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黃鶴樓《滿江紅》詞考辨
岳飛黃鶴樓《滿江紅》，詞題有《題黃鶴樓》、《登黃鶴樓》、《登黃鶴樓有感》三種，其流傳淵源有待稽考，其作者、作年有待辨證。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7月，從州民之請，詔鄂州（今武昌）建岳飛祠宇，以“忠烈廟”為額。地點在城內旌忠坊。當是時，岳飛遇難已近三十年了。又二三十年後，學者魏了翁（1178－1237）得到岳飛黃鶴樓《滿江紅》詞手書墨跡，加了跋語，珍藏起來。
嗣後元末謝升孫得到這一墨跡，珍藏並跋曰：“似金人廢劉豫時，岳飛欲乘機以圖中原，而作此以請於朝貴者”，“可見公為國之忠”。考諸史籍，1137年九十月間，岳飛一心為了“國本的大計”，認定“臣子一體，也不當顧慮形跡”，奏請立趙伯琮為皇太子。結果適得其反，被趙構嚴厲訓斥一通：“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這類事體並不是你所應當參預的。”劉豫被廢時（同年11月），岳飛正在鄂州軍營。次年正月，他奏請增加人馬以相機進取。趙構竟然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為由，斷然拒絕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岳飛是很有可能登樓抒感的。詞中“何日”二句也似乎可以印證。
元順帝元統二年（1334），這一墨跡被刻於武昌蛇山黃鶴樓上。這就產生了疑點：160多年前鄂州已建岳王祠（忠烈廟），為什麼不直接刻入其中呢？刻者為誰？其人其事若何？待考。
謝升孫珍藏了二十多年後，書畫名家宋克（1327－1387）、文徵明（1470－1559）先後得到了墨跡，他們又一再題跋珍藏。然而，此後這一墨跡何去何從、如何傳承，目前尚不得而知。
三百多年以後，這幀墨跡影印件，見於近人徐用儀所編《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愛國魂》一書的卷端。書是1932年出版的。之後這一墨跡及石碑拓片，已為多書取用。以資料奇缺，揣情度理，很有可能是編者基於對日本侵略擴張野心的深刻認識，才編輯出版《愛國魂》並將這張照片置於卷端，以激勵人民大眾起來抗日救國。這是找到了旁證的。
1937年，武漢的抗日群眾團體，在原岳王祠廢墟中，清理出一通刻有岳飛半身遺像的古碑，隨即移到蛇山中部頂端，建成“岳武穆遺像亭”（簡稱岳飛亭）供奉，藉以表達人民大眾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愛國熱忱。但是很遺憾，現古碑已不存在了。（見《中國名勝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12月第二版，715頁）
好事成雙。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天清晨，蛇山頂上黃鶴樓旁邊，突然立了一塊石碑，碑上刻着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與現在通行的比較，字句僅“一鞭直指……待歸來……”小異。詞後附有楚南粟培堃寫的跋文，並註明此詞“系岳武穆手書真跡，殆初屯鄂州（今武昌）時作也”。（錢藝斌《岳飛另一首（滿江紅）詞》，1982年6月27日《愛國報》）據岳飛的戰鬥經歷，他初屯鄂州，時為1134年5月。收復襄陽等六郡後，8月提升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此後，鄂州即為岳家軍的大本營，岳飛則在鄂州或江州（今九江）料理軍務了。認定此詞為岳飛所寫者，都把作年定在1134年。也有既定為1134年，還說比《滿江紅》“怒髮衝冠”之作略早的。但是，這就異於前述的1138年了。
黃鶴樓詞是否岳飛的作品？照片是否反映了他的手書真跡？就兩種作年不好判斷，就內容風格也難於肯定，就筆法書體只能存疑。
判斷作品是否偽托（冒充別人），主要不能根據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偽造者是熟知其事跡，擬着其身分，模仿其口吻，抒寫其思想感情的。所謂的岳飛《送紫岩張先生北伐》（五律），已經清人王昶考定為明人偽托。它寫的張浚的事，並非哪一位明人的事，即為顯例。然而，此詩蒙蔽了不少的人，連偉人毛澤東也圈閱過。黃鶴樓詞從開頭到“千村寥落”，字面是寫中原失陷後，軍民慘遭殺害，昔日的繁華變為滿目淒涼，流露着愛國憂民的情懷。深層卻在暗示給國家人民帶來如此嚴重災難的根源，是徽宗沉醉於荒淫腐朽的宮禁生活，朝政廢弛，導致國家滅亡，自身被擄，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黃鶴樓詞與《滿江紅•寫懷》（怒髮衝冠）內容風格是否一脈相承呢？怒髮衝冠是針對女真貴族的猖狂侵略，趙構秦檜的賣國求和的。對徽欽二帝的被擄北去，岳飛認為是臣子的奇恥大辱千古恨事。因而他奮筆疾書，一氣直下，痛快淋漓，慷慨激昂，豪情滿紙。而黃鶴樓詞對於徽宗的誤國害民沒有公然指斥，是留給讀者去自行揣摩體會的。有如將軍按轡徐行，撫今追昔，以舒緩寧靜的口吻，訴說着愛國憂民的情懷。“何日”以下與“駕長車”以下，主要的都是說渴望領兵北伐，洗雪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兩首倒是彼此呼應的。而此詞明顯散文化，嚴於時間順序，結構四層分明，與《寫懷》大不相同。雖然它也具備了豪放詞的一般特點，然而風格可以模擬得之，也不能據此斷定它就是岳飛所作。
魏了翁最先得到的黃鶴樓詞的手書墨跡，是否最終傳遞到楚南粟培堃手裡了呢？1334年刻於黃鶴樓上的、抗戰期間立於黃鶴樓旁邊的詞碑，是否似二實一、同一來源呢？粟培堃其人其事，敝人無可查證，只能暫付闕如。然而，岳珂一再說，其祖“筆法縱逸”，“源於蘇”軾。岳飛致某“學士通判”手札（有稱《書簡尺牘三章》的），或許三處簽名為其親筆，也“確為蘇體”。“其軍營所發書簡，必多由幕僚代筆。”“傳世的岳飛墨跡，還有全篇《出師表》和‘還我河山’四字，事實上亦皆偽品”：前者“出現乃在明代後期”，後者“可能只是‘五•四運動’以前不久的事”。鄧廣銘先生對《滿江紅•怒髮衝冠》一再肯定（另有專文），而對這首黃鶴樓則未置一詞。（均詳其《岳飛傳》增訂本64、99、105、186、258各頁）在筆法書體上，此詞的影印照片，後書“登黃鶴樓有感調寄滿江紅飛（印）”，和岳飛《謝講和赦表》石碑拓片迥然不同。（參看龔延明《岳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卷端）《赦表》是岳飛“委託幕僚當中那個出身河朔、豪俠尚氣的張節夫撰寫”的。而這幀照片，也與湯陰岳廟中那塊“相傳為岳飛手書的《滿江紅•怒髮衝冠》碑刻”（已拓片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插圖51頁）毫無共通之處。那是前書“調寄滿江紅”，後題姓名、蓋印章的。兩首《滿江紅》兩種迥異的手書，究竟何為真跡？
那麼，黃鶴樓詞的兩種作年又何是何非呢？關於1138年一說，已如前述，岳飛對趙構是深為不滿的，放過他而微辭暗諷徽宗是匪夷所思的。請於皇帝且未成，能請於朝貴嗎？此說顯然不能成立！關於1134年一說，除前已述及的以外，岳飛的言行也是有力的證據：1130年6月，他發誓要“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一）。同年8月，他向朝廷尚書省陳述個人願望：逐步收復“故地”，以少快“平生之志”，“且以盡臣子報君之節”（《乞淮東重難任使申省狀》）。1132年7月，他重申“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兩宮還朝”是自己的志向（《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1133年夏，他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說“誓將直節報君仇”，要“斬除頑惡還車駕”（趙與時《賓退錄》卷一）。1134年，他在《畫守襄陽等郡札子》中，向趙構正式提出了“直搗中原，恢復故疆”的建議。這種種言行證明，口口聲聲要迎還二聖的岳飛，是絕不會微辭暗諷徽宗的。究竟是哪一年所作，目前也沒有旁證。
附帶還有一問：兩首《滿江紅》又何先何後呢？《述懷》（1133年）是《寫懷》（1140年）的有力佐證，黃鶴樓詞有何佐證呢？
總而言之，一句話說到底：岳飛黃鶴樓《滿江紅》的真假有待於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