本隊趁機左轉，從北洋水師右翼前方向左翼航行。按照“三景艦”及千代田的航速，完成此一機動當不成問題。然而比叡、扶桑、赤城和西京丸本已落後，航速又慢，執行該計劃必將導致上述幾艦落入北洋水師左翼和中央部分的交叉火網中，“故海軍大佐馬鴻氏甚不謂然，病其行險以僥倖也。”（注釋22）伊東本人大約不至於想不到這種風險，只是比叡等艦火力弱、航速慢，與其說為艦隊增加戰力，不如說倒是艦隊的負擔，既使棄掉，也不會為艦隊帶來什麼風險，相反這幾艘弱艦吸引北洋水師的火力還可為本隊的回航贏得時間。就象圍棋中的棄子一樣，幾個孤立的子力被放棄不是無謂的犧牲，而將換來更多的利益——這與後來致遠艦毫無意義的慘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總之，隨着本隊中前四艦駛過定遠和鎮遠二艦，後四艦就被北洋水師中央部分所隔開了，看上去好象本隊被北洋水師沖斷了一樣，故那位馬鴻“病其行險”，其實不過幾艘弱艦被拋棄在後面，以它們被擊沉的風險來換取兩支分艦隊從容分開，各自占據有利的作戰位置而已。
11年後在對馬海峽，聯合艦隊又一次“行險”，在波羅的海艦隊炮火射程內調頭，以致每艦都中了幾炮，但是隨後它就形成了集中攻擊敵方旗艦的形勢，為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日本海軍之所以敢於屢次行險，根本原因是其機動性總是超過對手，即使冒險，也能有十足的把握。
不過冒險行為也定然要付出一定代價。這一次被拋棄者便遭到了北洋水師毀滅性的炮擊。扶桑由於速力稍快一些，勉強尾隨橋立的航跡，竭力追趕本隊。而比叡則被打得走投無路，乃孤注一擲，企圖從“定遠和靖遠之間500米的間隙穿過”（注釋23），遭到定遠和左翼各艦的猛烈轟擊，被打得體無完膚，還中定遠305毫米巨彈一枚，“下甲板後部分全部毀壞，……19人被擊得粉碎而死。”（注釋24）但是當它鑽到定遠和靖遠空隙間時，兩艦“虞其自相攻擊，不甚加以炮火。”（注釋25）乃僥倖脫險，不過已完全喪失戰力。比叡逃跑後，北洋水師置位於其右側的8艘日艦於不顧，竟全速沿原來的航跡，向只有622噸的炮艦赤城衝去。赤城迎接着北洋水師大部分炮火，中彈累累，全部軍官非死即傷，艦長坂元八郎太陣亡，接替他的航海長佐藤鐵太郎也負傷，唯有全力逃竄。
海戰的這一階段，北洋水師喪失了兩艘弱艦。聯合艦隊也有兩艘弱艦喪失戰鬥力，但這是聯合艦隊為實現伊東構想的必然代價：比叡、赤城吸引了北洋水師的幾乎全部火力，從而為聯合艦隊的兩支分艦隊從容分開，各自占據有利的作戰位置創造了條件，使伊東祐亨的戰術構想的實施成為可能。自此之後，聯合艦隊屢次形成在局部戰場以多打少的局面，使其戰術優勢充分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