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危機

51shuo.com 作者：歐陽文豐 發表時間：2004-10-25 我要說[評論]



　　隨着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上個世紀的二十年代就成了風起雲湧的狂飆年代了。在那個年代裡，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相繼馳騁於當時的文化思想戰場。正是在那風雲際會的時代潮流中，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基督教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本色化運動。然而，在這人類罕見的文化思想戰場的角逐中，五四運動的興起，卻構成了對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威脅和危機。即自1922年到1927年的“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波了。本文試圖通過重訪昔日歷史的足跡，探究五四運動與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危機的某種必然性。

　　（一）

　　五四時期的社會時代和思潮背景的剖析：

　　1社會時代背景

　　正是在一戰後巴黎和會導火線的引發下，爆發了五四運動。當時反帝愛國情緒的高漲，為國人培育“民粹主義”和“病態民族主義”兩個精神“病灶”提供了溫床。（1）而蘇俄十月革命“庶民的勝利”和近代日本的崛起，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另投師門的契機。（2）本來，自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是秉承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而來的，是師承英美的。但是，到了五四時期，由於狹隘的“病態民族主義”的影響，造成國人盲目排外的傾向。加上當時世界局面的新形勢，五四運動在反帝愛國的旗幟下，就改宗師承日俄法了，和新文化運動分道揚鑣。

　　2社會思潮背景

　　在西方基督教差傳史上，基督教曾有過對中國國人的啟蒙時期。藉着基督教的傳入，“民主”和“科學”深入了國人的人心。（3）由此可見，基督教是國人新文化運動的開路先鋒，真可謂當之無愧。在新文化運動的發韌期，即辛亥革命前後，國人對基督教的看法是好的，基督教受到普遍的歡迎。這是因為當時中國人一方面認為基督教與西洋文化是同根而生的，另一方面對基督教的期望就如對西洋文化所抱持的期望一樣，渴望基督教能夠為中國指出一條救國的出路和方案。（4）但是事過境遷，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國人對基督教的觀念卻發生了截然不同的改變。由於介紹西方文化的工作從傳教士和基督教青年會手中轉移到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身上，這些中國留學歸回的知識分子很快就發現，近代西方文化並不全然建立於基督教精神，有些甚至是反基督教的，而基督教在西方歷史的黑暗面，及其進入中國時與帝國主義及不平等條約的掛鈎，都成為國人攻擊的把柄。（5）更有甚者的是，作為響應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在五四時期那劇變的時代，真可謂有點不合時宜了。（6）五四運動已不甘停留於“覺悟”的文化思想層面了，向要求政治現實解放的“革命”時代進發。（7）故此，當時具有溫和性的社會服務和社會改革的中國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已經不能適應劇烈變動的中國社會需求。（8）因此，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時代和思潮的氛圍下，五四時期國人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基督教的運動——“非基督教運動”。這種於1920年代中國知識界所倡導的“非基督教運動”，把反對基督教視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一部分。（9）當時 ，非基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攻擊包含有兩個方面。一是認為基督教不科學，阻礙中國人民的進步；二是認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10）

　　（二）五四運動對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衝擊——“非基督教運動”的產生：

　　“非基督教運動”的發難肇始於文化思想戰場上的角逐。（11）在這場論爭中，非難基督教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以科學的認識論，和達爾文的世界觀來反對基督教的。這就是文化上的“非基督教運動”的發韌。而直接引發非基督教運動的導火線是1922年世界學生基督教同盟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的那次會議。初期反教運動的形式僅局限於通過報刊，書籍與公開演講。此時的反對基督教言論，不免令人想起德國啟蒙運動時施萊爾馬赫所批駁的“有文化的鄙視者”。五四時期，“非基督教運動”所攻擊的恰恰是施氏所揭示的掩蓋了宗教真諦的“外殼”。

　　而在“非基督教運動”發起之後，國民革命通過政治層面，參與和支持“非基督教運動”。（12）甚至國民革命成了“非基督教運動”的推波助瀾者。（13）1924年到1927年的“非基督教運動”層出不窮，其始作俑者當歸於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利用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強化反基督教的攻勢。直至1927年國共兩黨新的危機到來，非基督教運動才逐漸落下帷幕。

　　（三）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對五四運動的回應及其歷史命運：

　　面對“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中國基督教知識分子處於中國人與基督教的兩難境地，他們既要執守五四國人的共通憂患意識，又要作為基督徒來回應非基督教運動的攻擊，為信仰作出辯護。（14）這不能不說是五四運動和“非基”運動給當時中國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一種挑戰。中國基督教知識分子以其國民的良知和基督教的信仰作出了程度不一的反應。如以護教為己任的張亦鏡對“五四”運動和“非基”運動進行四面還擊。更大有有志之士對基督教本身持冷靜的反思態度。趙紫宸主張：“中國教會乘此時期，躍入正軌，作切實光明的貢獻。”徐寶謙認為：“應付的方法是：參加反對不平等條約運動，謀求中國教會的自養自傳，對反基督教者採取虛心態度，努力改造社會。”而吳耀宗則認為：“我們現在覺得這些批評的確有它的道理，它真可以做我們基督教徒的當頭棒喝，使我們發生一種不滿與改革的要求。”（15）在這種反思回應的氛圍下，基督教新文化運動一改響應新文化運動的初衷，轉而掀起了本色化運動。1920年代的本色化基督教思想家通過福音與文化，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試圖建立本色化神學。（16）但是，這種嘗試在風雨飄搖的舊中國，只延續到1937年，以《真理與生命》停刊而宣告基督教新文化運動的失敗。（17）結語：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考察，本文已從處境化神學角度審視了五四運動與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危機的產生、發展和消長的全過程。我們不難發現，五四時期的非基督教運動給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帶來了負面效應。難怪何光滬在《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一文中對“非基”運動的評說，在當代文化界產生不少共鳴。（18）何氏分析19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那種一方面熱情歡迎“德、賽”二位先生，另一方面卻又將其介紹人視為仇敵的矛盾心理。他認為這是“民族主義情結”造成了認識的障礙與矛盾，是中國這個長期封閉的社會，在面臨外來衝擊時產生過度的自保反應。由此，何光滬斷言，1920年代的“非基”運動的激烈反基督教言論，與義和團的“滅洋”暴力，幾乎是在同一水平上的。

　　注釋：（1）朱學勤：《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載〈藍鬼快訊〉特刊，1999年10。2（總第二十期）。.

　　（2）同上。朱氏認為，五四運動自此就與新文化運動分道揚鑣了。

　　（3）在“科學加宗教”及“耶穌加孔子”的傳教策略下，基督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無疑起到傳承西方文明的先導作用。

　　（4）劉小楓主編《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96年版，296頁。

　　（5）同上，303頁。

　　（6）於1919年，由徐寶謙，胡學誠等中國基督徒共同倡導發起了基督教新文化運動，其初衷是響應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

　　（7）林慈信：《先驅與過客》，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出版，1996年版，44頁。

　　（8）同（4），306頁。

　　（9）於可：《當代基督新教》，東方出版社，1993年第1版，292頁。

　　（10）同（7），26頁。

　　（11）同上，37-52頁。

　　（12）李新宇：《國民革命與新文化的危機》，來源於http：// WWW xue shu . new youth . beida:online . com 。

　　（13）（韓）李寬淑：《中國基督教史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1998年第1版，305-308頁。

　　（14）同（7），19頁。

　　（15）《金陵神學文選》，80頁。

　　（16）林榮洪：《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會》，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出版，1980年版，99-125。

　　（17）同（7），167頁。

　　（18）何光滬：《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載《維真學刊》，1995年第3期，41-51頁。

　　（本文刊載於2002年第2期《燕京神學志》，P122—125。作者系湖南省聖經學校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