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義和團運動與現代極權主義

任不寐

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關於義和團運動似乎已經取得了廣泛共識，他們把瘋狂、愚昧、極端民族主義、暴力激進主義等判詞基本恰當地放在了那些與政府互相利用反對洋人、特別是反對基督教的農民身上。然而，正是批判農民義和團運動的這些知識分子，20年之後，發起了一場目的大同小異的文化義和團運動，這就是“非基運動”。這場運動為中國現代極權主義提供的全部思想淵源，它先使國民黨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孫中山領導的民主理想，轉為軍事獨裁政黨，後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開闢了文化道路。中國知識分子因此贏得了懲罰，其後在台灣，特別是在大陸，這些非基運動的主幹或其繼承人，當他們瘋狂、愚昧、極端、暴力地趕走上帝之後，自身首先淪為愷撒任意踐踏的文字奴隸。
一、“非基運動”是文化義和團運動
“非基運動”爆發的直接導火線是：“世界基督教運動聯盟”大會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華大學的召開第一屆大會，由穆徳（John R-Mott）主持，有32個國家的146名代表參加。會前北大、清華學生於3月19日就發表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揭開“非基督教運動”序幕。該宣言宣稱：現代的社會組織，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這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一方面有不勞而食的有產階級，他方面有勞而不得食的無產階級。而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幫助前者、掠奪後者，扶持前者，壓迫後者的惡魔！因此，“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是我們的仇敵，非與彼決一死戰不可”。宣言最後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槍”：“我們怎能不起而反對！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國共兩黨知名文人李石曾、陳獨秀、李大釗、汪精衛、朱執信、蔡元培、戴季陶、吳稚暉等77人聯名《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通電抗議學聯大會在清華大學召開，並宣稱：“我們要為人類社會掃除宗教的毒害。我們深惡痛絕宗教之流毒於人類社會十倍於洪水猛獸。有宗教可無人類，有人類便無宗教。宗教與人類，不能兩立。”同期國民黨領袖汪精衛發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謬》，影響巨大。而 4月4日，共產黨人李大釗、鄧中夏等12人在《晨報》發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聲援學生。4月9日，在北大舉行了反宗教大會，會上宣讀蔡元培的演說詞，要求宗教和教育分離。非基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無興奮地總結說：“長達6年的非基運動，把全國青年學生和知識精英都動員起來了，他們在科學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等社會思潮影響下……全國幾乎所有有影響的黨派和團體，如共產黨、國民黨、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以及許多著名學者、社會名流、知識精英都參與了對基督教的批評。” 就象前面的名單所顯示的那樣，反對宗教的態度不是“無產階級作家”特有的，它是整個時代的共同觀點。“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青年接受西方反宗教作品，如笛卡爾、伏爾泰、孔德、達爾文的著作，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來自西方的學者則熱衷於成為杜威和羅素的學生。留學英國的北大教授、科學家王星拱認為：宗教障礙科學發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胡適相信只有科學方法才是探索和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科學萬能而非上帝萬能。”事實當時是進化論領導一切，因此達爾文戰勝了宗教，而胡適和陳獨秀聯合起來有戰勝了達爾文。
“非基運動”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已經開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李大釗、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幾名重要成員：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執委會建議開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員，但遭遇到田漢等人反對而未果。 1921年他們信詢巴黎一些知名教會，討教中國是否需要宗教。歷史學家葛蘭言、小說家巴巴塞等人答覆：說宗教對原始人也許需要，但對現代人已經全然不需要了，現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學，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國》雜誌出了3期“宗教問題號”專刊，“形成了新文化運動以來討論宗教的第一次熱潮。” 在這裡“堅定的無神論者”惲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釗一樣不可忽視，這位作者先後發表了《新無神論》（1915）、《懷疑論》（1915）、《論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觀》（1921年）、《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這些文章中他斷定：“今日已為宗教之末日矣”， “宗教已成為過去之物”。他特別激烈批判了教會在華教育：“多一個基督教徒，便是多一個洋奴。”因此，“一切對於中國人的教育，都不容任聽外國人自由辦理。”
非基運動得到廣泛支持不僅歸功于于進化論迷信，也得益於民族主義思潮對心靈的占有。進化論和民族主義提供了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義 ——前者提供了科學合法性，後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為如此，非基運動是和“收回教育權運動”聯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長范源濂反對教會學校強迫學生做禮拜和讀《聖經》，因此，非基運動“政府成為最早的推動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中，蔡元培和胡適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離”的目標。1923年10月，“少年中國學會”重要領導人余家菊在《中華教育界》雜誌上發表《教會教育問題》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權”的口號。 1924年4月22日廣州“聖三一事件”使運動從知識界變成民眾運動。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創辦的《中國青年》和國民黨在廣州創辦的《民國日報》及副刊《覺悟》連篇累牘地發表大量文章支持學生。同年8月，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號召關閉所有外國在中國的學校，由中國政府控制全部國民教育。 12月25日，廣州學生在廣東大學（中山大學）集會，聽取了國民黨元老校長鄒魯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廖仲凱的演講，兩人尖銳抨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聯繫和教會學校對中國的危害。同時在長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現反對教會學校的風潮。1925年發生了“五卅運動”和“聖約翰大學事件”，使“收回教育權運動”進一步擴大化和激進化。當時廣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權運動”。在北伐戰爭期間，運動繼續高漲，幾乎所有的南方教會大學都出現了罷課和抗議活動，相當部分教會學校暫時停辦，大批外籍教員撤離中國。1927年國民黨取得政權後為了穩定局勢，強化了對教會學校的管理，如減少宗教類課程、教會學校要向中國政府備案、增加中國人在教會學校教職員中的比例等。
有人總結說：“收回教育權運動是中國人民和政府反對外國教會對中國教育主權侵奪的一場帶有民族意識覺醒性質的正義運動，其發起人和領導者主要是資產階級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以及廣大工農群眾也積極支持了這場運動。”這一總結從事實判斷上大體是不錯的。但我們也可以對這一事實做這樣的闡述：當時而幾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這一運動，惟恐追之不及，向來文人相輕、黨爭慘烈的中國政治文化舞台上，終於出現了空前絕後的大團結。這是一個奇蹟。不過這個奇蹟表面上是通過向強大的帝國主義咆哮來完成的，而實際上是通過向軟弱無力的在華教會扔石頭來實現的。這一壯舉事實上也是知識分子發揚了“站在大多數人一邊”這一實用主義傳統的結果。不過這一奇蹟並不徹底，就在幾乎所有的知識精英喪失獨立性的非基大潮中，就在基督教知識分子也被迫發動“自立運動”和“本色化”運動以馴服於多數暴政的時候，北京大學周作人、錢玄同等五位教授發表了《主張信教自由宣言》，他們堅持信仰自由原則反對非基運動。這五位知識分子捍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榮譽，儘管他們的態度因恐懼是有調和傾向的。
陳獨秀在“非基運動”中態度變化特別具有代表性，它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求真”和“求善”兩大問題上的尷尬處境，也說明了在戰爭狀態中知識分子追求真理所能達到的高度。陳獨秀1920年發表了《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它應該為這位學者贏得更多尊重——“凡是社會上有許多人相信的事體，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會上也必然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基督教的問題，是中國社會應該研究的重大問題，我盼望我們青年不要隨着不懂事的老輩閉起眼睛瞎說。……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上敗壞了。基督教根本教義只是信與愛，別的都是枝葉。”我們“要把耶穌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里，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污濁坑中救起。……支配中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來的倫理的道義。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臘以來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與愛的情感。這兩種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質的精神衝動。……中國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純情感，是我們不能否認的……這正是中國人墮落底根由。……社會上若還需要宗教，我們反對是無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來供給這需要，來替代那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儘管陳把美育和宗教混同在一起表示重視，但他關於宗教的看法是難得可貴的。他在《新文化運動是什麼》一文中說：“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更引人矚目的是，他對包括庚子教難在內的非基運動作出了客觀的評價：（這些事件）“平心而論，實在是中國人底錯處多，外國人底錯處不過一兩樣。他們這一兩樣錯處，差不多已經改去了……我們中國人回顧以前的歷史，實在是慚愧。我盼望尊聖衛道的先生們總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橫蠻！”（《基督教與中國人》）。當然，陳獨秀不是唯一對近代教案說公道的話的人，另有人在評價1870年天津教案是說：“那次教案之起因完全是由於我國之迷信過深，我國人始終未能明了教會中人對中國所作出的貢獻，以致一般民眾都會相信教會中人領去收養的孩子其實都是騙了去挖眼珠以供藥用和宗教禮節之用的誣陷之詞。這種胡說甚至遠傳至廣州。這種謠言在天津越傳越廣，以致中國人民大為憤怒，頓時集成暴眾焚毀和搗毀了許多所教堂、醫院和孤兒院，並殺害了好幾個女教士。”（容尚謙：《創辦出洋局及官學生之歷史》，1939年）事實上陳不僅為自己挽回了榮譽，也為民族挽回了榮譽。但遺憾的是，隨着20年代非基運動愈演愈烈，他開始轉變同情宗教的立場。1922年他”開始用唯物史觀解釋宗教起因”，但仍較為平和。他的疑惑是屬於神正論方面的疑惑：“一切世界人類，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為什麼又要造許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卻又養育了許多亂世的元素，這又何苦呢！”（《宗教問題》）那時他還主張宗教討論學術化，反對用群眾運動“掃蕩”宗教，只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主張收回“教育權”。但正如我們看到的，他最後開始接近李大釗等激進派的思想，並站到了“非基運動”的前沿。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精神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