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正在一個福音團契里侍奉，有一次我給這些慕道的朋友講克拉瑪伊大火燒死幾百名兒童的悲劇。一位朋友很不理解，她反對我講這些已經過去那麼多年的舊事，而且顯然有損“民族尊嚴”。我相信這位朋友以後會改變她的想法。一個對基督教真理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不可能理解生命的價值並明白愛人如己的教訓。在教會中，有一些“信徒”聲稱愛神，卻不愛人，“民族主義”等偶像在他們那裡高於個體生命的價值。我在網絡上每天記錄中國非正常死亡案例，目的並不是要把中國的醜惡公布給世界，而是把基督教尊重生命的觀念展示給國人。今天，中國幾乎每天都發生一些礦難，無數家庭遭受滅頂之災。整個國家對此似乎無動於衷（從官方的相關報道就看得出來），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對生命的敬畏。一個世紀之前，一位法國的工程師問他的學生說：“什麼是礦坑中最寶貴的東西？”在學生們列舉了各式各樣的礦物之後，他修正他們說：“礦坑中最寶貴的是礦工。”這一種對人類生命的觀點，是只有當人被耶穌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動之後，才可能具有的。今天，當普通中國人抱怨數不勝數的生命災難的時候，是否想起20世紀初那兩場滅神運動了呢？誰不在其中呢？我相信這種判斷：在基督出生之前，這星球上的人命是極為不值錢的。在受基督教影響之前，人的生命是可以被犧牲的。即使是今天，在末被基督或基督教打動的世界各地，生命都仍是極不值錢的。在信仰基督的社會，殺嬰和棄嬰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會在這地球上和中國開始設立棄嬰之家、孤兒院、托兒所。基督教響應耶穌的教訓（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馬太福音19章 14節）讓孩子在人的心中重新獲得重視。透過祂的教會，耶穌終於了結了殺嬰之事。祂解放了奴隸、尊重囚犯、殘障者和婦女。祂在這世界上建立了醫院、學校，慈善機構、和秩序。在受到基督教影響之前，女人的生命也是相當沒有價值的。這些人是誰呢？她們就是我們的母親、姐妹和女兒。可悲的是，今日擁護女權的人並不將之歸功於基督和基督教，或者她們對此完全無知。中國人和日本人是比較尊敬老年人的民族，不過也是在基督教傳入後，才開始有為老人家蓋養老院的觀念。在 “黑暗”的中世紀，整個社會都在幫助窮人。1855年，“紐約觀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報導道：“無信仰者大聲疾呼它的博愛主義，但是卻是由宗教在執行這項工作。” 是的，在基督來臨之前，人命是十分卑賤的！沒有基督就沒有良善可言。
因此我們在魯迅和胡適身上看不到愛。他們擁有的是深刻的仇恨和邏輯力量。魯迅是中國的尼采，他與毛澤東在精神上是血脈相連的，這一點毛沒有誇大或者說謊。 “巨人”觀念是一種精神病，但它是為人的驕傲服務的。它需要給人仰視超過需要別人的解放。他甚至可以販賣抒情和苦難來贏得驕傲，但當這一切不能成就的時候則轉化為巨人的孤獨和仇恨。我們今天在魯學的傳人中都能看見這種精神病症。這種巨人妄想症從老子和孔子時代就成為中國心靈最大的精神枷鎖。胡適代表了中國精神另外一種極端，其本質同樣是驕傲，或致命的道德自負。胡適所為的“不朽”只有在有神論的基礎上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只能解釋為“我想不朽，我想故我在” 這種語言遊戲。胡適對中國非基運動的“貢獻”不低於魯迅，而且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因此值得稍加分析。
尼采之於魯迅，無過於杜威之於胡適。從杜威那裡，胡適給中國人介紹了一個不真實或者歪曲的美國，而這種美國觀念，今天仍然統治着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思想。如果這個世界仍然是美國中心的，如果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美國式民主，那麼胡適對中國心靈的影響要遠超過只是到過日本的魯迅。杜威是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的第一位會長。他是簽署第一份人文主義者宣言的人，他不信基督；事實上，他覺得基督教是美國公立教育制度中最需要解決的一大困難。杜威的影響是很大的，他通過胡適等人對中國的影響更大。這有歷史上的原因。杜威發揮影響的時候，正是中國第一輪“改革開放”的時候，在他之前和之後，中國人沒有機會了解更多的與杜威思想完全對立的美國精神。人們也只知道杜威對教育的貢獻。但他們不知道，在杜威之前，美國在二百多年間的基督化教育之下，全國只有百分之四的文盲比率，而今日公立和漸增的世俗化教育下，文盲比例是百分之卅二。杜威的美國，更準確地說，胡適的美國，不是真實的。或者不是主要的美國。
另外一位影響中國非基運動領袖人物的是羅素。羅素是一位反基督教人士，也是當代傑出的哲學家。他寫了《為什麼我不是一個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一書被非基人士反覆引證。但是，人們可能不知道，羅素曾說：當你接受進化論科學思想時，生命就是無意義的。那麼到底他為什麼不相信神呢？是因為科學和哲學證明神的不存在嗎？不，乃是因為神的道德觀念和他的罪相牴觸的緣故。羅素結過數次婚，也離了數次婚。一位判決允准他妻子求去的法官說，他是一名無賴，沒有一個通姦者會做出那種通姦的行為。他不要成為一個基督徒——他拒絕悔改，而神的道德觀念和他的罪牴觸。
但人們必須明白，那種專制主義心靈，或者說儒家傳統給人的“致命的道德自負”，無論在魯迅身上，還是在胡適身上，或者在“國學”身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政治自由的邏輯起源是人的的普遍原罪，有趣的是，在中國，各方非基人士反而把自由的根基建立在人的完善或者尊嚴上，這對於胡適等歐美派知識分子來說尤其讓人難以理解。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魯學、胡學和國學最近的爭吵，這場文化界的三國演義通過“鄭家棟事件”而頗具影響。
首先我們看到，鄭家棟出事了，文化人興奮了。換句話說，一個文化人出事了，千百個文化人站出來，這種現象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儒者氣象”除了通過自我陶醉來表象以外，另外一種方式就是通過對“墮落性事件”的高談闊論和見獵心喜來顯示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和智力優越感——謙卑及寬容，或者意識自己不過也是一個罪人（甚至在法律上或所謂輿論上），這種基本的宗教看見是從來沒有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僅與人民群眾一樣興奮樂於用石頭把抹大拉的瑪利亞砸扁，她還要利用這種痛擊或參與群眾暴政，同時使自己在別人的屍體上跳舞，或者借着別人下落上升——我與群眾比起來是多麼的高屋建瓴，特別是我與那個牆倒眾人推的可憐蟲比起來多麼的聖潔無暇。
“鄭家棟事件”首先當然是國學派的醜聞，但知識分子的反應尤其耐人尋味。徐友漁先生可以視為胡適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及時發表了《“鄭家棟事件”與儒學無關》一文（原載世紀中國）。但這一評論屬於“看上去很美”，想起來卻可愛的那類。徐先生正確地告訴讀者說，鄭家棟事件本來不值得成為事件，因為個體性的事件或“私人問題”與學術批評無關。然而，對於這個不值得成為事件的事件，徐有漁先生還是把它寫成了事件。這只能說明，徐有漁先生是高度重視“鄭家棟事件” 的“工具價值”的。在這種虛己的重視中，“私人鄭家棟”與“私人徐友漁”被黑白分明地分割開了，“私人徐友漁”與“私人鄭家棟”不僅在道德上高下立判，而且“公共知識分子徐友漁”還要告訴公共領域，對“鄭家棟”這樣道德墮落的私人（或者道德階級敵人）進行關注，完全是不值得的。
相對來說，崔衛平的道德文章（《把儒學從儒學家手中解放出來》，原載《新京報》）可能屬於魯學範圍內的文字（當然她自己肯定反對）。崔女士通篇文章重複了以哈維爾的名義鼓吹毛式“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一習慣，那種道德上欲置人於死地、又踏上一隻腳叫人永世不的翻身的氣概，實在令人恐懼。當然，腳踏鄭家棟是“不值得重視”的次問題，值得重視的主問題是，“我腳踏鄭家棟”。換句話說，讓評論家重視的永遠不是鄭家棟有多壞，而是崔衛平們有多好。
“崔衛平們有多好”是中國文人千古不變的理想，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利益追求。這種文人精神一方面需要通過文學抒情把自己想象為多好，因此它堅決反對基督教人人有罪，按本性人都該下地獄這種深刻的內省；另一方面，她有“道德墮落事件饑渴症”。也就是說，她需要甚至製造放大道德敗壞事件，通過並只能通過把這些不道德事件對象化從而確證自身。儒家道德的荒謬之處在這個地方，為了證明自己是君子，就必須把別人論證為小人，或者說，它為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標特別需要小人的存在，而並非象她自己所標榜的那樣，它是為了培養君子的。儒家實在是製造他人道德醜聞的小人之學，而這種深刻的道德敗壞又堅定地根植於資源的競爭，道德上的征戰是為了捍衛食物利益和敵人意識的。
因此，“鄭家棟事件”可以視為“鄭家棟現象”，它確實顯示了儒家文明在內的邏輯悲劇，只不過這種文化悲劇主要不是通過鄭家棟們顯示出來的，而主要是通過 “徐友漁崔衛平”們表現出來的。這種現象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具有普遍性。文學派和自由派以道德文章毀人立身，這表明“三國”實為一族。是為非基一族。
如果中國的心靈仍然為非基主義的魯迅精神和胡適思想占據的話，中國遭遇各種苦難、紛爭和互相踐踏，無法擺脫專制是不奇怪的。如果說西方正在為19世紀的非基運動在20世紀接受懲罰，那麼中國正在為20世紀的非基運動在20世紀和21世紀接受懲罰。中國革命之後所發生的一切，與法國革命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何其相似。中國知識分子在今天理直氣壯的無神論呼喊，與十九世紀那些理性主義或非理性主義喧囂何其相似。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神在歷史中，不僅表現在中國非基運動大潮興起的現代，也主管着中國古代的歷史。人們應該記得，康熙開始的百年禁教，這一百年，正是中國與西方進一步拉大差距的一百年，中國在禁止福音的同時也禁止了科學和民主，整個國家處於全面危機之中。中國的歷史就是不信者被懲罰的歷史。最近網絡上有一併篇被廣泛轉載的文章，《中國歷史上的15次人口滅殺》，作者不清楚是何人。有意思的是，他在開篇處“複製”了《災變論》中的一段話：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日子都在血雨腥風中飄搖，每一個心靈在皮鞭和飢餓的恐懼中顫抖——於是，每一個救世主先後揭干而起了。中國的專制主義誕生於中國的災亂之中。僅以戰爭為例,在商朝的《卜辭》中就記載了各種戰爭61次。而據《春秋》記載，在春秋時期242年間各種戰爭448次。到了戰國時期，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222次。